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一家人在温哥华岛东岸度假。一对年轻夫妻带着两个小女儿，还有一对老夫妇，是丈夫的父母。

    多完美的天气啊。每天早上，每天早上都像这样，第一道纯净的阳光从高高的枝桠间射入，灼干乔治亚海峡的静寂海面上的雾气。潮水退去，剩下一大片潮乎乎却易于行走的沙滩，就像尚未完全凝固的水泥地。实际上，潮水比前一日又近了些；每天早上，沙滩虽说仍很宽绰，其实已经缩小了。对于海潮的变化，别人都不大在意，做爷爷的倒是兴趣盎然。

    比起这片海滩，年轻妈妈鲍玲更喜欢住宅区后头的小路，它蜿蜒北上一英里左右，通往流进大海的小河岸边。

    若非海潮，你真有可能忘掉这是大海。越过水面，可以看到大陆群山，它们组成北美洲的西部壁垒。现在，透过雾气，山丘和山峰清晰可见，鲍玲沿小路推着女儿的婴儿车，也时不时能透过树枝瞥到它们，爷爷对这些山脉很感兴趣。他儿子布莱恩，也就是鲍玲的丈夫，也一样。爷儿俩不断试图弄清哪儿是哪儿。这些山峰中，哪些是真正的大陆山脉，哪些又是海岸前方诸岛上的惊人高峰呢？它们排列得错综复杂，白天光线变幻不定，更是让它们中的一些显得忽远忽近，实在难以分辨。

    不过，住宅区和海滩之间，有一张压在玻璃板下的地图。你可以站在那里，看看地图，抬头看看前方，再看看地图，直到把各处都搞清楚。做爷爷的和布莱恩每天都做这事，时不时争论着——尽管地图就在眼前，你会以为不该有什么可争论的了。布莱恩倾向于认为地图不精确。不过他爸根本听不得对于这个地方的任何方面的任何批评，这里可是他挑选的度假地。这份地图，就像这里的食宿和天气，都是完美无瑕的。

    布莱恩妈妈不爱看地图。她说看了头昏。男人们笑话她，认为她的脑袋本来就是昏的。她丈夫相信这是因为她是个女人。布莱恩相信这是因为她是他妈。她操心的永远只是谁饿着渴着了，孩子们有没有戴好太阳帽、涂好防晒油。卡特琳胳膊上看起来不像蚊子咬的疙瘩到底是啥？她让丈夫戴了一顶软塌塌的棉布帽，觉得布莱恩也该戴一顶——她提醒他，他还是孩子时，有年夏天他们去奥卡诺根湖，他晒太阳中暑得多严重啊。有时，布莱恩会对她说：“好了，住嘴吧，妈妈。”语调挺亲昵的，但他爸就会质问他，莫非他觉得如今可以跟他妈这样说话啦？

    “她不会生气的。”布莱恩说。

    “你怎么知道？”他爸说。

    “够啦，看在圣彼得的分上。”妈妈说。

    每天早上，鲍玲一醒来，就从布莱恩长长的、睡意矇眬地摸索着的胳膊和腿当中爬开，悄悄溜下床。唤醒她的是儿童室里的声音：宝宝玛拉——十六个月大，已接近婴儿阶段的尾声——发出了第一阵尖声哭泣和喃喃声，小床旋即咯吱咯吱响起，她抓着床扶手，设法站了起来。鲍玲抱她出来，她继续轻柔低哑地嘟囔着——快要五岁的卡特琳睡在旁边的小床上，身子扭动着，还没醒来——玛拉被抱进厨房，放在地板上换尿布，嘟囔声还在继续。然后，她被放进婴儿车，拿到一块饼干和一瓶苹果汁，鲍玲穿上太阳裙和凉鞋，上洗手间，梳头——全都尽可能做得安静迅速。她们出门，走过别的小屋，走向一条崎岖不平、没铺路面的小路，它几乎仍处于清晨森然的阴影笼罩下，像是在一条枞树和雪松树枝构成的隧道里。

    爷爷也是个早起者，他站在他的小屋门廊上看到她们，鲍玲也看到他。不过互相挥一挥手就够了。他和鲍玲从来不怎么交谈。（尽管有时，在布莱恩没完没了地做滑稽表演，或者在奶奶充满歉意却顽固不已地瞎操心的时候，他俩会感到一种默契。他们心领神会地不看彼此，免得眼中流露出鄙夷之情，伤到别人。）

    假期中，鲍玲设法挤出独处的时间——照顾玛拉时，她几乎相当于在独处。清早的散步、早上迟些时候她洗晾尿布的一个小时。下午，她原本可以利用玛拉睡觉的时候再挤出个把小时。不过布莱恩在海滩上搭了一个休息处，每天都把婴儿护栏带过去，这样玛拉可以在那里睡觉，鲍玲就不必特地回去了。他说，要是她总溜开，他爸妈会不高兴。不过他也同意她需要时间来复习台词，接下来的9月，等他们回到维多利亚市，她就要在戏里说这些台词了。

    鲍玲不是女演员。这是一次业余表演，而她甚至连业余演员都算不上。她并不曾去参加角色选拔，尽管碰巧读过这出戏。让·阿努伊的《欧律狄刻》。不过，那会儿鲍玲其实什么都读。

    她在6月参加一次烤肉聚会的时候，被一个男人邀请去演这戏。参加烤肉会的大多是教师和教师的配偶——它在布莱恩所在的高中的校长家举办。教法语的是个寡妇——她把成年的儿子也带来了，他在这里和她一起过夏天，夜间在一家市中心旅馆当接待员。她对每个人都宣布，他在华盛顿州西部的一所大学谋到一份教职工作，秋天就去。

    他名字叫杰弗里·图穆。“拼写中没有b。”他说，好像这个陈腐的玩笑让他很受伤。这不是他妈的姓，她做过两次寡妇，他是她第一任丈夫的儿子。至于工作，他解释道：“它可不一定能干长，只是一份一年期的合同罢了。”

    他要教什么呢？

    “戏——剧。”他说，嘲讽地拖长音调。

    他对眼下的工作也大加嘲讽。

    “那真是个堕落的地方。”他说。“没准你听说了——去年冬天，一个妓女在那里被杀了。平时总有不少废物来登记入住，在里面猛嗑药，或者一命呜呼。”

    大家都不大清楚该如何应对这种谈话，纷纷从他身边溜开。除了鲍玲。

    “我想着上演一出戏，”他说，“你愿意加入吗？”他问她是不是听说过一出叫做《欧律狄刻》的戏。

    鲍玲说：“你说的是阿努伊的那出？”他结结实实地被镇住了。他立刻说，他不知道它能不能演出来。“我只是在想，看看能否在这片诺埃勒·科沃德的土地上做点不同的事出来，一准挺好玩。”

    鲍玲不记得在维多利亚市上演过诺埃勒·科沃德的戏，不过她猜想或许演过很多出吧。她介绍道：“我们去年冬天在大学里看过《马尔菲公爵夫人》。小剧院上演过《回荡的铃声》，不过我们没去看。”

    “嗯，不错啊。”他说，脸红了。她本以为他比她大，至少像布莱恩的年纪（他三十岁，人们总说他看起来没那么成熟），不过一旦他用这种随意的、轻蔑的方式跟她说话，不看她的眼睛，她就怀疑他其实比他想表现的要年轻。现在看到那红脸，她更肯定了。

    结果，他比她还小一岁。二十五岁。

    她说，她演不了《欧律狄刻》。她不会演戏。不过，布莱恩听到他们的谈话，立刻说她必须试试。

    “她就是需要有人推一把，”布莱恩对杰弗里说，“她就像头小骡子，很难让她起步。不对，说真的，她是过于低调了。我一直在提醒她这一点。她非常聪明。实际上比我聪明多啦。”

    听到这话，杰弗里终于看了看鲍玲的眼睛——粗鲁地、探究地——轮到她脸红了。

    因为她的模样，他立刻决定由她来演他的欧律狄刻。不过不是因为她长得美。“我绝不会让一个美女演这角色，”他说，“我好像从没用过任何美女演任何角色。那太过了。会让人分神。”

    那么他说的她的模样到底指什么呢？是因为她的头发，它们又长又黑，相当浓密（与流行格格不入），以及她苍白的皮肤（“今年夏天别晒太阳了”），此外主要还是因为她的眉毛。

    “我从来就没喜欢过它们。”鲍玲说，不过这不是真话。她的眉毛平平的，又浓又粗，在她脸上非常醒目。像头发一样，它们也不合时尚。不过，要是她真不喜欢它们，为什么不去拔掉呢？

    杰弗里好像没听到她的话。“它们让你的表情看起来闷闷不乐，很引人注目。”他说。“此外你的下巴也有点过大，挺有希腊风味。要是我拍的是电影，能给你个特写，那就更好了。一般都会让一个看起来飘飘欲仙的女孩演欧律狄刻，我不想要飘飘欲仙的那种。”

    鲍玲沿小路推着玛拉时，果真在背台词。最后有段独白让她有点为难。她一路跌跌撞撞地推着婴儿车，背诵着：“‘你真可怕，你知道。你像天使们一样可怕。你以为所有人都朝前走，像你一样勇敢阳光——哦，请别看我，亲爱的。不要看我——或许我不是你希望的样子，可我就在这里呀，我是温暖的，我是善良的，我爱你。我会给你所有我能给的快乐。不要看我。不要看。让我活下去吧。’”

    她漏了一些东西，应该是：“‘或许我不是你希望的样子，可你能感觉到我就在这里呀，对吗？我是温暖的，我是善良的……’”

    她跟杰弗里说过，她觉得这出戏很美。

    他说：“真的吗？”他并没有因为她的评论高兴或吃惊——他似乎觉得早在预料之中，根本无需多言。他绝不会这样去描述一出戏。他更愿意把它形容成一个必须越过的障碍。此外也是一份可以向方方面面的敌人抛出的挑战。抛向那堆学术小人——按照他的说法——他们上演了《马尔菲公爵夫人》。抛向那群社会蠢蛋——按照他的叫法——他们盘踞着小剧院。他自命为外来者，倾尽全力压向这些人，在他们蔑视和反对的齿缝中上演他的戏——他管这叫他的戏。起初，鲍玲觉得这些肯定都出自他的想象，大有可能人家根本都不知道他。接着，发生了一些说巧不巧的事。上演这戏的教堂大厅突然要翻修，用不成了。印刷海报的价格意外上涨了。她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开始认同他的观点。要是你经常和他打交道，那你几乎没别的选择——争论是危险的，而且徒劳无益。

    “这些狗娘养的。”杰弗里咬牙道，不过也颇为自得。“我并不感到意外。”

    排演地点在费斯佳大街一幢老房子楼上。一周中还会有别的零零碎碎的排演，不过星期天下午是所有人聚齐的唯一时间。退休码头导航员扮演亨利先生，每次排演必到，对所有其他人的台词都非常熟悉，到了令人发窘的程度。不过发型师——她之前只熟悉吉尔伯特和苏利文，现在却要演欧律狄刻的母亲——其他时候都不能长时间离开店面。演她的情人的公共汽车司机也要每天上班，演俄耳甫斯的侍者（他们中唯一一个有志成为专业演员的人）也一样。鲍玲时不时得仰仗不可靠的高中生兼职的保育员们——夏季刚开始的六个星期，布莱恩忙着教暑期班。杰弗里本人每天晚上八点都得赶到旅馆上班。不过，星期天下午他们全都会到。别人都在西提斯湖里游泳，或者挤在碧根山公园里，在树下散步、喂鸭子，或者开车远离市区，去太平洋的海滩，杰弗里和他的班子却在费斯佳大街那间灰扑扑、天花板高高的房间里辛劳。窗子上部都是半圆形，就像在一些朴素庄严的教堂里一样，因为天热，它们用能找到的随便什么顶开着——一度位于楼下的帽店的20世纪20年代账本，或者一片片做画框剩下的木料，画框属于某位艺术家，他的油画现在抵着一面墙摞着，显然已被遗弃。玻璃脏兮兮的，不过窗外的人行道上、铺砾石的空荡荡停车场上，涂灰泥的低矮房屋上，阳光跳跃着，一派星期天特有的明媚气象。市中心大街几乎空无一人。没几家店开门，只除了偶尔一家挖墙而开的咖啡小馆，或者某家遍布苍蝇斑点的食品便利店。

    休息时，总是鲍玲出去买软饮料和咖啡。她对戏剧本身及其进程发言最少——尽管她是唯一一个之前读过剧本的人——因为只有她没表演经验。她自告奋勇去买饮料，看来再合适不过。她喜欢在空荡荡街道上的短途行走——她感觉自己仿佛变成了个城里人，超然、孤独，活在一个重大而光辉的梦境中。有时她会想到家里的布莱恩，他在花园干活，还要照料孩子们。或者也可能他会带她们去达拉斯路——她记起他答应过这个——到池塘划船。那种生活与排演厅相比，顿显贫瘠乏味——数小时的努力、全神贯注、尖锐的交锋，汗水和紧张。即便咖啡的味道，它那烧灼的苦味，以及几乎所有人都选择它，而不是冰箱里取出的更提神、或许也更有益健康的饮料的事实似乎也让她满意。她喜欢商店橱窗的模样。这不是码头附近的光鲜大街，而是一条排列着修鞋修车铺，打折亚麻和织品店的街道，橱窗里摆满老掉牙的衣服和家具，即使是新货，看起来也像二手的。一些橱窗里衬着像旧玻璃纸一样又薄又皱的金色塑料布，免得商品被晒坏。这些商店其实只有这一天无人打理，但看起来仿佛凝固在时光中，就像岩洞壁画或沙漠下的遗迹。

    她说她得离开去休两星期假的时候，杰弗里好像被雷轰了一般，好像他从没想过她生活中也会有假期这种东西。接着他变得严厉、略带挖苦，仿佛这无非是他早有预感的又一次打击。鲍玲解释道，她只会错过一个星期天——也就是两个星期当中的那个——她和布莱恩星期一开车去岛的东面，星期天早上返回。她允诺及时赶回来参加排演。私底下她纳罕自己如何能做到这个——打包、出发，这些总要花掉比你以为的更长的时间。她不知是否可以搭早上的班车，自己先回来。这个可能有点过分。所以她也没提。

    她没法问他，他在乎的是否仅仅只是那戏，形成那团阴云的是否仅仅只是她从一场排演中的缺席。表面上是如此。排演时，他和她说话的口气公事公办，毫无破绽。要说有什么特别的，那或许就是他对她，对她的表演，都没像对别人那么高要求。这在所有人看来都是合情合理的。她是唯一一个当场拍板的演员，就因为她的模样——别人都是看到他在市里的咖啡馆和书店贴的广告，来参加面试被挑中的。从她那里，他似乎想要的是一种固执或者笨拙，与对别人的要求迥然不同。也许，这是因为在戏的后半部分她是演的死人吧。

    然而她觉得他们心知肚明，别的演员们，他们全都知道在发生什么，尽管杰弗里摆出那种随意、粗鲁、毫无礼貌可言的姿态。他们知道，等他们全都三三两两告辞回家，他会穿过房间，闩上楼梯口的门。（一开始鲍玲假装和其他人一道离开，甚至钻进汽车，绕大楼开一圈，不过，后来这种把戏显得几乎像是侮辱了，不仅对她自己和杰弗里，对其他人也一样，她知道他们绝不会背叛她，因为他们全都被这出戏暂时却强大的魔咒罩住了。）

    杰弗里穿过房间，闩上门。每一回，都像是个突发奇想，一个鬼使神差的决定。在它执行完毕之前，她不会看他。门闩推到位的声音，金属撞击金属发出的不祥或敲定命运的响声，让她感觉到一种局部的投降休克。不过她总是一动不动，她会等他回到身边，他的脸上，整个下午的疲惫突然之间无迹可寻，实事求是的、惯常的失望表情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神采飞扬、精力四射，这每次都让她大吃一惊。

    “好吧。给我们讲讲你这出戏是关于什么的吧。”布莱恩的爸爸说。“是在舞台上脱衣服的那类戏吗？”

    “好了，不要逗她了。”布莱恩妈妈说。

    布莱恩和鲍玲安顿孩子们上床后，走到布莱恩父母住的小屋，享受晚间小酌。落日位于他们身后，在温哥华岛的森林后方，不过他们前方的群山一清二楚，在天空中剪影明晰，散发出粉红色光辉。几处高高的内陆山峰仍顶着粉色的夏季积雪。

    “没人脱衣服啦，爸爸。”布莱恩用他雷鸣般的教学腔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根本就没穿衣服。这是最新的流行做法。他们接下来要上演一部全裸的《哈姆雷特》，一部全裸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天啊，那幕露台戏里，罗密欧要沿墙上的格子爬上去，被蔷薇丛勾住……”

    “哎呀，布莱恩。”妈妈说。

    “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的故事讲的是欧律狄刻死了，”鲍玲说，“俄耳甫斯下到冥界，想把她找回来。他的愿望实现了，但他必须保证不看她。不能回头看她。她走在他身后……”

    “走了十二步，”布莱恩说，“只能这么多。”

    “这是个希腊故事，不过被放在了现代，”鲍玲说，“至少这出戏是这样做的。多少有点现代吧。俄耳甫斯是一个音乐家，和父亲一道旅行——他们都是音乐家——欧律狄刻是一个女演员。事情发生在法国。”

    “翻译的？”布莱恩爸爸问。

    “不是，”布莱恩说，“不过别担心，不是法语的。是用特兰西瓦尼亚语写的。”

    “简直什么都没法听明白，”布莱恩妈妈忧心忡忡地笑道，“太难了，有布莱恩在这里捣乱。”

    “是英语的。”鲍玲说。

    “你是演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

    她说：“我是欧律狄刻。”

    “他会把你弄回去的，对吗？”

    “不，”她说，“他回头看我了，我只好还是死了。”

    “唉，不幸的结局。”布莱恩妈妈说。

    “你就这么诱人吗？”布莱恩爸爸怀疑地问，“他就不能忍住不回头看吗？”

    “不是那样的。”鲍玲说。不过这时，她感觉在某个方面，公公似乎又得逞了。他达到了目的，这也是在与她的所有交谈中，他一直以来似乎就热衷的事：步步紧逼，让她不情愿却仍旧温顺地做出某个解释，然后钻进这解释，他再用一个看似无心的小动作，将它一举击溃。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给她造着这种危险，今晚他已算收敛了。

    但是布莱恩对此毫无觉察。布莱恩还在盘算着如何帮她。

    “鲍玲确实很诱人嘛。”布莱恩说。

    “是啊，没错。”妈妈说。

    “或许吧，要是她去找发型师弄弄的话。”爸爸说。不过鲍玲的长发长期以来一直遭他非议，已经成为家里的保留笑话。因此甚至鲍玲也笑了。她说：“我可去不起，除非我们把阳台的屋顶先修好咯。”布莱恩笑得前仰后合，很高兴她能把这一切当成一个玩笑来接受。他一直就是这么建议她的。

    “只是为了骗他回头嘛，”他说，“这是对付他的唯一办法了。”

    “不错，呵呵，要是你们能给自己弄幢体面房子就好了。”爸爸说。不过这像鲍玲的头发一样，也是一句大家习惯了的挖苦话，没人会在意。布莱恩和鲍玲在维多利亚市买了一幢漂亮但亟需修理的房子，但它所在的大街上的老房子纷纷被改造成各种用途荒唐的公寓楼。这幢房子，这条街，街边横七竖八的老加里橡树，以及房子下面居然没挖地下室的事实，都让布莱恩爸爸觉得非常恐怖。对父亲的议论布莱恩通常会欣然表示赞同，甚至干脆把事情说得更过分。要是爸爸指着隔壁布满黑色消防梯的房子，问里面住的都是什么邻居，布莱恩就会回答：“都是穷鬼啊，爸爸。吸毒的人哟。”爸爸问到房子如何取暖，他答道：“用煤炉呀。如今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东西了，煤卖得可真便宜。当然了，它脏得很，还有怪味儿。”

    因此，爸爸现在提到体面房子，没准是作为一种和解的信号吧。或者不妨这么理解之。

    布莱恩是独子。是个数学老师。他爸是个土木工程师，也是一家承包公司的合股人。也许他曾经希望儿子当个工程师，或许还能进入这家公司，不过他从没提过这事。鲍玲问过布莱恩，他是否觉得，对他们的房子、她的头发和她读的书的抱怨，会不会是对这个更大意义上的失望的一种掩饰呢，布莱恩回答：“不会的。在我们家，我们总是对任何想抱怨的事都抱怨个不停。我们可不是有心机的人啊，太太。”

    鲍玲却仍旧疑虑重重，尤其是听到他妈说，如今教师应当是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人，而他们连该得的一半都没得到，她简直无法想象布莱恩是如何日复一日承受这一切的时候。然后他爸每每接茬，“就是嘛，”或者会说，“反正我肯定不愿做这个，我告诉你吧。他们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干。”

    “别担心，爸爸，”布莱恩会说，“他们给不起你多少钱。”

    布莱恩在日常生活中，是个比杰弗里更富戏剧性的人。为了管理学生，他用上大量玩笑和滑稽动作，鲍玲相信他是在延续在父母面前一直扮演的形象。他会装哑巴，在学生假装羞辱他时会倒抽一口凉气，他会以牙还牙地反驳。他是个善良的无赖——一个花招迭出的快乐的难以摧毁的无赖。

    “你的男孩儿在我们这里成就不小啊，”校长对鲍玲说，“他不仅幸存下来——虽说这个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还成就不小啊。”

    你的男孩儿。

    布莱恩管学生们叫笨蛋。用的是一种亲切的、无可奈何的语调。他宣布他爸是非利士人的国王，是个纯洁、天然的野蛮人。他妈则是一块品质不错却已磨损的洗碗布。不过，不管他如何唾弃这些人，他离开他们时间长了就受不了。他带学生去宿营旅行，也没法想象哪个夏天可以没有这种举家休假。他每年都极其担心鲍玲会拒绝同行。或者就算答应一起去，她也会不开心，会因为他爸说的什么话而感到受辱，会抱怨她不得不花好多时间陪他妈，会因为他们没办法独处而闷闷不乐。担心她或许会决定整天待在他们自己的小屋里，读书，假装中暑。

    在之前的假期里，所有这些都发生过。不过今年她随和多了。他告诉她，他注意到了这个，为此感激不尽。

    “我知道你这样做不容易。”他说。“我就不同啦。他们是我父母，我习惯了不把他们当一回事。”

    鲍玲来自一个把什么都太当一回事、以至于父母离异的家庭。她妈去世了。她与爸爸和两个比她大很多的姐姐保持着一种疏远而不失友好的关系。她解释说，他们之间没什么共同点。她知道布莱恩无法理解这种理由。她看得出，今年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让他大感宽慰。以前她以为他是因为懒惰或者怯懦，才没有打破这种安排，现在她意识到事情没这么简单。他需要他妻子和他的父母和他的孩子们像这样彼此维系，他需要鲍玲在他的生活中与他父母发生关联，也需要他父母在某种程度上认可她——尽管来自他爸的认可总是不甘不愿、勉勉强强，来自他妈的认可又过于浓郁，过于轻易，没什么分量。他还希望鲍玲能够、也希望孩子们能够，与他自己的童年发生关联——他希望这些假日能与他童年时代的假日连接起来，与那些好天气或坏天气、汽车故障或驾驶记录、划船惊魂、蜜蜂蜇伤，无休无止的棋盘游戏，以及所有他对妈妈抱怨说听得快要厌烦死的事情连接起来。他希望这个夏天拍点照片，添进他妈的相册，作为所有那些他一听人提到就忍不住要呻吟的照片的延续。

    他们唯一能彼此交谈的时候是夜半时分，在床上。他们那种时候确实会交谈，比在家里聊得多，平时布莱恩总是那么疲倦，经常倒头就睡。而在白天，与他交谈是很难的，因为他玩笑开个不停。她看得出，玩笑就在他眼睛里闪烁着。（他的发色肤色跟她的很像——深色头发、白皮肤、灰眼睛，不过她的眼睛比较朦胧，他的却很明亮，像清水下的石块，晶莹清澈。）她看得出，笑话就在他嘴角牵扯着，他会在你的字里行间搜寻，等着抓住一个可以说双关语的机会，或者一句可以编韵文的句子——任何能够搅乱谈话，让它显得荒诞不经的机会。他那高大、松松垮垮拼凑而成，仍像青少年一样皮包骨头的身体抽搐着，为喜剧效果做着准备。在嫁给他之前，鲍玲有个叫格雷西的朋友，是个乖戾的女孩，对男人不屑一顾。布莱恩觉得这姑娘缺乏精神劲儿，需要激励，因此跟她说话时，比通常更加卖力逗笑。格雷西对鲍玲说：“你怎么能忍受这种没完没了的卖弄的？”

    “真正的布莱恩不是这样的，”鲍玲说，“我们独处时他不像这样。”然而，回头看来，她真疑惑这话里有几分是真。她这样说，是否只是为了捍卫自己的选择，正如你决定结婚时会做的呢？

    因此，在黑暗中交谈，受益于这个事实：她不用看见他的脸。而他也知道她看不见。

    但是，即便窗子敞开，对着陌生的黑暗和夜晚的寂静，他仍有点调侃的味道。他说到杰弗里，必称他为导演大人，以便让这出戏，或者它是一出法国戏这个事实显得有点可笑。没准他针对的是杰弗里本人，以及杰弗里对这戏一本正经的态度吧。

    鲍玲并不介意。能提到杰弗里的名字，对她而言是莫大的快乐和安慰。

    大多数时候她都不提他，她围着这种幸福绕圈子。相反，她描述了所有其他人。发型师和码头导航员，侍者和宣称演过广播剧的老头。后者扮演的是俄耳甫斯的父亲，他让杰弗里最头疼了，因为他对于表演极其固执己见。

    中年剧院经理人杜拉先生由一个二十四岁的导游扮演。马提亚斯，欧律狄刻的前男友，一个大约与她同岁的人，由一位鞋店经理出演，此人已经结婚，做了孩子爸。

    布莱恩想知道导演大人为何不让这两个演员对调。

    “他就是这么个风格，”鲍玲说，“他在我们身上看到的，都是只有他才能看到的东西。”

    比如吧，她举例，侍者是个笨拙的俄耳甫斯。

    “他才十九岁，那么害羞，杰弗里只好一直盯着他。他告诉他不要演得像在跟自己的祖母做爱。他不得不教他每一步怎么做。把你的胳膊在她身上抱得久一点，拍拍她这里。我真不知道这样有什么用——我只好相信杰弗里，相信他自有主张。”

    “‘拍拍她这里’？”布莱恩说，“没准我该过去，盯着点这些排演。”

    引用杰弗里的话的时候，鲍玲感觉子宫，或者胃的底部一阵虚弱，一股奇特的震颤朝上传递，直击声带。她不得不发出一声仿佛是在模仿杰弗里的低吼来掩饰颤抖（尽管杰弗里从不会发出任何戏剧性的低吼、训斥或责骂）。

    “不过，他这么纯洁，倒也挺合适的，”她急促地说道，“不是那么好色。而是笨笨的。”她说起戏里的俄耳甫斯，而不是那个侍者。俄耳甫斯对爱情，或者对现实的态度都有问题。俄耳甫斯没法忍受任何不完美的东西。他想要一种超乎日常生活的爱情。他想要一个完美的欧律狄刻。

    “欧律狄刻却更现实。她与马提亚斯和杜拉先生都调情。她在她母亲和她母亲的情人身边周旋。她知道人是怎么回事。不过她爱俄耳甫斯。在某种意义上，她爱他比他爱她要多。她爱他更多，因为她不是他这种笨蛋。她像个正常人一样爱他。”

    “但是她和其他几个都睡过。”布莱恩说。

    “嗯，和杜拉先生是她不得已而为之，她没法脱身。她不想这样，不过没准过了一阵子，她也享受其中，因为到了一定程度，她也没办法强迫自己不去享受嘛。”

    因此错在俄耳甫斯，鲍玲毅然决然道。他是故意盯着欧律狄刻的，就为了杀死她，摆脱她，因为她不完美了。因为他的缘故，她才第二次死去。

    布莱恩仰天躺着，大睁着眼睛（她根据他说话的声音判断出这一点）说：“但他不是也死了吗？”

    “是的，他自己选择的。”

    “那么他们又团圆咯？”

    “是的，就像罗密欧和朱丽叶。俄耳甫斯最终与欧律狄刻重聚了。那是亨利先生的台词。是这戏的最后一句。也就是结局。”鲍玲翻身侧卧，把脸颊贴到布莱恩的肩膀上——不是为了挑逗，只是为了强调她下面要说的话：“从一个方面说，这是一出优美的戏。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它蠢透了。它其实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不是一回事，因为并不是运气不好或者环境所迫。它是故意的。以便他们不必继续生活、结婚、生小孩、买幢二手房，修它，然后……”

    “然后搞搞婚外恋，”布莱恩说，“毕竟，他们是法国人嘛。”

    然后他说：“就像我父母。”

    鲍玲乐了。“他们搞婚外恋吗？我能想象哦。”

    “说真的，”布莱恩说，“我说的是他们的生活。”

    “理论上我觉得杀死自己，免得变成父母的样子是有道理的，”布莱恩说，“不过我不信有谁真会这么干。”

    “人人都有选择啊，”鲍玲梦呓般道，“她母亲和他父亲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卑鄙的，但是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不必非要像他们啊。他们没被腐蚀。她和那些男人睡觉，并不足以说明她被腐蚀了。她那时还没陷入爱情。她还没遇到俄耳甫斯嘛。有段台词是他告诉她说，她所做过的所有事，都将永远依附在她身上，这话真讨厌啊。她对他撒的谎。那些男人。这些都要永远依附在她身上。然后，当然了，亨利先生也煽风点火来着。他告诉俄耳甫斯，他总有一天也会变得一样恶劣，不定哪天，他就会挽着欧律狄刻走在街上，活像个一心想把老狗甩掉的男人。”

    布莱恩笑了，让她吃了一惊。

    “不，”她说，“这话太蠢了。那不是必然的。那根本就不是必然的。”

    他们继续分析着，愉快地争论着，这对他们并非寻常，却也不完全陌生。他们以前这么做过，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每隔很长一段时间总会这么来一回——半个晚上都用来讨论上帝啊、对死亡的恐惧啊、孩子们应当如何教育、金钱是否重要。最后他们会承认太累了，无法思考了，便像战友一般各自躺倒，沉沉睡去。

    终于下雨了。布莱恩和父母打算开车去坎贝尔河买食品和杜松子酒，还要把布莱恩爸爸的车送到修车厂，检查从纳耐莫开过来时出的一个毛病。是个小故障，不过布莱恩的父亲想趁新车保修没到期，尽快修好。布莱恩不得不开自己的车同去，以免爸爸的车要留在修车厂。鲍玲说，她得留在家里，玛拉要睡午觉。

    她说服卡特琳也睡下——允许她带着音乐盒上床，只要玩的声音很小就行。随后，鲍玲把剧本摊在厨房桌上，啜着咖啡，把一段戏过了一遍：俄耳甫斯说，他终于无法忍受了，像这样生活在两张皮肤、两个封套里，让他们的血液和呼吸都封锁在各自的孤独之中，欧律狄刻吩咐他住嘴。

    别说话。别思考。只要放你的手去漫游，让它寻找自己的快乐吧。

    你的手就是我的幸福，欧律狄刻说。接受这个吧。接受你的幸福吧。

    当然了，他回答说他做不到。

    卡特琳频频喊她，问几点了。她调高音乐盒的声音。鲍玲急忙赶到卧室门口嘘她，让她小声点，不要吵醒玛拉。

    “要是你再这么玩它，我就要没收了，知道了吗？”

    不过玛拉已经在婴儿床里发出动静，接下来几分钟，传来卡特琳轻柔、鼓励的说话声，显然是为了让妹妹彻底醒来。音乐声也迅速被调高又调低。玛拉开始摇晃小床的栏杆，爬起来，把奶瓶丢到地上，发出细声细气的哭泣，除非妈妈赶来，否则哭声会变得越来越凄惨。

    “我没吵醒她啦，”卡特琳说，“她自己醒的。雨停啦。我们能去海滩吗？”

    她说得对。雨停了。鲍玲给玛拉换了尿布，吩咐卡特琳换上游泳衣，找出她的小沙桶。她自己也换上游泳衣，外面套上热裤，免得还在海滩上时家人就回来。（“爸爸不喜欢有的女人穿着泳装就直接走出小屋，”布莱恩妈妈叮嘱过她，“我猜想我和他真是旧时代的人啦。”）她抓起剧本想随身带着，又放下了。她害怕自己会埋头其中太长时间，以至于疏于看护孩子。

    她脑中涌现的想法，关于杰弗里的，其实根本算不得真正的想法——更像她体内涌现的各种反应。她坐在海滩上时（竭力待在一丛灌木勉强的阴影中，以便遵照杰弗里的叮嘱，保住她的苍白肤色），她拧干尿布的时候，或者她和布莱恩去看他父母的时候，这都会发生。玩棋盘游戏的时候，玩字谜游戏的时候，打牌的时候也是。她会若无其事地聊天、倾听、干活儿、照管孩子们，同时关于她的秘密生活的回忆像一场大爆炸一样震动着她。旋即一股暖流涌出，她的空虚被宽慰填满。可这不会持久，愉悦会渐渐漏光，她会感觉像个发了横财又突然失手，相信好运再也不可能回头的吝啬鬼一样。思念牢牢纠缠住她，逼着她计算起天数。有时她甚至会将一天划分为各个小段，以便更精确地计算时间的流逝。

    她想编个什么理由，到坎贝尔河去，找个电话亭，给他打电话。小屋没电话——唯一一部公共电话安在门房大厅。但她没有杰弗里干活的旅馆的电话号码。此外，她晚上不可能开溜到坎贝尔河。她担心如果白天打电话到他家，他妈妈，那个法语老师，会接电话。他说过他妈夏天很少出门。只有一次，她坐轮渡到温哥华去了一天。杰弗里曾给鲍玲打电话让她过去。那会儿布莱恩在上课，卡特琳在参加游戏小组。

    鲍玲说：“不行。我要照管玛拉呀。”

    杰弗里说：“谁？哦对不起。”然后是“你不能带她一起来吗？”

    她说不能。

    “为什么不能？你不能带点什么来让她自己玩吗？”

    不行，鲍玲说。“我做不到，”她说，“真的做不到。”推着宝宝展开一场罪恶的远行，她觉得太过危险了。进入一幢洗涤剂不曾搁到高高的架子上，各种药丸和咳嗽药水、香烟和纽扣都没有收好的房子，即便没中毒或噎到，玛拉也会储藏起一枚定时炸弹——对于在一幢奇怪的房子里遭到的奇怪的冷落、一扇紧闭的门、门那头传来的声响的回忆。

    “我真想要你，”杰弗里说，“真想要你在我床上。”

    她又一次虚弱地说：“不行。”

    他的话不断回荡在她心里。真想要你在我床上。他的声音里有种半开玩笑的急切，不过也有一种毅然决然，一种当真的感觉，仿佛“在我床上”这个说法意味深长，所谓的床指向的是一种更为宏大、并非仅仅涉及物质的维度。

    她的拒绝——它标志着她已经深陷于任何人都会认定属于她的真正生活——是否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呢？

    海滩几乎空无一人——人们已经接受了今天是个雨天。沙子又湿又重，卡特琳没法搭城堡、挖灌溉系统了——反正这些工程她也只会同爸爸一起实施，她觉察得出他对它们的兴趣是真心的，鲍玲则不然。卡特琳在海浪边缘孤独地徘徊了一阵。她或许想念别的孩子们，那些不知名的临时朋友们，以及偶尔会遇上的砸石子、踢水花的敌人们，那些尖叫啊、拍水啊，还有哈哈大笑。一个比她大一点点、显然完全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男孩正站在离海滩远一点的齐膝深水里。要是这两个孩子能一起玩，那就最好了。这样就可以恢复所有的海滩乐趣了。鲍玲没法判断，卡特琳朝水里跑去，掀起一点水花，是不是要去找他，或者他这会儿注视着她的表情是充满好奇还是不屑一顾。

    玛拉却不需要朋友，至少现在不用。她蹒跚着朝海水走去，感觉它舔着她的脚，又改变想法停下，到处看着，找到了鲍玲。“宝，宝。”她认出了她，快乐地叫着。“宝”是“鲍玲”的简称，她不说“妈妈”或“妈咪”。这么一扭头，她失去平衡——跌坐在半是沙子半是水的地方，不由发出一声惊呼，惊呼又发展成一声宣告，随后，她做了一点坚决的、笨拙的努力，设法双手撑起身子，摇摇晃晃地、胜利地站起来。她已经会走路半年了，但在沙地上走仍有点困难。现在她朝着鲍玲走回来，用自己的语言自然而然、随心所欲地发着评论。

    “沙子，”鲍玲说，一边抓起一小团，“看。玛拉。沙子。”

    玛拉纠正了她，给它换个叫法——听起来有点像“呜呜”。她的弹力短裤里塞着厚尿布，又穿着毛圈布海滩装，屁股显得大大的，这个，加上她丰满的脸颊和肩膀，还有不可一世的斜睨表情，使她看起来颇像个自负的主妇。

    鲍玲注意到有人喊她的名字。已经喊了两三次，是个陌生的声音，所以她没在意。她站起身挥手。是在门厅小卖部工作的女人。她俯身在阳台上喊：“基丁夫人？基丁夫人？电话，基丁夫人。”

    鲍玲一把抱起玛拉，招呼着卡特琳。她和小男孩已经开始彼此注意——他们从水里捞石头，朝远处的水面丢去。一开始她没听到鲍玲叫，或者假装没听到。

    “小卖部，”鲍玲喊道，“卡特琳，小卖部。”等确定卡特琳会跟上来——是“小卖部”这个词促成的，它指的是门厅里的小商店，出售冰激凌、糖果、香烟和汽水——她就小跑着穿过沙滩，爬上通到沙滩和沙龙白珠树灌木丛上方的木头台阶，半路她停下脚步，把宝宝换到另一侧胯部，嘟囔着：“玛拉，你怎么这么重啊。”卡特琳沿路用棍子敲打着栏杆。

    “我可以吃一个脆皮巧克力冰棒吗？妈妈？可以吗？”

    “等下再说。”

    “请问我可以吃一个脆皮巧克力冰棒吗？”

    “再说吧。”

    公用电话位于大厅另一头的告示牌边，对着餐厅门。因为下雨的缘故，餐厅里正进行着一场宾果游戏。

    “希望他还没挂哦。”小卖部的女人嚷道。她现在坐在柜台后面，看不到她人。

    鲍玲抱着玛拉，抓起悬在空中的话筒，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喂？”她以为会听到布莱恩告诉她要在坎贝尔河耽误一阵，或者问她要从药店里带什么回来。要买的只有一样——炉甘石洗剂——所以他没写下来。

    “鲍玲，”杰弗里说，“是我。”

    玛拉在鲍玲体侧踢腾扭动，急着想下地。卡特琳沿大厅走进小卖部，一路留下湿漉漉的沙子脚印。鲍玲说：“稍等，稍等下。”她让玛拉滑下地，急忙跑去关上通往台阶的门。她不记得告诉过杰弗里这个地方的名字，尽管告诉过他大致方位。她听到小卖部里的女人语调尖厉地对卡特琳发话，像对待没有父母带着的孩子一样。

    “你怎么不记得用水龙头冲冲脚啊？”

    “我在这里。”杰弗里说。“没有你，我过不好。我根本过不下去。”

    玛拉朝餐厅走去，好像里面传出的男人的声音“在N下面……”是一份对她的直接邀请似的。

    “这里，哪里？”鲍玲问。

    她读着电话边告示牌上钉着的通知。

    禁止十四岁以下无成人陪护儿童登船或划独木舟。

    钓鱼比赛。

    圣巴托罗缪教堂糕点和手工艺品出售会。

    你的生命全在你的掌心。手相和扑克牌占卜。保证灵验。请打克莱尔的电话。

    “在一家汽车旅馆。在坎贝尔河。”

    鲍玲睁眼之前就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毫无意外之感。她睡着了，但睡得不够沉，不至于把什么都忘掉。

    之前，她带着孩子们，在旅馆停车场等到了布莱恩，向他要车钥匙。她当着他父母的面告诉他，她要到坎贝尔河再买点东西。他问，什么东西？身上有钱吗？

    “就是点小东西嘛。”她说，好让他以为是她要去买卫生巾或者避孕药等等不便明说的东西。“钱带了。”

    “好吧，不过你得去加点油了。”他提醒道。后来她不得不给他打电话。杰弗里说她必须这样。

    “因为他不会相信我的。他会以为我绑架你了之类。他不会信的。”

    但是那天所有事情中最怪的一件，是布莱恩似乎确实立刻就信了。他站在她不久前站过的地方，在门厅的公共走廊里——宾果游戏结束了，但是人们依然从那里路过，她在电话里能听到他们，吃完晚饭后从餐厅走出的人们——他说：“哦。哦。哦。好吧。”用的是一种本该需要极力控制、却因为听天由命或早有预感而毫不费力的语调。

    好像他老早，老早就知道她会出什么事。

    “好的，”他说，“那汽车怎么办？”

    他说了点别的事，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挂断了，她从位于坎贝尔河的加油站旁的电话亭走出来。

    “真够快的啊，”杰弗里说，“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吧。”

    鲍玲说：“我不知道。”

    “他或许早就有感觉了。人是会感觉到的。”

    她摇摇头，示意他别再说，于是他说：“对不起。”他们沿大街走着，彼此没触碰，也没说话。

    他们不得不出门去找电话亭，汽车旅馆里没电话。这会儿，鲍玲在清晨悠闲地打量四周——她进了这房间以来第一次真正感到悠闲自在——发觉屋里实在乏善可陈。破梳妆桌、没床头板的床，一把没扶手的硬椅子，窗上挂的是一面威尼斯式百叶窗，断了一片百叶，还有一幅橘色塑料窗帘，可能是想充当纱帘吧，它无须缝边，只用在底下一剪。一台噪杂的空调——杰弗里晚上关了它，挂了保险链的门开着，因为窗子锁死了。现在门又关着。想必他夜里起床去关的。

    这就是她所有的一切了。她与布莱恩正或睡或醒地躺在里面的那套小屋的关系已经断绝，她与那幢可谓表达了她与布莱恩的生活，表达了他们所希望的生活方式的房子的关系也断绝了。她不再有什么家具了。她把自己与所有那些又大又重的财物割裂开了，比如洗衣机啊烘干机啊橡木桌子啊重新抛光的衣柜啊按照维米尔的一幅油画仿造的大吊灯啊。也同样与那些尤其属于她的东西割裂开了——她长期收集的压制玻璃大酒杯，还有显然不是正品，但很美丽的祈祷毯。尤其是这些东西。甚至她的书，她有可能也已失去了。甚至她的衣服。她穿着踏上坎贝尔河之旅的裙子、罩衫和凉鞋大有可能还算属于她的一切。她不会回去索取任何东西。如果布莱恩与她联系，问怎么处理它们，她会告诉他随便——都丢进垃圾箱，倒到垃圾堆上，要是他愿意的话。（事实上她知道他很可能会打个包，结果果然，他一丝不苟地不仅仅把她的冬季大衣和靴子，还把诸如她只在婚礼上用过一次的束腰之类全都寄来，最上面压着祈祷毯，作为他的慷慨之举的最后一份声明，不管这种慷慨是本性使然，还是刻意为之。）

    她相信她再也不会在乎住什么房间，穿什么衣服。她不会再去借助这种手段来说明她是谁，是什么样的人。哪怕为了让她自己对此有所认识也不会。她所做的就已足够，它将说明一切。

    她做的，将是她听说过或读到过的那种事。是安娜·卡列尼娜做过的，也是包法利夫人想做的。布莱恩学校里的一个老师和校秘书也做过。他同她跑掉啦。那就是它的叫法。同某人跑掉。同某人开溜。它被说得很轻蔑、很幽默，甚至带着妒忌说出。它比通奸更进一步。做这事的人几乎肯定已有私情，长期通奸，终于变得足够绝望或者勇敢，走出了这一步。每隔很长一段时间，总有一对人冒出来宣称他们的爱情未曾完满，并且在技术上而言纯洁无瑕，不过这种人——要是真有人信的话——不光会被视作态度严肃、品格高尚，而且会被当作几乎无可救药的偏执狂，跟一心跑到危机四伏的穷乡僻壤去工作的那类家伙差不多。

    其他人，通奸者们，则被视为不负责、不成熟、自私，或者甚至残忍。不过也是幸运的。幸运是因为，他们在停着的汽车里，或高高的草地中，或彼此被玷污的婚床上，或者更多是像这样的汽车旅馆里享有的性爱必定很精彩。否则他们根本不可能不顾一切渴求彼此的陪伴，也做不到坚信他们共享的未来必定远远好过昔日的生活，坚信二者有着天壤之别。

    天壤之别。这就是鲍玲现在必须相信的——相信在生活中，或者婚姻中，或者人与人的结合中，会有这种明显的分别。相信有些人与别人不同，别无选择、命中注定要有所行动。当然一年前她也会说这话。人们都会说这种话，似乎他们相信这种事，相信自己必然属于第一类人——与众不同的那种，即便任何人都看得出其实他们并不是，即便任何人都看得出其实他们并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比如鲍玲就不可能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房里太热了。杰弗里的身体太热了。即便睡着了，它似乎也放射出坚信和争辩的热量。他的身体比布莱恩粗壮。腰更粗一点。骨架上肉更多一点，不过摸起来并不松弛。总体而言没那么帅——她知道大多数人都会这么评论，而且并非吹毛求疵。布莱恩在床上不会发出什么味道。杰弗里的皮肤呢，每次和她在一起，都散发出一种挥之不去的隐隐的油腻味儿或坚果味儿。他昨晚没洗澡——不过她也没洗。没来得及。他有可能带牙刷了吗？她没带。可她不知道自己会留下来呀。

    和杰弗里相会时，她脑海中仍盘算着得炮制一个巨大的谎言，才能在回家时应付过去。所以她——他们——必须抓紧时间。杰弗里告诉她，他决定他们必须一道生活，她得跟他去华盛顿州，他们得放弃那戏了，因为他们在维多利亚市没法待下去，她只是迷蒙地看着他，就像突遇地震一样。她话涌到嘴边，打算告诉他所有不可能的理由，她兀自以为随时可以开口，其实她的生活从那一刻起就飘了起来。回去只能是一具行尸走肉。

    她只说了一句：“你确定？”

    他说：“是的，”他真诚地保证，“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那不像他会说的话。旋即她意识到他是在引用——或许带点嘲讽——戏里的台词。那是在车站餐厅刚认识没一会儿，俄耳甫斯对欧律狄刻说的。

    她的生活于是朝前方倒去。她正在变成跑掉的人之一。一个令人震惊地、不可理喻地放弃一切的女人。为了爱情嘛，旁观者会挖苦地说。意思就是为了性。要不是为了性爱，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吧。

    然而，其实有什么差别呢？与你听说的不同，这种事其实没什么差别可言。皮肤、动作、触摸、反应。鲍玲并非身体难以给出反应的女人。布莱恩就得到过它。或许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只要他不是太可笑，或者道德败坏就成。

    但是，其实根本不同啊。和布莱恩——尤其是和布莱恩，她对他曾经投以一种自私的良好愿望，她和他曾经在婚姻的共谋中生活过——是绝不可能出现这种魂飞天外，这种无可抗拒的飘飘欲仙，这种她无须努力争取，只用安心承受，就像承受呼吸或者死亡一样的情感的。她相信，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这皮肤得长在杰弗里身上，这动作得由杰弗里做出，压在她身上的重量里得有杰弗里的心，还有他的习惯、他的思想、他的特性，他的野心和孤独（据她所知，这个可能主要源自他的年轻）。

    她只知道这些。还有很多她一无所知。她对于他喜欢吃什么，喜欢听什么音乐，或者他妈在他生命中扮演的角色（毫无疑问会是一个神秘但重要的角色，就像布莱恩的父母一样）都茫茫然。她相当确信的只有一件事——他不管喜欢什么、讨厌什么，都绝对爱憎分明。

    她从杰弗里手中，从发着刺鼻漂白水味的罩单下滑开，溜到堆着床罩的地板上，迅速用那块烂糟糟、绿不绿黄不黄的雪尼尔布裹住身体。她不想他睁开眼，看到她的后背，看到她下垂的臀部。他以前看过她的裸体，但多少都是在一种更加包容的时刻。

    她漱了口，用大约两片薄薄的巧克力大小、硬得像石头的肥皂洗了澡。两腿中间那地儿使用过度，变得肿胀发臭。排尿有点困难，而且似乎有些便秘。昨夜，他们出去买来汉堡，但她无法下咽。或许她得重新学习去做所有这些事，重新恢复它们在她的生活中的天然位置。这会儿，她似乎尚无余力关注它们。

    她钱包里有点钱。她必须出去买牙刷、牙膏、除体臭剂、洗发香波。还有阴道胶冻剂。昨夜他们头两次用了避孕套，第三次什么也没用。

    她没戴手表，杰弗里也没有。屋里当然也没钟。她觉得天还早——已经很热了，但根据光线判断，时候尚早。商店可能还没开门，不过总有个别地方她能买到咖啡吧。

    杰弗里翻了个身。想必被她弄醒了，旋即又睡着。

    他们将要有一间卧室。一间厨房，一个地址。他会去上班。她会去自助洗衣店。没准她也会去工作。卖东西、当女招待、教学生。她懂法语和拉丁语——美国高中教法语和拉丁语吗？不是美国人，也可以找到工作吗？杰弗里就不是嘛。

    她没带钥匙。回来时要想进门，就必须叫醒他了。没有写便条的笔，纸也没有。

    天色还早。汽车旅馆位于小镇北端的公路边，挨着大桥。还没有车子出现。她在棉白杨树下没精打采地走了很久，才有一辆不知什么车轰隆轰隆开上大桥——尽管昨晚桥上的交通一直到夜深时分还频频晃动他们的床。

    有什么东西过来了。一辆卡车。不过不光是卡车哟——有一个庞大的、凄惨的事实扑面而来。它并非来自别处——它一直就潜伏着，自打她醒来就开始残忍地轻推她，或者甚至整个夜里都不曾放过她。

    卡特琳和玛拉。

    昨晚在电话里，在用一种如此淡漠、平静，几乎是欣然的声调说话之后——仿佛他因为自己不曾流露出震惊，没有反对也没有哀求而自豪着——布莱恩突然炸开了。他带着轻蔑和狂怒，不再在乎是否被人听见，质问道：“好哇——那小孩怎么说？”

    抵着鲍玲的听筒颤抖起来。

    她说：“我们商量一下……”但他似乎充耳不闻。

    “孩子们，”他说，用同样颤抖、仇恨的声音。将“小孩”这个词换成了“孩子们”，就像用一块厚板对她猛地一击——一种沉重、正式、正当的威胁。

    “孩子们留下。”布莱恩说。“鲍玲，你听到我的话没有？”

    “不要。”鲍玲说。“是的，我听到了，但是……”

    “就这样。你听着。记住。孩子们留下。”

    这是他唯一的办法。好让她看清自己在做什么，在终结什么，并且要是她不知回头，那就这么惩罚她。没人会谴责他。她可以哄骗，可以讨价还价，也肯定可以委曲求全，但这话像一颗冰冷滚圆的石头卡在她喉咙口，像一颗炮弹。它会一直卡在那里，除非她完全改变主意——孩子们留下。

    他们的汽车——她和布莱恩的——仍停在汽车旅馆的停车场上。今天布莱恩会让他爸或他妈开车送他来开走它。她口袋里装着钥匙。车有备用钥匙——他肯定会带上。她打开车门，把她的钥匙丢在驾驶座上，从门里扭上锁，关上。

    现在她无法回头了。她无法钻进汽车，开回去，承认自己发了疯。要是她那样做，他会原谅她，但永远不会忘掉这事，她也不会。不过他们会过下去，就像大家一样。

    她走出停车场，沿人行道走进镇子。

    玛拉压在她胯部的重量，就在昨天。卡特琳踩在地板上的脚印。

    宝、宝。

    要回到她们身边，她并不需要钥匙，并不需要那车。她可以在公路上请求搭车。屈服、屈服，千方百计回到她们身边，她怎么会做不到？

    像一具行尸走肉。

    一个流体一般的选择，对奇幻未来的选择，被倾倒上地面，瞬间凝固了。呀，它已凝结成形，不容变更。

    这是一种锐痛。它会变成慢性病。慢性意味着它将挥之不去，不过不一定会频频发作。也意味着你不会因它而死。你没法摆脱它，但也不至于送命。你不会每分钟都感觉到它，但不可能一连好多天都免遭它打搅。你会学会一些伎俩去掩盖或驱逐这种痛，避免彻底毁掉你当初不惜承受它来换取的东西。这不是他的错。他仍是一个无辜者，或者一个野蛮人，他并不知道世上有这样一种经久不衰的痛。告诉你自己，你不管怎样都会失去她们。她们会长大呀。对一个母亲而言，这种私下的、有点荒唐的孤寂是迟早的事。她们会忘记现在，会以这种那种方式断开与你的关系。再不然她们会一直缠着你，直到你发愁不知如何打发她们，就像布莱恩那样。

    不过仍旧，是那样的痛啊。忍下去，习惯它，直到它成为一段令她悲哀的过去，而不是任何可能的现实。

    她的孩子们都长大了。她们并不恨她——因为她的离开，或者不回来——她们也不原谅她。或许她们反正不会原谅她的，不过本可以因为别的原因。

    卡特琳对于度假小屋里的夏天隐隐有一点回忆，玛拉什么都不记得了。一天，卡特琳跟鲍玲提到它，称之为“奶奶爷爷住过的那地方”。

    “你跑掉时我们待在那个地方，”她说，“只是我们后来才知道你是和俄耳甫斯跑掉了。”

    鲍玲说：“那不是俄耳甫斯。”

    “不是俄耳甫斯？爹地一直这样说的呀。他总是说：‘然后你妈跟那个俄耳甫斯跑掉了。’”

    “他是在开玩笑啦。”鲍玲说。

    “我一直以为是俄耳甫斯。那么另有他人咯。”

    “是另一个跟这戏有关的人。我和他过了一阵。”

    “不是俄耳甫斯咯？”

    “不。才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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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