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念往犹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center">——陈寅恪《闻日本乞降喜赋》，1945年

    （这是陈寅恪在听到日本投降当日写下的诗赋，全诗：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有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念往犹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胜利来得实在是太突然了，似乎所有的人都没有做好准备。

    一个叫斯凯伦德（Eskelund）的美国记者描述了1945年8月的上海景象：“重庆的军队进城了，欢呼的人群排起了长龙，向抗战的英雄们致敬。海港恢复了活力，飞机在上空盘旋，机声轰鸣，下方则爆竹连连……日本的士兵和平民从大街上消失了，其店铺也多关闭了，他们退出了。使团撤离，他们将要离开，日本人回日本去了。美国小伙子、英国小伙子，上海姑娘们，尽到你们的责任吧！他们确实是这样干的。每个夜总会都挤满了人，美好的生活从黄昏开始，无休无止，谁还顾及宵禁时间？战争取得了胜利，和平可能保持下来！在一个世纪里，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已经足够了。”

    但是，真的足够了吗？至少在中国不是。即将发生的事实是，混乱的和平仅仅维持了短暂的十个月，紧接着是三年的惨烈内战。

    我们先在看看战后中国的经济格局。

    在过去八年里，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在战前，上海是中国惟一的、世界级的工商业大城市，在以它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聚集了绝大部分的华资银行、半数以上的工厂，并承担了超过六成的对外贸易。而战后，东北的重工业赫然崛起，而南方的广东和香港成为新的贸易和金融中心，由此，“东工西农、南轻北重”的经济格局悄然成型，此局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仍然未改。

    在1945年前后，东北是中国乃至亚洲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如我们在之前已经讲述过的，早在1920年代张家父子（张作霖、张学良）治理东北的时候，就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形成了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和以粮食加工、纺织、食品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体系，沈阳的兵工厂是惟一能够自主制造飞机和卡车的大型军工企业，哈尔滨则是东北亚最大的国际大都市，1928年，以出超实际利益比较，哈尔滨滨江海关已超越上海海关和粤海关，稳坐全国六大海关头把交椅，成为全国最大的面粉生产和出口基地、酒精和啤酒生产基地。张家父子甚至建成了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海空军。自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日本人控制东北，扶持成立了满洲国，自此，日本对东北进行了持续的大量投入，将之建成亚洲扩张的“工业发动机”。从1933年到1942年，伪满当局详尽规划了大大小小109个城市的建设，其中，长春是建设最快的大城市之一，它建成亚洲最大的无线电台——新京无线电台和最大的电影厂——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即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是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抽水马桶、管道煤气和中国第一个规划地铁的城市。1945年，东北铁路里程达到11479公里，为全国铁路总里程的一半，1943年东北公路总里程近6万公里，而到了1949年，中国含东北在内公路总里程为8.09万公里。

    据统计，日本在中国企业投资，1930年为8.9亿美元；1936年为16.29亿美元，其中东北为13.24亿美元，关内为3.05亿美元；1944年日本在华投资到达最高峰时总额达到61.63亿美元，其中东北为52.79亿美元，关内为8.84亿美元。

    到1945年，东北工业规模不仅大于上海地区，甚至还超过日本本土，位居亚洲第一。从沈阳到大连的沈大线两侧工厂烟囱林立，城市连成一片，成为举世闻名的“绵长工业区”，沈阳铁西区被誉为“东方鲁尔”。（鲁尔工业区，位于德国西部的鲁尔河流域，是欧洲著名的工业带，占德国全国面积的1.3％，实现全国工业产值的40％。）东北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1943年时，东北以占中国九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生产了占全中国49.4%的煤，87.7%的生铁，93%的钢材，93.3%的电，69%的硫酸，60%的苏打灰，66%的水泥，95%的机械，形成了庞大的精细化学、特种钢等当时领先世界的科技企业。据曲晓范在《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一书中的计算，1945年抗战结束时，全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中，东北占85%，台湾占10%，连年内战的其他地区只占5%。

    大战结束后，东北率先遭遇一场空前的“接收之劫”。

    从1945年9月到1946年5月，苏联军队把东北的工厂、矿山、电站等物资绝大多数拆运回国。从9月起，其后的7个月间，火车日夜不停，甚至连长春市政府的办公家具都不放过。1945年11月15日前，仅从沈阳每天就有200辆货车开往苏联，到1946年初，大沈阳90%以上工厂都成空壳，连门窗都被拆走。共计劫走东北铁路机车的75%和货车的93%。著名地质学家、吉林人张莘夫在试图阻止苏联工程师运走工厂里的机器时被害。

    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中认定，“当苏军占领东北时，他们拆走了东北地区工厂里大多数可以运输的机械装备。”曾经当过中共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邵式平在1948年5月到12月的日记中记录了他目睹的情况：“大连铁工厂，这是一个最大的机器工厂，可惜破坏得太厉害了。首先是苏联人的破坏，搬走了许多好机器。我看这也是一种掠夺行为……去沈阳参观军工厂，该厂系日寇建设的，据说当时有工人万余，日本投降以后，苏联把一部分精造机器运走了……沈阳兵工厂，据说是目前中国第一大兵工厂，现有各种机床七千台，能使用有效的约五千台，较好的都叫苏军运走了……我们参观了沈阳住友工厂，这个厂专为做车轮的，实际是做机器、炼钢、翻砂、车辆等。机器、厂房都很大很新，但全部机器都被苏军搬走了。真不应该呀！”邵氏在日记中真实秘记这些细节，在当年是十分冒险的事情。据《鞍钢史》记载，日军投降后，鞍钢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从1945年9月下旬起，仅40天，发运货车60列，鞍钢的机器设备就被苏军拆走了三分之二，连同其他被运走的物资共达7万余吨，其中以各种关键性的设备损失、破坏最为严重。1957年，当过中共上海市政府第一任财税局局长的顾准去苏联共青城考察时还看到，在一家造船厂和一家机械厂的机床铭牌上，有大量的日文标识，这都是当年从中国东北拆迁来的。

    1946年1月，国民政府宣布，凡东北境内的一切敌产均归中国政府所有。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却对蒋介石说，苏联政府认为这一声明“既无根据，且无效力”。蒋只好转求美国帮助，5月，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对苏联提出交涉（领导美国走出1933年经济危机并打赢二战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已于1945年4月去世。这位美国历史上惟一任期超过两届的总统是一个小儿麻痹症患者，他最著名的格言是，“我们所不得不畏惧的唯一东西，就是畏惧本身”。），苏军才开始停止搬运工作并班师回国。杜鲁门还派出考察团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据初步估算，苏军拆走的工业设备价值共约8.5亿美元，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记载，“日本在东北的工业设施在1945年俄国人搬走半数以上的资本设备后受到削弱，当时估计恢复原来的设备所需的费用至少要20亿美元。”1947年1月29日，莫斯科《消息报》报道，苏军此举是为了得到出兵作战的补偿，而它运走的设备价值约9700万美元。

    苏军对东北工业设备的野蛮拆迁，是中国经济在战后遭到的第一个打击。如果说，这是一次外来的灾难，那么，重庆国民政府对沦陷区敌产的接收，则更让人哀叹。

    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对日占区和汪统区（汪精卫已于1944年11月在日本去世。接替他担任南京政府首脑的是周佛海。）的财产进行接收成为当务之急，狂喜之中的国民政府立刻拟定了《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接收委员”顿时成为重庆最炙手可热的肥缺。

    接下来发生的接收故事，无论从政治、经济、社会秩序还是道德而言，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浩劫。从8月开始，各路“抗日英雄”就从地下天上纷涌而出。

    上海无疑是接收大战中竞争最激烈的城市之一。一向崇洋的上海滩突然开始流行吃川菜，一个人“能不能吃辣”成为了一道政治考试题，表明他在四川坚持了多久的抗战。在这里一下子冒出了四个“市党部”。第一个是关在提篮桥监狱里的国民党三青团成员，当他们从电台里一听到天皇投降的声音，马上通知狱方，“我们今天就要出狱展开工作。”很快，这些人以“苏浙皖税务局”局长邵式军在余庆路的一栋洋楼为据点，挂出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招牌。第二个是在浦东打游戏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他们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盛文颐的一个宅所里，也成立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第三个是陈立夫CC系的“地下工作者”，他们的据点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上。就当这三个“当地帮”正为谁是正宗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从重庆飞来的接收大员就到了，于是第四个“党部”又出现了。（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国民党的青年组织。CC派：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别，它的英文名称是“Central Club”（“中央俱乐部”），首脑是长期控制国民党人事及组织体系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

    如同恶狗抢肉一般，这些党部人员围绕着庞大的事业、产业和经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完颜绍元在《大接收》一书中讲述了沪上一家报纸几天内连改四个报名的“黑色幽默”故事：CC系的市党部接收了一家《新中国报》，一天后，就被重庆派来的人抢走了，改名为《正义报》，新报纸在8月16日隆重创刊，谁知到了第二天，突然又改成了《革新日报》，原来是被金神父路上的人以军事委员会宣导委员的名义夺走了，可是仅仅七天后，订户拿到的报纸又改成了《前线日报沪版》，新的接收者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驻沪办公处。汪系官员金雄白在狱中交代说，“从8月中旬到9月初的上海，只要与重庆的大员沾亲带故的，就以地下工作人员自居。有人自认为中统，也有人自认为军统，但谁也不知道他们身份的真假与职位的高下。”

    上海的四个“市党部”并立的景象还不是最混乱的，在北平，竟同时出现了八个“市党部”，尤其可笑的是，这些党部需要等待接收的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支付开办经费，后者谁也不敢得罪，于是索性就给八家全都发钱。

    最热闹的是天津。蒋介石委派的接收代表是当过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的老政客靳云鹏，他刚刚要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津代表办公室”的牌子对外悬挂，就有人挂出了“军事委员会抗战建国工作团天津总站”，接着，“天津市党部”、“三青团天津市支团部”、“中统天津站”、“军统天津站”、“军统天津特别站”、“军统驻天津华北特别通讯站”等等都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而它们惟一的工作就是满天津城地寻找接收资产。最后，弄得日军驻津特工机关也傻了眼，只好登报请所有在津各系统的人员都来市府礼堂开联席会议。开会那天，竟一下子来了十几个系统的几百号人，大家闹哄哄一阵乱吵，最后也没有理出一个头绪。受到蒋委员长亲自委任的靳云鹏知道自己身份虽高，但远不如各路小鬼们跟重庆方面的关系亲密，无奈之下，只好宣布不开张了。

    沪京津的乱象，是接收大战中的一个缩影，其他省会及中小城市的混乱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杭州，居然先后出现了28个“市党部”，有几个竟是汪系官员“就地反正”的，最具讽刺性的是任职汪系浙江省省长的丁默村，他曾经长期出任南京政府特务首脑，捕杀过很多国民党特工，此时居然也一转身成了军事委员会特派的“浙江军事专员”，加入到了接收的火热事业中。曾经当过军统局少将总务处长的沈醉在回忆录中记下了一首流传很广的“接收民谣”：“河里飘来的，不如地里滚来的；地里滚来的，不如天上飞来的；天上飞来的，不如地下钻出来的；地下钻出来的，又不如坐着不动的。”沈醉注释说，“所谓坐着不动的，指摇身一变的汉奸，自劫自收比什么都快。”

    情况实在是太混乱了，蒋介石只好改变直接向各地委派接收代表的办法，让行政院副院长、经济部部长翁文灏马上拿出了一个新的接收法令来。翁带着一群专家漏夜研究，总算制订出了一套“接收大法”，中央成立“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对工矿事业、财政金融机构的接收以及资产处理进行了规定，根据办法，金融资产由财政部、四大国有银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负责接收，工矿企业则归经济部、交通部、农林部、粮食部、军政部、联勤司令部、海军司令部等单位分工负责。有意思的是，根据蒋介石的亲自规划，这个“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挂在陆军总部下面，于是，党务人员、政务人员与军人混杂一堂，谁也不服谁，翁院长辛苦拟出来的“大法”很难被严格地执行下来。

    早在9月14日，《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发表社评《收复失土不要失去人心》，文章警告说：“我们现在不但去收复失土，而且去抚慰受创的心……收复失土，接收敌伪所攫取的财产，迎接我们受苦的同胞，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起，登之衽席，这是抗战的一项任务，既庄严，又神圣。肮脏的手，漆黑的心，都请远远离开，不要污染这一庄严神圣的任务。”为此他提出，“我们希望政府派至收复区的工作人员，要特别注意操守。洁己奉公，是当前第一官箴。”可惜，这些忠言都成过耳之风。到9月27日，王芸生再撰社评说：“京沪的情况兴奋极了，也乱极了。在热哄哄、乱嚷嚷中，这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有早已埋伏在那里的，也有由后方去的，只要人人有来头，就人人捷手先抢。一部汽车有几十个人抢，一所房子有许多机关争；而长长的铁路，大大的矿场，却很少人过问。”王芸生以他一贯尖利的笔调写道，“可怜收复区同胞，他们盼到天亮，望见了祖国的旌旗，他们喜极如狂，但睡了几夜觉之后，发觉他们多已破家荡产。”他的这篇社评有一个十分震撼的标题：《莫失尽人心》。

    这种情形，连国民党内部的有识人士也看不下去了，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将一首《重庆客》的七绝悄悄抄给蒋介石，其中一句是“谁知汉室中兴业，流语民间是劫收。”蒋只好第三次更改接收办法，他采纳宋子文的意见，在行政院内成立“行政院收复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除了有关军事系统的接收由陆军总部主持外，其他接收工作统归于这个委员会。

    在短短两个多月里，中央连续三次变更接收办法，朝令夕改，可见当时的匆忙和手忙脚乱。而日后的事实是，各地军人的劫收从来没有受到有效的限制，混乱一直在持续中。

    后世流传了很多类似沈醉、陈布雷收集的“接收民谣”，譬如：“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躲在后方装孙子，下了飞机变兔子，市上一转变骡子”、“等了八年半，来了一群王八蛋”、“烧错爆仗、拍错巴掌，迎错老蒋”、“宁愿鬼子烧杀，不愿国军驻扎”等等，有人在海南岛的海口接收总部门口贴了一副对联曰，“海内众奸凶，屏之国外；乾坤有邪气，在此馆中。”更有人总结了所谓的“接收八法”，是为“抢占盗偷，吞漏诈咬”。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个新名词是，五子登科。五子者，金子、银子、房子、车子、女子也。（民国作家张恨水以接收丑闻为题材，于1947年出版章回小说《五子登科》。何为“五子”的版本有多个，如“帽子、位子、房子、票子、婊子”、“房子、车子、女子、票子和金子”、“金子、儿子、房子、车子、女子”等。）

    天津市的接收总部就设在市长张廷谔的家里，整个接收期间，他只开了两次会，而且与会者都是亲属和部下，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他一口气接收了400多家企业，商店和医院400多处以及住宅百余所，这些大多从前门收进，从后门卖出，变成了张家的一根根金条。日军在海南的工矿设备和储存物资基本被全部盗卖，政府最后收进的只有200多条没人愿要的烂船。

    经济部被指定为接收的主管部门，但是这个部门里的人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公务员，无论是跑路还是抢东西怎么也比不过政客和军人，他们甚至连办公的地方都被抢走，专门负责南京地区接收的经济部特派员董赞尧回忆说，“到南京后，我们去找经济部，可是原址已为别的机关抢先占用，经济部无法接收。”更让他惊骇的是，“我们到了这里，除了档案外，其他已没有什么东西可接收了。”他还回忆道，“经济部主管的范围很广。例如煤矿和煤应归经济部接收，而铁路局则强调运输急需用煤，强要接收。又如面粉厂和一些食品工厂，粮食部说这些厂是搞粮食加工的，应由粮食部来接管。对于纺织厂，军政部军需处的被服厂强调军需，也要来接收。当时，我作为经济部的接收人员，感到这种情况太乱太糟，而且忙着接管的部门来头大，有的拥有枪支和军队，对之确实毫无办法。”各地情况类似，据当过经济部次长的何廉回忆，在湖北，应由经济部接收的工矿企业有365个、矿场45个、公司行号82个、电气事业26个，总计518个，最终被接收的只有40个，其余均为别的单位或个人“劫收”了。武汉市有180多座工厂，劫收过后，能开工的只有30多座。

    房子登科以北平和上海为最。战争结束时，日汪转交的上海房产有8500栋，其中被军方和党政接收人员占了5000多栋，房屋内的财物都被一并收下，这些大多成了私产。北平有敌伪房产1万4千余所，被接收的只有380余所。南满铁路公司在沈阳房产1200栋，最后只剩下两栋。

    为了隐瞒私分事实，各路接收大员都有两本“物资清册”，一本是真，一本是假，可笑的是，就连那本假的也因为层层克扣，最后不得不一次次地修改。投降的日本人也很熟悉国民党的这些套路，他们在交出资产时故意留下一些不入册，另以副册交给接收人，做“买路线”。日军第6方面军总司令冈部直三所部，在武汉投降后，留下大批现金、鸦片、军粮、食盐、轮船、汽车，另行呈缴给第6战区副长官郭忏。这位接收委员会主任将大部变卖归已，其余的用轮船装运南京，“赠送”上层官员。汪系官员金雄白说了一个极端可笑的例子：上海的日本驻军有7个师团的实力，人数不少于20万人，可是，接收过来的枪支却只有6万枝，难道有14万日军是用菜刀或长矛的吗？“这真是一件令人难以索解的事情。”

    因各省接收专员的素质高下，最后的结果天差地别。以华东为例，被委派到江苏的接收专员比较清廉，而且动作较快，乘火打劫的人没有来得及下手，于是汇总到的敌产总额为123亿元，而浙江省上报的数字是2.88亿元，安徽为1.33亿元，放在一起简直让人难以相信。

    最讽刺的是，各部委为了制止私分资产的现象，还专门制订了一个密报制度，对检举者进行重奖悬赏。谁知这又成了某些官员大发横财的机会，很多非法行为遭密报检举，而主持密报工作的人则利用这些物资无底可查，再以清理为名拖延，最后将之隐匿吞没。仅以第三方面军为例，该军在上海办理密报物资，受理密报案1600多起，价值2000多亿元，最后移交的仅74案，价值300亿元，其余都被私吞了。

    至于“女子登科”则是腐败的绝对寄生物，敌伪的妻妾、女秘书等都成了被接收的财产。这股歪风甚至是从最高层往下刮的。傅斯年就曾记述了一个细节：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第一次到北平，就“时常在某家，一日，大宴会，演戏，文武百僚地方绅士毕集，他迟迟而来，来时带着某家之某人，全座骇然。”傅斯年继而说，“此为胜利后，北平人士轻视中央之始。”

    10月24日，《大公报》登载了南京特派员张鸿增的通讯《休说重庆来！》，通讯开篇就说：“‘重庆人’在收复区老百姓眼里在跌价，江东父老对这些凯旋的人最初是刮目相看，再而是冷眼静观，现在差不多已经摇头蹙额了……冷眼的江东父老观察了近两个月，得了一个结论，‘重庆人’到了收复区，第一件工作是做衣服，找房子，第二件是弄汽车，第三件是买黄金，第四件是女人。他们原希望这些凯旋的英雄一来，地方秩序渐趋安定，物价逐次平复，从此脱离了苦海。谁知这帮人却是拼命享受，成了抬高物价的因素，一开始工作就是把邮资加了十倍，铁道客运加了九倍，水电加了十倍。南京城内公然白昼抢劫，拘留所人满为患，一般物价在跳涨”。“或者是由于妒忌作祟吧？收复区人开始恨‘重庆人’。”最后，作者给出了一个无比激忿的忠告：“所以，我劝朋友们到了南京休说重庆来。‘重庆人’的风头叫这帮先遣人员出尽了，你来抢白眼吧。”

    蒋介石到后来也意识到“接收之乱”的严重后遗症。1948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总结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失败的教训时说：“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资料显示，在各收复区等待接收的日伪产业约为四万亿元，这几乎是当时中国的九成家产。可是，群鬼乱舞的接收大战让原本很有希望的战后重建变得前途叵测。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国民政府在1945年执行的三大经济政策——货币兑换、外汇开放与产业国营化更是让上亿民众和民营公司陷入集体破产的绝境。

    战时，在中国市场流通的货币主要有两种，一是重庆蒋政府的法币，一是南京汪政府的中储券，两者的对价关系波动很大，互有涨跌。早在1942年，法币与中储券的流通比值一度在1比2、1比3左右。日本一投降，法币身价顿时大涨，8月初，每两黄金兑换法币20万元，到8月11日就跌到17万元，数日后更到14万元。而中储券则大幅贬值。到9月中旬，以重庆、上海两地物价为参照，法币与中储券的比率大体是1比50，法币更有持续上涨的迹象。沦陷区的民众和企业呼吁重庆方面马上公布官定兑换率，以安定市场和民心。

    在行政院的专门会议上，经济学家、经济部次长何廉提出的方案是，1比50，至多不超过1：60，他在一块黑板上详细对比了重庆与上海的粮食、燃料和公用事业费用的物价状况，还画出了一张批发物价指数图表。而以宋子文、陈行、徐堪为首的财政部则坚持1比200。理由是，“法币的价值在上升，有人在用继续贬值的伪币兑换正在升值的法币。”当何廉再三表示反对的时候，以“不堪”闻名的徐堪竟以政治挂帅的理由来反击，他说，“对法币币值的乐观估计，也就是对党国前景的信心表示。”耶鲁大学毕业的何博士只好闭嘴。

    11月1日，官定兑换率开始实行，比值正是1比200。此案一出，二亿人齐声惨叫。

    何廉在回忆录中认为，“高估法币币值的缘因，部分由于对战后形势过分乐观，部分由于交通所受的破坏，使法币难于进入收复区。”但是，无论如何，中储券被恶意贬值的事实是难以否认的。除了当时渝沪两地物价的现状之外，还可以从这两种货币与国际货币的对价来看。战时，日元与中储券的比值是1比5.55。战后，美国规定日元与美元的比值是1：15。到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办法出台后，1日元约值70法币，也就是相当于1.4万元中储券。如此计算，1945年的一年前后，中储券的贬值幅度竟高达254.5倍。当时全国总人口4.5亿，其中2.57亿为沦陷区人民，这些家庭几乎在一夜之间集体破产，上海流行民谣曰，“昨天放炮（爆竹），今天上吊。”

    此次兑换政策的失误后患无穷，它不但让数亿人对蒋介石政权咬牙切齿，信心大失，而且直接推动了全国性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变得弹性顿失，为日后宏观经济的破灭埋下了一个重重的伏笔。张公权在《中国通货膨胀史》一书中也分析说，“兑换政策的后果是不幸的”，在1945年8月到12月间，中国人民的心情为之轻松愉快，物价一度猛烈下跌，出现了短暂的稳定，上海的物价指数从43200下降到34508，可是，到12月，持有中储券的民众害怕继续贬值，纷涌抢购货物，物价指数反弹到88544，竟比8月增加了一倍。

    除了货币政策之外，宋子文的金融开放政策也被证明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

    战后的政府金融储备曾经处在十多年来最好的状况，央行的黄金储备达568万盎司，计8.5亿美元，敌占的苏浙沪皖地区接收了大量的物资，其中棉纱4万件、棉布454万匹、黄金51万两、白银857万两、住宅2424幢等，仅上海在1946年变卖的物资收入就达6698亿元。宋子文自以为重金在握，足以稳定物价和刺激进出口，所以，实行了金融开放政策，即将法币汇率改为随市场供应而自由浮动，并由中央银行操控买卖市场。

    殊不知，金融开放政策的顺利实行，需依赖于市场预期心理的信心和政治的稳定。在政局前景不定的1945年，这种开放政策极易波动，引发投机，不但不能平抑物价，反而成为通货膨胀的领头羊。后来的事实正是如此，1946年3月，央行开放外汇市场，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格为2020比1，市场看淡法币，狂炒美元，由此造成市场惊慌，黄金和美元持续上涨。在整个1946年，法币发行额平均每月增加11％，物价指数平均每月上涨17％，已接近失控状态，财政部的美国顾问杨格说，“从来未有通货膨胀象中国现在膨胀的情况，而能避免财政崩溃的。”

    1947年2月1日，金价涨至每两40.6万元，美元兑换法币的黑市价格已突破1万元，较上年上涨了将近5倍，2月8日，黄金价格一日五涨，最后收盘价每两突破55万元，2月10日更涨至96万元。法币币值惨跌带动了其他民生必需品价格上扬，日用洋货普遍上涨1倍，米价腾升。据此，由上海引发的金融狂潮迅速向全国蔓延，先是天津、南京等各大城市，人们大量抢购黄金美钞，如痴如狂，继而镇江、嘉兴、淮安等中小城市也纷纷效仿，时称“黄金风潮”。到2月16日，国防最高委员会不得不通过《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决定从即日起禁止黄金、外币买卖及流通，将法币与美元比价调高为1.2万比1，同日，监察院举行全体监委紧急会议，决定派员彻底清查“黄金风潮”酿成的严重后果与责任者。

    在实行金融开放政策的一年多里，央行的外汇储备减少了4.53亿美元，黄金减少了331万盎司，较原先的数量都少了一半，经过这番折腾，法币的市场信用开始丧失，在日后的中央财政破产埋下伏笔。

    如果说，鲁莽、霸道而不计后果的货币及金融政策让普通民众大受其伤，那么，国民政府对于战后产业政策的制订，则致命性地打击了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民营资本。

    在一开始，局势似乎在朝市场化的方向推进。战后，以翁文灏、何廉为首的经济部迅速拟定了一份《第一个复兴期间经济事业总原则》的方案，它制订了“战后中国第一个经济建设五年计划”，而其基本的原则是实行“混合经济”模式，按何廉的表述是“在混合经济中的有计划的发展”，就是提倡国营、私营和积极引进外资投入的多种经济成份共存。《总原则》还特别强调把国营企事业的范围限定在军工、造币、主要铁路和大规模的能源动力经营以及邮政电讯等若干重要公用事业方面。鼓励私营企业在政府经济建设总计划的指导下发展，并由政府在财政、运转设施等方面给予援助，且在实际经营中，享有与国营企业平等竞争的地位、权利和义务。在引进外资方面的开放度也有所增加，规定在任何中外合资企业中，除了董事长一席必须由中国人担任外，不必对外资所占百分比作出限定。此外还特别强调，在政府供职的人员禁止经营和管理任何在其监管职能范围内的企业。《总原则》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上表决通过，并公告天下。

    以今读之，这份《总原则》的精神与30多年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思路很有神似之处，甚至在一些表述上都几乎一致。这是1934年之后，中央政府提出的最具市场化精神的纲领性文件。当时的中国经济，百废待兴，确实出现了一个改革的大好时机，美国学者费维恺在他的研究中便认为：“政府在收复沦陷区时，其间间隙的时间虽然短暂，本可以出现一个实行彻底而公正的税收改革，以抵销通货膨胀的影响，但政府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收复中国工业较发达的省份，对解决商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可能有些希望，但这希望被事实残酷地粉碎了。”

    希望之所以被粉碎，一是顽固的国家主义理念仍是主流，若非决策者的绝大决心，很难被一纸《总原则》否决，二是官僚资本集团已经与国营垄断体系形成了一个制度性的共犯结构，他们成为市场化改革的最大反动力。经济部里的那些书生当然无法与行政院和财政部的宋子文等官商抗衡。

    总而言之，看上去很美的《总原则》自出笼之后，就变成一纸废文，徒给后人留了一道长长的叹息。

    在宋子文的主导下，一连串以“中国”为名号的国营垄断企业纷纷挂牌诞生：中国盐业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植物油料公司、中国造纸公司、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中国渔业有限公司、中华水产公司、中华烟草公司、华北钢铁公司、华中钢铁公司、天津造纸公司……他们以划拨的方式无偿得到了数以千计的、资产质量最好的资产，据经济部统计，到1946年6月，已经接收的2243个工矿企业中，作“拨交”处理的就高达1017个，标卖给民营的只有114个，还不到接收工厂总数的5％。

    这些中字号企业中，最典型的是宋子文直接控制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自晚清以来，纺织业就是中国最重要的民生产业，而且长期为民营资本所掌控，在这个领域出现了张謇、荣氏兄弟等众多企业家，它可以说是民营资本集团的最后一块阵地。此次，宋子文利用接收的天赐良机，来了一个大抄底，他接收了日资在华的所有纺织工厂，还将上海、天津等地的众多大型华资纺织厂纳入囊中，官僚和国营集团分文未出，一举拿下全国总纱锭的37.6％和全国织布机的60.1％，几乎完全垄断了中国的纺织工业。

    据何廉的回忆，他曾与宋子文就纺织业的国营化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他以《总原则》为根据，认为政府应该立即把接收的轻工业交给私营企业经营，他还提出了具体的方法，“我们可以把敌产作为政府股本搞联营形式、或者规定条件出租，或者干脆估价后出售给私营企业，以充分利用他们在这方面的管理经验，也有益于市场竞争。”宋的回答是：“纺织工业的管理并不十分困难。而且，政府需款孔急，轻纺工业非常有利可图，为什么要让私营企业家获利，而不让政府这样做？”1946年6月23日，上海市商会特别电请南京政府行政院，认为“自政府接收敌伪工厂物资之后，耽于近利，不惜以此为弥补赤字财政之不合理计算，设立中国纺建公司、中国蚕丝公司、台湾糖业公司等，於显然违反经建原则之下，展开与民争利之压迫，以致与此有关之民族工业，危如累卵”，提出为“维护民族工业，已经国营之中纺、中蚕、糖业等公司，迅予改归民营”。此电没有得到回复。

    在民国企业史上，孔祥熙对银行业的突袭以及宋子文对纺织业的收网，是两次具决定意义的“经济战役”，两个数百年间均由民间经营的、生机勃勃的重要产业从此被彻底的国营化。国民政府把接收的敌产归为国有，使资本国家化，进一步充实了国家资本的力量，从产量计，国家资本从此控制了全国煤的33％，钢铁的90％，石油和有色金属的100％，电力的67％，水泥的45％，纱锭的37％，织布机的60％，此外，铁路和银行早已被完全掌握，一个强大而垄断国家资本主义格局全面形成。统计显示，到1948年上半年，国家产业资本已经占全国产业资本总额的80％以上。

    杨小凯在他的经济史笔记里评论说：“不幸的是，抗战胜利后，这些日本私人资本大多被转化为中国的官僚资本，不但在接收过程中因贪污和不同单位争夺资产而受损，而且以后成为官商不分、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工具……这个国营化也是中国后来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基础，它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度障碍之一。”

    1945年10月4日，范旭东突发急病在重庆去世。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他一直在为工厂的复兴忙碌着。早在去年的9月，他与陈光甫、卢作孚等人参加了在美国召开的工商国际开发会议，所有的人都看了战胜的曙光，范旭东连夜拟定了战后复兴计划，其中包括扩充天津的永利碱厂、修复南京铔厂、完成四川的铵厂和硫酸厂工程以及在湖南新建炼焦厂、玻璃厂、水泥厂等等，扩建和新建工厂总数为十个，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为此，范旭东向美国进出口银行申请贷款1600万美元。1945年初，在陈光甫的居中帮助下，美方同意了他的申请，不过要求国民政府居中担保。范旭东郑重其事地向行政院上递了借款报告。数月下来，渺无音讯，范数次催促，竟得到宋子文托人传来的转告之词，“如果宋先生出任永利董事长，借款合同可立即由中国银行指令纽约分行签署担保。”范愤而拒绝，他对永利老臣、宋子文的哈佛同学孙学悟说，“近因胜利，看见我们许多高官厚禄的老友，伸长手臂向空中乱抓，实在不过意，但若辈乐此不疲，民族休矣。”

    不久，行政院正式批复，对永利的担保申请“不予批准。”范旭东忿极攻心，一病不起，终于黯然弃世，终年只有61岁。在逝前，昏迷中的他用手拼命向空中抓去，嘴中大喊，“铁链——”，其临终遗言是，“齐心合德，努力前进。”

    范旭东毕生拼斗于中国化工业的振兴，生为此虑，死不瞑目，实在是本部企业史上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他以书生意气投身商业，日思夜想，全为报国，数十年间惨淡经营，无中有生，独力催孕出中国的化工产业。在他的周围环绕着侯德榜、陈调甫、李烛尘、孙学悟等诸多科技精英，他们或出身欧美名校，或就职跨国大公司，原本都有优厚舒适的事业生活，全是被范旭东的精诚感动，毅然追随他四海漂泊，在残败苦寒中尝尽百难，后来的三十年里，这些人一直是国家化工业的领导者。“商之大者，为国为民”，说的正是象他这样的人呀。

    范旭东的多年同事侯德榜回忆，“先生当公司总经理三十余年，出门不置汽车，家居不营大厦，一生全部精神，集中于事业，其艰苦卓绝，稍知范先生为人者，胥能道之。”据他的儿子范果恒回忆，即使在生意顺利的天津时期，家里的生活也还是比较拘谨的。那时候家里日常食用的大米都是从老家湖南乡下运来，因为这样比在北京、天津购粮要便宜一些。重庆时期，范旭东的收入经常不够养家，就靠妻子的一些陪嫁首饰帮补家计。范旭东逝后，重庆二十多个团体组织追悼会，国共两党领袖都送了挽联，毛泽东写的是“工业先导，功在中华”，蒋介石写的是“力行致用。”

    范旭东是不是被宋子文“逼死”的，后世说法不一。不过，在1945年的经济复兴中，民营企业家被彻底边缘化乃至遭到利益剥夺，却是不争的事实。

    再看卢作孚和荣德生的遭遇。

    卢作孚的战后扩张计划也很庞大。当时，加拿大政府为了防止战后生产萎缩，通过了一个《输出信用保险法案》，由政府为外商担保，向加拿大银行贷款，用以订购该国的工业产品。卢作孚向加拿大订购6艘大型客货轮和12艘中小型客货轮，并因此申请到加拿大三家银行的贷款1500万加元。这一贷款同样需要得到民国政府的担保。因为卢的声望实在很高，蒋介石在他的申请报告上亲笔签字批准，可是行政院和交通部却提出了条件，要求民生将所订购的轮船抵押给政府，在偿清贷款之前这些轮船归政府所有，由政府租给民生使用。这一额外的条件显然埋有伏笔，在日后，政府很可能利用经济危机或信贷紧缩的办法，逼迫民生还钱，进而控制其股份。这一手法，并不鲜见。卢作孚当然不从。他转而向美国买了十多艘退役军用船只，这些船虽然售价便宜，但是改装费是船价的几倍，卢作孚迫于无奈，也只好退求其次。他还跟民营的金城银行合资成立了一家轮船公司，用银行的钱购进三艘新船。民生的加拿大贷款案一拖再拖，后来还是达成了，但是，等这些船交付的时候，已经是兵荒马乱的1948年底了。

    民生公司无法从政府那里得到支持，国营的轮船公司却是格外的滋润，政府控股的轮船招商局成为接受大战中的惟一赢家，它把日伪的所有轮船及码头设施全数吃下。抗战时，民生船只近3万吨，官营轮船招商局只有2.3万吨，其中实际航运的不过0.18万吨，到1947年，轮船招商局的吨位已跃居到了34万余吨，完全垄断长江下游和沿海运输业务，而为抗战付出巨大牺牲的民生公司此时只有5万余吨。此时担任招商局经理的正是几年前与陈仪一起祸闽被陈嘉庚驱走的“先烈侄子”徐学禹，他竟扬言要“吃”掉民生。这一次，从不发火的卢作孚也无法控制愤怒，他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当面痛斥徐学禹。他还通过23位参政员在参政会上提案，“招商局应加入民间资本，改组为民营轮船公司，使能与其他民营轮船公司平等分配航线范围，以发展我国航业。”此议理所当然地被宋子文否决。为了表达对民生的“尊重”和补偿，政府拨了几艘登陆艇给卢作孚，卢不无怨气地说：“其实，这东西男不男，女不女的，改装都不好改，现在还放着没动。”

    荣家碰到的情况更荒唐。战争一结束，被压抑了八年的荣家顿时觉得翻身之日到了，在1945年10月，荣德生的二儿子荣尔仁向行政院递交了《接收日本纱厂及人造纤维厂的建议书》，提出在中国的日本纺织厂应予接收，“分配给在战时受到损失并在后方作出贡献的厂，按损失的程度，给以赔偿。”他还拟出了准备接办的日商纱厂名单，纱锭总数约30万锭。谁知在那时，宋院长正一门心思地筹建他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荣尔仁的建议书当然不被采纳。仅仅1个月后，行政院就决定所有敌伪纱厂全部由国营接收。荣德生以老资格实业家的身份向政府上书，他忧心忡忡地写道，“日本纱厂接收后，全部改为国营，亦是与民争利，以后民营纱厂恐更将不易为也。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须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若措施一差，误入歧途，虽千方百计，终难平稳。因知富强非难事，只在用之当与不当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虽一切皆归官办，亦是无用。因官从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费而已。余近见政府措施孽谬，有失民心。”荣德生的这段表述可圈可点，至今是普世道理，可惜不为当政者闻。

    可笑的是，荣家想从接收大战中分一杯羹的梦想落了空，而他们的原有家产的收回也费尽了心力。申新一厂、八厂在战时被日本人占领，它的很多设备被拆装到了日商丰田纱厂，国民政府在接收时全当敌产没收，并入中纺建，再不返还荣家。福新三厂、六厂也同样被日本人占据，接收乱景期间，其粉麦粮仓被粮食部特派员全部接收散卖，到发还时只剩下两个空荡荡的厂房。申新四厂在战时迁移到汉口，日军陷城后未及搬走，在那里留有2万纱锭和400台织布机，当荣家派人前去收回时，发现联勤总部的第二修理厂已经在那里开工了，厂房里的所有纺机早被当作敌产没收。荣德生很感慨地说，“接收手续之烦，过于创建……层层推诿，官说官话，不顾民瘼，比之日人，不相伯仲。数年之间，变质至此，大可慨叹。”其失望之情跃然纸上。

    这段时间还发生了一桩对荣家来说更惊心的事情，那就是70高龄的荣德生遭到了绑架。事发1946年4月25日，荣德生在去江西路总公司的路上，被三个冒充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绑匪掳走，绑匪开价100万美元。荣德生被绑票，新闻轰动全国，蒋介石震怒，下令限期破案，淞沪警备司令李及兰因此引咎辞职。34天后，荣德生以50万美元被赎回。又过了37天，警备司令部宣告破案，15人被捕，其中8人被判处死刑。荣家为救老爷子四处打点，先后又化去60万美元。荣德生还亲自登门向指挥破案的军统局老牌特务毛森致谢，送上金表一只、金笔一对。毛森因本案声名大噪，后来当上了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数十年后，根据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有关人士的回忆，荣案幕后的主导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森自己。

    企业家在战后的遭遇宛若一部辛酸史。八年前，从东南沿海随国民政府千山万水迁至大后方的企业大多成为了无人照顾的“弃儿”。1945年8月，因为实在不堪压迫，130名内迁工厂代表集体到行政院请愿，要求给予贷款、协助复员。宋子文在接见他们时轻描淡写地说，“中国以后的工业，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自动化机器上，你们这批废铜烂铁，济得什么事呢？”闻者顿时手脚冰凉。

    到1946年的5月，368家迁到陪都重庆的企业只有3家迁回到了东部，却有349家已经歇业。那些被国营化的企业也是复苏乏力。经济部承认，到1947年，从日伪接收过来的2411个工业企业，只有852个实际上恢复了生产。

    工业萧条导致了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失业人口大量增加，二是通货膨胀持续高烧。国民党政权自执政以来，就对农村改革缺乏热情和经验，其支持者主要来自城市，而现在，城市工人也站到了这个政权的对面，工人罢工此起彼伏，据苏珊娜·佩珀教授在《剑桥中国史》中披露，在抗战开始前的1936年，全国有记载的罢工及劳资争议为278起，可是十年后的1946年，光上海一地所记载的罢工及劳资争议总数即达1716起，到1947年，这个数字更上升到2538起，佩珀教授进而写道：“国民党政府经常指责工人闹事是共产党职业鼓动家促使的，然而，这些争论问题是现成的，任何人都可有效地加以利用。”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蒋介石的声望在此刻达到巅峰，可是，随着治理无度以及种种政策的失误，很快让人大失所望。

    在种种景象中，最让人病垢和愤怒的，是官僚资本集团的暴富，人们发现，赶走了一个贪婪的孔祥熙，等来的却是一个更霸道的宋子文。民怨郁积，终成沸腾之势。1947年一开春，全国就爆发了一场“驱宋运动”，冲在最前列的仍是那个脾气暴烈的“五四老青年”傅斯年。

    1947年2月15日到3月1日，傅斯年连续在《世纪评论》和《观察》杂志上发表三篇讨宋文章，国内舆论为之激荡。这三篇文章的标题分别是《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傅痛骂说，“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唯恐其不乱，如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明朝的魏忠贤，真好比一个人身体中的寄生虫，加紧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在历数了宋子文的种种恶行后，傅斯年表示自己“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不然，一切完了！国人不忍见此罢？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

    傅斯年对宋子文式的官商进行了深刻的挞伐，他称宋子文有着“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通过中国建设银公司，经营或收买下戚墅堰电厂、首都电厂、既济水电公司、淮南煤矿、鄱乐煤矿等厂矿，变“国营”为“宋营”。他尖锐地指出，不能说宋子文身上一点儿没有“都市性、现代性、民主性和世界性”，但他明显多了些虚伪、自私和霸道。傅写道：“他的中国文化，请化学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见踪影的，至于他的外国文化，尽管英国话流畅，交些个美国人（有美国人说，看他交接的是些什么美国人，便知道他是什么人）是决不登大雅之堂的……说他不聪明罢，他洋话说得不错，还写一笔不坏的中国字（我只看到报载他的签名），说他聪明罢，他做这些事，难道说神经有毛病吗？”他因而认定，在宋子文的身上更集中地反映了旧中国“官僚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共生现象”。

    读傅斯年这三篇充满了火药味的战斗性文章，让后人十分震撼，其用词之尖刻趋于极致，他甚至直接把孔宋二人比作蒋介石的“胯下之物”——虽皆为介公之“老二”是胯下的“双扇活宝贝”然而却又是对头。这几乎是连“最高领袖”也一锅骂了进去。他还生动地比较了这两个当世最大官商，说“两家的作风不尽同。孔氏有些土货样色，号称他家是票号‘世家’，他也有些票号味道，尤其是胡作非为之处。但‘世家’二字，我曾打听他的故人，如严庄监察使，那就真可发一笑了。这一派是雌儿雏儿一齐下手，以政治势力，垄断商务，利则归己，害则归国，有时简直是扒手”。而宋氏作风又不一样，“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这还不能算完，今天我们要觉得晋惠帝不愚，因为他听到公园里蛤蟆声，他问是公的私的。今天一切事都引不出公的私的。”

    傅写道：“孔宋失败的一个原因，由于他们的‘清廉’程度，孔则细大不捐，直接间接；宋则我生你死，公私一齐揽络来把持。前者贪欲过于支配欲，后者支配欲过于贪欲。虽然形状这样不同，而有好多相同之点，从所以得地位算起，一，二，三……我今天只说一件，就是两个人绝对是以买卖为灵魂的，绝对相信他所相信那一种形态的自由买卖，尤其显著的色彩是自由在己，买卖在公……孔宋二氏这样一贯的做法，简直是彻底毁坏中国经济，彻底扫荡中国工业，彻底使人失业，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国外……唐朝的秕政，是和黄巢相辅而行的，明朝的秕政，是和张（张献忠）李（李自成）相辅而行的。今天孔宋二氏之流毒，是共产党莫大的本钱。还是先检讨一下自己罢！”

    傅氏坚决主张由政府公开没收或征用孔宋两家吞公营私的非法财产，“总而言之，借用二家财产，远比黄金拢回法币多，可以平衡今年预算。所以要征用，最客气的办法是征用十五年，到民国五十一年还他们本息，他们要的是黄金美钞，到那时都可以的。”

    就在傅斯年猛烈炮轰宋子文的时候，上海正爆发“黄金风潮”，而孔宋家族也爆出一个天大的丑闻。如前所述，在实行金融开放政策的一年多里，国库的外汇和黄金储备都少了一半，可是，这些财富中的大部分都以曲折的方式进入到了孔宋家族的钱库中。在这期间，央行以稳定市场为理由，向市场抛出3.81亿美元，而宋孔家族背景的孚中公司、扬子公司和中国建设银公司竟结汇3.34多亿美元，占了总额的近88%，其中大量用于炒卖黄金和进口奢侈品，抢夺市场暴利。监察院在事后调查的报告书中披露，“关于政府机关申请外汇案件，以当时政院主管外，审核工作既无一定审核机构，又无详细法规，核准时或由政院行文，或由宋前院长个人决定，以便条手谕央行拨售外汇，其未经正式程序，显有未合之处甚多。”宋子文以经济学博士的学养和对英美体制的追捧，当然知道制度设计的重要，可是，他却罔视国纲，以自己的一只笔掏空了半个国库。

    3月1日，就在《观察》刊登傅斯年第三篇文章的当日，宋子文在巨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即刻提出辞职。为了平息民愤，在这年秋天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宋子文当场宣布将在他在中国建设银行的股权全部捐献给政府，当他说出这些股权的价值时，全场大官们还是被吓了一大跳，它是1800亿元。（1946年10月，延安的共产党理论家陈伯达出版《中国四大家族》一书，将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并称为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四大家族”一词从此风行。）

    回望1945年8月之后的中国，是一个让人兴奋而煎熬的时刻，正如历史学家陈寅恪在日本投降当日所预感的那样，真正是“喜心题句又成悲”。

    从抗战结束的那一刻起，蒋介石的眼睛就是一直死死地盯着中国西北角那个叫延安的地方，这位坚信“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家即便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放松对共产党的打压。现在，“最后的解决时刻”终于到了，他把军事以外的所有国政都交给了妻兄宋子文，自己则集中精力于这个缠绕了他将近二十年的心头大患。

    再来看延安方面在战后的行动。在上一章节，我们透过杰克·贝尔登和陈嘉庚等人的眼睛看到了一个高效、亲民和简单的新生政权，抗战结束后，毛泽东一方面抓紧军事上的战备，派遣林彪等人赴东北，整编那里的抗日武装，并与苏联红军结成联盟，另一方面则酝酿开始土地改革运动。从1946年起，各解放区开始了以“反奸、清算、减租、减息”为主题的土改运动，直接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分配给失地农民，以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一土改涉及解放区的1.6亿农村人口的利益，它成为广大农民拥护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动因之一。于是，当国民党在城市和农村日渐失去所有社会阶层的支持的同时，共产党人则从土地改革里拾到了人心。（土地改革中也出现了暴力现象，一些地主被当众杀死，东北和河北地区因为忙着斗地主、分浮财，土地无人耕种，以至于发生了春荒。此外，千百年以来，维持中国基层公共事务的乡绅阶层基本上被消灭，宗族社会体系开始瓦解。）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与国民党和平谈判，举国屏神瞩目。毛泽东以九年前的旧作《沁园春·雪》书赠词人柳亚子，词曰，“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豪气冲天，倾倒众生。10月10日，双方签署《双十协定》，承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海内一时欢腾，各城烟花燃放，以为和平指日可待。

    谁知，烟花终是一个幻觉。就在重庆谈判期间，国共军队已经在河北、山西开打，10月初，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歼灭了阎锡山的3．5万人。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以193个旅、158万兵力，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在八年抗战仅仅结束了十个月后，内战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