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众在中国崛起一样，由于索尼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犹豫不决，也给了另一家公司足够的成长空间，那就是韩国的三星集团。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中国的马路上还鲜有汽车，但宽敞的马路（相对于当时而言）却预示着中国接下来的步伐——那是开放汽车产业的先声。当时中国首先将机会给了与我们一水相隔的日本：中国政府向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发出邀请，并提出了“技术换市场”的合作方案。丰田拒绝了，它认为向中国这样落后的市场输出技术无异于自杀。其后，中国将橄榄枝抛向了德国大众，后者毫不迟疑地来到中国，并一口气在上海和长春开设了两家生产基地。在其后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成为大众汽车全球最主要的利润来源，到2002年为止，大众在中国汽车市场上的占有率一直高达50%以上。2002年，傲慢的丰田汽车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了个愚蠢的错误，在那一年的6月，它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合资企业——一汽丰田，但此时的中国汽车市场已今非昔比——丰田错过了它发展史上最好的历史机遇。
同样的经历也发生在另一“日本象征”的索尼身上。这家创立于1946年的电子公司，以富有远见而著称，也因此在50多年的发展中，始终站在科技最前沿，使它从一家两人创办的小公司，成长为世界著名的电子标杆公司。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索尼一直是电子业的领跑者。但再伟大的公司，也会犯低级错误。在对待进入中国市场的问题上，一向富有远见的索尼却犹豫不决，它既觉得中国市场可能很大，但同时更担心自己的技术会在中国流失。因此，在整个八九十年代里，索尼对待中国的态度一直是“只输出二流、三流的淘汰技术”，这个思路的直接表象是：一直到1996年10月，索尼才在北京注册成立了第一家公司。
与大众在中国崛起一样，由于索尼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犹豫不决，也给了另一家公司足够的成长空间，那就是韩国的三星集团。
崛起的中国，崛起的三星
1992年，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建交不久，三星集团便声明进入中国——这几乎是一种迫不及待地想进入中国的心情，并与索尼的傲慢形成鲜明对比。对于这种罕见的举动，三星集团的一位副总后来解释道：“整个七八十年代，三星一直在为生存而奋斗，但当中国之门打开的时候，我们发觉中国太重要了，我们的机会来了。”
事实上，很多研究者后来一直提醒着两个背景：一是1992年的三星还正处于发展的前期。在整个70年代，三星都在拼命地学习日本三洋公司的技术；1988年，刚接任三星总裁的李健熙才刚刚开始有“第二次创业”的想法，而一直到1993年，三星公司才拉开了“新经营变革”的帷幕，由此开始以“21世纪世界一流公司”的目标为方向前进。
第二个背景便是中国。1992年，当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时，中国进入了蓬勃发展期：这一年，中国第一次掀起了“办公司热”，很多北京人在申请执照时被告知库存执照已发完，正在调运；而这一年，中国正式决定开发浦东，与此同时又上马了世界罕见的三峡工程……中国正在加速。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三星来到了中国。据说，在正式进入中国前，三星曾派遣了3061人次奔赴全球58个国家开拓海外市场，但其中大部分人都来到了中国，中国也由此戴上了“三星驻外人数最多国家”的“桂冠”。
当然，这并非中国三星最成功之处。三星在中国的崛起，最精妙之处在于对“人”的把握。在进入中国之初，三星看重的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突出的制造能力，是想把中国当作一个制造基地。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高速的发展和日新月异的变化，三星不仅把中国视为战略市场和重要的合作伙伴，还当作三星的事业基地和品牌中心。
这里突出的一点是对人才的培育。
李健熙有句名言：“一位天才可以养活10万到20万人。”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人才的重要性。在中国，李健熙遵从的是人才本土化的培养。在进入中国后的短短几年里，中国就从人才流动的目标地变为这个高速运转大型企业的“脑库”所在。目前，三星已先后在中国成立了北京通信研究院、南京软件研究所、上海设计研究所、苏州/杭州半导体研究所等4个研究机构。2004年，三星电子中国通信研究院在中关村挂牌，这是三星迄今为止最大的海外研发基地。同时，三星通信还将博士后工作站开进北京，加入了少数拥有博士后工作站的外资企业的行列，成为第一家在华拥有博士后工作站的韩国企业。辅之以其在清华、北大、复旦等全国17个著名高等学府的奖学金设置，三星正在全速挖掘中国的“智慧金矿”。
公开的资料显示，目前三星中国员工总数超过5万，韩籍员工不足千人。大量本土高级人才的进入已经成为三星开拓中国市场、开发更多体现三星先进技术且融合中国市场需要的产品的重要举措。
李健熙说：“要把中国视为战略市场的决策，实现在中国建成第二个三星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三星提出了四项目标：一、要成为中国人民喜爱的、贡献中国社会的本地化企业；二、贯彻以顾客满意为目标的经营方式；三、致力于拥有最好的人才和最好的技术；四、积极主动地应对中国经营环境的变化。
古人有云：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三星对中国的青睐，换来了丰硕的成果。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成为三星最大的海外投资地，累计投资超过40亿美元，占韩国对中国投资总额的22%。三星在中国的业务以每年50%以上的速度增长，去年在华销售总额超过160亿美元。三星旗下30多家公司中已有16家在中国投资，包括三星电子、三星SDI、三星电机、三星康宁、三星网络、三星生命、三星火灾、三星证券、三星物产等。
而在三星中国崛起的背后，实质上是整个三星集团的崛起。
2002年4月2日，一条新闻引来了电子世界的一场地震：韩国三星电子的股票市值首次超越“日本骄傲”的索尼，总量达到65.6万亿韩元，比索尼高出2万多亿韩元。2003年6月5日，时值“新经营”理念十周年的纪念日之际，三星又将一份成绩单放在了全世界的面前：在“新经营”的十年中，三星年营业额平均增长了3.4倍，利润增长了28倍。2002年，三星出口商品价值共计312亿美元，占当年韩国总出口量的20%；营业额达到141万亿韩币（按当时汇率约合1190亿美元），占韩国GDP的25％。
这种成就还在延续，2004年，三星取得了奥运全球赞助商的头衔，成功切入高端产品市场。而三星的品牌价值已达126亿美元，直逼索尼。
索尼：把中国当“垃圾场”的代价
相对于三星在中国取得的成就，索尼的辉煌更多地属于中国之外，属于过去。
事实上，如果撇开现实因素，单以历史标准来论的话，最有资格骄傲的公司便是日本的索尼公司。从1946年诞生之日起，索尼公司一直与“领先”、“想像力”等词联系在一起。
在漫长的半个多世纪里，索尼一直引领着电子科技的发展方向。在索尼的成绩单上，这些成就无人能及：
1963年，索尼推出世界上第一台晶体管录像机；
1968年，索尼发布了名为“特丽珑（trinitron）”的电视显像管，特丽珑CRt显示器也在1983年问世。特丽珑被誉为索尼的杰作，当时采用了突破性的单枪三束技术，从诞生的那天开始就以非凡的亮丽色彩和超高清晰度赢得了举世赞誉。
1979年7月1日，索尼公司推出全世界第一部立体声磁带随身听alkmantPS-L2，alkman品牌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在其后的20多年时间里，这种小小的音响设备风靡全球，总销量达到3.4亿部；
1981年，索尼发明了3.5英寸软盘驱动器，直至目前仍是PC的标准配件；
1982年，索尼推出了1/2英寸广播用摄录放一体机Betacam，在大贺典雄的推动下，它还与飞利浦合作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张CD唱片；
1994年12月，索尼推出32位家用游戏机Playstation(PS)；
2000年，索尼推出第二代家用游戏机PS2；
……
从以上索尼的重大发明及成就中我们不难看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索尼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段时间里产生了索尼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两大产品：walkman随身听与特丽珑显像管。前者几乎创造了不可能打破的销售神话，而后者奠定了索尼在晶体显像管领域里无人能企及的荣誉。
毋庸置疑，这些成就奠定了索尼在电子音像世界中的领路人地位，但另一方面，却也滋养了索尼人傲慢的心理。一个有趣的故事是这样说的：几年前韩国三星公司还是一个为索尼生产配件的小伙计。那时索尼的一位高管曾傲慢地评价说，索尼在亚洲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索尼应该做的只是专注于塑造“索尼之梦”。或许这也是大多数索尼人共同的想法，在他们眼里，任何对手都不足以引起重视，任何市场都无足轻重。这其中也包括了中国市场。
长久以来，日本公司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一直存在着一种相同的微妙态度。对于他们来说，中国虽然近在眼前，又拥有庞大的市场，但他们总觉得日本的技术要比中国高出一等，而高傲的人是不屑与低于自己的人打交道的。在这点上，丰田如此，索尼如此，还有其他众多的日本公司都有过这样的想法。因此，日本公司都往往选择绕开中国与亚洲，去欧美开拓市场。他们将自己研发的最尖端的产品投放欧美市场，而将淘汰的二三流的产品倾销中国。
这样做的后果是，当日本国内经济停滞，而欧美市场竞争又日趋激烈之际，他们很难找到新的发展点，这也被很多日本经济学者看成是“日本失落十年”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里有两组对比数据可以说明索尼与三星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巨大差异：
反差背后便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据相关数据显示，三星在中国成立公司以后，业务发展迅速，平均每年的增速达到50%以上，2004年，三星中国的营业额达到160亿美元。相比之下，索尼几乎已无法与三星在中国竞争。为了弥补因傲慢而造成的损失，索尼前任CEO出井伸之多次强调要加大在中国的生产和研发投资力度，将中国打造成为索尼全球第二大市场。即便如此，索尼的目标是：2008年在中国的营业额能达到80亿美元，这个数字仅为截至2004年三星在中国的累计投资的一半。
而且事情可能比这还要糟糕，2005年3月，索尼CEO出井伸之辞去现有职务，而新CEO历史性地将由一名英国人来担任。对索尼来说，这或许是一次改革的重要决定，因为从索尼原来的组织结构上看，公司官僚主义缠身，各部门各自为政，甚至出现左右手互搏的现象；而《商业周刊》更是把出井伸之评为最差经理人：“改革的决心不够，而且实施得太慢”。但无论如何，高层的变动必将带来新一轮的调整，未来走向如何尚为未知数。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现在的三星早已不是当年跟班学习的小伙计。
今天的三星是最大的液晶面板制造商，最大的半导体存储器制造商，第三大的手机制造商。三星不仅制造各类消费电子产品，还掌握着上游的元器件供应，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了成本优势。而索尼只有借助与三星成立合资公司，才能确保自己未来的液晶面板供应。三星之所以同意索尼加盟，是因为索尼可以消化自己一半的液晶面板产能，避免这些面板流入中国公司。
从晶体管收音机、随声听到特丽珑显像管，索尼的创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是现在，索尼一再错失市场机遇，作为随身听的发明者却将这个市场拱手让给了苹果公司；在独领风骚的游戏机市场，索尼的对手也日益强大：XBOX刚刚扭亏为盈，而XBOX并不是微软的摇钱树。即使不赚钱，微软也有足够的财力和耐心陪对手玩下去。
往昔的“创意工厂”已经消亡了，索尼躺在故纸堆中看着对手的崛起。对手中最显眼的无疑是三星，因为它就像十年前的索尼，生机勃勃，创意无限。
一场“领跑未来”的战争
现在，三星与索尼正在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这样的：前不久，索尼的系列公司之一——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影片《蜘蛛侠》正式公映。在影片中，美国时代广场大厦的三星电子广告被“今日美国”（USAtODAY）广告取而代之。这个大厦在影片中共出现了三次，别的企业的广告都没有特意安排，唯独三星的广告做了特别的更换。不仅如此，电影在推广的电视广告中还把三星电子的广告变为其他公司的手机广告——这些几乎是一个公司能想到的最细微之处了，其中反映出来的，是这场战争的激烈程度。
但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呢？
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全球董事会主席卡尔·施德恩（Carl..Stern）为我们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往往并非临阵的实力，而在于之前他们做了些什么。因为从三星与索尼诞生来看，这两家公司都创办于战火纷飞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又都充分利用了战后经济腾飞、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但这些都只是提供发展的外部环境而已，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在于他们对未来的领悟能力，在于他们预测潮流的能力。
1982年9月的一天，时任索尼副社长的大贺典雄在倾听《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时下了个决定，他将公司刚刚开发出的CD光盘的容量，确定为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时长，亦即74分42秒。
从此以后，世上所有CD的时间都不能超过这个时间——这便是索尼公司在上世纪辉煌的写照。在整个八九十年代，他们拥有制定未来规则的无上光荣，而在规则之后，索尼的随身CD机、特丽珑电视等产品，几乎成为那个时代的不败神话。
同样的故事在新世纪继续上演着，但主角却已换成三星。
2003年，全球电子产品的盛会CEBItASIA如期而至，或许是出于巧合，三星与索尼都被安排在二号场馆展出。在展会上，三星祭出的“DNle”(数码自然摄像技术)大旗成为最耀眼的明星，这一耗费6年时间研发的尖端影像处理技术，刚刚夺得了85项专利，从而成为平板电视的领航者。相对于“DNle”的耀眼，索尼的展台遭遇着从未有过的冷清——这几乎又成了新时代三星与索尼地位的生动写照。目前，三星电子公司是全球电视机、录影机、LCD显示屏、计算机显示器、PC内存和闪存等六大系列产品的头号制造商。而在手机市场，三星电子已经从2000年的全球第六位升至目前的第三位，仅排名诺基亚和摩托罗拉之后，2004年全球销量达8600万台。
关于此，三星电子市场部部长韩昌镐的一句话最能概括眼下的这种竞争，他说：“模拟时代是索尼的时代，但数字时代却是三星的时代。”三星要做“数字时代的领导者”——这与其说是一种野心，还不如说是自信或是骄傲，而此前，它只属于索尼。
这种巨大反差背后，实际上折射了索尼在对未来判断时的巨大失误，因为对于一个行业来讲，一个领跑了半个世纪的巨人，在短短几年内被人超过，唯一的解释便是如此。
几十年以来，索尼一直在便携式音乐设备市场上占据统治地位，风靡一时的alkman随身听的累计销售量达到了3.4亿台即是明证。凭借索尼一个又一个新产品的推出，从卡带式alkman到CD播放器无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也无一例外地引领了便携式音乐设备领域的潮流。索尼在这里太成功了，它制造的产品如一座山峰般矗立在所有竞争者面前。但当索尼站到了最高的峰顶后，它却没能找到下一座山峰，它只是自恋地停留在原来的山顶上，却浑然不知原来在向它处冲锋的竞争对手们，已绕过它，攀上了别的更高的山峰。
2004年5月，索尼推出第一款硬盘版媒体播放器VaioPocket，然而这时苹果电脑的iPodMP3已经销售了80.7万部iPod，而且距离苹果电脑推出iPod音乐播放器的时间相差2年半之久。市场人士称，如此漫长的落后足以证明，索尼在新的数字时代适应新的竞争对手和竞争规则有多么困难。同时索尼公司计算机娱乐部门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久多良木健“非常直率”地说，索尼公司长期以来不愿意开发类似苹果电脑iPod支持MP3文件格式的产品，是因为索尼总部担心索尼的音乐和影视内容的版权受到侵害。一直以来，该公司生产的音乐播放器只支持该公司独自设计的Atrac音乐文件格式，不支持MP3格式。
正是这种违背索尼技术创新精神的态度，留给后来者足够的生存空间，并将自己的江山拱手让给了别人，而索尼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领先到落后”的失败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