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雪花飘落的北国，冬暖夏凉的窑洞成了避寒的好居所。延安杨家岭的一间窑洞里，昏暗的煤油灯在闪烁不定。旋涡的中心常常是异常安静的，延安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市。毛泽东可以在煤油灯下从容地读书、思考与写作。在延安，他读了《孙子兵法》，读完了德国人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战争论》，他还兴致勃勃地组织了《战争论》研究小组。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毛泽东很赞赏克劳塞维茨的集中兵力的用兵之道，这也是法国伟大统帅拿破仑的用兵奥秘。毛泽东深邃的目光仿佛穿透了混沌暗淡的战局。他发现凡是非正义的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守。他已经预见到武装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队必定也要重蹈覆辙。

    1938年初，太原失守后，毛泽东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一个全国战略部署的完整方案，他提醒蒋介石，“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的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毛泽东和八路军将领都特别希望，山西的其他军队应该和八路军一样决心留下来，而不是退过黄河。毛泽东指示八路军要深入敌后，建立多处能够独立作战的根据地来坚持长期的抗战，配合友军作战，钳制日军向潼关、西安和陕北的进攻。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当时蒋介石也意识到山西的重要性，下令不允许山西的军队退过黄河。

    1938年1月31日，是阴历春节。第二战区副司令兼第十四集团军司令卫立煌带着手下的两个军长从临汾到洪洞县的马牧村给朱德拜年。卫立煌是忻口战役的主将，而朱德是取得平型关大捷的八路军统帅。这次见面使两个抗日名将发展起深厚的私人友谊。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回忆说：“朱老总说过，卫立煌这人可靠。卫送给他一支钢笔和一块手表。朱老总对这两样礼物很爱惜，直到后来不能使用了，还专门交待要留下保存好。”卫立煌、朱德率领着山西战场上战斗力最强的两个集团军。两人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对山西战场能够迅速稳定下来至关重要。

    2月间，朱德担任了第二战区东路军司令，除了八路军的3个师，还指挥阎锡山与卫立煌拨来的7个半师。20日，朱德、左权率领总部带两部电台离开马牧村，准备前往太行前线。随行的除了总部的10多个人，就是负责警卫通信的两个连。行军中，情况突然变化，日军兵分两路准备攻占临汾。临汾在太原失守以后，成为山西的军政中心。尤其是东路日军行动很诡密，临汾的军民全然没有心理准备。朱德没有因为兵力不足而转移进山地，他反而把部队开到古县镇进行阻击。当日军探知挡在他们前进路上的竟然是八路军的统帅朱德，便出动了十几架轰炸机，幸亏日本的飞行员把目标搞错了，朱德将军虽然躲过了轰炸，但有几天外界也不知道他的消息。25日晚上7点日军占领了古县镇，朱德与总部转移到临屯公路以南的刘垣村，并下令前来增援的一个营的军队攻击日军的后续辎重部队。从府城沿临屯公路到临汾只有百余里，朱德率领数百人干扰日军的一个旅团竟达三天。28日临汾虽然失守，但已经为当地的数十万军民赢得了安全转移的时间。朱德后来回忆这段难忘的经历：日军“以为可以用大的力量来压，将我们压到黄河转弯的地方，那个小角角里面去，你还往哪儿跑？不是下河吃水还干什么？这个办法倒聪明，但是我们也聪明，那时候我们八路军已经不单是指挥自己的队伍，同时也指挥着一部分国军。我们就全部向东北打出来，让你打向黄河边上。结果他打到了黄河边上，朝四处望望，一个人也看不见。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已经失败了”。

    3月8日，山西的日军炮轰陕西潼关，双方炮战。日军一部曾经渡过黄河，攻入陕北府谷，但被中国军队击退，日军在西北的攻势被遏制，战线率先稳定下来，山西和陕西交界的黄河成为对峙的分界线，直到抗战胜利日本军队也没有能再越雷池一步。日军在山西投入了6个师团，占领了所有重要的铁路及路边城市，但中国军队依旧拒绝撤出这个至关重要的省，就地战斗，山西战场成为日军最头疼的地方。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被日军侵占以后，蒋介石于11月25日在南岳衡山召集军事会议，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参加。蒋介石终于认识到抗战以来用兵上的失误，想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那次会议上通过的抗战最高战略指导原则上，已经出现了“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字样。蒋介石决定开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要求中共派人参加。叶剑英等多名八路军教官参与教学工作，友军的军官们听八路军教官给他们传授游击战争的理念和技巧。训练班共开办3期，数千名学员受训。

    武汉失守之前，常规战争模式一直出演主角，在此之后，八路军和新四军擅长的游击战开始闪亮登场并上升到主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