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饭，于江海和沈一飞都去上班了，郑天良、赵全福、沈汇丽、耿天龙四个人一起到了二楼郑天良住过的豪华套间，郑天良进去的时刻，看红色的地毯上没有任何痕迹，但地毯上依稀可见那天晚上的一些虚幻的造型也能闻出那天晚上遗留下来汗水的味道，他想起了天衣无缝这个成语。郑天良跟沈汇丽相互看了一眼，目光短兵相接又迅速离开。
沈汇丽要唱歌，赵全福让服务员拿来了一大堆碟片，沈汇丽打开电视，放上碟片，画面上男男女女们又唱又跳。
在音乐声的掩盖下，郑天良拉着耿天龙的手说：“耿老呀，当年有些事我可能做得太过了一些，还望你老人家能够原谅。”
耿天龙爽朗地笑了：“郑县长，你这是哪里话，我本来就要退休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一个普通的小局长应该说没受多大的委屈，与你相比，我觉得你受的委屈比我要多得多。”
一席话说得郑天良脸色发烧，他说：“老人家说得好，我的教训是深刻的。”
耿天龙拉着郑天良的手像拉着自己儿子的手，声音苍白地说：“你的官是人民给的吗？哪个人民能提拔你？当然不是，个人服从组织是对的，但组织服从个人是不是客观存在？少数服从多数是对的，但多数要不要服从少数？民主集中制是对的，但民主的目的是走向集中呢，还是集中的目的是走向民主呢？你的官比我大，应该看得比我清楚。我说的话可能有些反动，但不是我自己要反动，现实就这么回事。所以我劝你能帮人办点好事就办点好事，人不能跟人过不去。”
郑天良像一个犯了错误的教徒正在接受神父的洗礼，他深深地觉得这么多年来，最失败是他郑天良而不是耿天龙，耿天龙毕竟看破了一切，所以他活得很平静，自己是两眼漆黑地在官场上跳舞，舞步乱踩，合不上脚步，先踩别人后踩自己，这种效果很像一个杀猪的抓着刀尖用刀柄往猪身上捅，结果猪脖子上被顶了一个印子，刀尖却反转戳进了自己的肚子里。
郑天良没有对耿天龙的话进行附和，他觉得他还没到说话随便的时候，更不能说不利于副县长身份的话，所以不掺和议论是完全必要的。他只听不说，最后他说了一句：“以后，我没事就去看看你老人家，不介意吧？”
耿天龙说：“我欢迎还来不及呢。”
他们谈话的声音淹没在音乐声中，沈汇丽独自唱了好几段扬剧，其中《梁祝》一段唱得声情并茂泪花闪闪，可惜郑天良对戏剧感觉迟钝，只是在沈汇丽唱完后热烈鼓掌。
沈汇丽跟赵全福合唱了肉麻的《萍聚》，赵全福破烂不堪的嗓子夸张而轻佻，声音就像从柴草烧的烟囱里冒出来的一样，混乱而又呛人。
沈汇丽建议跟郑天良合唱一段，郑天良连忙摇手说不会，大家热烈鼓掌，沈汇丽生拉硬扯地将郑天良从沙发上拽起来，他们唱起了旋律最简单内容最轻浮的“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沈汇丽是演员出身，他发现郑天良的嗓子很富于磁性，中音部分雄浑宽厚，高音区嘹亮而尖锐，一种金属般的辉煌让沈汇丽激动得发抖，她几次情不自禁地靠向郑天良的怀里，只是由于场合特殊，她才控制住了自己被音色俘虏的姿势。
唱完后，掌声再次响起，耿天龙和赵全福连连叫好。沈汇丽拉着郑天良的手走回到沙发上，她望着郑天良差点喊出了“大哥”，她咽下到嘴边的字眼，说：“郑县长，你的声音真是太棒了，我没想到你的高音区那么辉煌灿烂，你要是简单训练一下，完全可以像帕瓦罗蒂一样唱出惊天裂帛的高音C来。真是不可思议！”
郑天良被吹捧过分后就谦虚了起来：“你不要恭维我了，要真是像你说的，我还当什么县长，不如当歌星算了，一出场哼两首歌，就是几十万。”
沈汇丽说：“郑县长，我真的不是恭维你，你的音色和音质简直是完美无缺。不过，我要打击一下你的是，你不是唱通俗的嗓子，所以不可能有几十万的出场费，只能换几瓶碧源啤酒。”
大家都笑了起来，郑天良说：“看来我发财的梦就这么破灭了。”
晚上县政府要开县长办公会，郑天良跟沈汇丽公事公办地握手告别。临别前，走在后面的沈汇丽在走廊里悄悄地塞给郑天良一个手提袋，袋子里装着一件“金利来”蓝色衬衫，她说这是她在上海特地为他买的礼轻仁义重，郑天良说你这让大哥我怎么好意思呢？沈汇丽说你要是不好意思就再送我一件。他们两人走在后面，赵全福、耿天龙对他们短促的对话一无所知。
县长办公会上，郑天良说跑了一整天，销售形势非常好，群众的热情也很高，他与一些老百姓进行了交谈，一些党员干部说，不要说还给了我们啤酒，即使不给啤酒，县里建设需要钱，我们也愿意掏出来。郑天良说得面不改色心不跳，他甚至还总结性地说了这样一句：“如果按这样的销售势头，明年啤酒厂生产一万五千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宣中阳说老郑提到的典型宣传部要下去很好地抓一抓，利用媒体进行大力宣传。宣传部孟部长连连点头。
我现在必须回到我自己的现实中来，我没钱吃饭了。
二000年初冬我的日子非常难过，硬着头皮找回家探望父亲的耿伟强借了两千块钱。耿伟强头发梳得油光涤亮，而且方向一致地向后脑勺铺去，这种大背头是大款和大官们的基本头型，区别在于大款们手上套一个或几个很夸张的钻戒，而大官们手指上一贫如洗，很廉洁。耿伟强有些怜悯地望着我：“老同学之间，还说什么借不借的，拿去花不就得了。”我说我正在写一本书，耿伟强说：“现在这世道还有什么人看书，脑子有雾了差不多，我平时只看黄色影碟和杀人放火的小报小刊。”我不好说我正在写一本类似于黄色影碟的书，就装得很崇高的样子说：“你这样有钱的人还是多读点书好，现在好书真不少。”耿伟强显然对我这个穷人说的话毫不放在心上，他打了一个响指说：“走，吃饭去，明年你要是混不下去了，就到南京跟我一起干。写什么破玩艺，没劲！”
拿了两千块钱后，我寄一千块钱给韦秀让儿子买奶粉以对付这个难熬的冬天，剩下的钱我就自己买一些方便面和劣质香烟，整天穿梭于河远和合安之间。由于我是一个无业游民，没有合法身份，所以调查我舅舅的事非常困难，公检法不让我看卷宗，纪检部门更是很怀疑地问我想干什么，我只好说，郑天良是我舅舅，我想了解一下他是如何腐败堕落的，他们说不行。这种民间调查的进度非常缓慢。这时我收到了书商姚遥打给我的传呼，我租住的车站小旅馆外有一个公用电话，回电话的时候，我跟电话亭的老太太吵了一架，她多收了我三毛钱，老太太嘲弄我说：“你一个大小伙子，整天看你不务正业地东游西逛，不想法子去挣钱，还好意思跟我为三毛钱争吵。我告诉你，超过一秒钟都要按一分钟计费，这是电信局规定的。”我被老太太呛得哑口无言。穷人在这个社会是没有什么尊严的，我真有些羡慕和向往腐败分子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先荣华富贵起来再说，枪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阿Q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姚遥在电话里要我到浙江千岛湖边上的来凤山庄开书稿通气会，华东地区的二十六个“枪手”全部到会，我问费用怎么办，姚遥说一切费用由他支付。于是我就坐了一整天长途汽车赶到了来凤山庄。这是千岛湖边上隐蔽在深山里的一个旅游度假村，冬季客人很少，山庄里除了我们这二十几个作者外，只有零星的散客进出山庄以显示出这里还没有沦落到荒无人烟的地步，游客们嘴里冒着热气，山区冰冷的风在他们的鼻梁上盘旋。
通气会开了一整天，二十六个写手们分别通报了自己的写作进度并交流经验，有相当一部分写手已经完成了初稿，而我的调查工作还没有结束，但我只得打肿脸充胖子煞有介事说自己已完成了百分之六十的书稿，由于我说谎经验还不是很老练，再加上自己底气不足，所以就说得有些语无伦次，我更多地在讲郑天良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向堕落以及在官场的兴衰际遇，在说了二十多分钟后，姚遥打断了我的话，严厉地训斥我道：“你是怎么搞的？我上次就跟你讲的很清楚了，我不是组织部门，我是一个书商，我不要贪官一生的档案，我要的是贪官们与女人之间赤裸裸的淫乱，这方面材料越多越好。你这简直就是在写《一百个贪官与一百零一个贪官》，而不是我所要求的《一百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不知道李成品究竟给我推荐了一个什么样的高手？”
我当时真想跳出来说：“郑天良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我没办法写出更多的淫乱，你要是不满意，我他妈的立即撤退。”可人穷志短，想起饥寒交迫中的妻儿和四万块钱的稿酬，我不敢反抗，我唯唯诺诺地说：“姚老板，我会尽最大努力按照您的要求去写的。”
来凤山庄的老总以为来的是二十六位作家，所以态度就非常热情，他在姚遥的坑蒙拐骗下，将最好的会议室免费给我们使用，还在山庄门口打出了欢迎标语，标语写着：“热烈欢迎华东地区二十六位著名作家下榻来凤山庄”。可实际上我们不过是一群被书商利用的打工仔，我们根本就不是作家，充其量是一些卖文为生的文字贩子，为了生存，低三下四，每人都有一把辛酸泪。
我心里非常别扭，晚上喝酒的时候，也没什么心情，看其他文字贩子们斗志昂扬，我感到我吃这碗饭吃得非常艰难，跟妓女没什么两样。姚遥见书稿进度很快，就说这次主要是请各位来交流情况，还有就是来度度假，晚上要给每位作家们安排一位小姐，放松放松，算我请客，大家尽情享用就是了。
我的心情本来就不好，而且也为自己的调查进度缓慢着急，最要命的是我调查的内容离《一百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相距越来越远，在这种糟糕的心境下，我只有借酒浇愁，江西写手竹节草对我说：“少喝点，不然晚上的项目就开展不下去了。”可我还是喝多了。
妓女进我房间的时候，我正在卫生间里呕吐，看着眼前风骚放浪的女人正用舌头舔着腥红的嘴唇，蓝眼圈别有用心地圈着我的目光，我很冲动，可身体却不听脑袋的指挥，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碰女人了，这种陌生感使我恐惧了起来，在妓女脱光衣服的时候，我的胃突然又痉挛了起来，钻进卫生间，吐出了黄胆，我看到水池里吐出了被嚼碎了的肉和蔬菜的残汁混在一起如同一堆浆糊，韦秀辱骂我是“嫖客”的声音灌满了耳朵，我的下身像被霜打蔫了的一只茄子，镜子里的脸色苍白，表情严重扭曲。走出卫生间后，我叫妓女穿上衣服立即离开，妓女穿好衣服嘲弄地向我吐了吐舌头，说了声“假牙”后翩然而去，我想说一句“公共厕所”反击，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我倒在床上像一条奄奄一息的狗，恶劣的情绪使我不敢面对自己真实的嘴脸，想嫖娼，但力不从心，而为自己力不从心又找了一个贞洁的借口，因为我决心对韦秀永不背叛。其实我跟张秋影是以爱情的名义间接地嫖娼。爱好女人是男人的天性，贪官如此，百姓也是如此，只不过时间地点方式不同，因而称呼也不同，比如民工在街边美容院玩女人叫嫖娼，大款和贪官们在豪华的别墅里玩女人叫“包二奶”，严格说来，只要不是跟自己的妻子睡觉，一律都是“嫖”的性质，在嫖这个问题上还是存在着等级制度的，而且也是不公平的。比如今天晚上在来凤山庄这个高尚的度假区里，嫖是受到保护的，大城市的星级宾馆也是一样的，只有路边店和小美容院才是真正打击的对象，地位低的嫖客是不受保护的。我在酒精的作用力下胡思乱想，晕晕乎乎地睡着了，隔壁房间里则传来鬼哭狼嚎一样的声音，这些文字贩子们将压抑的委屈免费倒进了妓女的器官的。
我现在必须回到我自己的现实中来，我没钱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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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了两千块钱后，我寄一千块钱给韦秀让儿子买奶粉以对付这个难熬的冬天，剩下的钱我就自己买一些方便面和劣质香烟，整天穿梭于河远和合安之间。由于我是一个无业游民，没有合法身份，所以调查我舅舅的事非常困难，公检法不让我看卷宗，纪检部门更是很怀疑地问我想干什么，我只好说，郑天良是我舅舅，我想了解一下他是如何腐败堕落的，他们说不行。这种民间调查的进度非常缓慢。这时我收到了书商姚遥打给我的传呼，我租住的车站小旅馆外有一个公用电话，回电话的时候，我跟电话亭的老太太吵了一架，她多收了我三毛钱，老太太嘲弄我说：“你一个大小伙子，整天看你不务正业地东游西逛，不想法子去挣钱，还好意思跟我为三毛钱争吵。我告诉你，超过一秒钟都要按一分钟计费，这是电信局规定的。”我被老太太呛得哑口无言。穷人在这个社会是没有什么尊严的，我真有些羡慕和向往腐败分子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先荣华富贵起来再说，枪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阿Q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姚遥在电话里要我到浙江千岛湖边上的来凤山庄开书稿通气会，华东地区的二十六个“枪手”全部到会，我问费用怎么办，姚遥说一切费用由他支付。于是我就坐了一整天长途汽车赶到了来凤山庄。这是千岛湖边上隐蔽在深山里的一个旅游度假村，冬季客人很少，山庄里除了我们这二十几个作者外，只有零星的散客进出山庄以显示出这里还没有沦落到荒无人烟的地步，游客们嘴里冒着热气，山区冰冷的风在他们的鼻梁上盘旋。
通气会开了一整天，二十六个写手们分别通报了自己的写作进度并交流经验，有相当一部分写手已经完成了初稿，而我的调查工作还没有结束，但我只得打肿脸充胖子煞有介事说自己已完成了百分之六十的书稿，由于我说谎经验还不是很老练，再加上自己底气不足，所以就说得有些语无伦次，我更多地在讲郑天良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向堕落以及在官场的兴衰际遇，在说了二十多分钟后，姚遥打断了我的话，严厉地训斥我道：“你是怎么搞的？我上次就跟你讲的很清楚了，我不是组织部门，我是一个书商，我不要贪官一生的档案，我要的是贪官们与女人之间赤裸裸的淫乱，这方面材料越多越好。你这简直就是在写《一百个贪官与一百零一个贪官》，而不是我所要求的《一百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不知道李成品究竟给我推荐了一个什么样的高手？”
我当时真想跳出来说：“郑天良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我没办法写出更多的淫乱，你要是不满意，我他妈的立即撤退。”可人穷志短，想起饥寒交迫中的妻儿和四万块钱的稿酬，我不敢反抗，我唯唯诺诺地说：“姚老板，我会尽最大努力按照您的要求去写的。”
来凤山庄的老总以为来的是二十六位作家，所以态度就非常热情，他在姚遥的坑蒙拐骗下，将最好的会议室免费给我们使用，还在山庄门口打出了欢迎标语，标语写着：“热烈欢迎华东地区二十六位著名作家下榻来凤山庄”。可实际上我们不过是一群被书商利用的打工仔，我们根本就不是作家，充其量是一些卖文为生的文字贩子，为了生存，低三下四，每人都有一把辛酸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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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情本来就不好，而且也为自己的调查进度缓慢着急，最要命的是我调查的内容离《一百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相距越来越远，在这种糟糕的心境下，我只有借酒浇愁，江西写手竹节草对我说：“少喝点，不然晚上的项目就开展不下去了。”可我还是喝多了。
妓女进我房间的时候，我正在卫生间里呕吐，看着眼前风骚放浪的女人正用舌头舔着腥红的嘴唇，蓝眼圈别有用心地圈着我的目光，我很冲动，可身体却不听脑袋的指挥，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碰女人了，这种陌生感使我恐惧了起来，在妓女脱光衣服的时候，我的胃突然又痉挛了起来，钻进卫生间，吐出了黄胆，我看到水池里吐出了被嚼碎了的肉和蔬菜的残汁混在一起如同一堆浆糊，韦秀辱骂我是“嫖客”的声音灌满了耳朵，我的下身像被霜打蔫了的一只茄子，镜子里的脸色苍白，表情严重扭曲。走出卫生间后，我叫妓女穿上衣服立即离开，妓女穿好衣服嘲弄地向我吐了吐舌头，说了声“假牙”后翩然而去，我想说一句“公共厕所”反击，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我倒在床上像一条奄奄一息的狗，恶劣的情绪使我不敢面对自己真实的嘴脸，想嫖娼，但力不从心，而为自己力不从心又找了一个贞洁的借口，因为我决心对韦秀永不背叛。其实我跟张秋影是以爱情的名义间接地嫖娼。爱好女人是男人的天性，贪官如此，百姓也是如此，只不过时间地点方式不同，因而称呼也不同，比如民工在街边美容院玩女人叫嫖娼，大款和贪官们在豪华的别墅里玩女人叫“包二奶”，严格说来，只要不是跟自己的妻子睡觉，一律都是“嫖”的性质，在嫖这个问题上还是存在着等级制度的，而且也是不公平的。比如今天晚上在来凤山庄这个高尚的度假区里，嫖是受到保护的，大城市的星级宾馆也是一样的，只有路边店和小美容院才是真正打击的对象，地位低的嫖客是不受保护的。我在酒精的作用力下胡思乱想，晕晕乎乎地睡着了，隔壁房间里则传来鬼哭狼嚎一样的声音，这些文字贩子们将压抑的委屈免费倒进了妓女的器官的。
回到合安后，我的调查还是沿着我自己的思路进行着，我舅舅郑天良虽然像所有的贪官一样与女人千丝万缕纠缠不清，但我真正感兴趣的还是他灵魂深处潜伏着的贪婪与掠夺的本性是如何被唤醒并让他义无反顾地背叛自己。要找到这些背景远比写他与女人之间的淫乱要难得多，而且也很难明目张胆地下出结论。我所要做的和能做的只能是呈现而不是定义和结论。
秋天来临的时候，合安县的护城河里就落满了树叶，这个落叶的过程只有耿天龙这样的退休老干部才能在黄昏时分准确地捕捉到每个细节并会产生一些人生的联想，而忙碌的人们却不会对风吹草动产生任何感觉，他们只是在打了几个喷嚏后意识到天凉了，他们是通过加穿衣服来确认季节已经变了。
一九九九年秋天让河远市政界上下大吃一惊，主持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市长黄以恒并没有接任市委书记。省委任命四十二岁的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叶正亭出任河远市委书记。叶正亭曾任过前任省委顾书记的秘书，是省里重点培养的跨世纪的年轻后备干部，中央党校学习一回来就到了河远市任职，他比黄以恒市长还小四岁，年纪轻，政治经验却相当丰富。中国领导干部的秘书们之所以容易提拨，主要是因为他们长期在首长身边工作，耳濡目染，首长的工作经验和领导艺术以及高尚的品格学得快、领会透彻，所以秘书们的政治素质好，工作驾驭能力强，宏观决策起点高，这是一般干部所不具备的优势。至于一些人说秘书政治是裙带关系是吏制腐败，应该说这是很不严肃的，秘书提拨也是经过组织部门严格考察和公示过的，是无可挑剔的，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
叶正亭一上任就显示了省委决策的英明和正确，他具有开拓精神，又是大学经济系毕业的高材生，他在调研了两个星期后，对河远的经济建设提出了全新的工作思路，极富于改革勇气和战略性眼光，市计委、经委、财政、轻工、商业等与经济密切相关部门的一把手全换了，一批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走到经济建设的前台。有人说这是叶正亭将黄以恒苦心经营的班底换了个精光，是对河远地方势力的一次大清洗、大换血，也有人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在美国都是这样的，很正常。河远的班子包括各县的党政一把手除了省里直接下派的一小部分外，其余都是在梁邦定和黄以恒手里培养起来的，基础牢固，队伍稳定，所以有人说梁邦定和黄以恒是河远的土皇帝，这些话应该说有些偏激。因为用什么人和怎么用人是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在反对资产阶级假民主的前提下，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干部任用上，是不应该在权力结构中搞什么反对党的，不然工作就没法开展，我们中国不能像西方和台湾那样在国会开会时打架，这与东方文明也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叶正亭来上任的时候，各县主要负责同志都参加了市里召开的会议，会上黄以恒同志代表市政府坚决拥护省委的决定，并且表示坚决支持叶正亭同志的工作，将河远的经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xdx潮，黄以恒穿了一身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表现出了相当的诚恳，他说：“正亭同志年富力强，是经济专家，长期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有宏观工作经验和总揽全局的能力与魄力，我们要紧密团结在正亭同志为核心的市委周围，在正亭同志的带领下，扎实工作，努力拼搏，为全面开创河远工作的新局面而奋斗”。叶正亭书记充分肯定了河远市委市政府在经济改革中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和卓越贡献，他表示要与市委市政府全体同志一道共同努力，为深化河远的经济改革和实现河远经济腾飞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会上说：“以恒同志既有地方工作经验，也有市里的工作实践，为河远的改革开放做出的成就有目共睹，在工作上将是我的最有力的帮手和老师。我们会一起努力把河远的事情办得让省委放心，让人民满意，让自己无愧。”
叶正亭和黄以恒两个人的表态既是政治性的也是个人化的，他们将政治表态与个人立场完美地统一在一起，使所有的人都觉得这种相互肯定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相互肯定总比相互否定好，因此会议是令人鼓舞的。只是叶正亭主政后，有意无意地正在按照自己的思路来重新规划河远的工作，改组内阁是局部的但却是关键的，它让人们看到黄以恒的班底正在被削弱，让人感到措手不及的是国企改革制定了新的方针和战略，叶正亭在召开的全市“国企第二阶段深化改革战略会议”上指出，“抓大放小要根据市场规律和企业自身的实际状况灵活地去理解和把握，不要教条地僵化地对所有企业一律都按抓大放小去对待，对于有发展前景的有市场竞争力的小企业不能放，要扶持；对于管理混乱技术与资金都跟不上且市场前景不好的大企业该放的放，该卖的卖，对于这些名不符实名存实亡的所谓的大企业就是要见死不救。改革是什么？改革是革命，是优胜劣汰，而不是论资排队按规模大小进行保护，说句老实话，有些所谓的大企业你是救不活的，与其迟死，还不如早点办后事。我还要跟大家说一句的是，抓大放小是国务院针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宏观性把握，不是针对每个市每个县的，县市一级是没有什么大小企业之分的，只有好坏企业之分，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让大家明白，市里对国企改革这一块，是按照企业效益好坏来决定扶持或改制的，而不是根据规模来制定改革战略的。”
叶正亭的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的反响，大家都感到这个年轻的书记就是厉害，中央的精神被他三下五除二就吃透了，而且站得高看得远，无论是气魄还是能力上都是令人心悦诚服的，相比之下，黄以恒的抱残守缺自然而然地暴露了出来，但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黄以恒不是没有气魄的领导，当年合安的五条商贸大道和工业区建设，就是气魄与胆识的集中体现，之所以在国企改革中行动缓慢反复论证，主要是出于谨慎，现在动不动工人就会闹事，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如果让工人们到省政府门前静坐示威，对他的政治前途肯定会产生负面影响；另外一个就是河远的大企业主要都集中在合安县，如果简单地卖了或改制了，等于是把黄以恒的政绩一笔勾销了，黄以恒的难处没有几个人能理解，其实他的压力比任何人都要大。历史就是包袱，不能甩，甩掉等于是否定历史。这种事一般人都不会干。
叶正亭对河远下一步国企改革定了调子，这个调子与黄以恒是有本质区别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所有与会人员在新鲜和振奋的同时，明显感到市委书记和市长在河远经济建设的思路上存在严重的分歧。
叶正亭在市委秘书长林彬和新上任的市计委、经委一把手的陪同下来合安调研，主要是对工业区进行考察，叶正亭在合安县级干部参加的形势分析会上，只字没有提对工业区改革的意见和措施，也没有对工业区目前四面楚歌的困境进行分析，他只是说合安工业区在我省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是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至于下一步如何走，市委和市政府还要做具体研究。郑天良发现叶正亭甚至连在“国企第二阶段深化改革战略会议”上的基本观点都没有重申和强调，如果要是按效益来决定改制方案，合安工业区第一个要卖掉的就是啤酒厂，因为啤酒厂是亏损最大的企业，现在的市县两级政府硬着头皮向啤酒厂输血并用行政措施强迫全县销售摊派的啤酒，硬撑着挽救一个不可救药病入膏肓的企业。但大家都不说，叶正亭也没说。合安太敏感，工业区与黄以恒的政治名誉是连在一起的。
叶正亭没有让宣中阳等县领导班子陪他们吃晚饭，叶正亭一行自己在蓝湖宾馆吃工作餐，这使郑天良觉得叶正亭有点作秀，因为省里领导下来都是要县领导陪同吃饭的，难道你一个市委书记比省委书记官还大，也许是叶正亭不想跟宣中阳在酒桌上说太多的与工作无关的话。不过，散会前，林彬秘书长解释说：“叶书记要求全市各党政部门到下面去都不允许大吃大喝和前护后拥，这是叶书记改进我们工作作风的一个重要举措，市委马上就要下发专门的文件将其制度化，希望各位要理解并贯彻执行。”
宣中阳在走廊里对叶正亭说：“叶书记，我晚上回家吃过饭后到宾馆来看你，有些事我还想跟你私下里进行汇报。”
叶正亭说：“你的工作也够辛苦的了，晚上就在家好好休息，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我晚上也想歇一歇，看看足球，英超利物浦对曼联，一场龙虎斗。”
宣中阳对足球不感兴趣，但叶正亭这样说了，他也就只好顺着往下说：“那我晚上就不来打扰你了，好长时间我也没看电视了，看一场球赛放松一下神经。”
叶正亭说：“我们既要会工作，也要会休息，苦行僧的领导是很乏味的。要是我有钱，我也会像大连的薄熙来市长一样养一支足球队。”
他们说笑着握手道别。
郑天良回到家里让周玉英给他熬稀饭，赵全福打手机让他去红磨坊吃饭，但郑天良说不去，明天一早还有事。叶正亭在合安，郑天良不敢轻举妄动，他感到这个充满朝气与活力的市委书记总会要在河远做出一点什么事来，叶正亭跟黄以恒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领导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