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大量国际游资是冲着未来人民币升值预期而来的。2003年，国际上挟持着“中国威胁论”促使人民币升值的话题再度甚嚣尘上。起初是时任美国财长的奥尼尔开始发表对人民币汇价的意见，现任财长斯诺也几次公开提出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后来连一向奉行“沉默是金”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出来温和地警告中国。嗣后美国有欲通过“301条款”促使人民币升值。但人民币短期大幅升值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不仅限于中国国内：中国就业减少、经济增幅下降，对全球产品的需求和吸纳能力也将大幅下降。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的文章也指出，2003年年中，中国的出口额从1210亿美元增长至3650亿美元，增幅达两倍之多。在这期间，中国出口增长的总额中，整整65%出自外资企业、全球性跨国公司的中国子公司以及中国与工业化国家的企业成立的合资企业。成本高企的工业化国家已经决定，它们需要以中国为基地，利用外包战略，确保在激烈竞争中胜出。终止中国的“盯住美元”汇率政策将破坏这一重要供应链的稳定性，而这一供应链已成为日本、美国及欧洲企业新的全球化生产模式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法国财经新闻社社论指出：强迫人民币升值的想法是“精神错乱的结果”。中国应避免像巴西、阿根廷一样，落入自由浮动汇率的陷阱，导致本国出现货币灾难。货币稳定就是对伙伴的“信任合同”。

    日元升值阴谋的制定者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警告说，人民币升值将导致投机盛行，从而对经济发展造成致命打击。他认为，对中国而言，未来几年最好的汇率政策不是其它，而是继续实行盯住美元的政策。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元升值引发了日本经济泡沫，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导致了日本经济长达十多年的经济衰退。沃尔克认为：如果人民币升值，则以美元表示的国民财富迅速增加，股市和房地产价格会持续上涨，引发泡沫经济，两极分化继续。经济表面繁荣的代价就是：进口增加，出口减少，国内生产企业遭到进一步打击，最终可能导致财政危机、外汇危机和货币危机，那时通货紧缩就可能转变为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导致人民币大幅度贬值。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蒙代尔认为，日美官员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他们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有两个论点：一个是中国贸易账户出现顺差很大；一个是人民币外汇储备增长很快。但是贸易账户的顺差跟人民币升值之间并没有确定的关系，而外汇储备的增加并不表示人民币的汇率过高。

    蒙代尔认为，人民币目前升值不合适有八点理由：第一，中国人民币不是可兑换的，慢慢地放开人民币兑换的范围，同时保持人民币的汇率稳定，可以减少市场对于汇率改变的压力。第二，人民币升值会加速中国的通货紧缩，对中国经济造成更大压力。第三，人民币升值会减少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第四，人民币升值会降低利润率。第五，人民币升值会减少经济增长。第六，人民币升值会增加失业压力。第七，人民币升值会增加财政赤字。第八，人民币升值会导致人民币政策的不稳定。人民币目前的汇率是适合的，既不要升值也不要贬值。

    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升值，从2003年年初至今的各界讨论已足可以并已经被结集出书了。出离学术讨论的范围，究竟在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背后，纠缠着怎样的利益关系。

    “人民币升值论”是在近两年以来全球经济疲软而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大背景分不开的。9.11事件以后，美国和欧洲这些全球最发达国家和地区同时陷入了经济疲软的泥潭，而日本早就在经济衰退的沼泽里挣扎了10来年，至今也还没有解脱，这使得全球经济前景一片黯淡。然而中国的情况确是风景独好。2002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强劲，为7％，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4000亿美元大关，尤其是对美贸易顺差达到历史新高。这使得美国很不舒服，为了振兴疲弱的经济，刺激出口增长，美国2002年采取了任由美元贬值的货币政策，美元对欧元的比率一度从1∶1.1跌到1∶0.7。但是这一剂经济强心针却未能挽救美国疲弱的制造业和外贸出口。2002年，美国外贸逆差创出了435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据美商务部的统计，2002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上升到700亿美元，对欧盟贸易逆差上升到821亿美元。对美贸易顺差居首位的中国自然成了美国眼中的“祸首”。美国指责中国实行“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人民币也跟随美元贬值，使美元贬值的积极效用没能全面发挥，反而“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诸如更加严格监管短期投机资本对人民币的冲击；实行差别准备金制度，适当提高对新增非居民人民币存款的准备金要求，如对新增非居民人民币存款要求提取更高的准备金，从而降低银行支付给新增非居民人民币存款的利率；提高境内美元利率水平等措施更有意义。这些措施属于宏观经济管理政策范畴内的政策工具，提高了人民币对抗投机资本的能力。

    按照美国人的大国历史发展观，经济大国必然变成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最后成为世界霸主。英国就是沿着这一道路成为了19世纪的世界霸主，美国也是这样，从经济大国开始，然后一步步演变成今天的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成为当今的世界霸主。因此，美国要保持世界霸主的地位，就必须遏制任何潜在竞争对手的发展，并且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把人民币升值问题放在这一战略背景上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美国积极要求人民币升值是其对华战略的一个重要策略，美国当初就是通过逼迫日元升值最后实现其阻击日本经济对美国构成的战略挑战，美国想在中国故伎重演。

    随着美国大选开幕在即，布什政府要博得诸如制造业、劳工组织这些重要领域的选票，人民币被政治化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增加。日本和欧盟的声音同样不容忽视。在过去16个月里，美元对欧元的汇率已经下跌了30%，而中国因为延续着1994年以来的钉住美元政策，人民币相对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贬值，客观上导致了这个世界工厂的出口相比更有价格优势。所以，毫不奇怪的是，在这场多角博弈游戏中，人民币成为众矢之的。

    根据日本最新的民意测验，小泉政府的支持率仅为45%，是他执政以来的最低谷。同时，日本的经济改革也陷入困境，日本政府急需将国内对其改革的失望转嫁到国外，而人民币问题是最现成的武器。

    还有更多对人民币未来汇率作出各种“预期”的境外金融机构，如果按照这些机构的预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要在2008年上升至5：1，那么未来5年间，即使目前中国境内证券市场的指数停滞不前，QFII资金一进一出的年均汇兑套利也可以高达8%。也就是说，假如某家境外机构现在持1亿美元进入中国证券市场，哪怕分文不赚，5年后也会变成1.66亿美元，年均套利0.13亿美元。

    中国人民币升值压力除了来源于经常项目盈余之外，也来源于巨额资本流入。因此，中国需要考虑实行本国资本走出去战略。2003年年以来，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投资于国内证券市场已经顺利启动。由于人民币升值压力逐步增大，金融当局应当考虑开放QDII，也即使合格的国内机构投资者有机会投资于国外市场，为人民币升值压力泄洪。此外，中国也应考虑为国内巨额居民储蓄在国外寻找投资场所。事实上，最近几年中国居民储蓄始终保持迅猛增长势头，又苦于找不到合理投资渠道。一旦资金拥挤在国内某一两个行业(例如房地产业)，很容易造成经济局部过热。诸如更加严格监管短期投机资本对人民币的冲击；实行差别准备金制度，适当提高对新增非居民人民币存款的准备金要求，如对新增非居民人民币存款要求提取更高的准备金，从而降低银行支付给新增非居民人民币存款的利率；提高境内美元利率水平等措施更有意义。这些措施属于宏观经济管理政策范畴内的政策工具，提高了人民币对抗投机资本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