1995年4月16日，联想第10万台电脑走下流水线，它是以星座命名的“宝瓶II型”，编号196007。围绕着这台机器的宣传活动早在月初就已在全国展开，广告词为“用户是联想的上帝，联想向上帝请教，第10万台联想电脑去向何处”。反馈者达到上万人，人们纷纷集合在联想这个民族品牌的大旗下。
正如李勤所说：“联想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不单是联想人的联想，而是社会的联想。第10万台联想电脑去往何处，也不单是一个企业行为，而是一个社会行为。”
这台寄托着中国人无限自豪感的电脑最终送给了陈景润，那个20年前和柳传志在一个办公楼的数学家。捐赠仪式有个振奋人心的标题：“十年辉煌创业路，十万精品满神州”。
90年代的中国，“市场推广”概念开始出现。
随后，“联想电脑快车1995中国行”拉开帷幕。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联想电脑快车跑遍大江南北，联想的旗帜飘扬在至少300个城市的科技馆、文化宫、机关、商店、广场和街头，上面写着一行大字：“掌握电脑是21世纪人才的身份证”。联想内圆外方的蓝色商标也让数百万计的中国人记在了心里。
联想作为一个民族品牌，正在慢慢深入国人的内心。
1995年末，世界贸易组织正式取代“关贸总协定”，刺激了中国的开放进程。江泽民在日本大阪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将进口关税降低至少30%，涉及6000多种进口产品中的至少4000种，还将取消174种产品的配额许可制度，而这一切将从1996年开始实行。
有位记者当时采访柳传志，问他：“如果中国完全没有自己的民族工业，说到底又会怎么样呢？”
柳传志瞪着眼睛回答：“说到底又会怎么样？没有什么怎么样，任人宰割罢了。”
《联想风云》中提到当年春天结束时，源流资讯调查传播有限公司提交了一份让人激动的报告，他们在消费者中开展普查，尽管拥有电脑的家庭只占总数的9.3%，但还是有相当多的人在使用公家电脑，所以有16.1%的人说出了自己“最喜爱的电脑品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联想。
1996年9月9日，北京联想与台湾宏碁集团同时宣布，两家公司将联手行动，开发新一代的个人电脑，并取了一个让人激动的名字——“全民电脑”。
自从9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商品供不应求的情形，普通百姓口袋里的钱就成了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商家对消费者怀着信徒面对上帝时的敬畏之情，献上最好的商品，再加上微笑、循循善诱和百般奉承，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迫老百姓购买不愿意买的东西。
“全民电脑”的设计理念是：“以成熟产品技术寿命的延长来获取挑战更低价位的机会，以尽可能低的价位来换取更广泛的消费群，使更多的普通百姓能够运用和掌握电脑，享受信息社会带给人们的效率、便利和乐趣。”其实，简单来说，“这是真正为中国百姓设计的电脑”。
柳传志与宏碁电脑集团董事长施振荣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的豪华大堂内，共同为第一款“全民电脑”揭幕，并宣布它的最高配置售价为9000元，最低的只要4988元。这个价格打破了当时市场上名牌电脑的价格底线，人们完全可以预期它将对市场形成巨大的吸引力。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在以每天1000台的销售速度度过第一周后，订单越来越多。
当然，这件事的意义远非如此。柳传志说：“我们与宏碁的合作是一种策略性的联盟，台湾一支、大陆一支，双方共同开发销售，所以我们的第一款全民电脑叫‘双子星’。从电脑的名字看，我们的合作就意味着海峡两岸的携手并进。”
1996年11月，柳传志又开始策划新的未来。他率领公司的高级经理们访问美国，到达硅谷时开了一天会。大家讨论着联想两线作战的现状，南方战场的香港联想连续两个财年的亏损累计达到24500万港元，只能靠贷款勉力支撑；ASt微机衰败，主机板卡的销售量下降62%；公司并没有新的业务方向跟进，仅凭修补无法恢复赢利能力。
柳传志意识到，需要采取更加彻底的措施——“把北京联想的资产注入香港联想”。这是他权衡过“北京联想把香港联想买过来”后最初的决定。他说：“这是最好的整合，我们把北京联想的业务装到上市公司，合并在一起，形成一个中国联想。”
他知道，这是唯一能够拯救香港联想的办法。他有银行贷款，可以暂时填补香港联想的亏损。中科院和国有资产管理局也都对整合的决定给予了支持。
柳传志虽然有些难过，但毕竟这招帮助联想闯过了最难的一关。最终的决议在1997年2月3日的北京联想总部大楼505室形成：
——把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合并为中国联想。
——具体做法如下：把北京联想业务的主要部分通过资产评估，以该部分资产购买香港联想的股票。
——整合后的北京联想将成为香港联想的绝对大股东，所占股份将由原来的42%上升为60%。
董事会将合并后的公司大权赋予柳传志，他成为中国联想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首席执行官。董事局中除了李勤和曾茂朝之外，还有杨元庆、马雪征和郭为。对年轻人来说，这个位置意义重大，它强烈预示着公司未来的权力格局。
1997年的中国，大事频频。邓小平在春天去世；香港在夏天回归中国；秋天，五年一次的党的代表大会召开。
次年春天，朱镕基上任，他满面春风地迎接着数百名记者的目光，他讲到了改革、发展、信念、阻碍和风险，讲到“科教兴国”，讲到“新的机制”，讲到“开放中国电信市场”，讲到“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人”，还宣称，“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既有悲剧色彩又鼓舞人心的话语的感召下，整个中国都激昂起来，一下子变得像初生牛犊一样勇敢无畏。
朱镕基召见柳传志，希望他能谈谈中国企业的问题。柳传志不客气地谈道，国家政策和制度不断变化，这给企业带来巨大“风险”。
他对总理说：“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走过的路，会有高兴甚至自豪的感觉，而回忆当年面对风险的时候，每一次都是战战兢兢，甚至会吓出大病。”柳传志大脑里闪现出创业之初那段艰难的历程，继续说道：“在我们所冒的风险中有两类，一类是商业风险，一类是政策风险。在中国，不管是多好的人，只要你想办成企业，政策风险是非冒不可的。”
柳传志举了自己亲历的例子，当年中央政府征收高额奖金税，自己如何偷逃税款又如何被处罚。这次谈话事隔数月后，政府便把这个税给取消了。
柳传志当时的另外一个身份是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当选的第一件事，就是说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者，把几百台联想电脑搬进人民大会堂。这两个会议每年都开，会场一直使用外国品牌的电脑，也没有谁觉得异常。现在柳传志走进来，一看就不顺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不使用国产品牌，还说什么振兴中华？”
他知道，把联想电脑搬进人民大会堂当然不是为了增加销售利润，而是某种象征意义。
此时，联想的品牌价值已经超过了40亿，在《关于中国最有价值品牌的研究报告》中，联想是唯一入选前十名的计算机品牌。
这一年，柳传志开始被国内媒体赋予了这样的头衔——“中国信息业的教父”，而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全球25位最有影响力的商界领袖”排名中，他被列在第14位。
1999年，柳传志在广州会晤了全球电脑界的大腕比尔·盖茨。他来听比尔·盖茨的报告《感受数字生活》，还想接过这个口号并且把它变成自己的产品。
比尔·盖茨满怀激情地歌颂数字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业务的通信量每100天翻一番。全世界互联网用户在1994年是300万，到1998年有了1.53亿人。上网用户的普及，在美国和加拿大为29%，在欧洲为5%，在亚太地区和南美地区小于1%，在非洲只有大约100万人在上网。中国有210万人上网，普及率小于2%，其个人电脑普及率也小于2%，但有成熟的消费电子市场，还有不可思议的4000万VCD市场。”
当天下午，中国计算机市场上出货量最大的硬件公司和全世界最大的软件公司宣布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诸如掌上电脑、机顶盒一类相当具体的项目上“有更深入的合作”。为了表示诚意，柳传志在会晤结束时，把联想中央研究院和微软中国研究开发中心的第一台基于indows CE的掌上电脑送给比尔·盖茨。
柳传志曾对中央电视台记者说：“让我从一个普通中国老百姓的角度，谈谈为什么尊敬比尔·盖茨先生。个人计算机正在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的影响，我80岁的母亲就能通过个人计算机给她的孙子发送邮件，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微软推出了indows这种以图形为界面的操作系统。没有微软的努力，个人计算机绝对不会像今天这么普及。”
在历经了亚洲金融风暴、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签署协议、国庆50周年庆典后，站在世纪转折的起点上，联想内部确定了15年来的15件大事：公司初创；进军香港；汉卡获得一等奖；组建联想集团；江泽民和李鹏视察公司；香港联想上市；微机事业部诞生；联想微机销量占国内首位；京港整合；百万台电脑下线；改造计算所；跃居“电子百强第一名”；在港成功配售股票集资9.36亿港元；以8.5%的市场占有率在亚太地区夺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