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有一些很特殊的时刻，发生了一些当时看起来很重大的事件。人们自以为对此进行了精确的分析和解构，但放眼10年，20年，并且勾连于更久远的历史纵深，突然会发现还是低估了这些事件的爆炸力和穿透力。它们就像魔力无穷的指挥棒，不仅策动着世界政治的风云变幻，还深入影响着个人的命运，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普通人。

    1972年，中美重启交往大门，就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新的时代开始了，历史的发展悄然改变。这不仅意味着世界政治格局由此开始的深刻变化——到今天也没有结束，在某种意义上更意味着中西方新的交流和接触，就像两个性格相去甚远而且误会重重的巨人谨慎地开始了新的对话。事实上，在一个已经用飞船探索宇宙，用飞机和电缆线沟通得无比容易的时代，地球已经狭小得可以用“村”来形容，无法想象一个最强大的发达国家和一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却老死不相往来，这无论对两个国家还是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悲剧。

    1972年，宛如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水面，激起层层涟漪，许多人的命运因此产生了一些波动，甚至由此走上一条别样的道路。构成涟漪的人物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无疑都是构成大历史的水花，区别仅仅在于这些水花的大小而已。这些人中，有的名噪一时，有的声名不彰，但他们都见证并促成了30年激流澎湃的历史大河。如果我们对此30余年间的中国人物耳熟能详的话，那么换一个维度，看一看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发生过契合的外国人，看看他们与中国的故事，读读他们在中国的心路历程，了解他们眼中的中国变迁，也是一件颇有意趣的事。

    尼克松与周恩来握手的时候，“二战”传奇英雄乔治·布什仍处于战败的沮丧之中，此前四个月，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他没能阻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他的情绪很复杂，一方面“对现场发生的一切，我的感觉不仅仅是悲哀之极，简直可以说是厌恶之至”。但另一方面，“无论我个人对驱逐台湾持有何种感情，从长远的观点看，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与之进行外交接触都是显而易见的明智之举”。尼克松和周恩来的握手，无疑对布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两年后，他选择到中国担任第二任驻华联络处代表。他们一家在中国过得很愉快，包括他们的儿子小布什。可以想见，两位布什，三任美国总统在考虑中美关系乃至全球性的事务时，也许会想起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

    此时，联邦德国的国防部长施密特同样密切关注着这一历史性时刻，他为自己的远见感到自豪，因为“1971年，我曾敦促维利·勃兰特建立波恩与北京之间的外交关系。1972年秋，早在美国采取这一步骤之前很久，这种外交关系就建立了”。施密特将在三年后访华，那时他已是联邦德国的总理。

    此时，一位刚刚登上政治舞台不久的德国青年施罗德对中美关系的这一幕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读了一些马克思的著作，在西欧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他就是积极的参与者和组织者。26年后，他将成为第七任德国总理。

    此时，一位28岁的英国青年彭定康成为英国保守党主席的私人助理兼政治秘书。来自中国的消息也引起了他的注意，但他更多地只是将此作为研究国际形势的一个非常一般的素材。他没有意识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末代港督，为了“使英国在当时的环境下尽可能享有尊严并体面地退出”香港，他做了一些并不很讨人喜欢的事。

    此时，一位美国作家已经逝世了6天，他发表的最后一篇“内幕新闻”是关于毛泽东在1970年对于中美关系的谈话，核心内容是：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吗？

    这件堪称作品的新闻在中美建交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有这位美国作家的墓，中国元帅叶剑英题写了墓碑——“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斯诺在生前写道：我爱中国，我愿在我死后把我的一半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美国抚养和培育了我，我愿把我的一部分安葬在哈德逊河畔，日后我的骨灰将渗入大西洋，同欧洲和人类的一切海岸相连，我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几乎在每一块土地上，都有着同我相识的善良的人们。

    遵照斯诺的遗愿，他的妻子将他的一半骨灰带到中国，另一半骨灰安葬在美国哈德逊河畔。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也许还有未来，斯诺都是少有的具有大情怀的人，他对世人抱有真正的情感和宽容，美国政府因为他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热爱迫使斯诺远走他乡，但他即使到了最后仍对祖国抱有深深的爱。而且，他的确实现了他所说的连接中外人民的善良愿望，他曾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美国人，也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他的著作影响了很多西方人，包括一些政治家和许多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比如我们在开头所说的那个11岁美国男孩。

    这个男孩是一个独生子，由于他的调皮，父母认为一个孩子就够了，不能再生了。这是一个具有艺术氛围的家庭，父母都出身于美国演艺界。文艺的环境培养了这个孩子的文艺气质，他喜爱绘画，也喜爱中国菜。

    父母经常带他到纽约唐人街吃中餐。大红的灯笼，佛龛里神秘的中国武将（关公），墙上挂着不知名的中国皇帝像，两根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却可以夹起任何食物的筷子，鼓着肚子的中国饺子，余韵悠悠的中国民乐，穿着唐装的和气中国服务生，这一切都让这个美国男孩对那个万里之外的国度充满了好奇，一个能用最简单的东西（筷子）进行世上最复杂活动（西方用餐的食物少而器具复杂，中国菜内容繁复而器具简单）的国度，到底是什么样子？

    然而，让他困惑的是，美国媒体所渲染的中国与他想象中的似乎完全不一样，那些衣冠楚楚的节目主持人或者专栏作家以专家的口吻，竭力试图说服受众：一个以邪恶的龙（在西方人的文化传统中龙是邪恶的）为图腾的民族，难道会是什么善良的民族吗？一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难道会是什么爱好和平的国家吗？

    事情真是如那些从未到过中国的“专家”所说吗？尼克松访华拨开了太平洋上的重重迷雾，让这个小男孩看到了精彩的一幕：

    尼克松受邀观看芭蕾舞《红色娘子军》，西方表演艺术与中国故事相结合的这朵奇葩令尼克松感到新奇。他问陪同人员此剧的导演、编剧和制片是谁，他得到了一个有趣的答案：“人民集体”。尼克松愣了一下，接着连声自语：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的确很有意思，在一个讲究个人利益、突出个人力量、崇拜个体英雄的国家，人们没法理解中国人对于集体主义的弘扬和珍视，这是两种价值观的差异，源自两种迥异的文化基因。5000年来饱经沧桑、承受了人世间所有苦难的中华民族，对于集体力量的信仰是深入骨髓的。与此相比，承续欧洲文明且别开生面的美利坚民族只有300多年历史，日子过得顺风顺水，于是自信阳光普照，仿佛人人都是上帝的使徒，力量无穷。

    不过这个小男孩还没有如此深刻的领悟，他只是本能地感受到一片前所未知的新天地在向他招手。他一头扎进了书海，在少得可怜的关于中国的图书中，斯诺的《西行漫记》显得非常醒目。9年之后，他开始了他的探寻，并从此和中国结下永久的情缘，他有了一个中国名字：龙安志。

    20世纪70年代中期，那个美国小男孩龙安志在书中寻找着中国印象。

    中国引发了他对一系列特殊人物的兴趣。他读毛泽东、胡志明、切·格瓦拉，他认为：“他们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领袖，他们发挥思想，就是想把人的那种不好的生活改变过来。”他尤其喜欢毛泽东，以搜集毛泽东英文著作为乐事。在他看来，毛泽东了解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他的许多思想对现在仍有指导意义，包括对中国社会的问题和优势的看法，国际问题跟国内问题的关系，特别是三个世界的理论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龙安志对社会主义制度很感兴趣，因为他觉得美国社会有很多弊病。这个观点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欧美各国青年中非常风行，冷战与霸权、战争与鲜血尤其令二战后出生的年轻人难以接受。当中国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欧美各国的青年们在质疑西方的价值观，反对霸权和战争。虽然中国的“文革”与他们的革命完全不是一回事，但他们把“文化大革命”浪漫化了。欧美的年轻人举着红宝书涌上街头，宣泄他们的不满和叛逆，成了当时很具经典性的历史镜头。

    龙安志从斯诺的《西行漫记》开始了解中国，他喜欢斯诺笔下的延安：在物质艰苦的地方战斗着一群精神富有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单纯、热情、乐于奉献和牺牲，为了在地球上建造一个公平、正义的天堂而不懈地努力着。

    斯诺的描述让龙安志想起了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作品《消失的地平线》中对于神秘的香格里拉的描写。同样是一片净土，但人们并没有与世隔绝，了解现代科技和文明；人们不偏激，富有激情和生活情趣；那里可以躲避战争和经济萧条以及污染，实在是人类的诺亚方舟。

    香格里拉在中国吗？这个疑问一直纠缠着龙安志，可能伴随他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