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我就是确信无疑……我相信斯大林，我相信共产党员，我自己也曾经是共产党员。我信仰共产主义，我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生存，也正因为这个信念，我才幸存下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了秘密报告后，我听他谈到斯大林的错误，一下子就生了大病，卧床不起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战争期间，我也高喊过：“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不是有人强迫我……我真的是相信……信仰，是我生命的支撑……

    这就是我的故事……

    我在游击队打了两年仗……在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两条腿都受伤了，整个人失去了知觉。可那是在天寒地冻的地方啊——待我醒过来时，两只手也冻伤了。别看现在我的两只手很灵活、很健康，可当时都发黑了……两条腿当然也冻伤了。如果不是严寒，两条腿兴许还可以保住，因为它们当时还在流血呢。我在雪地上躺了很久，他们找到我时，把我与其他伤员一起集中到了一个地方。伤员有很多，又正在被德军包围，游击队要撤退突围出去，我们就像柴火一样给扔到雪橇上，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都拉到森林深处，隐藏起来。就这样运来运去，后来游击队才向莫斯科报告了我的伤情，毕竟我是最高苏维埃的代表，算是个大人物，人们都为我感到骄傲。我是从最基层，一个普通的农妇，从一个农民家庭成长进步的。我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

    我的腿就这样没有了，被截肢了……为了救我的性命，就在树林里动了手术，条件是最原始的。他们把我放在桌子上，连碘酒都没有，使用简单的钢锯，把我的双腿锯了下来……就在桌子上啊，碘酒都没有。同志们又跑到六公里外的另一支游击队去找碘酒，我就躺在桌子上等待。那时什么都没有，更不要说麻药了，代替麻药的是一瓶家酿白酒。什么手术器械都没有，只有一把普通的钢锯，木匠用的锯子……

    游击队一直同莫斯科联系，要求派飞机来。一架飞机飞来了三次，但只能在高空盘旋，周围的敌人拼命向它射击，无法下降。第四次，飞机总算降落了，可我的两条腿已经截掉了。后来，我在伊万诺夫和塔什干又做了四次修补截肢，因为发生了四次坏疽病，每次都切下一段，截位越来越高。第一次我还哭呢，因为想到今后我只能在地上爬，不能走路，只能爬行，所以哭得很伤心。我自己也不知道后来是什么帮助了我，支撑了我，更不知道我是怎样说服自己的。当然，我遇见了很多善良的人，很多的好人。有位外科医生，他自己也没有腿，他有一次谈到我的时候，这样说道（这是别的医生转告我的）：“我对她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给那么多男人做过手术，却从未见过像她这样的人。没有叫喊一声。”我确实是有毅力……我已经习惯于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坚强有力……

    后来我回到了后方，回到迪斯纳，我的家乡小城。我是拄着拐杖回去的。

    我现在走路不行了，因为我老了。可当初那会儿，我跑遍了全城，全都靠步行，装了假肢到处都可以去。我常常到集体农庄去，因为我那时是区执委副主席，承担了很繁重的工作。我从来不坐在办公室里，总是往农村跑，往农田里跑。要是别人想照顾我，我反而会发火。当时那会儿，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有文化的集体农庄主席，每逢有什么重要活动，区里就得派人下乡。每逢星期一，我们都要被召到区委，上级分配任务后，就派我们到各农庄去。有一回，我一大清早就起来，望着窗外，看见别人不断地到区委去，偏偏就没叫我，伤心极了。我也想和他们一样去开会啊。

    终于，电话铃响了，是第一书记打来的：“费克拉·费多洛夫娜，请您来一下。”我那时多么满足啊，虽然我到各个村庄去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被派往的地方都有二三十公里远。有的地方可以乘车去，有的地方只能靠步行。我有时在森林里走着走着就跌倒了，好半天爬不起来，只好把手提包放在地下，挣扎着撑起身子，扶住树干站起来，继续赶路。我已经领取了退休金，本来可以自由自在地过日子，可是我想做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嘛……

    我没有任何私人财产，只有一些勋章、奖章和证书。房子是国家造的，又高大又宽敞。因为里面没有孩子，就显得格外空旷……在这么高的天花板下面，这么大的房子里面，只有我和妹妹两个人住。她既是我的妹妹，又是我的妈妈，还是我的保姆。我现在老了……早上都不能自己起床……

    我们姐妹二人相依为命，都是活在过去的时代。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过去，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既美好又诚实。我问心无愧，一辈子都问心无愧……我这一生从没有过污点……

    ——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

    是时代把我们变成当时那样的人，我们也展现了自己。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时机了，历史不会重复。那时候，我们的想法是年轻的，我们的人也是年轻的。列宁刚去世不久，斯大林还活着……当我戴上少先队的红领巾时，在我戴上共青团徽章时，是那样自豪和骄傲……

    战争就在这时爆发了，而我们正是最有理想的一代人……当然，在我们的日托米尔，马上出现了地下抵抗组织。我立即参加了地下组织，甚至不用商量：参加还是不参加？害怕或不害怕？这根本不用说……

    过了几个月，我们的地下组织被出卖，遭到敌人追踪。盖世太保抓住了我……当然，这是很痛苦的，对我来说比死更痛苦。因为我害怕受刑，害怕受折磨……要是万一我忍受不了酷刑呢？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想过，如何面对酷刑……比如我吧，从小时候开始，就很难忍受任何疼痛。其实，我们当时都不了解自己，不知道我们会有多么坚强……

    在盖世太保的最后一次审讯中（这次审讯后我第三次被列入枪毙名单），这已经是第三个审讯我的人了，这是个自称教育历史学家的家伙。在他审讯我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个法西斯想要弄明白，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的人，为什么思想观点对我们是如此重要。“生活高于思想。”他对我说。我当然不同意他的话。他就狂叫着毒打我，边打边问：“是什么使你们成了这样的人？是什么使你们连死都不怕？为什么共产党人认为共产主义必定在全世界获胜？”他说着一口流利的俄语。于是我决定把一切都讲给他听，反正我知道他们要杀死我的，我不能这么白白死掉，要让他知道我们是有力量的。大约在四个小时里，他提出问题，我就尽我所知，尽我在中学和大学所能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回答他。哈，他当时是多么狼狈啊！抱着脑袋，在刑讯室里走来走去，然后又像钉在地板上似的站住，呆呆地看着我，盯着我，却第一次没有动手打我……

    我挺立在他面前……以前我还有两条大辫子，如今头发却被揪掉了一半。一个连饭也吃不饱的女囚……起初，我想吃一块哪怕是很小的面包；后来，连面包皮也行；再后来，哪怕有些面包渣也可以。但我就是这样，挺直身子，站在他面前，两眼放光。他久久地听我说话，认真地听着，居然不再毒打我……不，他那时并不是感到害怕，因为当时才是1943年。但他已经感觉到了某种危机。他是想弄清楚，这种危机感到底来自何处。我正是回答了他的疑问。可是当我走出刑讯室时，他把我列入了枪毙名单……

    在被执行枪决前的那一夜，我回忆了自己全部的一生，短促的一生……

    我记得，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是父母要返回老家的时候。他们是为了躲避轰炸而背井离乡几十公里外的，只有我留在家中哪儿都没去。我知道我们必须继续斗争，我们也感觉胜利就在眼前，一定的！我们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寻找和救护伤员。他们遍布在田野、街市和沟壑里，我们甚至爬到牲畜棚里去找人。有一天早上，我出去挖土豆，在我们菜园发现了一个伤员。他是一个年轻军官，快死了，气若游丝，连告诉我他的名字都没有力气，只是喃喃地吐出了几个字，我都听不清楚。我记得自己当时曾经很绝望，可我也觉得从来没有像那些日子那么幸福过。我第二次得到了双亲。在这以前我以为爸爸是远离政治的人，实际上他却是个党外布尔什维克。妈妈是个没文化的农家妇女，她笃信上帝，整个战争中她都在祈祷。想知道她是怎么祈祷的吗？她跪在圣像前祷告：“求主保佑人民吧！保佑斯大林吧！保佑共产党不受希特勒恶魔的糟害吧。”在盖世太保刑讯室里，我天天巴望着大门会突然打开，亲人们会走进来，爸爸拉着妈妈走进来看我……我知道我已经落入怎样的境地，但我感到幸福，因为我没有出卖任何人。我们也怕死，但是更怕当叛徒。当我被他们抓走时，我马上就明白痛苦的折磨要开始了。我虽然相信自己的精神是坚强的，但是肉体呢？

    我已经记不清第一次审讯的情景了……尽管我那时并没有失去知觉。只有一次我昏了过去，那是他们用一个什么铁轮子绞我的双手。好像我没有叫喊过，虽然在这之前敌人常拉着我去看别人受刑时的惨状，听别人的惨叫声。在后来的审讯中已经失去了疼痛感，身体麻木得就像木头一样。我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说！在敌人的眼中我不能死，绝不能！只是在拷打结束后，他们把我扔回监牢里，我才能感到遍体鳞伤的疼痛。体无完肤……但是要挺住！一定挺住！要让妈妈知道，我宁死不屈，没有出卖任何人。妈妈！

    敌人还剥光我的衣服，把我吊起来拷打我，还给我拍照。我光知道用两只手紧紧遮护着胸脯……我看到敌人疯狂得丧失了人性。我曾经看到一个叫柯连卡的小男孩，还不到一岁，大人还在教他学说“妈妈”呢。就是这么幼小的婴孩，当敌人把他从母亲怀里夺走时，他似乎是超自然地知道要失掉母亲了，于是平生第一次喊出了：“妈——妈！”其实这还不是语言，或者说，这不仅仅是语言。我想好好地讲给你听，全都讲给你……唉，我在牢房里见过的，都是多么好的难友啊！她们在盖世太保的地下室里默默死去，她们的英勇行为只有牢狱的四壁知道。如今，四十年过去了，我仍然在心中向她们表示深切的敬意。她们常说：“死比什么都简单！”可是，活着呢？……人们又是多么想活着！我们坚决相信：我们必定会战胜敌人。我们怀疑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能否活到那个伟大的日子？

    我们牢房里有个很小的窗子，上面有铁栅栏，得让人托着你，才能看到外面，而且看到的不是一抹天空，仅仅是一小片屋顶。我们大家都虚弱得厉害，根本做不到互相托一把去看看外面。有位难友叫安尼娅，是个女伞兵。她是在一次从飞机里跳伞到敌后，一落地就被敌人抓住了，伞兵小队全都中了敌人埋伏。就是她，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却突然请求我们：“托我一把吧，我想看看自由，我只要能上去看一眼，就想看一眼。”

    看一眼，这就是全部了。我们大家一齐用力把她托了起来。她叫了起来：“姑娘们，那儿有一朵小花……”于是，每个姑娘都开始要求：“托我一下……”“托我一下吧……”那是一朵蒲公英，它怎么会长到屋顶上的，又是怎样在那儿生根的，我想不出原因。每个姑娘都在想这朵小花的来由。我现在知道了，当时大家都是同一个疑问：这朵小花能活着离开这座地狱吗？

    我曾经那么喜欢春天，喜欢看樱桃花开，喜欢闻丁香树周围飘溢着的丁香花芳香……您不会对我的情调感到惊讶吧？我还喜欢写诗呢。可是现在我不喜欢春天了，那是因为战争横在了我们之间——在我和大自然之间。就是在那年的樱桃花盛开时节，我看到法西斯践踏在我的故乡日托米尔的土地上……

    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一些尊重我父亲的老百姓把我救了。我父亲是个大夫，在那个年代，医生是个很崇高的职业。在敌人把我们送上刑场枪决的路上，有人把我推下了火车，推到黑暗中。我完全不记得伤痛，就是跑啊走啊，像是在梦境中，一直朝着人们都跑去的那个方向……后来人们找到了我，把我送回了家。我全身都是伤，而且马上长满了神经性湿疹。我甚至连人说话的声音都不能听，一听到声音就会疼痛，爸爸妈妈只能小声交谈。我难受得整天喊叫，只有泡在热水里才会住声。我不许妈妈离开我一会儿，她只好求我：“好女儿，妈妈要去生炉子，侍弄菜园子……”可我还是不放她走，因为只要我一松开她的手，往事就要向我袭来，我经历过的一切都会浮现出来。为转移我的注意力，妈妈给我找来一束花，是我最喜欢的风铃草和栗子叶，她想用花草的味道吸引我的注意力。我被盖世太保抓去时穿过的连衣裙，妈妈都给藏了起来。直到妈妈去世，那条连衣裙都一直压在她的枕头下面。她活着时一直藏着它……

    我第一次起床下地，是在我看到我军战士的时候。当时我已经躺了一年多，却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跑到大街上高喊：“我的亲人们！最亲爱的人……你们回来了……”是战士们把我抬回家的。我十分兴奋，第二天、第三天接连跑到兵役委员会去：“给我分配工作吧！”有人告诉了我爸爸，他赶紧跑来领我：“孩子，你怎么到这儿来啦？谁能要你去工作啊？”就这样折腾了几天之后，我又不行了……又开始犯病，浑身痛得不行……我整天整天地叫着喊着，人们从房屋外边走过，都祈祷着：“上帝啊，要不您就收走她的灵魂，要不就救救她，别让她这么痛苦了……”

    最后，还是茨卡尔图博的医疗泥浆救了我，也是求生欲望挽救了我。活下去，活下去，别无他求。我终于活了下来，能和大家一样生活了。我在图书馆工作了十四年，那真是快活的岁月，的的确确。现在呢，生活又成了与疾病没完没了的斗争。无论怎么说，衰老是件可恨的事情。还有疾病和孤独，我完全是一个人过活，那些辗转难眠的漫漫长夜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总做噩梦，每次醒来都吓出一身冷汗。我不记得安尼娅姓什么了，也不记得她老家是勃良斯克还是斯摩棱斯克，我只记得她是多么不愿意死啊！她常常把白白胖胖的手臂弯在脑后，透过窗棂向外面大喊：“我想活！”

    我没有找到她的父母，也不知道可以向谁述说她的故事……

    ——索菲亚·米伦诺夫娜·维列夏克

    战争之后，我们才知道了奥斯威辛，知道了达豪……看到了这些，我还怎么敢生孩子啊？当时我已经怀孕了……

    战后我马上被派到乡下去征订公债。国家需要钱，需要重新建立工厂，恢复生产。

    我到了一个村庄，村子早就不存在了，人们都在地底下住着，生活在地窖里……有一个妇女钻了出来，她身上穿的是什么啊，简直不忍目睹。我钻进地窖，看到里面有三个孩子，全都饿得不成人样了。那女人把孩子们撵到一个铺着干草的大石槽里。

    她问我：“你是来征订公债的吗？”

    我说是的。

    她说：“我根本没有钱，只剩下一只母鸡。让我去问问邻居大婶要不要买走，昨天她还问我来着。要是她买了，我就把钱给你。”

    我现在说起这件事，还像有什么东西哽在喉咙里。这些都是怎样的人啊，多么好的人啊！那位妇女的丈夫在前线牺牲了，丢下三个孩子，家里一无所有，只剩下这只母鸡，她还要把它卖掉，好向我交钱，我们那时征的是现金。她宁愿贡献出一切，只要能换来和平，只要能让她的孩子活下去。我一直记得她的面孔，还有她那几个孩子……

    他们会怎样长大？我很想知道……很想再去找他们，看看他们……

    ——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冈察洛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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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