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浙江。

    站在一张大比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前，远远望去，浙江正处在这只昂首高歌的金鸡的前腹部，北与沪苏接壤，南连闽粤，西通赣皖，东临大海，一条温驯的钱塘江自浙、皖、赣边境的莲花尖流出，呈“之”字形，蜿蜒400公里，穿省而过。每年秋天，钱塘江人海口的大潮，以汹涌壮观为天下闻。

    “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逸仙说的是天下大势，写的是钱江大潮。

    这里，自古便是文物之邦、鱼米之乡、丝绸之府。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在这片滋润富裕的江南水土上，到底生活着一群怎样的人们？

    让我们试着透过一位外国人的“第二只眼睛”来看浙江人。

    1861年，鸦片战争后的第二十个年头，古老而沉重的国朝大门刚刚咿呀洞开。一位长着一把火焰般红胡子的德国人在中国大地上好奇地行走着。

    这位名叫利希霍芬的德国博士，是一位失意的地质学家，这一年，他得到上海英国商会的赞助，开始了一次与地质关系不大的人文考察。

    当时他接受这样的考察工作，无非是为了筹措一笔在中国旅游的费用。但是当他在内地进行了七次实地考察，走了二十来个行省之后，他突然对中国人发生了奇特的兴趣，于是便有了一本奇书：《中国——亲身旅游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

    在这本书中，利希霍芬博士以他的地质学家的敏感，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中国19个省份的人的性格特点。而他描写的第一部分人群就是“浙江人”。

    那是一份不无纷杂的印象式的素描：

    “浙江省人，由杂种多样的人组成，只是近几百年才服从朝廷的统治。山地风土各异，沿海较为整齐。一般的浙江人性格柔和给接触者以好感。

    “……沿海有特殊种族，如宁波人。宁波人在勤奋、奋斗努力，对大事业的热心和大企业家精神方面较为优秀。

    “……居民很能干，善于背东西，女人和男人一样干活、撑船、做生意。

    “……在中国，浙江的势力更表现在买卖人上，尤其是商业上的宁波人，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媲美。广东商人作为大商人，要求和欧洲人一样的价格，而浙江商人则更看重小的、零碎的利润。”

    “善于背东西。”

    在利希霍芬博士对浙江人的描述中，这是最令人喷饭但又最传神的一笔。

    背东西干什么？那必定是要出门，必定要把东西运到某个地方，或卖掉，或交换掉，总归，是一次商业行为的开始。

    也是一个德国人，不过很有名，是哲学大师黑格尔，他曾对海岸文化作过一次很精妙的论述。在他看来，当人类面对茫茫无涯的大海的时候，会感到自己的力量同样也是无涯的，便能够鼓起勇气，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因此，黑格尔作出了海岸地区商业和航海共生的文化推论。

    很巧，浙江正是黑格尔所描写的海岸区域。不过，浙江人的商业才能没有发挥于航海，而是转向背靠的大陆，在充满未知的“陆地之海”中去寻求自己的商业机会。

    浙江人的“商业血统”，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良渚人能生产工艺水平很高的夹砂黑陶和麻织品。在那时，部落之间就出现万物品交换的迹象。

    自古以来，被公认为华夏商家鼻祖的，是春秋时的范蠡。

    他襄助越王勾践踏灭吴国，成就霸业后，便携天下第一美人西旋弃官从商。究其一生，大多活跃在江浙一带，后来以经营丝绸而富甲天下。

    魏晋时期，浙江“商贾已北至青、徐，南至交、广”。唐代，宁波、温州被辟为贸易港，“来往市舶，遥达海外”，在史书上有名有姓的大商人就有李邻德、张支信、李处人等十数位。

    自南宋以后的两百年中，由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浙江一度成为了“王朝心脏”。“江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当时全国号称繁盛大都市的有40个，而两浙就占了23个，杭州更是以“参差十万人家”而一跃成为全国最大城市。

    明清以降，安徽的徽州人和浙江的宁波人是当时最具商人气质的民众。“无徽不成镇，无宁不成市”的谚语一直流传到了今天。自明代以来的历史j：，曾出现过所谓的“十大商帮”，浙江人就拥有两席：宁波帮和温州帮。

    尤为难得的是，浙江人不但在行为上重商兴市，而且在思想上别立体统，成为正宗的中原文化之外的一个“异数”。

    宋朝一代，抑商重农的程朱理学在官方和民间的普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以叶适为首的永嘉学派却在东南一隅大力提倡“通商惠工”、义利并重的思想，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用之虚语耳”。

    这一学派对后世影响巨大，到明代中叶，便发育出以王阳明、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他们鼓励人们从经学和理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倡导“经世务用”，并付诸“亲身践履”，在此基础上，引发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带有浓厚世俗化色彩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

    也就是在那个时期的江浙农村，耕耘出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分工不断扩大，生产的商品化因素明显增大，改变了小生产状态下的自给自足经济。在许多地方，雇工现象已相当普遍，以丝织业为代表的商业经济蓬勃兴旺。据史载，“明代以后，杭州、湖州、温州等均有数十个市镇，大者万家以匕，小者干户，成为商业、手工业的聚散地”。

    到了近代，浙江商人更是得风气之先。孙逸仙曾这样评价浙江人：对工商之经营，经验丰富……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有坚强之魄力。

    便是在这片实践与思想同样丰腴的土壤上，浙江人走进了20世纪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