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这种放飞和牵引，使浙江市场每每立于不败之地。

    一位浙江记者从青藏高原采访归来。他说，在高原最边远的一个兵站旁有一间小杂货店，跑进去一问，是一对乐清夫妻开的；一位东北官员很不服气：我们开放了黑河，结果赚钱的不是东北人，而是像蝗虫一样的浙江皮贩子；一位上海市副市长在全国商业交流会上说，上海有一条北京东路，中小电器商店最多，这些年，温州人硬是一家一家地把它们吃掉，现在，那里已经成温州电器一条街了；一个友好考察团到靠近云南边境的缅甸寨子搞交流，发现那里的丝绸很便宜，便一人买了一大包，谁知讨价还价中，发现对方居然是浙江湖州人。而贩子们也很奇怪，他们在这里做了两个多月生意了，只是觉得收到的钱有很多花花绿绿的不认识，原来已出国到缅甸了。

    之外，正有数以万计的商贩奔波于大江南北，渗透于各个销售渠道之中，或零卖，或专卖，或批发。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为浙江专业市场放飞在中国经济上空的一只只有长线牵引着的“经济风筝”。

    有说200万，有说300万，还有说400万的，但是哪怕是按晟保守的说法，15个浙江农民中就至少有’个人是这样的“候鸟”。

    他们都讲着难懂的方言，往往是结群而行。他们的个子都比较矮小，眉目清爽，态度和气，吃得起全天下最苦的苦。在一些当地人眼里，常常把他们同乞丐之类的混为一谈。但是，当他们脚步轻快地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的鞋底里可能正藏着当地人一到两年才赚得到的钱。

    显然，羊毛衫并不是浙江人唯一的王牌。

    在河西走廊、在云贵高原、在海南岛、在东北平原、在海岛沙漠草原边塞驿站山沟大街小巷……无数个匆匆而行的身影，在中国的版图上划出了一道道极其怪异的足迹线。

    再说说那地方的自然条件吧。那里的草长得再高，也只有小指头的三分之一那么点，江南的幼羊、一般养三年就长大了，而在那里起码要七到八年。如果把江南的羊放到那里去养，准添不起草，饿死。

    “人多了，不怕抢生意？”

    专家们发现，要把这些商贩赶出商场，一是谈何容易，二是无从下手，三是必要性不大，结果，此事便不了了之。

    此外，在西装、童装、皮衣等等柜台前，无不闪现着浙江人的憧憧身影。

    有路的地方，去；没路的地方，闯。只要有炊烟飘起的地方，就肯定有生意，就能找到浙江人。、到底有多少浙江农民如此这般风餐露宿地行走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至今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

    按一般规律，移民总是从边缘地带向中原地带、从贫困地带向繁荣地带、从战乱地带向平安地带流动。但是，就是有那么一群人，他们逆向而行。他们的出发地是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他们的目的地是较为贫困的三北地区和中南、西南大山区。

    他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补鞋的用具，一头是镜子、牙膏、打火机等小百货，我还试了试，沉甸甸的。他告诉我，从开春以来，他就是挑着这副担子，踏着初融的积雪，追赶着骑马的哈萨克部落东迁西移。牧民们穿的马靴是用牛皮缝制的，一沾地上的雪水，非常容易磨穿，这就是他的挣钱机会。那些天，他就这样追来赶去，住无定所。他洗脚时，脱下袜子，满脚的血泡。

    原来，国内各大城市的大中型商场已有一半左右的羊毛衫柜台破浙北商贩租赁、承包了。在全国最大的羊毛衫市场——桐乡濮院，就有5000个农民长年在外，把持着各地柜台。

    他们现在被研究者称为“浙江人族群”。

    但是，人能活，你说奇不奇。

    说实在的，过了这么多年，我一直挺记挂这位只缘一面的老乡。我的眼前常常浮现出这样一个情景：一个挑着担子的南方人，拖着一双冒血泡的脚板在追赶马背上的哈萨克牧民。

    新华社记者朱幼棣是社内外有名的“地质通”，他常年随同中国地质勘测大队在西北跑动。他是浙江黄岩人，下面是他的一次“老乡奇遇记”：

    “过去，牧民镶颗牙，要往返1000公里到西宁，如今在家门口就成了。过去，有几个姑娘见过这么时髦的裙子，现在电视里的女主角穿啥，她们也能穿啥。”

    第二天，我起床去看他，竟已人去床空，一大早，牧民提前出发，他也随着走了。

    “开头是我和两位同乡先到的，看看生意还过得去，一招呼，来的人就多了。”

    他们便是浙江农民。

    据我所知，在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这样的游牧民族中，不少人历来是鄙视商业，不屑与商人为伍的。他们整年悠然于马背上，认为“好人不经商”。由此可想见，我的这位老乡处境的艰辛。他问我能不能回北京后帮他给家里捎封信，我答应了。

    夏天到了，高原绿意初生。

    “又来了，又来了，有最新的保温杯，是城里干部用的，来买呵。”

    他们显然不同于盲流或纯粹靠力气吃饭的打工仔，他们的流动带有一定的指向性。在80年代初以前，他们主要是以手艺活为主，如弹棉花的永嘉人、修鞋的萧山人、补袜子的诸暨人、敲糖的义乌人、修眼镜的金华人、理发的温州人、补锅的永康人、做棕床的嘉兴人。之后，他们就主要以贩卖小商品为主了，这些商品大多出自他们家乡的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

    于是，在这个小县里，先是浙江人的镶牙铺，再是照相的，再是修收音机的，再是服装、小商品、电器……现在，一条季节性的商业街已形成了。

    人们已经看到，在那些林林总总的“全国最大专业市场”

    有资料显示，目前，在全国各大中型商场里，有一万名来自桥头纽扣市场的商贩占据了7000个纽扣柜台，有两万以上的温州人占据了一万多个皮鞋柜台，有五千左右的宁波人占据了100多个衬衫柜台。

    莫晓林站在那条他熟悉的石头路上，不时朝熟人打招呼：

    那是一年春天，在新疆阿勒察地区，我们到了沙漠边缘一个极其偏僻的小县。说是一个县，其实县城只是一条百来米长的土街，住着四十多户哈萨克牧民。然而，就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位四十出头的黄岩老乡。

    黄河源头第一县…青海省玛多县。

    他们的一举一动、一反一复便足以让市场波动了。

    “笑话，生意哪是做得光的。一个人吆喝起来声小。人多，就成气势了，就成市了。说句玩笑话，就连打架，也还要有几个帮手哩。”

    像候鸟一样，每年夏天莫晓林就到这个偏远小城做生意，已经三年了。

    有一年，中国轻工总会陆续收到一些城市的“投诉”，惊称全国的羊毛衫价格已被一群浙江农民“垄断”了。总会遂派专家赴各地暗访。

    不访不知道，市场现状让专家们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