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贸总协定的由来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成为造成当时世界经济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解决复杂的国际经济问题，特别是制定国际贸易政策，成为战后各国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设想是在1944年7月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出的。当时的设想是，在成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时，也成立一个国际性贸易组织，从而使它们成为二次大战后左右世界经济的货币一金融一贸易三位一体的机构。
1947年4月至7月，筹备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二次全体大会，就关税问题进行谈判，讨论并修改“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经过多次谈判，美国等23个国家于1947年10月30日在日内瓦签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GAtt）。按照原来的计划，GAtt只是在国际贸易组织成立前的一个过渡性步骤，它的大部分条款将在“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被各国通过后纳入其中。但是，由于各国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的分歧以及多数国家政府在批准“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这样范围广泛、具有严密组织性和国际条约时所遇到的法律困难，使得该宪章在短期内难以被通过。因此，GAtt的23个发起国于1947年底签订了临时议定书，承诺在今后的国际贸易中遵循GAtt的规定。该议定书于1948年1月1日生效。
此后，GAtt的有效期一再延长，并为适应情况的不断变化多次加以修订。于是，GAtt便成为各国共同遵守的贸易准则，也是协调国际贸易与各国经济政策的唯一多边国际协定。
GAtt对世界贸易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到1985年5月为止，GAtt的正式成员已发展至9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GAtt国家和地区的总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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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GAtt的关系可谓一波三折。在当时该组织成立之初，彼时的国民党政府签署了GAtt《临时适用议定书》，成为GAtt23个创始成员之一。
但是，1950年3月6日，台湾当局由其所谓“联合国常驻代表”以所谓“中华民国”的名义照会联合国秘书长，决定按《临时适用议定书》第五款的规定退出GAtt。次日，联合国函告GAtt执行秘书（1965年3月改称“总干事”），称已答复台湾“外交部长”退出，自1950年5月5日起生效，并用电报形式向其他缔约国政府做了通报。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未能立即参加GAtt的活动或与之保持联系。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着名的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接着，中国在其他国际组织的席位也很快被恢复。然而，中国在GAtt中的席位仍然空缺。
1971年11月16日，GAtt举行的第二十七届缔约方大会作出决定，“中华民国”不再享有缔约方大会观察员地位。随后，台湾代表声明“对其观察员地位的任何否认是不公正的、非法的、不道德的，对全体缔约方就中国代表权问题所采取的任何行动提出强烈抗议”，但已于事无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使中国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世界，对外贸易不再仅仅是调剂余缺换取外汇的手段，而成为国民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国际通行惯例和游戏规则，是中国在与世界打交道时必须要考虑的因素。成为GAtt中的一员似乎不再是事不关己和遥不可及的了，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的话题逐渐提上了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议事日程。
1980年8月4日，中国应邀出席了国际贸易组织临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并参与选举了总干事邓克尔。
1982年11月，中国政府代表团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GAtt第三十八届缔约国大会。代表团团长卜昭敏会见了总干事邓克尔，这是中国与GAtt的第一次对话，同年12月，国务院批准经贸部《关于参加关贸总协定的请示》。坚冰，由此开始消融。
1983年8月，经贸部、外交部、海关总署三部门联合组成了一个GAtt考察组，考察对象也经过精心的选择，分别是正在实施改革的计划经济国家匈牙利、南斯拉夫，以及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巴基斯坦。
这三国对于加入GAtt有两点相同的体会：第一，尽管需要承担开放市场的义务，但可以从非歧视待遇中得到更多的好处；第二，尽管要受到多边规则的约束，但与单方面的贸易限制相比，前者更具公正性。
三部门考察的结论表明，中国“复关”将利大于弊。
由于预计到“复关”的艰难，中国采取了先攻外围的策略。《国际纺织品协议》是在GAtt主持下，由纺织品主要进出口国家和地区就国际纺织品问题达成的一个单独协议。1983年下半年，经过多方磋商，中国完成了加入《国际纺织品协议》的工作，并于次年1月18日成为该协议的正式成员。
1984年2月，时任经贸部部长的陈慕华主持部长办公会，会议决定：要对GAtt的条款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在正式参加前，要较长时间地以观察员身份参加GAtt的活动，了解情况；加速培训符合GAtt需要的人才和干部。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前期准备非常及时和必要，因为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对手，不仅依仗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同时拥有一批在多边体系中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谈判老手和法律专家。
1984年11月6日，GAtt理事会一致通过中国的申请，决定给予中国观察员地位。
遭遇体制障碍
中国接近GAtt的动作引起了世界的注意。有些西方国家智囊机构认为，中国与GAtt贸易体系结合的问题太复杂，短期内难以解决，因为GAtt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其作用是限制缔约方干预市场的行动，但中国决定生产和供应的不是价格，而是国家的计划指令。
1985年10月3日，中美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非正式磋商。美国贸易副代表史密斯说，自1950年以来，中国与GAtt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中国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美国需要全面研究这些因素对中美经贸关系和对国际贸易体制的总体影响。
欧共体驻GAtt大使陈文定是一位越南裔法国人，熟知东方文化及中国。他说，中国块头这么大，轻纺产品的出口增势这么猛，令贸易伙伴感到害怕，越往后拖，解决中国席位问题的难度越大。
1986年1月4日至11日，GAtt总干事邓克尔首次访华。他把缔约方对中国“复关”的一些看法告诉了中方，这些疑虑无非是担心中国对世界市场的冲击，或者对中国经济体制定性有质疑，以及对各种具体经济政策有不同看法。
中方对上述问题做了原则性解释，但这些解释对消除缔约方疑虑的作用很有限。
在后来长时间的中国外贸制度答疑过程中，缔约方曾反复提出疑虑。而在此期间，随着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逐步解决，香港已经成为GAtt的缔约方。
经过长达4年的酝酿、观察和准备，中国政府于1986年作出决定：正式申请恢复在GAtt的缔约国地位。7月10日，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大使钱嘉东，通过GAtt副总干事马吐向总干事邓克尔递交了申请照会。
对于中国当时的“复关”申请，不少关心中国的外国友人都抱着乐观态度。1986年2月2日，欧共体驻GAtt大使陈文定在约见中国驻日内瓦参赞刘显铭时说，美国人认为解决中国参加GAtt的谈判需要5年，他估计3年差不多。1987年6月17日，瑞士驻GAtt大使吉拉德出任GAtt中国工作组主席，他对起草《乌拉圭部长级宣言》发挥过重要作用。对于出任极具挑战性的这一职务，个子不高的吉拉德显得踌躇满志，如果能成功地组织完成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谈判，他的职业生涯将因此添上辉煌的一笔。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中国这一谈，就是漫长的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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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