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是中国14年抗战史上最平淡的一年。从经济、文化等方面来观察，这一年也显得灰色而平淡。在这一年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长江流域的国、共内战，红军遭遇严重挫败，并开始长征。

    1934年，《申报月刊》第三卷第一号上登载了部分知识界人士对那年前景所作的预测。

    他们悲观极了！其他人也不敢抱什么奢望，国人多数意气消沉，忧心忡忡，主要是忧虑三点：经济危机波及中国；特别担心日本人得陇望蜀，得寸进尺；国际局势进一步恶化，不仅中国不妙，世界也不妙，许多人认定未来的1936年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年头。

    1934年，中、日关系能够显得较为宁静，日本的动向是关键性因素。从1931年秋“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人从报纸上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噩耗，1931年整个东北沦陷，1932年中国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上海被强行拉进了战争旋涡，1933年日军占领了热河省，并越过山海关，进攻长城沿线。东北、华北与江南的民众都已经感受到战争的威胁。但在1934年，日军暂时停止了在中国攻城略地的侵略行动。当然，这不是日本侵略者良心发现，也不是《塘沽协定》有神奇的约束效力，而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从中国得到的战利品太多：东北三省加上热河。这个战争恶魔尽管贪得无厌，也不能不先消化一下过多的食物。结果，1934年中、日之间的纠葛局限在天羽声明、关外与关内的通邮、通车等口舌之争的范围内，甚至还出现了日本使馆的藏本英明外交官在南京走失而复得的闹剧，此事令中国方面虚惊一场，也让日本政府颇有些尴尬。

    日本对中国的野心从来也没有收敛过，它在1933年已经退出了国联，但对国联给予中国的技术援助极为怨恨。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司官员天羽英二在东京发表公开声明，声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要经日本同意。此言一出，中国震憾而世界惊诧，因为日本已经不把中国当成独立的国家看待，而是看成了它的附属国。中国外交部18日获悉此事，深感震惊。但第一次发出的声明态度很是软弱，直到第二次声明，态度才有所强硬，声明中提到：“中国之主权与其独立之国格，断不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稍予损害”，“中国不能容受列国之共同束缚势力，犹如不能受任何国之单独束缚势力”，声明在最后一段表示：“对外则致力于国际安全之保障，及国际条约如国联盟约及九国公约之维护，对内工作之进行，不容他国之干涉。”声明表达了中国最低限度的立场，也就是凡有损及中国主权与独立国格的行为，中国决不能忍受。但此外，外交当局就保持低调了。

    当时，中国驻外各公使纷纷打电报回来，询问究竟。驻美公使施肇基每天都有三五次电报打回来，报告美国各大报纸的论调及记载，以及美国政府的态度。各国在遏制日本侵华问题上依旧是态度消极，英国只是“质问”而止，美国并未有具体行动，至于法国、意大利则声明不问此事，苏联态度沉默，称日本的声明是针对借款给中国以及供给飞机军火给中国的国家而发，苏联既没有借款给中国，也没有把飞机军火供给中国，所以此事与它无关。

    与日本休战，为蒋介石赢得了喘息之机，可以安心于内部的事务。自1932年复出后，蒋介石认真吸取了教训，在处理国民党内部冲突上不再像以前那样张狂、鲁莽。1934年，他成了新生活运动的发起人，改善自己一介武夫的公共形象，同时，他悄悄地加强了特务组织，利用庐山军官训练团加强军官阶层对自己的忠诚，更重要的是，他镇压了福建人民政府并摧毁了长江流域的苏维埃政权，重新确立了他在国民党与南京政府中的强势地位。

    福建事变只是延续了上年末的余波，福建人民政府的领导人陈铭枢等改变了中华民国的国号，扯下了青天白日的国旗，脱离了追随已久的国民党，在政治上大幅度改弦易辙，无奈各方面反应冷淡，尤其是两广的不合作态度造成的影响是致命的。惟一有能力直接帮助它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未能全力救助。在中央军有条不紊的攻击下，福建政权迅速瓦解，有光荣抗日历史的十九路军就此一下子解体。

    国内最惨烈的战事是“剿共”内战。双方进入短兵相接的地步，很凑巧，双方军中都有来自德国的军事顾问，蒋介石有塞克特等，博古有李德。国民党的军队靠愚笨的碉堡战术和冷酷的经济封锁蚕食苏维埃的土地，红军将士虽然依旧勇猛顽强，但对手的实力太强大了，无法打开战局。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队占了上风。到了下半年，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成功引起了关注，伴随法西斯主义世界性的号召力，一批人愿意拥戴他为中国的独裁者，他的秘密党徒自不待说，连东北军统帅张学良从海外归来后，也明确了自己对蒋介石领袖地位的忠诚。

    张学良是1934年1月8日下午，由意大利乘“康脱浮特”号轮回到上海的。这时的他与出国前像换了一个人。戒了毒瘾的少帅不仅恢复了一个少壮领袖的神态，而且体格健壮了许多。3天后，张学良发表书面谈话，称欧洲的物质文明建设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很感慨地说了三点，其一是公民拥戴领袖，领袖忠诚无私。而中国争做领袖者太多，既不能令，又不愿受命。国人应该允许有一个领袖有机会试验。张学良没有明说，但记者们知道他说的那个领袖是蒋介石。其二，西方学者精于学术，有磨穿铁砚的精神，反观中国，教师为金钱，学生为文凭，对国家的贡献只限于摇旗呐喊。因此需要刷新教育，培养人才。其三，欧洲极厌战，但备战也急到万分，中国各方应泯除恩怨，从速准备御侮。他强调对内和平是可以的，但对外和平则是骗人的，当今世界上，能奋斗才能生存。他再次重申，自己是个军人，将无条件地服从命令，自己的志向在维持和平、促进和平。他甚至要求到蒋介石的侍从室工作，当然，以蒋介石的精明，他是不会把有实力的东北军统帅放在一个幕僚长的位置上的。尽管张学良一再袒露和平统一的心愿，蒋介石还是委之以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的重任，将东北军的9个师南调参加对红军的围攻，张学良匆匆赶到武汉就职指挥，坐镇内战的最前线。

    蒋介石毫不犹豫地把政府的经费大部分用在军费上，这使得已经持续处于深刻危机中的中国经济愈加风雨飘摇。人们忐忑不安地注视着白银外流、物价跌落、市面萧条，连荣宗敬经营的棉纱企业都摇摇欲坠，遑论其他势单力薄的中小企业。市民们祈祷自己的饭碗能够端得还像以前一样牢靠，破产或者失业的命运不要轮到自己头上。农村越发凋敝，1934年水灾与最严重的1931年几乎同样严峻，而号称富庶之区的浙江则困于干旱，恶劣的气候导致全国三分之二的地区受灾。

    尽管经济不景气，国民党及其政府在书刊、电影、新闻等方面的审查日益严厉，文化界仍然显示着充沛的活力。本年被称为文化史上的“杂志年”。电影《渔光曲》上座率之高也代表了电影业迅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1934年中国要分出几个新国家的预言，幸好没有成为事实。但中国的处境仍然非常危急，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处于疏离的状态。不论从对日作战须有安定后方考虑，还是从国家统一考虑，边疆事务都关系重大。达赖十三世的圆寂引发了南京政府派出黄慕松使团进藏，西藏与中央政府开始重建双方的关系，尽管这一进程开始得很艰难，但毕竟起步了；新疆的动乱告一段落，军人盛世才成为新疆的统治者，苏联在中国的这个边疆省份影响巨大；这一年，内蒙古王公的自治要求暂时得到了满足，蒙政会在百灵庙成立，但德王并不满足于此，他和南京政府的分歧并未消除；在东北，当了两年伪满洲国“执政”的溥仪重新登上了皇位，这已经是他的第三次登基，只不过，这次当的是“满洲帝国”皇帝，路人皆知，这是日本人与溥仪间无耻的把戏，当时的国际舆论普遍报之以冷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