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9日，天空晦暗，寒风刺骨。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们从清晨开始前往新华门参加请愿，吁请行政院驻北平办事处长官何应钦宣布抗日，这便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的开始。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很相像，学生不满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且不再沉默，从此全国的舆论也不再沉默。

    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课桌了。围绕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学生们意识到了亡国的恐怖。在吁请何应钦宣布抗日的同时，他们把矛头也指向当时华北的军政长官宋哲元。此时，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正游离于国民党中央政府和日本人之间。

    宋哲元的暧昧态度，引起学生的强烈不满，血气方刚的学生们都担心宋哲元已经不再是喜峰口的英雄，而只会步刚刚叛变国家的殷汝耕的后尘。清华大学救国会在12月8日的《告全国民众书》中指出：“曾显赫一时的民族英雄、抗日将军都已化做‘神龙’了。”12月9日和16日的示威游行中，学生愤怒地喊出了“打倒汉奸宋哲元”的口号。

    宋哲元和手下的军官们却认为救国是政府和军队的事，学生的本分只是读书，上街游行是不务正业，高喊“打倒宋哲元”的口号更是大逆不道。因此，宋哲元及第二十九军对学生运动采取了强硬措施。12月9日游行示威前，宋哲元派出的军警几乎包围了北平所有准备参加请愿的学校，学生们冲出校门后，在西四牌楼、王府井大街等地遭到手持水龙头、大刀、木棍等武器的军警的袭击。第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战中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大刀挥向了学生，虽然用的是刀背而不是刀刃，许多学生依然被打伤，游行队伍被冲散，10多名学生被捕。12月16日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同样遭到血腥镇压，20多名学生被捕，近400人受伤，其中包括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的女儿。第二天，宋哲元发表《告学生书》，指责学生“受共产分子所欺骗煽动”，对学生运动表示要“为维持安定人心计，决予以适当之制止”。北平市学联则于22日在中国大学逸仙堂举行血衣展览和控诉大会，共展出了参加“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游行受伤的学生的血衣500多件。

    北平的学生运动惊动了南京。蒋介石尽管一向对学生运动不抱好感，但看到学生们喊出打倒宋哲元的口号，也觉得可以利用学生来和日本人讨价还价，同时打击一下难以控制的宋哲元。在“一二·一六”游行后不久，他就让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杨立奎出面，以“北平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名义请学联代表黄敬、姚依林等吃饭，杨在饭桌上传达蒋的意图，希望北平学联能接受南京政府的领导，南京政府甚至可以出钱资助学联。蒋介石的试探并不为学生接受，他有些恼羞成怒，觉得学生运动十有八九和他的政治天敌共产党有关，就改变方针，同意宋哲元镇压学生。日本政府对这场反日的学生运动更加不安，运动爆发的第二天就通过驻华军事代表和外交代表向南京政府和北平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表示严重关注事态的发展，要求中国方面全面镇压学生运动。

    于是，从1936年2月21日起，北平当局开始了对学生的大规模逮捕镇压行动。当天下午，北平内二区警察署在得到中国大学学生正在召开会议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往监视，并封锁校门，禁止学生进出。晚上10点，警方入校搜查，抓走学生50多人，查出《学联日报》等多种进步书刊。接着，军警又袭击了东北中山中学、河北高中、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等院校，逮捕学生近百人。2月29日上午6点，北平大学北河沿三院学生宿舍遭到宪兵和巡警的搜查，抄走进步书刊、信件等近200件，抓走进步学生韩仕中等人。

    这次大逮捕中，规模最大的是对清华大学的搜查和逮捕，2月29日午夜，400多名军警在督察长钱宗超的指挥下潜伏在清华园周围，拂晓5时跳墙而入，分别包围各学生宿舍，禁止学生行动，按特务学生提供的“黑名单”进行搜捕。愤怒的学生与军警展开搏斗，拆毁了警车，使军警只好徒步悻悻而归，而学生没有一个人被捕。宋哲元接到逃回去的军警的报告后，火冒三丈，当天下午派出5000多军警，其中包括二十九军大刀队、机枪连，由北平公安局长陈继安亲自指挥，到清华抓人。军警们从晚上9点一直搜到天亮，才在清华后体育馆中发现集中隐蔽的学生，胡乱抓了20多人，却没有抓到一个中共地下党员和主要学生干部。

    大规模的逮捕镇压，使学生们决意反击。1936年3月31日，爆发了“三三一”游行示威。这天，学生们在北平大学三院礼堂举行悼念大会，悼念因酷刑折磨而死于监狱中的北平高中学生郭清。宋哲元派出大批军警和特务打手将北大三院包围，在门口架上机枪，禁止学生出入。追悼会后，学生们从邻校孔德中学冲出，举行抬棺游行。愤怒的学生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宋哲元”等口号，走上街头。在北池子南口附近，遭到大队军警的突然袭击，100多名学生被打伤，53名学生被逮捕。被捕学生在监狱中遭到残酷虐待。

    “三三一”事件使学生和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完全处于尖锐的敌对状态，形同水火。这时，刘少奇和他主持下的中共北方局改变策略，不再把锋芒指向有着抗日历史的部队，而是决定要和宋哲元及第二十九军建立统一战线，并及时提出了“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等口号。学生们的头脑也冷静下来，开始谋求缓和与宋哲元二十九军的紧张关系。4月6日，北平学联发表致宋哲元的公开信，信中称赞了第二十九军长城抗战的光荣历史，希望宋哲元能“负起抗日领袖的责任”。同时，学联还组织学生通过多种形式深入到第二十九军驻地，沟通与官兵的感情，教士兵打篮球、踢足球、练习田径等。在接触中，学生和第二十九军的官兵之间逐渐消除隔阂，建立了友谊。

    宋哲元见学生不再反对他，也就不为己甚。他的转变首先表现在对1936年2月大逮捕和“三三一”游行中被捕人员的处理上。5月，被捕人员全部获释。6月13日，学生为反对日寇武装走私和增兵华北以及要求彻底清查海河浮尸事件而举行示威游行。在这次游行中，学生喊出了“拥护二十九军抗日”和“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的口号，奉命沿途拦截的军警也只是跟着队伍两旁走，维持秩序，没有再发生殴打和逮捕学生的事件。

    “六一三”示威游行后，日本人向北平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宋哲元在日本人的压力下，下令取缔北平学联及一切学生团体。但北平学联并没有销声匿迹，也没有与宋哲元正面对抗，而是继续派代表积极参加劳军、追悼阵亡将士等活动。1936年农历7月15日，宋哲元为给在喜峰口抗击日军壮烈牺牲的官兵超度亡魂，在北海举行盂兰盆会。学联派代表参加，献了花圈和挽联，还上台念了祭文，令到会官兵深受感动。第二十九军接受学联的花圈、挽联，等于是承认学联的合法存在。

    1936年9月18日，北平各学校都顺利召开“九一八”五周年纪念会，第二十九军没有干预。当天，第二十九军驻丰台部队与日军发生冲突，宋哲元被迫屈辱地接受日方关于撤退丰台中国驻军的无理要求。北平学联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代表前往丰台进行慰问，在代表返回北平后，学联又召开各界谈话会，谴责日军暴行，同时发动各校学生到西苑第二十九军驻地去慰问，使广大官兵非常感动。

    日本为了保持对第二十九军的军事压力，从1936年起频频增兵，华北局势愈加急迫。10月下旬起，驻平津日军进行军事大演习。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也不甘示弱，决定在红山口和固安进行军事演习。11月7日，驻西苑的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在红山口举行小规模演习。经过事先联系，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许多学生也参加了这次演习。演习开始时，士兵们宣读了学联代表代拟的誓词：“我们以百姓血汗换来的子弹，须诚心竭力，期望命中、歼灭仇敌日本鬼子。”“我们要准备战死在疆场。”演习中，学生和士兵一起参加冲锋，打的靶子也全是“日本鬼子”。

    11月11日，第二十九军秋季大演习在固安举行，宋哲元亲往固安主持。经他同意，200多名清华大学学生前往固安参观演习。演习完毕后，宋哲元站在一张方桌上进行讲评，同时也对学生发表讲话，表示对学生“不畏劳顿随军而来……甚为敬佩”，希望大家“锻炼身体，努力读书，备为国用……”对宋哲元倾向抗日的转变，爱国学生表示欢迎。学生代表在讲话中表示愿意同士兵携手共同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其后，学生们分别以北平学联和清华大学学生会名义将“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黄缎旗一面、“国家干城”旗帜一面送给第二十九军。学生的献旗，使二十九军受到很大鼓舞，在学生回北平时，宋哲元特地拨了4辆军用卡车送学生直接回北平。至此，爱国学生和宋哲元及第二十九军之间的关系由以前的敌对变成了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