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扬·巴丹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但干护士这一行只有短短的十年时间。他二十五六岁时和妻子从印度来到美国寻求自己新的生活。在美国这些年，他断断续续打过种种零工，还在连锁商店里做过卖女式鞋子和男式服装的售货员。尽管干这样的工作不太适合他的性格，但这也是他在家乡加尔各答时干过的老本行，对他来说还算是熟练的行当。小个子，忧郁的神情，性格有点内向，可是出于职业的需要，他不得不强颜欢笑来取悦顾客。他办事干净利索，为人诚恳，头脑灵活，这是他身上的优点。他每天都坚持上班，从不缺席，对下班晚和上班早毫无怨言。因此，在不再干售货员这个行当之前，他很看重自己的工作，并且打算一直干下去，让自己相对稳定下来。他先在梅西百货公司的赫罗德广场连锁店干了六年，之后又在诺德斯特姆零售公司干了五年多。

    他妻子也通过给别人教授钢琴来增加家庭的收入。因此，他们在海特的一套小公寓里共同度过了十多年较为幸福的时光。对他们来说，最大的缺憾是查特吉一直未能生育。终于，在他们三十五岁的时候，她的肚子有了怀孕的迹象。她以为是老天有眼，奇迹出现了。但后来才知道她子宫里不断长大的根本就不是一个婴儿，而是一个肿瘤。

    查特吉死后，拉扬的脸上就再也没有了笑容。他也因此丢掉了售货员这个工作，勉强度日。在照料生病妻子的几个月里，他终于发现其实自己很喜欢做护理工作。接下来的四年里，他几乎花光了绝大部分积蓄，到一所护理学校进行了全日制的学习。后来他从圣玛丽医院取得了注册护士资格证书，并在波托拉医院找到了一份全职的护理工作。

    他这个人还是那样心无城府、憨厚老实，学不来世故圆滑的处世哲学。医院的医生和行政管理人员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都比较喜欢他。他做零工时的老板们都愿意长期雇用他的原因也在于此。但他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就算是在身边的护士同事中间也找不出来。现在，他让入觉得他比以前当售货员时更加深沉、更加郁郁寡欢了。那时候他至少还会努力挤出点笑容来让人感觉自己亲和些。尽管如此，他的护理工作干得还是相当出色。随着时间的流逝，无形之中他开始变得对人敬而远之，主动疏远于人群，再加上让人捉摸不透的举止行为，跟他搭班的一拨又一拨伙伴都觉得他哪儿都不对劲，似乎他身上透着某种不祥的兆头。

    此刻，他就站在詹姆斯·莱科特的病床旁。在检查完所有监护设备的连接都完好，确认没有问题后，他轻轻拉起毯子重新盖在老人身上，转头向身后看了看。病房的另一头，肯森医生与他今天的当班搭档护士罗正在为刚从手术室出来的马卡姆先生调整静脉滴注的输液速度。

    拉扬回过头来向下看着病床上的莱科特，他已经靠生命维持设备支撑好几个星期了。虽说最近他的状况稍稍稳定了点，但谁又知道这种稳定的状况能保持多长时间呢？看着这位面如死灰的老人，跟往常一样，他忍不住又怀疑起那些所谓的现代医药的神奇疗效来。他脑海中的记忆又再次鲜活：在妻子查特吉生命中的最后几天里，他们用生命维持系统和麻醉剂延续着她的生命，据说这样做可以使她免受苦痛。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宁愿相信这种做法对他和妻子来说都是一种不必要的残忍。对他而言，只是一种虚幻的希望；而对他妻子，则人为地违背了生老病死这一自然规律。

    他对救助患者，减轻患者的病痛这一点深信不疑。毕竟，这也是查特吉走后他的职责所在。但不必要地延续病人生命这种做法，正是现在困扰他的问题。在重症看护病房工作的日子里，他一直忍受这种困扰的煎熬。

    他再一次把视线停留在莱科特的脸上，然后又抬起头看了看肯森医生和罗护士，他们正在忙着救治另一位看起来至少也是受了永久性脑部创伤，活过来希望不大的患者。

    荒唐，他心想，这真是荒唐至极。

    他遗憾地摇了摇头，长叹了一声，朝下一张病床走了过去。

    马拉奇·罗斯在重症监护室的门口停了下来，目光在这个病房绕了最后一圈，再次确认情况一切正常。重症监护室是一个大大的呈圆形的房间，有七个独立的床位可供接纳重症患者。就像一年中的任何一天那样，现在里面的病床也都住满了病人。七个病人中的五个，或者可能是全部，都不会活着走出这间病房。罗斯知道，出现这样的结果，原因不在于缺少专业技术或是医疗费用。实际上，费用因素在前几年里已经成了他生命中压倒一切的决定性要素。他是帕纳塞斯健康集团的医疗主管和首席财务官。他的工作既要确保成本的可控性，还要向患者们提供合适的治疗——他把这种治疗定义为最低限度的必要治疗，以避免遭遇医疗事故方面的官司。对他来说，在实际工作中要做到两相兼顾、两全其美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罗斯知道，帕纳塞斯健康集团又要进入另一个危机时期了，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今天在这儿占着一个床位的是他的同事，也是这家医院的首席执行官蒂姆·马卡姆。他是在晨跑时被车撞倒的。马卡姆以一种近乎宗教信徒般的狂热进行着自己的晨跑锻炼，努力让自己在功成名就但不年轻的年纪保持活力与健康。罗斯认为这真是一种命运的嘲弄，但自己很多年以前就对命运的嘲弄无动于衷了。

    那些监护仪器有规律地滴滴作响，其他的机器则发出嗡嗡的工作声。病房四壁的窗户都拉上了白色的遮阳伞，挡住了春天里柔和的阳光。马卡姆躺在左边第一张床上，整个身子都被绑在上面。他已经在这儿待了三小时了。说实话，伤势如此严重，他居然还能挺这么长时间，简直就是一种奇迹。罗斯向马卡姆的病床走去，但刚跨出一步，他就停住了。是的，他是一名外科医生，但已经十年没有操刀上过手术台了。正在滴注的那只液体袋里还剩下一半液体，但病人接下来要用的那只输液袋应该也挂在病床旁边的输液支架的挂钩上，这样的常规他当然是知道的。他得让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在它们原来的地方，就像没有被别人动过那样。

    实在是筋疲力尽了，他举起双手搓了搓脸，这才注意到自己的那双手，低头端详了起来。他母亲经常说，他那可是一双外科医生的手啊。他感到脸上发烫，但他的手告诉自己并没有出汗。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转身退了回去，随手关上了重症监护室的门来到大厅。大厅里有三四个等待进入重症监护室的病人，不是刚做过手术的，就是刚从急救室出来的。他们躺在各自的轮式金属担架床上，身上连着监护仪器和输液设备。从马卡姆被重症监护室收治起，他们就被送到这儿等候着空床位了。现在的情况是，一旦里面有空床位，这些病人就会被送进重症监护室接受理论上说“更好的”加护照料了。埃里克·肯森是今天上午重症监护室的主管医生，此刻他正站在大厅里一张病床旁向一个男护士吩咐着什么。罗斯压根就不想跟肯森医生搭腔，因此远远地避开了，从另一边绕道穿过大厅，心无旁骛地由便捷通道来到重症监护室旁的特别等候室。同样是为病人服务，但跟医院里其他地方相比，这个地方最大的不同是要让人感到愉快。这个重症监护室的等候室配置有舒适的沙发和椅子，让人赏心悦目的装饰品，格调不俗的墙纸，带百叶的窗户和为防止人走动时动静过大而铺有地毡的地面。之所以这样布置，是因为绝大多数在这儿等候的病人亲属得到的都是让他们悲恸欲绝的坏消息。当初的建筑设计显然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设法让这里的环境能够调解那些不幸的病人亲属的情绪。对等候室的这种设计装修，罗斯却认为作用不大。

    在他看来，这只不过是又浪费了一笔钱而已。

    在等候室的门口，他向里面看了看。虽然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感到满意，但至少眼下布伦丹·德里斯科尔已经离开了这儿。这样，他也就用不着再忍受布伦丹的过激反应并听他的那些指责之词了。德里斯科尔是马卡姆的执行助理，但有时让人觉得他才是帕纳塞斯真正的首席执行官。他对所有人都呼来喝去，甚至对罗斯也不例外，好像他真的就是首席执行官。德里斯科尔一听到马卡姆出了事，就马上从恩巴卡德罗的办公楼来到医院，并一直守护在马卡姆身旁。他曾在这儿对罗斯动过手。好在，谢天谢地，他现在不在这儿。德里斯科尔进了重症监护室，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或许只是因为他想进去并且认为自己是可以进去的这么简单吧。但他的这一做法激怒了肯森医生。肯森医生一怒之下，根本不管德里斯科尔是谁，就把他赶出了等候室。

    但是，不管德里斯科尔能不能那样做，他对罗斯来说都是个棘手的问题，就像马卡姆的妻子卡拉·马卡姆一样。现在，她就坐在松软的沙发的一端，看起来精神有些恍惚。她抬起眼皮看着罗斯，双唇紧咬，脸上既透着悲伤，也带着敌意。这个样子的她，嘴巴的形状看起来就像是一道深深的伤疤。但转瞬之间，写在她脸上的痛与恨都消失不见了，看不出任何表情，就像涟漪过后的湖面一样平静。

    “他没事，”罗斯说，紧接着，很快又加了一句，“还跟以前一样。”

    对罗斯的话，她没有任何回应，甚至连稍微点一下头的动作都没有。

    他站在那儿没有动，但视线回到了她身上。她仍旧一动不动地坐着，跷着二郎腿，用身子的侧面对着罗斯。突然，她直直地盯着罗斯，就像刚刚才意识到他的出现一样。“要是还那样的话就不是没事了，跟以前一样就意味着他快要死了，这还叫没事！要是他死了……”

    罗斯抬腿走进等候室，机械地举起手打断了她的话。“他不会死的。”

    “但愿真能像你希望的那样，马拉奇。”

    “我们没必要讨论这个。你说的我都听到了，你是对的，是有些麻烦，但还没到危急时刻。等蒂姆脱离了目前这种状态，我们再来坦率地谈谈给他做一些复原骨骼的校正术，就像我们处理过的数以千计的其他病例一样。”

    “这跟那些完全不同。”

    他的嘴角不屑地动了动，露出了心照不宣的笑容。她真是大错特错了，但自己还不知道。对卡拉刚才那番话，罗斯没有点头表示赞同，而是用不容置疑的口气，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不要自欺欺人了，都是一样的。”他居高临下地直盯着她，搜寻着从她眼神里可能表露出来的任何一丝妥协的迹象。

    但卡拉避开了他的目光，头像拨浪鼓似的左右摇晃，做出了她对这个问题的最后回答。“他现在不能做复位校正术，那只会把他撕成碎片。如果他死了，我也不会……”

    她的话让罗斯听得一头雾水，弄不明白她究竟是指她不会寻死，一个人活下去——上次马卡姆要离开她时她就曾以自杀来威胁过她丈夫——还是指就算是在她丈夫意识清醒后对他进行身体复位校正术，她也不会同意。“卡拉，”罗斯的口气软了下来，“别……”

    但她根本就听不进罗斯的话。不等他把话说完，她突然起身从沙发上站了起来，面对面直视着罗斯，那张刚才还平静如镜的脸现在变得声色俱厉起来。“我不想跟你再说什么了。你明白吗？不只是在这儿，可能是永远，我都不想跟你再说什么了。在我知道蒂姆的情况之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对不起，我现在得给我的孩子们打电话了。”她起身出了等候室，路过罗斯身旁时连瞥都没瞥他一眼就扬长而去。

    罗斯一屁股坐到一张皮靠背椅里，舒展开身子仰面躺下，双手紧紧地抓住椅子两边的扶手，竭力想让他那双外科医生的手停止抖动，努力控制着自己内心的怒火。

    罗斯先是听到了监护仪器的报警声，接着重症监护室门口的绿色报警灯闪了起来，大约持续了二十分钟之久。各种监护仪器的报警声响成一片，那阵势感觉就像闹市里的人群发生了骚动一样乱哄哄的，连大厅里也能听得清清楚楚。然而就像报警声突然响起那样，现在所有的监护仪的运行和噪声都戛然而止。

    紧接着，突然之间，蒂姆·马卡姆死了。

    罗斯从椅子上起身走到重症监护室的门外等候着。肯森医生从病房里出来时，那张英俊的面孔紧绷着，满是愁容。他迎着罗斯的目光和他对视了片刻，终于移开视线并垂下了眼帘。“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肯森说，“我还以为我们原本可以让他脱离危险的，但是……”后面那句话轻得只有他自己才能听见。然后肯森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看得出来这样的结果让他感到了失败的沮丧和郁闷。

    罗斯想，如果肯森是在向他寻求某种同情和理解的话，那他是找错对象了。事实上，罗斯内心有种想对他说出一些怀有恶意，甚至指责的话的冲动，但他最终还是忍住了。罗斯心想，这种机会迟早会到来的。多年来，肯森一直跟罗斯唱反调，对着干，质疑他的医疗和经营决策，公然违抗他的指示，与其他医务员工一起抵制他制定的政策。现在肯森正好出现在这里，在重症监护室负责马卡姆的救治工作，但他失败了。在罗斯看来，他这是自讨苦吃，但并不是命运的故意安排和捉弄。等这个悲剧在内心激起的最初的震撼过去之后，罗斯想，如果可以的话，他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来整治整治肯森，但还得慢慢等待时机。

    现在，罗斯还有事要办，而且他必须亲自在场。他没有等肯森再次回到大厅并向他陈述问题究竟出在哪儿的死因分析——这无疑是自圆其说，那口气让人觉得现在他已经搞清楚死因了一样。罗斯现在没有心思去做吊唁死者，与死者亲属握手致哀这些事情，但他知道，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应该都待在医院里。想到这里，罗斯乘电梯离开重症监护室所在的楼层，直接来到地下停车场，钻进自己那辆雷克萨斯轿车，用手机给他的秘书乔安妮打了个电话。“蒂姆没有挺过来，”他长话短说，“十分钟后我会赶到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