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以前，每一个认识陈哲的人提起他时都知道，他是一个工人。准确地说，陈哲是首都钢铁公司第五电工队的一名电工。但是，陈哲却感觉自己越来越不像一个工人了。
1970年，陈哲中学毕业。同学们都要“上山下乡”，他被照顾进了“首钢”。
其实他很想去插队，因为他一直喜欢农村，喜欢那里的蛐蛐，喜欢那里的蚱蜢，喜欢在地里拔草种菜的那种感觉，喜欢和那里的老头老太太聊天。但学校告诉他，让你去哪儿就去哪儿，让你带队去工厂你就去工厂。他知道，学校是出于实际考虑。出生在“单亲家庭”的他，6岁那年，母亲在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得了重病。家里那么穷，你还不进工厂养家糊口？
他还记得原先对自己的要求——在哪一个岗位都一样，在什么岗位都要做好，都是革命需要。他进工厂时是作为学生组织的一个领队。那时他还寻思着要坚持思想改造，要支持红色，用那时的说法就是“革命”。但这样的状态没有坚持多久，他就开始“消极”了。他用消极换来的是更多的自由，他赢得了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的事，自己想问题。
似乎是陈哲性格里的某种因素在起作用，他潜入人文领域，渐渐开始远离正常的工人的轨道。开始时，他还每天谴责自己这样是不行的，这是一种罪过。他还是很希望自己改正过来，以一种热情去走工人这条道路，他在日记里每天提醒自己，甚至反复地批判自己。他处在一种矛盾状态。
但那时他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生活，他的活动领域涉及素描、音乐、摄影、种花，甚至包括做衣服、做家具。在那段时间里他用了大量的时间在做这些事，可以算是业余，也可以算半业余，因为他的心不在工厂了。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那时，陈哲还处在意识模糊的状态，但他自己的思想正在经历巨大的转折。那时的他，心思早已不在电线电路上了。他知道自己要做另外一件事，但却说不上来是什么事。他开始请病假，闷在家里不出门。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自己在名分上还是一名工人，但那时思想已经开始蜕变了。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当年的“工人”不仅是一种职业，还是一种身份。那时人人必须有身份，整个中国就是由几亿农民、几亿工人、几百万解放军和很多知识分子构成的。
如果不把自己装入这几个“方块”，你就是社会“异己分子”。没人喜欢“异己分子”，他们代表着不安分、不正常、不求上进，喜欢在阴暗的角落干些危险的事。但是，陈哲似乎注定要进入这个“圈子”。
因此，那时的陈哲面临着不小的社会压力，虽然不会像“文革”时那样被打成反革命。厂里派人调查，看他在干什么，他回答说在干活。别人一看，他的屋子里全是画，全是书，全是稿子。别人问他是不是想当作家或者画家，陈哲只能回答：“我当不了。”是想挣钱吗？他说：“没挣着。”
那时的人们不会想象得出，一个人可以像陈哲那样活着，去想自己的问题，而且想得很深。
但他还不确定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要是那时自己想好了去做一个诗人或者一个哲学家，或许现在真的就成了，但那时他还没有想得那么清楚。
那个年代笼罩着这样一种色彩，就是你一定要按照一定的系统去解读一件事。但陈哲的内心是不能被解释的。你做着一件事，却想着另外一个东西，这在当时是被认为有问题的。在那个时代，是不允许有个性的，而且即使你想表现得有个性，你自己可能也找不到个性的答案。
19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身边的人劝他去报名。他心里倒是很想去，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机会。现在的他是这么解释的，他那时的思想比较悲观。又有人劝他去当兵，陈哲还是没去。为什么呢？他自己作决定前作了个判断，觉得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你的一切东西都会被别人剥夺。之前的他因为“出身问题”，所经历的遭遇似乎让他渐渐对这个社会失去了信心。
陈哲开始知道一点，所有的现实世界的系统对他都没用。他告诉自己，他需要依靠自己的系统。
进入80年代，陈哲变得特别刻苦，开始专心做自己的事情。
吴璐琪曾经和陈哲是住对门的邻居。1981～1984年间，吴璐琪在中国唱片社音乐编辑部做编辑，上下班时间没有规律，有一次天快亮时回到家，看见陈哲屋里还亮着灯。他敲门进去，发现陈哲在写东西。拿起纸稿一看，是一些诗，他写了很多。吴璐琪跟他一聊才知道，他的专业不是文学，写诗是出于兴趣，他特别喜欢写东西。
那时陈哲的形象可以这样描述，穿着一件皮夹克，长长的，那是当时最时尚的装扮。他经常在床上躺着，看起来像是在抽大烟。陈哲的这副形象可以在当年中央电视台《观察与思考》的一期节目里找到。当时的陈哲被视为美术界的人，被选中去拍摄反映当时改革开放的片子。片子里有很多知识分子、科学家，陈哲在其中似乎是个不着边际的异类，他生疏的面孔，让观众看起来似乎觉得假模假式的。那时的他，已经明显游走在整个社会的系统之外。
如果调出当年的镜头，你会看到陈哲那像图书馆似的家，比陈哲本人更吸引观众的眼球。那个小小的空间，竟然容纳了如此丰富的内容。当年拍摄的人，并没有看清他长什么样，因为他一直躺在床上，不曾起身。留给观众的印象似乎就是这间充满智慧的屋子。
这是陈哲第一次让全国的人知道他是谁，不是作为一个词作家，不是因为歌词，而是因为美术。
那时，陈哲的朋友几乎每三天来看他一次，理由很简单，就是来看看三天后，他又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屋子发生了什么变化。陈哲现在了解他朋友那时的心态，因为那时善变的他带给朋友的震撼太大了。
他画了大大小小的一堆画，存放画的仓库已经很陈旧了。他只能找出几张保存得不错的。
他会把烟盒上的人的图像撕下来，拼贴成画，甚至可以用一些街上捡来的马赛克做成很抽象的立体雕塑。他能为了干这事，蹲在地上一整天，直到拼完为止。有时朋友过来，又会看到他一个人待着，屋里是用纸铺好的路，除了白纸，其他有字的东西都不能动，陈哲坐在地上一边写字，一边晾干，然后挂在墙上。
贴的画不好，他就在纸的边上写字，写歌词。后来很多人过来找他写歌词，他就从墙上扯下来一张，觉得挺不错，稍微修改一下，就给人家了。好多歌词都是这么诞生的。
陈哲至今还对装修抱着这样的观点，主人的创造性都附设在装修的墙面上，能够体现出主人的兴趣爱好。如果大家都把房子装修得跟酒店似的，那不是自己的家。因此，陈哲的屋子，完全代表了他作为主人的个性。
历史进入1986年，陈哲终于做了一件最不正常的事，他辞职了。人事干部觉得他有问题，要不就是神经病。他不明白陈哲为什么要辞职。最后人事干部给陈哲下了个定论：你出去肯定是死，我们这里没有辞职一说，这个叫除名，你被开除了！
人事干部本来想通过这招吓唬陈哲，让他放弃，没想到陈哲很干脆地签完了字说，就这样吧。人事干部没有说话，陈哲已经把他气坏了。陈哲至今还记得，他看到人事干部拿着那张单子，手直抖。陈哲由此真正结束了自己近十年之久的不安分的工人身份。
当时他并没有可以换的工作，也不存在什么职业的概念。因此，离开首钢这个组织体系，很多人都觉得他将无法生存。
但是，陈哲知道，自己真的已经不行了，这时他在首钢已经待了整整15年。15年来，他完成的却完全是另外一个任务。这个任务推动着他去解决一个问题，需要他去寻找自己的另外一个未来。但是未来是什么，他还是不知道。问他要干什么，目标在哪里，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的方向不在工厂，而且这种感觉已经存在很久了。
回忆这15年的生活，陈哲发现自己过得很散，没有什么核心，自己是一路盲打莽撞过来的。他学过诗歌，拉过提琴，学过作曲，搞过音乐，搞过美术，做过裁缝，种过地，养过花，做过家具，修过车，还做过望远镜，上天入地，没有不干的，而且每件事情都和别人不一样，都有个结果。
他在首钢工作之外的时间里，自己涉猎了人文知识。他没有上过正式的大学，书也是自己琢磨着看的，但他什么书都看，古今中外，逮着什么看什么。
他在成长过程中接触了很多人，他们主要集中在北京德胜门内大街265号广电部的宿舍，那个他一直居住的地方。在那里，他认识了老舍的夫人胡絜青，还有院子里其他叔叔阿姨。他们有教他画画的，有教他拉琴的，还有借给他世界名著的。他曾经和院子里的一位中学老师进行过思想的交流，探寻一个人怎样才能活得有意义，一个人应该怎样活。
陈哲说，这些人说的话他不能完全懂，但他却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因为他的同辈人中间能够倾其心声的，没有几个。对当时年轻的他来说，院子里那些感情朴素的大人，是他乐意与之交流的。这些大人不是他的父母，现在想来，他觉得他们都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那时候的知识分子。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陈哲，一直觉得自己的视角较为客观。他说，别看我带着主观的行动欲望，被人认为性格很要强，但是我的理智判断从来不偏激，反而特别平衡。陈哲几乎对所有的领域都不生疏，对工农商、美术、地理等等都很熟悉，因此他对自己有一种信任。
有人对陈哲说：辞职了，你这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得有失。陈哲的想法是，当时如果他后脚不拔，前脚就不会迈出去。他说，有些历史时刻你必须作出这种抉择，没有回头路，大踏步往前走。当然，最好事后证明你的抉择是对的。他说自己不能鼓励所有人冒这种险，但是他每次作出这种抉择都没有后悔过，因为它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经过了很久的思考。思考过程中，他很矛盾，矛盾就会犹豫，犹豫就会判断，然后反复掂量，所以最后作出抉择时一定是不可阻挡的。
所以，他不去担心吃饭的问题。他相信，自己不会饿死。尽管辞职之后的生活会很艰苦，他面临的不再是首钢那么好的环境，但他要去尝试一些自己愿意做的事。
他知道，一个地方再好，但不是你所钟爱的，那也没用。相反，一件再艰苦的事，对你来说是兴趣，你执意去从事，那就是一种快乐。就好比一个雕塑家，光着膀子拿一把刀在山上削泥，旁人看来觉得他很累。但是，他自己看着那碎屑飘起来，却是一种别样的快乐。
在此过程中，完全是利用自己的力量，这种过程是如此充满美感。所以，在陈哲看来，过程很重要，最后达到目标时可能欣喜若狂，或者一时被人津津乐道，但这些都不足以说明问题。过程是最重要的，它可以培养你的能力和精神承受力，让人去应付更大的未来和更艰苦的挑战，让人感觉到快乐。在陈哲看来，人如果没有这种扭转事物和战胜不可逾越的困难的快乐，人生是有点悲哀的，那样你就无法信任自己。
这样的一种看法让陈哲体验到，人只要经历过了，原来你认为90%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都能做到。如果你经历不下来，那90%的事都是别人做了，只有10%的事是你做的。至于智商之类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陈哲说，自己从小属于比较笨的，在学校的时候，虽然成绩不错，但只是用功些罢了，并不是最出色的孩子。直到中学，他突然开悟，之后就感觉有一种空间感和穿透问题的能力，然后慢慢信任自己。从那之后，原先那个比较木讷、软弱、害羞、腼腆的他，变了。所以，他总结说，“文革”也好，中学也好，首钢也好，这段过程，在30多岁前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阶段。之后他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开始颠覆之前的一切。
30多岁前的经历，没有太多的起起伏伏，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回忆，平淡的生活反而给了陈哲一种东西，那就是健康的思维。他不喜欢偏执狂妄，尽管他有时表达意见比较激烈，希望入木三分、一针见血，但这是因为他要追求效率，而在这之前他已经深思熟虑过了。他说，这是他的特点，所以他很信任自己。
如果我们把陈哲日后的种种兴趣和行动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在首钢这15年来的经历对他的影响有多大。经历了自学反思阶段，他掌握了多个领域的知识。他说，人的知识构造就像金字塔，都是从底下垒起来的，比如一个400米×400米的塔基，只能从底部一层一层地堆起来。很多人却认识不到这个规律，或者说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总以为可以突击达到某种高度。陈哲是一步步慢慢走来的，他是在这种常识性的、恒定的规律基础上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瞎摸。
这15年，陈哲很平淡地走过来了，他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他从来都不主张做梦，他从来没有期盼着自己一步迈过别人，站到塔尖，那儿的位置已经有人了。认同是需要时间的，不是一蹴而就的。
他，从一个不安分的工人一路走来，出现在中国流行音乐界，在接下来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他将创造属于他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