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朱丹接了母亲无数个无用的电话,唯一拒绝的,是一次可以避免自己死亡的报信。当时她走在回娘家的路上,午时的阳光使楼面清晰闪亮,没有风、燕子和蝉鸣,就像走进一座使人心慌的死城。她的母亲正疯疯癫癫地趿着趿拉板儿,迎面走来。猛然望见时,母亲已转进侧巷。她停住冲到嘴边的呼喊,何苦多此一举。
她碰见的第二人是社员饭店老板,他蹲在桥边剥鸡。饭店有十几年历史,入夜后,他常和老婆将泔水倒进护城河。这是个软弱又容易激动的胖子,看了眼朱丹,朱丹并不看他。但走过去几米,她还是骂:“断子绝孙的。”
“什么?”
“断子绝孙。”
“又不是我一个人倒,都倒。”
“有种你就再倒。”
“倒就倒。”
老板端起大红塑料盆将混杂鸡毛的水泼向护城河,后又将烂菜根逐颗扔下去。而她早已走到家门口。十年来每次见面,她都诅咒,他也必有所还击,一直没有报应。按照他说的,自己是有垃圾往河里倒,没有垃圾创造垃圾也要往里倒。
河内早已只剩一条凝滞的细流,河床的泥沼长满草(草上长毛),飘出一股夹杂粪便、泔水、卫生巾、死动物甚至死婴的剧臭。有一任县委书记曾开大会,说这是城市的眼睛、母亲河,修复治理刻不容缓,朱丹当时很激动,但只需进入实地测算,工程便告破产。它牵扯到一点五个亿。
十年前,朱家在河边筑屋是因它占据八个乡镇农民进城的要道。将建成时,母亲与来自福建的建筑工发生争吵,因为通往阁楼的楼梯修得又窄又陡。“有什么用呢?”母亲说,“这部分钱我不可能付,你们觉得划不来,就拆了它。”包工头争辩不过,草草完工,一天后拿着砌刀说:“你要活得过今年我跟你姓。”当时站在面前的是朱丹的父亲,他一脸愕然。
父亲是和善的人,和善使他主动给包工头的儿子取名,也使他无法阻止妻子不义的行为。除夕将近,好像是为了等女儿结过婚,也像是为了兑现自己身为一个男人对福建人的愧疚,他在郊外长河留下鱼篓、钓具和没抽完的香烟,消失于人间。
婚礼燃放鞭炮所留的火药味尚未散尽,新的鞭炮又点起来,客人们再度涌入,收拾、打理、吃饭、喝酒,像成群的企鹅挤来挤去。朱丹仰面朝天,放声大哭,几度要窒息过去,妇女们拿出手帕,不时擦拭她脸上汩汩而下的泪水。当她们散尽,她还在无休止地哭,就像哭是一张保护伞,或者是一件值得反复贪恋的事。
因为父亲过世,已为人妻的朱丹每天中午回娘家吃饭,以陪护母亲。也可以说是母亲让她履行这个义务。她和哥哥朱卫很小便受母亲控制,“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母亲总是说,当然还会补上,“我还不是为你们好。”
这种控制结出两种果实:
朱卫醉生梦死,而朱丹胆战心惊。
朱卫知道什么都不做也会受到母亲保护,索性让她全做了。高二他辍学,被揪着去交警大队当临时工,几年后转事业编。母亲买下婚房,让他和自己一直暗恋的电影院售票员结婚。他只负责长肉,年纪轻轻,便像面包发起来,回家后总是瘫在沙发上,说:“又说我,有什么好说的,要不你别管了。”而朱丹知道做什么都不会让母亲满意,生活中又总是充满这样那样的事情,大到是否入党,小到买青菜白菜,她都感到惶恐。有时不得不作出选择,她便捂着藏着,试图让自己相信母亲没有察觉。
“人总是要结婚的,我留意那小伙子半年了。”一天,母亲说。这是已决定的事,母亲却还是装着与她商量。果然,在她略表迟疑后,母亲大声呵斥:“你知道吗,替他说媒拉纤的一大堆,你算个什么东西!”后来母亲带她去城关派出所所长家,那里坐着一位皮肤白净的年轻人,在镇政府上班,父亲是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大人们离开后,他一直低着头搓手。朱丹说:“我认得你。”
“怎么认得?”
“就是认得。”
出门后,朱丹听到派出所所长小声问对方:“怎么样?”
“我没有什么意见,就看人家怎么想。”
不久他们订婚,试穿婚纱时,朱丹少有地展露出那种女人对自己的喜爱,在镜前来回转圈。“怎么样?”母亲问。她忽然低头流泪。
“不满意?”
“不。”
“那为什么出眼泪?”
“可能是高兴得出了眼泪。”朱丹露出难看的笑。母亲后来侦测几次,确信女儿是满意的。但临办婚宴时风云突变,朱丹呆滞了,这就像一团阴影笼罩在两家人心上。婚后数月,亲家母忍受不下,杀上门来,说:“我知道你是强女人,但今天这事不能不说,丹丹有问题。”
“她能有什么问题?”
“不肯行房。”
母亲大声说不可能,心下却全然败了。“说是亲家去了,丹丹难过,我们理解,但也不能难过这么久;说是嫌弃我们家晓鹏,我们也不怕嫌弃。这事我不说出去,但总是这样,我看还是早些了断的好。”亲家母说。母亲想起自家两代女人的悲哀,怕是冷淡也会遗传——在嫁给好人朱庆模后,他们一年统共行不超过三次房,都是又求又告的,最初一次她推来推去,差点将他阳根折断。
朱丹回来时,母亲说:“女人都要做这事情的,这是女人的命。”
“我知道。”
“忍一忍就过去了。”
后来与亲家母说话,母亲知道女儿每次行房后都会呕吐,有一次还呕在床上。亲家母虽然没再说什么,母亲却是羞惭不堪。她又是吓又是劝,与女儿一起研究《新婚必读》,吃肉苁蓉、胎盘,效果并不明显。母亲走投无路,找了个信人求告,却不知这信人听时满脸焦灼,传闲话倒眉飞色舞。不一会儿,一座县城都知道此事。朱丹丈夫陈晓鹏受不住眼光,跟一个农校实习生好上,证据确凿,情节恶劣,朱丹和母亲却不敢闹,倒是那女孩子来到朱家门前叫阵。母亲走下去连抽她三耳光,被推倒在地。母亲便打电话叫派出所所长将女学生带走,关够二十四小时。
事实证明,母亲当初替朱丹选这个丈夫是对的。虽然从无一夜得到欢乐,也总是被教唆离婚,他终究还是像绅士一样护住婚姻。逢年过节,他一手提着很多礼物,一手拉着朱丹,来到朱家。他跟朱家去祭祖,很多事情办着也是向里的。在社会上,他和和气气,人们见多鼻孔朝天的人,见到他这样又有面子又不傲的,总是格外亲热。母亲第一眼看上他时就觉得儿子朱卫不争气,现在看着仍充满慈爱。母亲感恩于他顾大局。
朱丹产子后,母亲松下气来。一个身高一米五七、体重八十斤的人,几乎是刨空身体,为陈家生下一个六斤三两的儿子,怎么也说得过去吧?亲家母要的本来就是香火而不是做爱,现在得到了,家庭便从风雨飘摇进入平衡,甚至比本来就恩爱的家庭还要平衡。她们达成默契,只要陈晓鹏不带女人回家,怎么都好。她们可以围绕新生儿分配好角色和任务:
妈妈、外婆、奶奶;
喂奶,换尿布,带他睡觉。
可是,孩儿一过哺乳期,朱丹又呆滞起来。不但呆滞,还加了惊恐。有时坐着坐着,突然中蛊,捂着胸大口喘气,额头出许多汗。“丹丹你怎么了?”朱丹却是站起,抓过包要走。“你去干什么?”母亲问。
“回家。”
“这不是你家吗?”
她猛然站住。
“你这是怎么了?”
“我快要死了。”她焦躁地说,随即又说:“死不了的,你看,只是突然有点不舒服。”
这症状每隔几日来一次,有时一日来几次。母亲盘问不出来,失了眠,便幻听到楼上有男性脚步声,来回走几趟消失了。母亲自恃身正不怕影子斜,摸索上楼,在楼梯口摁亮开关,却是什么也没看见。角落摆放着她和朱庆模结婚时的家具,还有一张四脚床。
“老朱,老朱。”她叫唤数声没人应。
母亲再不敢睡,开大电视,吵了自己一夜,次日便让保姆陪住。当嘴角长胡子的保姆在客厅打起呼噜,她感到从未有过的踏实。以后她带着朱丹去坟前祭祖,庙里烧香,那声响便再未来过,女儿却仍心慌不止。
曾有一次,女儿像是下定决心,自言自语走进厨房。母亲问:“丹丹来做什么?”她又呆傻回去,拼命摇头。
“你来厨房做什么?”
“我不知道。”
“丹丹别怕,有什么事就跟妈妈说。”母亲口气软和起来,朱丹痛苦地看了一眼,落下眼神,“别怕,孩子,你说,说什么我都不怪罪你。”朱丹却是回客厅了。母亲关掉煤气灶,走过去,罕见地捉住女儿的手,说:“你不说怎么能治病救人?我们有病治病,有身体病治身体,有心病治心病。我们妇女都有这样那样的病,又不止你一个。”
“没事,你看孩子都生了。”
“是啊,孩子都生了。这就说明你什么问题都没有。”
“都有下一代了。”
“是啊,那就别想了,越想越想不开。”
母亲也就如此了。后来她去找亲家母,亲家母找来陈晓鹏,说:“以后别出去花心了,成何体统。”母亲说:“也别说晓鹏,就是都是夫妻,夫妻应该有夫妻的照应。”
“晓得的。”
后来陈晓鹏至少在样子上得过去,接送朱丹下班,夜晚也搂她肩膀睡,可后者并无起色。即使是吃阿普唑仑、百忧解,也不见效。
终有一天,母亲带着朱丹去省城看心理医生。那医生说:“深呼吸。”朱丹做了几分钟深呼吸,果然头晕脑涨,立足不稳。
“是不是感觉就要死了?”
“是。”
“怕不怕死?”
“怕。”
“在死之前,你给我做一件事,背着双手,蹲下去,朝前跳一步。”
朱丹有些错愕,母亲说:“让你做你就做。”朱丹背着双手,蹲下去,像青蛙僵硬地朝前跳了一小步,引得医生哈哈大笑。他说:“你觉得一个快死的人还能跳远吗?你见过吗?”母亲跟着笑起来,朱丹看着母亲也笑起来。“什么事都没有。”医生说。
“是啊,一向都是疑神疑鬼的。麻烦医师再开点药。”母亲说。
“开个屁。我跟你说,你女儿的病就是自己暗示自己。身体一不舒服,比如呼吸急促、胸闷——这是多么正常的事啊——就觉得是死亡的征兆,因此惊恐。惊恐得越厉害,她又觉得,要不是快要死了,怎么会如此惊恐?死个屁,死人能跳远吗?”
后来母亲咂摸几天,看见朱丹便恶毒地说:“死个屁。”女儿便低下头。可这也只好了半个月,朱丹有时走着走着,瞧见没人便弓着身子跳一步,次数多了便成强迫症。
此事久了,便由痛苦而厌烦,由厌烦而麻木,慢慢变成生活永恒的一部分。只是到退休那日,睹万物萧条,母亲才忽然意识到女儿比自己老得还要彻底。以前看女儿,觉得今日与昨日并无区别,这一天却像是多年后重访,诧异于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头发已像薄雪盖煤堆,灰白一团。
“你怎么不去染下?”
“染了前边是黑的,发根长出还是白的,更难看。”
你还要活很久。母亲想,开始跟踪女儿。女儿总是目不斜视,像鹅,撇着双手沉闷地走。母亲有些不齿。女儿自打第一次骑车摔倒后便不再骑,现在满街妇女都骑电瓶车,只她走路,搬什么都搬不了,像个文盲。女儿早上从夫家走到单位,中午从单位走到娘家,傍晚从单位走回夫家,既不理会人,也不被人理会。没人知道折磨她的人或事是什么。
由她去吧。有一天母亲意识到这样的跟踪早被察觉,便朝回走。她边走边抹泪,后来索性坐在路边水泥台阶上,看红尘滚滚。这些、那些,去的、来的,欢快的、悲伤的,一百年后都不在了。这样痴愣许久,她见着女儿坐出租车一驰而过。她迟疑片刻,像被什么弹了一下,趔趄着下到马路,拦停一辆出租车。女儿若是出门办事,定会有公车接送。打电话至办公室,果然说是回娘家。方向却是反的。
那辆车出了城,驶过六七公里柏油路,转进村道,穿越一大片油菜花地、竹林和池塘,到达一座唤作二房刘的村庄。放眼望去,村舍鳞次栉比,贴着瓷砖,装铝合金窗,各有三四层,独女儿轻车熟路去的这家只有一层,仍是青砖旧瓦。女儿像是融进黑洞那样走入大门。大概也只五六分钟,她又出来,后边跟着一对老人。女老人矮小,笑着,真诚地看着她,男老人骨瘦如柴,只剩一张黄黑的大脸,眉毛、鼻孔、嘴角紧扣着,正将巨大的左手搭在女老人肩上,努力将右腿拖过门槛。
“爸,妈,不用送了,好好休息吧。”
那女老人便回头说:“死老头,小朱跟你说再见呢。”女儿又走上前,捉住男老人瘫痪的右手,唤了一声爸,细声交代几句,他那原本像一块块废铁焊死的脸忽然开放,露出全身心的笑。“要得,要得。”他说。
中午,母亲坐在餐桌边,看见女儿上得楼来,像上演哑剧那样,换鞋,放包,上卫生间,洗手,择菜,淘米,收拾茶几。她既不问母亲为什么不做饭,也不想知道保姆去哪儿了。她说了多少年的谎,骗了我多久啊。母亲心下闪过一丝恐怖,阴着脸坐着一动不动。女儿后来终于流露出惶恐的眼色。
“把碗放下来。”母亲说。
女儿的身躯明显震动。接着她听到母亲说:“给我。”她惶惑地望着,将茶几上的鸡毛掸子递过去。母亲指着她说:“告诉我,这些年你都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
“没有?”
“没有。”
“那你怎么管那中风老头叫爸?”
“我没叫。”
母亲举起掸子劈下,被匆促躲开。“跪下。”女儿便扶着桌沿转圈,像是快要哭了。“跪下,死东西,我叫你跪下呢。”女儿不肯从命,母亲便举着掸子四处追打。此时朱卫恰好归来,说:“打什么,你从小到大就知道打,打得还不够吗?还不嫌丢人吗?”母亲便说:“你问她,问问清楚,她外边是不是有一个野老公?”
“没有。”
“还没有。”母亲又打将下去,女儿却是仰头挨了。母亲便不再打,只见女儿委屈地抽动鼻子,哭哭啼啼,取过包要走。母亲捉住,说:“别走,今天说清楚,不说清楚,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女儿挣脱不开,便恼怒地说:“还不是因为你。”
却是因此,母亲知道自己当年拆散了一对鸳鸯。当时她只当提个醒,却不料真的拆散了。她曾毫无来由地教训女儿:“你喜欢一个人时一定要想清楚。你只有一生,就像只有十块钱,一冲动,就花出去了。你脑子就是容易发热,喜欢听花言巧语。记得,你不慎重对待人生,人生也绝不会慎重对待你。”后来朱丹的表姐妹带着男人来做客,个个穿着文雅,举止得体。“你看看他们,要么家财万贯,要么父母当官,一起来,多有面子。”母亲说。
朱丹寻思母亲看出端倪来了。她背地里和同学谈了三年恋爱,那人退伍后到亲戚的电池厂当销售主任,叫起来刘主任刘主任的,颇是好听,却终究还是农业户口。“不过,无论如何,那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决定的,我不可能没有任何感情。”朱丹说,“现在想起来,我要是跟他过,苦是苦了点,也会比现在好。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
“那你当时怎么不说?”
“我敢说吗?”
“你就是处处寻思和娘作对。你想想,要是我死了,不存在,不干涉你了,你还会要他吗?你愿意和这样的人过一生?”
“那至少也比现在强。”
他们却是因此又知道朱丹还曾经历一个恐怖的夜晚。那时距离她与陈晓鹏结婚只有半个月,母亲出差,父亲陪同前往旅游,而哥哥则在医院照应妻子,偌大新居只剩她一人看守。她像只兔子,一回家便将门锁死,试图让自己相信男友刘国华并不知情。但后者还是在酒局上听到了,“你的女人和别人拍婚纱照了。”
那众人的目光像是巨大的气体,推着刘国华朝险地走。“算了吧。”一个朋友说。
“算什么?”
他取过蒙古刀,走向朱家。据说他们炸开了锅,除开一人思前想后报了警,剩余人都骑摩托车逃回了家。值班民警说:“口头犯罪不算犯罪。”
“难道要等他把人杀了才能算?”
“理论上是这样的。”
身高一米八的刘国华凭着一股戾气走到护城河,像野狼一般嘶喊许久。那四周原本有灯火的便都熄了,朱家的那盏也在犹疑中熄了。此时,刘国华的真气已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他用手拍打防盗门,啼哭起来:“丹丹,你开门呀,我的心被割得痛死了。”
这一两小时,朱丹脑袋一直嗡嗡作响,只觉得无法解脱,人间所有的不快与折磨都涌上来,就像有无数条鞭子在抽打,就像自己躲在逃无可逃的角落,而猛虎不停用利爪拍打脆弱的栏杆。她想撞墙,想有一把手枪对准太阳穴,射进去子弹。她想要通透,一种光明的通透。“我快要疯了。”她对母亲说,“我没办法。”她打开门。刘国华滚进来,抱住她的脚。他除开哭只会不停地问:“为什么?”
“我妈不同意。我跟她解释了几年,没用,她不同意。”
“那你还爱我吗?”
“不知道。”
“不知道,你不知道啊。”刘国华的眼泪汩汩而下,“分明是你自己不要我了,你嫌弃我了。”
“我没办法。”
随后她又说:“我想过办法的,对不起。”
“你嫌弃我。”
“我没嫌弃。”
“那你怎么还和别人结婚?”
“人总是要结婚的,我年纪大了。你别说,你听我说,我等过你,你总是说你会赚钱,你赚的钱去哪里了,你造的房子在哪里,你难道要让我嫁到二房刘去?”
这是分手的好时机,刘国华连口说:“好,好。”就飘到楼下去了。她未曾想如此轻松,出了一身汗,跟下来。他一出去就关门,这是她期盼的,但她强撑着倚在门边目送他,以示并不绝情。
“不行,我还是爱你。”刘国华从黑暗中走回来,“我根本没办法克制自己不去爱你,离开你我完全活不下去。”后来他像疯子一样一意孤行。他找到一个新的武器,那武器挥舞起来是如此自如,以至让他的软弱得到隐藏,同时也让他所有过分的要求得到尊重。
要么你死,要么我死,要么一起死。
“你知道吗?你让我感到害怕。”她摇头晃脑起来。
“我不管。”
起初他像是在表演,后来便彻底陷进去,“搞死我吧,只有这办法了,你看,我根本克制不了对你的爱情。”她去厨房给他倒水,出来时,看见他极其夸张地回到悲伤状态,便完全克制不住嫌恶。她说:“喝口水吧,别说那些傻话了。”他一饮而尽,以一种动物般无声而可怖的眼神看着她,说:“你到底爱不爱我?”
“你喝多了。”
“你到底爱不爱我?我问你呢。”
“不爱。”她突然进入到罕见的平静中,说,“我告诉你,我不爱你,永远不爱。这辈子不爱,下辈子也不。你就是将我杀了,我也会这么说。”
“你以为我不敢吗?”刘国华抽出刀子说。
“那就来吧。”
她闭上眼。在那分外寂静的等待中,她像烈士,被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主感包围,她说:“来吧。”刘国华便绝望地嘶吼,他表达够对自己以及对对方的眷恋,猛然一刀刺向自己手掌。
“你干什么?”
“滚开!”
那野兽往下便像个出色的行刑人,先后在自己肚皮、胳膊、膝盖以及额头划起线来,初时只觉那线突然变白了,接着便有一排鲜红的血珠窜头窜脑冒出来。“你要干什么?”
“滚开!”
在她错愕时,他又喊了一声,“滚开,你这婊子!”她便眼见着他将左手食指置于桌面,像切菜那样切下来。然后他说:“我就是要让自己记得。我将身上弄出这么多疤痕,就是要让自己记得。这样我就永远不会对你心软。我让这些疤痕替我记着,我和你有深仇大恨。从今天起,我们有深仇大恨。我保证,有一天我会回来清算你。我什么时候都可能回来,我可能搞坏你,也可能搞坏你父母、老公,还有孩子,可能搞死也可能搞残,可能搞一个也可能搞全部。搞一个还是搞全部,搞死还是搞残,全凭我的心意。我会等你长成一颗大桃子,再来摘你。我说到做到。到时就是你求我,我也不会原谅你。我以这根指头发誓,我永远不原谅你。”
然后他永远地消失了。
朱丹因此呆滞了。所有人都知道她在婚礼上惊恐不定,她不时张望门口,总是缩在父亲身后,一旦程序走完,便快速走回房间,锁上门。当时大家只当是羞怯。“我怕他来泼硫酸。”她对母亲说,在后者将她纳入怀中时,她号啕大哭:“孩子生下后,我怕他突然窜出来,将他夺下来摔死。这些年,他就像一块钢板塞在我脑子里,让我不得安生。妈,我就像站在孤庙,雨地里到处是马蹄声,我转着圈儿,不知道危险会从哪里来。我怕!”
“别怕,我会救你的,我这就来救你。他来过么?”
“没。他消失了。我一度想,他当时只是虚张声势,时间会让他的愤怒消失。甚至我以为这威胁本身就是恶作剧,恶作剧就是目的,他依靠这个来惩罚我。这个国家毕竟还有王法。他吓吓我,吓得我过不下日子,他的目的便也达到了。但正当我这样想时,他托人从外地带来一只包裹,那里有一只塑料袋,袋沿滴着透明的黄油,袋内装着一只发霉的手指。那是他剁下来的食指。他就要回来了。”
尽管不太相信这说法,母亲还是在盛怒中召集本族在街上的人,杀气腾腾地去了二房刘村。“刘国华呢?刘国华在哪里?”他们在这青壮年都出外打工的村庄呼吼,找到那矮小的房屋。男老人照例用左手扒住女老人的肩膀,拖着残废的右腿出来。
“你们算什么东西?”母亲说。那老人嘴角瞬时流出一摊水,说:“说些什么呢?”
“她说,国华害了她女儿。”女老人说,接着又对母亲说,“你们也要讲良心,我们世代都是农民,我也知道你们是城里人,他们俩没好上,我们从来没怪过姑娘。不是一个条件。”
“什么不怪?你儿子说要杀了我女儿。”
“不可能,我儿子那么老实。”
“怎么不可能?”母亲发了疯,嚷起来,只见那男老人眼中滚下一颗球大的泪水,强忍着说:“你们走啊。”
“走什么走?我今天特为来告诉你们,我朱家就没怕过谁。”
“走啊。”
“我只是来告诉你们,我女儿这些年到你们家来,求你们,讨好你们,好让你们儿子回心转意,不要祸害她。她值得吗?你们配吗?你们哪一点配得上她讨好?”
那男老人怒得不行,颤抖着从随身包里抓出玻璃杯,掷过来,却是在距母亲还有一米时掉下。女老人马上大哭:“都死了人啊,都没一个人出来做主啊。”母亲倒不怕什么村人,就怕人家又要中风了,强上几句嘴,便镇定地钻进车里,一溜烟回了县城。她找到派出所所长,所长二话没说,将刘国华申报为追逃对象。
又过去两年,风平浪静。母亲吃了往日好强的亏,在老年生活中落了单,被一个练功团队召去,每日傍晚大力鼓掌。她又偏偏是无神论出身,因此能在表象上自控,一时使外人不能察觉。只是那疯癫像肥肉,时常勾引着她心甘情愿地走,一不朝前走,便如万蚁钻心。
那朱卫见情况如此,回家便少了。人们只道闺女是小棉袄,见着朱丹每日仍归来。母亲开始无休无止地折磨保姆,比如怀疑投毒。那保姆嘴角长胡子,大字不识的一个村姑,哪里受得了这般侮辱?卷起铺盖要走,被朱丹拉住,加了两百工资。朱丹说:“三姑,你好歹在这里服侍八年了,就当她是个小孩,作弄你吧。”那保姆一听,心软了,后来还能开玩笑:“老怪,你说我下毒,我要下毒早就下了,轮不到今天。”
母亲说:“哼,你先吃,你下毒先把你毒死最好不过了。”
保姆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然后她们在宅子里旷日持久地玩游戏。母亲总是出其不意在角落放上画过奇怪图案的人民币,装作忘记了。保姆总是将它们收集起来,还她,她便蘸口水一张张地点,要是少了,便大叫:“我早就知道你是个不诚实的东西,你就这样贪心,连主家这点钱都偷。”保姆便打电筒去找,不久便真找到五块钱。
却说一日,母亲灵感来了,怀疑保姆将农村的亲人接来住,便闲不住,四处搜寻。她从一楼翻至四楼,一无所获,便去了阁楼。通往那里的楼梯又窄又陡,她一手扶着脑袋一手扶着台阶,爬上去。她一打开锁,便见里边灰蒙蒙一片,一只壮硕的乌鸦扑棱棱飞出窗户。
两只用不干胶粘得严严实实,又被包装带捆死的木箱躺在那里,暗红色的油漆尚未剥落。看得出来,它时刻等待被搬走,却像是不幸的孩子被永久遗忘。母亲抹抹盖上的灰,心说:“我可是从来没整理过这两箱东西。”
她下楼找保姆,没找着,便提着剪刀上来,撕裂不干胶,剪断包装带,将箱盖揭开。一股陈气几乎将她熏翻。接下来她所见的,让她痴愣。她先想到保姆父亲是宰牛的,接着判断这绝不是动物尸骨。她感到有意思了。这时,在她囫囵的脑海中,有两件事正相向而游,游到一块她就明白了。
尸骨……女儿。
但楼下此时正好传来保姆爽朗的笑声。三姑你还笑,你干的好事,你杀了人,还藏尸在此,坑害我朱家!她跌跌撞撞下楼,手翻笔记本,找儿子朱卫和女儿朱丹的电话号码。朱卫的手机一直没人接。朱丹的手机也一直没人接。第二次拨打时,朱丹已关机。母亲便在一阵强似一阵的恐惧中下楼去,走进光明的中午。她穿过护城河,走进知书巷,就快要撞着女儿了,却是侧身转进侧巷。兹事重大。她抄近路去城关派出所了。而朱丹走完知书巷后,走过护城河,和社员饭店老板交锋几句,便走到家门口。慵懒的保姆提着毛线及时闪现出来,谄笑着说:“丹丹回来啦?”
“我妈今天怎样?”
“还不是老样子。”
“我看她跑出去了。”
“不怕,她会跑回来的,她怕我偷她的东西。”
果然不久,母亲高叫着“别跑别跑”,带一伙警察跑来。这事有诸多蹊跷处——疯子报案从来没人理,即使那老所长是她一世情人。他们从初中好起,没牵过一次手,拥过一次抱,亲过一次嘴,却像世间最亲的兄妹,一向都由他来忍让、迁就她的骄横。这天她啼哭着猛然跪下,所长便老泪纵横:“如果是儿戏,就当是陪你儿戏吧,反正我也早退居二线了。”他带着一名警察和两名实习生走进朱家大宅。上楼梯时,他们看见朱丹正汗如雨下地朝下走,便一起退到转角处,让她先下。
“丹丹你这是怎么了?”他问。
“没事。”
她凄苦地笑着,扶着栏杆软绵绵地走。大约十分钟后,那四员警察在查看现场时茅塞顿开,争先恐后朝下冲,其中一位还拔出枪。他们看见朱丹刚走到桥边。这十分钟啊,她只走了十米,她的脚就像粘着巨大的口香糖,她就像在噩梦里那样无望地逃跑。
“我们发现死者的西服里有刘国华的名片,他是不是你的初恋?”
“是。”
“他死了多少年了?”
“十年。”
据说在朱丹被铐起来时,母亲突然清醒了,她扑在女儿和警察之间,以极其正常的语言号叫:“是我干的,是我干的。”
“是我。”朱丹说。
那老所长几乎像拎一只兔子那样将她拎开了,她便抱紧他裤腿,大叫:“是我杀的,我一刀一刀地杀,一刀一刀地剁,我将他剁得稀巴烂。”
“是我。”朱丹说。
此后母亲便像扎进没有终点的深雾,再没正常过。她曾经去看守所门口守候,但并不知道守候的是自己的女儿,是保姆牵着她去的。当囚车驰过时,朱丹透过铁窗,看见母亲甚至在笑,这笑容冷淡而做作,像是笑一个血缘之外的人。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县城,甚至整个地区,每天都有许多人插着裤兜,来朱家门前,仰着头参观,有的人还掏出手机拍照。刘国华的亲属早就在这里贴满“血债血还”的标语,也拉上了横幅。母亲这时就像是他们中的一个,好奇地看着每一个细节,有时还用手抚摸白纸,用脑海里残存的对知识的记忆,念出一些字来。
案件在地区中院审理。出人意料的是,陈晓鹏忽然不顾母亲的指责,动用父亲及自己在政法系统的一切关系,替朱丹运作起来。他请来一位名贯三省的大律师,那律师在法庭上只一句话便使审理进入僵局:
“死者系服食大量安眠药自杀。我的当事人在死者昏睡后,探了他鼻息,才知他已断气。在慌乱中,我的当事人将他拖到床底,藏好。后来出于害怕,将他分尸,试图运走。如按照现在的刑罚,她构成侮辱尸体罪,但在当时,法律并未规定这一罪名。”
“胡扯。”
那本来就已闹过事的刘家亲属,在旁听席上鼓噪起来。法官这时敲打木槌,用一种长辈人的慈悲问:“被告,是不是这种情况?”
朱丹转过脑袋,看见刘国华的母亲正揪着一团白手绢,捂着唇鼻哭泣。哭着哭着,她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捉住鼻尖,清脆地擤下鼻涕,然后继续歪头歪脑地哭。在她大腿上有一张缀着白花的死者遗像。在意识到朱丹看她后,她站起来,大声说:“可恨这女子,这些年来总是到我家来,不是骗我儿子在广东,就是骗我儿子在福建,说是我儿子一定要赚可以买下一个县的钱才肯回来。你骗了我们多久啊。你这个骗子!”
朱丹说:“对不起。”
接着她转过来,对法官说:“我现在呼吸平稳,神态放松,医生说得对,当我转身面对恐惧时,恐惧便也如此。”
此后,公诉人要求出示证物。那两箱子白骨便被抬来,其中一只下肢还套着皮鞋,多数骨头被剁裂,裂口像开放着的喇叭花。“可以想见当时用力之猛。”公诉人说。
“这并不意味什么。你并没有证据表明此案系他杀。”律师说。
“我们有被告总共八份供述。”
“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而轻口供。”
“被告,你自己怎么看呢?”法官这时又慈悲地说,他的态度引得旁听席上一片震动,一伙由刘家邀来的亲友拍起桌子来,纷纷批评起这世道来。却是这时听到朱丹说:“我要说是我杀的,你们就会判定是我杀的;我要说不是我杀的,你们也就很难判定是我杀的。我如今要说,是我杀的——你们可以知道,我家地板上有一块划痕,那是他皮鞋蹭的。你们可以看见他的鞋跟有蹭掉的痕迹。那是我勒死他时,他的脚在本能地往地上蹭。他喝了我泡过安眠药的茶水,睡过去了,我扯下电话线,缠住他颈部,勒死他了。当时他的脑袋靠着我这边肋骨,这块肋骨现在还痛——人是我杀的。没什么好说的。你们刘家提出要赔偿,我这些年一直在积,积了有七万,算是对你们的补偿。”
她说完后,现场一片安静。那刘母举起遗像,想说却不知道说什么,便摇晃着它。“别让我看到他,恶心。”朱丹说。在处决她前,她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说:晓鹏,你一定要相信我是爱你的,我一直就在爱你。我们的儿子属于你。
她在牢里一直跪着,死命地闭着眼,就像枪决在即,但最终她是被注射处死的。
(感谢C先生为我讲述这个故事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