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工业化的过程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岗位应由非农业部门提供。但是，1949年以后，中国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在支持工业体系独立和完善的同时，农业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无力被后者有效利用，以至于出现了农村劳动力过剩。劳动力过剩造成贫困，劳动力素质不高又导致过度贫困。这样便大大弱化了过剩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能力。
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特有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广大农村陷入了“资金缺乏→过度贫困→素质低下”的恶性循环之中，更重要的是，这种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二元现象：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落后的农业并存；一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并存；一部分具有工业化、现代化因素的城市同幅员辽阔的以传统方式生产和生活的农村并存；少量优秀科学家、学者等民族精英同大量文盲、半文盲并存。
与上述相应的是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长期以来，中国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机制。1949～1978年的近30年里，由于贯彻“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方针政策，加上片面追求发展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经济路线，造成了中国大城市、特大城市发展日益畸形，众多中小城镇则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在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重视生产性建设、轻视非生产性建设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业长期以来欠账很多。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性转移的严重瓶颈。不仅如此，中国城乡之间人为造成的壁垒，严重阻碍了众多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加上政府实施口粮配给制和户籍管理制，农业过剩劳动力完全失去了正常进入城市经济系统的自由，从而在制度上把广大农民摒弃于工业化过程之外。
与上述相呼应的是支持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不足、能源匮乏、资金短缺、科学技术落后、教育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结构性短缺也是过去妨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就是说，1949～1978年，中国既存在某些部门的资本存量闲置，也存在着部门资本投入不足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在初步工业化以后，经济发展缺乏资本存量调整的活力，从而大大抑制了经济增长。这种痼疾不断地以经济周期波动的形式表现出来，更多地表现在一些“瓶颈部门”，它们成了中国生产能力和资源机制的硬约束，常常使处于扩张状态的经济运行不得已突然减速，甚至停顿下来，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在高涨状态下跌入低谷的现象。
孤立地看，上述这些常常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然而，我认为，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当它们相互联系并相互作用，配合适当的政策倾斜和发展环境，上述种种包袱却意外逐渐演变成了若干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未来，这些因素还将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巨国效应再度显现，中国呈现了具有替代性、连续性、持久性发展特点的经济局面。
第一，不均衡蕴涵着效率改进和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以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为例，二者之比经常为1∶5左右。只要持续存在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劳动生产率就可望获得持续显著增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村乃至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农业劳动力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崛起而向非农业持续大规模转移的过程。
另一个例证是加工业与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之间的缺口。据有关方面估计，1978～2000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约有1/4～1/3的加工业生产能力由于能源、运输和部分原材料供给短缺而闲置，经济高速增长进程也往往因为这方面的缺口而被打断。如果能源（主要是电力）、运输（主要是铁路运输）和部分原材料工业的投入有长足增长，那么，它们有可能带动加工业以数倍于这些部门自身的产量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在加工工业与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之间长期形成的非均衡增长状态开始缓解，通过资源向高效部门转移，以及消除“瓶颈”，中国经济效率的改进迈出了举足轻重一步。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重要结论：
落后地区的存在有利于加快技术进步。过去，人们一直用“卫星上天，老牛拉犁”来形容中国技术和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这非常贴切。中国一方面拥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才拥有的原子弹、航天、电子等产品研发和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在农村许多地区依然沿用数千年延续下来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方式。“老牛拉犁”便是其中一类。与其他二元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的技术差距是最大的。然而，就是技术上的差距，蕴涵了推动中国经济技术进步非常有利的条件。技术差距大，意味着经济中的落后部分有获得技术迅速进步的可能性，落后地区可以越过好几个阶段后来居上。
采用先进技术的行业会对采用落后技术的行业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在中国，先进部门向落后部门传递先进技术，要比国际间的技术传递成本低得多。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中军工技术向民用部门的传递，城市企业技术向乡镇企业的传递，以及科技兴农等，都是颇有成效的。未来，随着阻碍技术转让的藩篱进一步拆除，通过技术传递来推动技术应用将在中国以空前的速度发展。
城乡消费水平差异使某些工业部门的成熟期延长。长期推行城乡二元发展的后果之一是，城乡消费水平差距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日趋扩大。农业与非农业居民消费水平之比，1952年为1∶2.4，1978年升到1∶2.9。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比例有所下降，1983～1985年间曾达到1∶2.3，到1989年又回升至1∶2.7。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导致了不同的消费结构，如城乡居民在较高档次的消费品上的差距就相当大，由此形成了中国消费需求独有的“断裂”现象，即城市居民对某些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高潮过去很长时间之后，农村居民的大批量需求才刚刚开始。这一现象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两次消费高潮之间便形成了一个相对持续期。平心而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上的严重滞后，对工业增长的影响不但不是消极的，还是非常有益的。
一方面，这种差距避免了对某一档次消费品需求浪潮的集中到来。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在同一区域内的收入差距是偏小的，这种收入差距很可能在某个时期形成对某类消费品集中的普遍的需求而出现较大的供应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城乡消费差距就起到了分散消费需求的作用。
另一方面，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能够有效延长某些耐用消费品行业的成熟期。中国的家电行业，如电视、冰箱、洗衣机、音响设备等，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城镇地区形成了长时间的排浪式消费。到了21世纪的今天，经济学家已普遍相信，随着拉动内需和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国将迎来源于广大农村地区的第二次消费潮。新一代的耐用消费品如轿车、住房等，也因为农民兄弟的参与而维持一个持久的消费期。试想一下，这是一个有着9亿人口的广袤市场啊！
第二，过去30多年来，中国劳动力过剩所导致的低工资与高技术的结合，形成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持久而独特的竞争优势。从长远看，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大军总会成为抑制工资上涨的一个强有力因素，这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具有长期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基本走向是追逐高科技行业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高附加值行业。中国在发展高新技术方面是有基础的，随着工业制成品特别是机电产品在出口结构中份额的不断提高，随着轿车等高附加值产品的大批量生产并陆续出口，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可望大展拳脚。这意味着中国可能在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均占优势，这一点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很难同时具备的。中国在高技术、高附加值行业中长期维持较低工资水平，劳动密集行业又引入新技术，这样，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就更具竞争力。中国是人口大国，工业部门容易在国内实现一体化，一般不会出现市场容量小而不足以形成规模经济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