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北京市秀水北街3号的美国驻华使馆大厅里，很多人都排着长队，争抢着申请签证出国；而在旁边的窗口，只有一个女子，在填写《志愿放弃美国绿卡登记表》，理由一栏写的是：留在中国搞环保。廖晓义的身后空荡荡，她的每一次选择都与众不同。
她说，放弃绿卡对她有着划分人生阶段的意义。因为这是个“摘帽子”行为：考取中山大学研究生，就是不想被人看轻她“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同样，她此刻也不想被人误解为在美国无所事事才回到中国搞环保。还有一个原因，她看了一个电视剧《绿卡族》，她很不喜欢这个称谓，这更加坚定了她做个“环保人”的决心！
放弃绿卡，让她想起了已去世的父亲，心潮起伏。
1993年夏天，廖晓义第二次办理赴美探亲签证，准备申请绿卡。出国前，她专程到成都向父亲告别。离开成都时，步履蹒跚的父亲坚持到火车站送她，孤零零地伫立在月台上，望着火车渐渐远去。岂料这竟成了他们父女的永别。
1994年早春二月，卢光特病危入院。守候在病榻前的两个儿子征询他是否将在美国的大姐叫回来，见上最后一面。卢光特摆摆手，叮嘱两个儿子：“千万不要影响你姐姐申办绿卡。”
2月18日夜晚，老人心情平静地交代两个儿子要将他的骨灰撒在他寻找党的路上，然后默默地辞世了。
时隔很久，弟弟才将父亲去世的消息通知已拿到美国绿卡的廖晓义。惊闻噩耗，正在当保姆的廖晓义悲痛不已，僵卧在地板上任由泪水滚落，任凭那个一岁的小男孩爬到她身上，用小手抚摸她的脸颊……
1995年，廖晓义回到祖国，从事绿色环保事业，因每年不能在美国住满6个月，手持的绿卡随时可能被注销。她深知这张小小的绿卡倾注了父亲对女儿的最后一片爱心，可是为了地球“母亲”，她最终还是到美国驻华使馆毅然注销了绿卡。
廖晓义不后悔。她相信已秉承了父亲理想主义的血脉，不会让父亲失望。她所做的关于“地球村”的事业，总有一天会彰显它的全部价值！
廖晓义的“地球村”创建于1996年3月，全名叫“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这是廖晓义期待已久的一个心愿，也是酝酿长达4年之久的目标。
早在1992年，廖晓义第一次去美国待了三个月又回来，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绿色访谈录》。这期间，她听说著名学者梁从诫打算成立国内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并且召开了一个草地会议。廖晓义很想参加，但是由于当时正为拍摄《绿色访谈录》而弄得焦头烂额，最后无奈错过了。
1993年，北京首次申办奥运会。据媒体报道，当国际奥委会官员问及中国有无民间环保组织时，我方代表团竟不知如何作答。这件事深深刺激了廖晓义，她开始考虑要在中国创办一个民间环保组织。
那时候，中国创立环保组织还只是政府行为。从1978年起到90年代初，国内的环保组织，诸如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华环保基金会、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等，都是由政府部门发起成立的。极少有人能够理解民间组织的内涵，也不知道它能做什么。改革开放冲破了单一官办社团的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需要成为民间社团生长和发展的土壤。
1993年6月5日，当梁从诫、杨东平、梁晓燕和王力雄等人举办中国首次民间自发的环境研讨会——“玲珑园会议”时，廖晓义正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猛攻英语。
1994年3月31日，“自然之友”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诞生。“自然之友”支持政府保护环境的各项政策、法规和措施，尽可能多地予以配合和监督。此时的廖晓义正在制作《地球的女儿》，无暇东顾。
1995年，返回国内的廖晓义忙着《环保时刻》，为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作最后的冲刺。
1996年，中国农业大学国际环境中心的李小云为廖晓义无偿提供了一间房，有了安放理想的栖息地，廖晓义于同年3月8日注册了“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地球村”是以环境保护为主旨，不以营利为目的，虽不具有行政权力，却可以为社会提供环境公益性服务，成为推动中国和全球环保事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力量。
“地球村”的基本理念是“立足社区”，要做社区群众的观念转变工作，即环境保护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污染治理、生态建设，都需要公众参与，而环保第三方面的内涵——绿色生活则是公民和政府的共同行为。想要建绿色社区，选择绿色生活，必须从身边小事做起。使用节能灯、节能水、无氟电器、无磷洗衣粉，不吃野生动物，少用一次性制品，垃圾分类，绿地护养，购买绿色食品，珍惜纸张，少用贺卡，以自行车族和公交族为荣，支持发展公共交通工具，从我做起，监督他人的不环保行为。
从此，廖晓义更多的时候是脱下职业装，到社区、家庭主妇和孩子们中间去，一点一滴地倡导中国人自己的绿色生活模式，推行绿色社区理念。
1996年12月15日，北京西城区大乘巷的王庭蕴找到“地球村”，说街道居民看了电视节目《环保时刻》都很受启发，愿意尝试将垃圾分类。于是，廖晓义便亲赴大乘巷讲演示范。就是从那天开始，三个红色的塑料桶矗立在街头巷尾，废纸、垃圾、玻璃分类投放。大乘巷的这些红色塑料桶成了中国公民走向绿色生活的醒目路标。
1997年6月，北京宣武区环卫局局长张鸿声风风火火地赶到“地球村”，希望在宣武区尝试将垃圾分类。廖晓义和同事来到槐柏树街，一一向居民示范垃圾分类的处理方法：绿色桶装生物垃圾，黄色桶装非生物垃圾，红色桶装弃土类垃圾。为了能让老百姓感受到绿色生活的广阔前景，廖晓义又不辞辛劳地带着他们参观了再生资源分选站，废塑料经过处理即可变成建筑业用胶。在“地球村”的实验田里，经过24小时发酵后的生物垃圾里种上了绿色无污染的蔬菜。时隔不久，“地球村”把这些鲜嫩的圆白菜、生菜送还居民，不少群众惊叹不已地问道：“这么好的事情，怎么不早点干呢？为什么不在全国推广呢？”
1998年夏天，在一位美籍华人的资助下，北京“地球村”终于建立起3000亩的“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基地”。在基地里，设有三色分类垃圾箱，垃圾箱旁还设有垃圾分类意义的指示牌。40多户农户选择了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种田不施化肥，生活垃圾实行分类处理，凸现了21世纪中国农民的崭新形象。在奠基仪式上，有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先生、世界自然基金会主席郝克明及当地政府和环保企业的有关领导，更多的是踊跃参加的市民和学生。环保——这一阳光下的事业，正在人们热情和良知的托举下放出熠熠光辉。
1999年4月23日，即“地球日”的第二天，由政府管理的全国首家垃圾分类清运回收系统。
从1996年到1999年，3年来廖晓义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她拍环保、说环保、呼吁环保，在北京、西安、重庆、成都、石家庄等地的机关、社区、学校作了上百次的环保讲演，发表有关环保方面的论文和文章40多万字。为了让环保走进生活，“地球村”和国家环保总局共同审编了《公民环保行为规范》、《儿童环保行为规范》。在卷首语里，作为主编的廖晓义这样写道：“21世纪，环保行为意味着一个人的素质和教养，环境质量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尊严和力量。”
通过大众媒体和现场活动，“地球村”一直在传播这样一个理念：环境问题与生活方式直接相关，我们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拯救环境。传播绿色文明，动员公众参与，廖晓义和她的“地球村”从生活方式入手，从一点一滴入手，弥补了政府行为的不足。与此同时，作为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代表，廖晓义多次参加在美国、英国、日本、挪威、印度、巴西等国的重要环保会议和活动，成了民间“绿色大使。”
最令人难忘的当属和克林顿总统的那次“交锋”，中国女性的睿智和尊严赢得了美国总统的敬重。
1998年6月27日，克林顿访华期间，廖晓义应邀参加了中国妇女与希拉里·克林顿的女性圆桌会议。临近尾声时，廖晓义终于抓住一个与美国第一夫人交谈的机会，她操着流利的英语对希拉里说：“过几天，我将在桂林看见您的丈夫。”
“是吗？”希拉里惊奇地瞪大了眼睛。廖晓义点点头，颇带几分自豪地介绍着自己的事业：“我从事的是以妇女为主的民间环保事业。我认为，中美两国的妇女都应在环保交流上多做些事情。”
“我赞成！”希拉里热情地说，“我丈夫对人类生态与环保的关注绝不亚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关心，我期待着过几天再次见到您……”
5天之后，在桂林七星岩古式凉亭，美国总统与中国7位民间人士举行的有关环保问题的圆桌会议上，廖晓义谈到生活方式的话题：“希望中国老百姓不要重复你们犯的错误，太多私车，太多一次性用品……”克林顿频频点头，说：“我要把这些想法带回去，中国有很多学习的东西，像科学、民主并不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就是你们应该效仿的，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得到了全世界包括本国内的环保人士的批评！”
廖晓义说，“我们是个人均资源小国，如果我们选择跟你们那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就是自毁家园，不用别人来打我们，我们就成了生态难民。”
2000年初夏，廖晓义应邀访问美国硅谷，与全美一流的科学家、公司总裁和作家轮流上台讲演。对这片主导微电子世界的梦幻之谷，廖晓义直言不讳地说：“美国硅谷虽然实现了人类的光荣与梦想，将人类引进了高度数字化的时代，但是对不起，我不喜欢你们的生活方式。你们的转基因食品，在美国还在争论不休却销往中国。美国消费主义全球化，对人类来说只能是一场灾难。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可持续消费的全球化，这是我们的共同使命。否则，人类终究会失去最后的家园……”
台下的数百位科学家和公司总裁都纷纷站起来给廖晓义鼓掌，一直等到她走下讲坛落座之后，才一一坐下。
廖晓义永不疲倦地推动公众参与环保终于修成正果。新千年后，地球那端的一项最伟大的荣誉，向她频频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