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尔斯·斯潘塞的律师事务所位于麦迪逊大街59号，占据了摩天大楼的整个第十层。尽管这是迈尔斯的事务所，他手下还有十五名律师，大多数刚从法学院毕业，所有人都憧憬着有朝一日成为合伙人。但迈尔斯不喜欢合伙人。一旦这些新手经过风浪不再晕船，学会了如何处理一件案子，所作所为看上去像个律师，他便跳槽到了别处。那些留下来的永远是老样子。
跟迈尔斯一起工作就好像处于飓风的风眼里。他所代理的，什么人都有：黑手党成员，警察杀手，强奸犯，骚扰儿童者，毒品贩子等等，任何人，只要他付得起钱。而只要案子能胜诉，他无所顾及。
“受害者”这个词在他的词汇表里是没有位置的。他将所有的受害者视为失败者，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活该因他们的懦弱而遭受惩罚。
由于没有合伙人，他便可以将大部分利润归为己有。与他寄到海外的银行帐户上的巨额数目相比，他付给他那些年轻律师的钱可谓菲薄。在迈尔斯看来，他们其实应该为有幸从最好的律师这里学到本事而付他学费。
但钱不再是这位五十八岁、短小精悍的律师的主要追求。他喜欢的是从荣耀中获得乐趣。他喜欢看到自己出现在晚间新闻中，喜欢坐下来边喝咖啡边翻早报，看到自己的眼睛在屏幕中正瞪着自己。
然而，近来他发现，注视着自己的那张脸已不再年轻。迈尔斯的妻子去年死于癌症，最近他对死考虑得很多：不知她妻子现在在何方，是否真有来世这回事？他不许他妻子要孩了，因为他觉得在他紧张的生活中没有孩子的容身之地。随着年岁的渐大，她不免空虚，为此她至死没有原谅他。近来，迈尔斯终于明白他牺牲了什么。他现在剩下一个人了。没有人到家里来，在他心情不好或累了一天后，没人关心他。法律界的许多人在佩服他的本事的同时，暗地里认为他是一个冷酷、唯利是图的家伙。在往上爬的过程中，他利用了数不清的无辜者，他明白他将永远也无法摆脱他们因此所遭受的苦难和悲伤的阴影。现在，他天天问自己：他会遭到报应吗？真的有末日审判吗？
他是否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
迈尔斯·斯潘塞面临着他自己的死罪。在大庭广众之中为自己辩护将是他这辈子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可这位声名鹊起的大律师却感到无话可辩。对冷酷和贪婪的指控，没什么可为之辩护。他没有过悲惨的童年，也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如果他想跟对待所有案子那样对付它，惟一的办法就是理智地、现实地面对它，那样他才有可能像以往一样胜诉，他心想。自信固然重要，但他需要一个突破口，一个临界点，需要日月星辰为他作证。他得找到这个突破口，免得晚了。他这辈子一直站在人家背后。为什么他不能进入来世呢？
大步走向会议室，迈尔斯将案卷往桌子上一搁，注视着聚在他面前的脸孔：“我们开始吗？你们都看过材料了吗？”
“嗯，我们都看过了。”
菲利普·康纳斯说。他跟迈尔斯五年了。
“那么，”迈尔斯背靠在会议桌上首的皮椅里说，“我们该不该受理？”
“这是件怪案，迈尔斯，”康纳斯的眉毛往上挑，“怪极了。我的意思是，不管谁受理这个案件，都得准备打持久战。”
“这点我意识到了，”迈尔斯说，“但我们能赢吗？他们掌握了什么？我们又从中看到了什么？”康纳斯打开他桌子上的案卷。这案卷跟迈尔斯的以及桌上所有的案卷都是一样的。
“托伊·约翰逊声称堪萨斯火灾发生时，她在纽约恰好心脏病发作。她还说另一个孩子从中央公园获救时，她又一次心脏病发作被送进罗斯福医院的急诊室。我今天上午跟她丈夫谈过。他从机场打电话给我，说堪萨斯火灾那天她住在医院里，但当天下午失踪了几个小时。医院证实她是个病人，而且他们坚持托伊·约翰逊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回到医院，是由一位纽约警局的警官送回来的。”
“好极了，”迈尔斯说，“这不是无懈可击的不在现场的证据，是什么？”康纳斯抬起头，擦了擦眼睛。他一整夜都在研究这案卷，试图找出所有的机关和陷阱：“纽约警局没有任何接送过一个叫托伊·约翰逊的人或别的什么人到罗斯福医院的记录。向医院取证，他们所知道的只是约翰逊夫人是由一个穿制服的男人护送到急诊室的。”
“我明白，”迈尔斯说，“可他们坚持说她在医院，她的心跳停止。要是她在医院，她怎么可能在堪萨斯。”
“这个，”康纳斯脸上露出气恼的表情，“甚至她自己也承认她在堪萨斯。她跟她丈夫说她在堪萨斯。她跟埃斯特班医师说她在堪萨斯。我还可以向你保证她跟逮捕她的特工也说她在堪萨斯。她只能持同一口径，说她在犯罪现场。我们总不能对我们的证人的证言的可靠性提出异议。”
“我们可以，如果她因精神障碍无行为能力的话。”
迈尔斯以权威的口吻说，“我们可以以她无行为能力为由中止刑事诉讼程序，送她到精神病医院，让他们直接对她的记忆力作出鉴定。接着，我们再把她带到法庭，使她获得释放。要么如此，不然我们决不让她承认在现场。”
“让我来告诉你，迈尔斯，”康纳斯说，“这个女人恰恰符合绑架儿童犯的特征。她没有孩子，而又拼命想要一个。据她的丈夫说，他们做过所有检查，看过产科医师，想尽了办法。她一直表现出行为反常。她的形象就出现在堪萨斯纵火案现场的录像里。我们怎么还能赢这个案子呢？”
“你看过录像吗？”迈尔斯问。由于他们尚没有受理这案件，大多数证据还无法接触到。
“所有人都看到了，”康纳斯说着，看看迈尔斯，仿佛在说：过去的十二小时你上哪儿去了？“CNN今天早晨播了长达三十分钟的新闻专题。我以为你看了。他们有那场火灾的剪辑，还有特写，迈尔斯。接下来，还放了她被捕的镜头。是同一个人，任何人都看出是同一个人。”
迈尔斯没赶上早间新闻：“你录了吗？”
“当然。”
康纳斯说。
“我呆会儿看看。”
他的目光在房间内扫视了一遍，“这么说，你们都看到了那录像？”百分之六十的人点点头，其余人则摇摇头。迈尔斯问他们：“我们该受理这桩案子吗？”
“我投反对票，”康纳斯说着，将手放在合拢的案卷上，他觉得他们该适可而止。接着，他总结道：“所指控的这种罪令人反感，迈尔斯。并且，这也是我所见过的最错踪复杂的案件。我说的是那三起一级谋杀案。也许会判死刑。加之绑架的指控，你会把我们好几年都捆在这个案件上。”
“嗯，”迈尔斯思忖着，“可它不是耸人听闻吗？”康纳斯愁眉苦脸，掉过视线。屋内的其他人纷纷发表他们的观点。他们都明白该案触目惊心，尤其是那些从录像上看到托伊·约翰逊身穿“加州天使”t恤被押上警车的情景的人。
安·鲁宾斯基开口了，大家不约而同地侧耳倾听。她约摸三十五岁年纪，婚后不久才上的法学院。她机敏而又能言善辩，是斯潘塞的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安将她褐色的直发挽了一个法国式的发髻，身穿两件套的海军蓝套装。
衣领上饰有花边。
“这是一个大好机会，迈尔斯，”她说，身子前倾，以便能看见他，“在这件案子上我完全不赞同菲力的看法。这类案件公众极感兴趣。而且我想你会使这位女人获得澄清的，没问题。显然，这里有误会。在堪萨斯肯定有个跟她像得要命的人。想想吧，当你救了这位可怜而无辜的女人，使她免于坐牢，会有多好！她是那么的漂亮、迷人、优雅。天哪，她身穿一件带有光环的t恤，满脸无辜的神情，似欲展翅飞去。”
“你看这个了吗？”迈尔斯将一份《纽约邮报》推过桌子。头版便登着托伊的相片，标题是《天使还是绑架儿童的罪犯？》。
会议桌四周一阵嘁嘁私语。康纳斯瞪着鲁宾斯基。迈尔斯将他的座椅移正，说道：“我已经决定受理该案。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只要能使他们不把她移送到堪萨斯，我们都干。她当时在医院里，”他的眼镜滑落到了鼻梁上，此时他像变了个人，精神焕发，“派个人到拘留所去，使她签字同意提供病历。看看他们对她进行了什么治疗，她如果旅行的话会有什么危险。再看看我们能否把她转移到医院。她的健康状况可能也是我们能把她留在州里的一个理由。再派个人去医院，看看是否有人知道警察在哪儿让她搭上车的。我们得找到那个送她回医院的警官。”
迈尔斯停住嘴，呷了一口咖啡，把卷宗搁到一旁，开始在一本黄色的拍纸簿上列提纲。
“安，找一位专家来研究那盘录像带。”
“噢，我忘了告诉你当她抱着那个孩子从中央公园里奔出来时搭的是谁的车。”
她激动地说。
“谁？”
“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州的参议员罗伯特·魏斯巴思。”
“有人跟他谈过吗？”迈尔斯问，对这一进展大为激动，“他当时怎么想？”安·鲁宾斯基仰头大笑：“他什么也没想。他的司机告诉警察说这位可爱的参议员喝得烂醉如泥。在那个女人从车上消失后，他开始像个白痴似的唠叨，只有给他服镇静剂。”
“你说‘消失’，”迈尔斯紧张地问，“究竟是什么意思？”
“是那样，”鲁宾斯基说，“她本来在车里，接着就不见了。我今天早上会见那位司机，他就是这么说的。他从后视镜里看见那位女人在那儿，接着便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么说，她打开车门，下了车，对吗？”迈尔斯眯起眼睛，手指玩弄着登有托伊相片的那份报纸的边沿，“这有什么奇怪的？”
“她消失了，迈尔斯。”
鲁宾斯基又重复了一遍，“魏斯巴思和他的司机都坚持说她没开车门，却下了车。据他们说，车门是开着的。她俯身在跟那孩子说话，突然就不见了。我无法作更多的解释。我的意思是，让我们现实地面对此事，人们不可能突然消失，看来显然是那位女人乘他们没看见，猫下腰从车里溜走了。”
迈尔斯·斯潘塞一手重重地按在报纸上，低下头，眼里只看见托伊的形象和“天使”二字。标题上的其它字正好被他的手给遮住了。他脸部的肌肉变得僵硬，默默地盯着那张照片有好一会儿，房间里的人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接着，他站起身，拿起桌上的那份报纸，一言不发地走出了会议室。
“救人啊！救人啊！”邦妮·曼多扎透过铁栅栏尖叫道，“她停止呼吸了！”接着，她跑回倒在地板上的那躯体，将头伏在胸口，想听听是否还有心跳。
“噢，天哪，”邦妮嚷道，“她死了！她的心脏没在跳。救人啊，快来救人啊！”托伊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仰躺在肮脏的漆布地板上。邦妮俯身朝着她，不知所措。一分钟前她们还坐在床沿上谈托伊的案子，接着，托伊脸上一僵，倒在地板上，在她昏过去前一直保持着这一表情。
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其他犯人们吵成一团，把头抵着铁栅栏，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其中一个女犯将一面小镜伸出栅栏想借此窥察走廊那头发生的情况。
桑迪·霍金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牢房的门一打开，她一把推开邦妮·曼多扎，将一只手指按在托伊的脖子上。
“做人工呼吸，”她朝对讲机喊道，“叫一辆救护车和担架来。给我找几个帮手。快！”她将对讲机朝铺位上一扔，俯下身，手按在托伊的胸部摸索着找她的胸骨。找到后，她便开始挤压托伊的胸部：“怎么回事？”
“她好好的，”邦妮说，“突然就倒在了地板上。”
桑迪俯身朝托伊的嘴里输送氧气。透过眼角的余光，她看见另一位女看守也来了。
“救护车正在路上，”那女人告诉她，同时伸手抓住邦妮按她坐下。
“要我来替你吗？”
“不用。”
桑迪边说边在托伊的胸部又挤压了一下，决心要把她救过来。桑迪在她长长的职业身涯中，替许多人做过人工呼吸。当她嘴对嘴把她的呼吸传送给她们时，她们不再是罪犯，不再是陌生人。这是桑迪的职责。
“他们会带担架来吗？”在再次对着托伊的嘴吹气前她大声问。
答案马上就有了。两个男人抬着担架冲进牢房。另一位看守将邦妮带了出去，好腾出地方给他们。
那两个男人站在一旁，望着。
“我们不能停止做人工呼吸，”桑迪一面挤压着托伊的胸部一面说，“把她抬到担架上，我跟你们一起走。”
那两人照她的话做，抬起托伊沿着走廊飞奔。桑迪跟在他们旁边，继续嘴对嘴地做人工呼吸。每隔几秒钟他们就停一停，放下担架，让桑迪挤压扎伊的胸部，等他们抬起担架前进时，桑迪再接着给托伊吹气。
穿过大门，进入监狱分区，又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他们终于到了外面。
一辆救护车停在路边，车的后门开着。拘留所里虽然有一个医务室，但无法处理这样的重病，要是犯人真的死了，他们希望她死在大墙外。不然，在统计表上看起来不好看。
救护车的红灯闪烁着，警报器尖叫着，载着托伊呼啸而去。桑迪·霍金斯蹲在路边，双手抱着自己的头，好几位看守也赶到了，其中一位搂住桑迪。
“我没救活她”，桑迪哑着嗓子说，“我努力了！我努力了！上帝呀，我是怎样的努力！”
“你是了不起的！”另一个女人安慰道。
“不错，”桑迪说着抬起头。
“可够吗？”托伊走在狭长的鹅卵石路上。路边是鲜花盛开的田野，芬芳、甜美的气息是如此的醉人，托伊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欢乐的泪水。远远地，她瞧见身穿桃红色礼服的玛吉·罗伯茨，礼服是用最华贵的缎子做的，饰有白色的蕾丝。
她的腰部系着一根宽宽的缎带，头上则是白缎子的蝴蝶结。托伊手搭在眉沿上，瞧着，玛吉就站在太阳底下，周身沐浴在温暖的、金色的阳光里，幸福地笑着。走近了一些，托伊看见一顶巨大的白色帐篷，在微风吹动下起伏着。
人们的欢声笑语随风飘荡。听上去像是生日聚会或进行婚礼。
就在托伊走得更近，能够看到玛吉的脸时，她看见玛吉正向她招手，鼓励她加入庆祝的行列。接着，就像突然降临一样，梦境突然消失了。托伊所记得的最后一幕是玛吉伸出手，她正要去握。
睁开眼睛，托伊看见的不是玛吉·罗伯茨，而是埃斯特班医师，一位穿警服的男人，一群白衣的护士。更令她吃惊的，还有她父母那饱经风霜的脸。
她闭上眼睛，任黑暗再次带走她。那个穿警服的男人想必是来带她回拘留所的。她无法忍受这个。
接着，她听到有人一遍又一遍地唤着她的名字，“托伊，醒醒！托伊，我是斯蒂芬。你听见了吗？你父母在这儿。”
她听到了他的声音，但她应不出。不知什么东西拖着她往下沉，扼住了她。
“托伊，亲爱的，”黑暗中响起了她母亲的声音，“哦，我的宝贝，我的乖宝贝。跟我说话呀，托伊。你要是能听见就捏一下我的手。”
托伊感到了她自己的存在，她的身份，但她无法回答，无法捏她母亲的手。她没有手，没有嗓子。她的身体似乎变成了一团旋转的微粒，混入一堆泡沫翻滚的大杂烩中，消散在宇宙空间。
“托伊，乖乖，”这深沉、痛楚的声音，是她父亲的，“快醒醒，亲爱的。我的小斗士呢，我的小托伊在哪里？”胸口好像被戳了一刀，一阵疼痛，托伊发出呻吟。接着，她睁开眼睛，看到了埃斯特班医师的脸。
“她有知觉了，”他转过头对旁边围着的那圈人说，随即又低头望着托伊。
“你感觉怎么样？”为什么他们老这么问？托伊心想，再一次闭上眼睛。由于胸口疼痛，她痛苦地呻吟着。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同一个医院，同一位医师，同样的不相识的脸上露出关切的表情。难道他们不觉得他们在玩旋转木马游戏吗，这一切他们以前不是都经历过吗？
“约翰逊夫人，”埃斯特班医师继续说，“我知道你现在能听见我的话。如果你无法开口，就听着。你做了手术。你现在在罗斯福医院的康复病房。我们放入了一个起搏器。一切都进行得很不错。”
过了片刻，托伊睁开眼睛，望着她父母。就在他们身后，她看见了斯蒂芬：“他们放入起搏器了？”
“是的，宝贝儿，他们放了。”
她母亲说，“你就会好起来的。以后不会再有麻烦了。”
托伊深情地凝视着她母亲的脸。她曾经那么美，但现在她老了，脸上满是皱纹。托伊的目光落在她淡褐色的眼睛上，那里面满是慈爱和理解：“你为什么让他们那么做，妈妈？”
“噢，托伊，我们没别的选择。你差点儿死。你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给我们，告诉我们你病了？”说到这里，她母亲突然用手捂住嘴，眼里满是泪水，“我们从电视上不得不看到……我们的宝贝托伊被逮捕。”
她父亲俯身亲吻她的脸。他的呼吸中带着一股浓烈的烟草味。
“你又抽烟了，爸爸？”托伊说。
“不错。”
他说。
现在，逼近她的是斯蒂芬那张宽大的脸，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她。托伊扭头避开他：“出去！你没权利让他们宰割我，把什么机器放入我体内。”
“我别无选择，托伊，”他粗声说，“你要么动手术，要么死。你让我怎么办？”
“让我死好了。”
她说。
几分钟后，她听见他在房间的一角对她父母低声说：“我没法劝她，这三四个月来一直如此。”
托伊说的是真心话。她想死，准备好了死。等她一好，那个穿警服的人就会带她回拘留所。所有人都鄙视她，认为她是个绑架儿童的罪犯和疯子。
她无法救任何人，她心想。她连她自己都救不了。
西尔维娅几天来一直试着往旅馆给托伊打电话，但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由于关切，她曾给罗斯福医院打过几次电话，高兴地得知托伊不住在医院了。这是个好兆头，她对自己说。
星期二早晨，等她哥哥已经上班后她才起床，心里想着：不知道她朋友是否还在曼哈顿，要是还在，她今天是否乘预订的班机跟她一起回去？她在厨房里倒了一杯咖啡，在桌子旁坐下看晨报。
“谢谢，艾贝。”
她自语道，从台子上的盒子里抓起一个炸面饼圈，咬了一大口。
当她看见报纸的标题和托伊的脸正对视着她时，惊得嘴里的食物都吐了出来。
“天哪，”她叫道，“被捕？托伊因为谋杀罪而被逮捕。”
西尔维娅的头在转。这怎么可能呢？他们到底在胡扯什么？她迅速浏览了一遍那篇报道，心想这是她所碰到过的最为希奇古怪的事。可那真的是托伊，身穿那件滑稽的棒球衫，看上去光彩照人。
冲到电话机旁，她开始拨电话。她得设法搞清楚他们现在把她弄到哪儿去了。
萨拉又累又邋遢。这倒不是工作过度的缘故，因为她这几天来几乎没离开过阁楼。她是由于精神上太疲惫了。她悲哀地意识到她与这位饱受折磨的年轻艺术家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已到了非同寻常的地步。如果雷蒙德的状况不能很快的改善，他们将不得不腾出阁楼，萨拉真不知道他们将来会怎么样。如果她不工作，他们就没钱，而雷蒙德这副样子，除了跑出去买东西，她当然不能扔下他一个人超过几分钟。在思维不连贯的状态下，他会逛出去把自己弄成重伤的。
萨拉明白她将不得不让他们把他送进某家医院。她显然无法承担这样的重负，徒然浪费时间。
雷蒙德的情形有所改善，但也就那么一点点。他仍然沉默不语，即便是在他警醒时，他的行为也是孩子气的、古怪的。他似乎被困在对生命中的那一天的无休止的幻想中了，这就是他见到那个神秘的红发女人的那一天。一天夜里，他的神志特别清醒，他用杂乱无章、萨拉听不太明白的语言向她讲述那天发生的故事。但在他讲述时，她一直激动不已。从他嘴里发出的每一个单词好像都来自天国。
打开《纽约时报》，她心不在焉地翻阅着，突然，她透不过气来。
“是她！”她朝雷蒙德尖叫道。他正身穿睡衣坐桌子旁，摇晃着脑袋。萨拉把报纸往他面前一塞，绕过桌子站到他的身旁。
“瞧，雷蒙德，”她激动地说，“是你的天使！你认出她了吗？天哪，她甚至穿着跟画上一模一样的t恤！瞧，雷蒙德！快瞧！”见到他没有反应，萨拉摆动他的脑袋好让他看见报纸。接着，她把报纸举到他的鼻子底下。
“你一定得看，”她嚷道，“你看不见吗？是她，雷蒙德，是我在医院里碰到的那个女人。是你的天使。”
他的双臂垂在身体的两侧，但萨拉看见他的右手一张一合地在动，接着，她听见他的脚在桌子底下发出响声。
“她正处在危难之中，雷蒙德，”她大声说，想让他听见，并祈愿这就是他们所期待的奇迹。
“你的天使正处在危难中，她需要你。你眼看着他们把她投入监狱吗？你不试着去帮助她吗？她不是帮过你吗？”《纽约时报》登着托伊的同一张照片，但报道内容有很大差异。远不像《邮报》那样富有煽动性，《时报》只是客观地报道了托伊被控试图绑架儿童。尽管萨拉不太了解这位女人，但她心里觉得这不可能是真的。雷蒙德的神秘女人怎么可能是个罪犯呢？
萨拉探过身子，注视着雷蒙德的眼睛。她看见他的眼珠子来回转动。接着，她突然明白过来他正在干什么，不禁百感交集。
雷蒙德是在看报纸。
他确实在看那篇报道。萨拉站在那儿，一动都不动，惟恐她一动会使他分心。五至十分钟后，他抬起头。
雷蒙德的双唇撮成“零”状，有那么一会儿，萨拉搞不清他是准备开口说话呢，还是只不过跟她耍孩子气。但他没有避开眼睛，继续凝视着她，嘴唇微微在颤抖。终于，单词发了出来。
“是的，”他说，阴郁的脸上绽开了笑容，“你……你发现了她。”
就在这时，萨拉听见电话铃响。她想不睬却又怕铃声会使雷蒙德心烦。
她拎起电话，朝电话里吼道：“你想怎么样？”她从那油滑的声音里已听出是弗朗西斯·希尔伯恩。
“噢，”他说，“你一定是那位照顾我们的雷蒙德的可爱的姑娘吧。对不起，宝贝儿，我忘了你的名字。”
“我们的雷蒙德？”萨拉觉得滑稽，她将电话线拉长到了厨房，这样雷蒙德就听不见了，“这是什么意思？你打算把他赶到街上，还记得吗？那天你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吗？”
“不，”希尔伯恩说，“你一定是误会了。我为什么要撵走我最有天赋的主顾呢？雷蒙德·冈萨雷斯是个天才。”
他顿了一下，继续连珠炮似的往下说，声音里透出兴奋：“不过，我们别再叫他雷蒙德了。不，不，亲爱的。我们必须永远把他跟‘黑石头’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在宣传时所用的名字。”
萨拉迷惑不解。接着，她用眼角扫了一眼雷蒙德，却看见了那张真人般大小的肖像，就是展翅欲飞的那张。当然了，她对自己说。既然雷蒙德创作的主人公出了名，媒介一窝风似的围绕着她，希尔伯恩无疑会利用这点剥削雷蒙德的成果，为自己牟利。
“我明白了，”萨拉慢吞吞地说，“我猜你看了《时报》的那篇报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希尔伯恩辩解道，“不过你瞧，我这就派司机来取雷蒙德的画，以便这星期举办画展。一定要捆扎好，让他全都拿来。”
“雷蒙德的画不卖。”
萨拉说。
“你在说什么？”希尔伯恩气急败坏地说。
“不管怎么说，你以为你是谁？它们当然是要卖的。他是个艺术家，他得把画卖了买吃的，你这愚蠢的女人，而我是他的经纪人。你算老几？不过是他在街头捡的小婊子。”
“也许吧，”萨拉说，打定主意，不为他的侮辱所动，“可我现在是阁楼里的一员，希尔伯恩，现实占有，败一胜九。所以我要是你，我就不浪费时间派人来这儿，因为我不会让他们进门的。”
“我……我要驱逐你，”希尔伯恩咆哮道。
“我要把你送上法庭。阁楼和那里面的一切都是我的。你听见我的话了吗？你想耍什么把戏？”
“可是，你不占有雷蒙德，”她说，“并且，你也不占有他的画。”
说完，她“砰”地撂下话筒，满意地笑了。
当她走出厨房时，雷蒙德已不再默默地坐在桌子旁。他将一大块画布铺在画架上，像个正常人那样在作画：俯身，立起，挥笔。萨拉走近一看，呆住了。随着他手中的画笔在画布上轻捷地跳跃，火红色头发的天使的淡淡轮廓已经活生生地呈现在她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