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裁：长篇小说
作者：梁斌
首次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时间：1957年11月
“平地一声雷！”这是《红旗谱》开篇第一句话。
1957年11月，梁斌的《红旗谱》刚一出版，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如同这句话般的轰动效应：好评如潮，《文艺报》刊发了大量关于《红旗谱》的评论文章，并于1958年编辑出版了《革命英雄的谱系——〈红旗谱〉评论集》；周恩来、陈毅、陆定一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郭沫若、茅盾、周扬、田汉、老舍等文艺界知名人士都对该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梁斌的行政级别提高两级，享受省部级待遇；1958年，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文坛的“《红旗谱》年”。
1959年，河北省话剧院将它改编成同名话剧；1960年，它又被改编成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电影；作品中的形象，如朱老忠、江涛、贾湘农、春兰等，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它还被翻译成英、俄、日、法、朝、越、西班牙等多国文字；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它先后被重印了二十多次，累计发行量达五百多万册。各类文学史以及教科书，对它的评价和定位也非常之高，称它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历史画卷和壮丽的史诗”；此外，它也是当代文学史“十七年”时期长篇小说“三红一创”（《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的领头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能够荣膺如此礼遇，在文坛上影响如此之广之深的作家和作品，实属罕见。
梁斌（1914-1996）原名梁维周，1914年3月出生于河北省蠡县梁家庄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11岁离开家乡就读县立高小，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5岁考入保定二师。曾加入反帝大同盟和左翼作家联盟。曾任《晨报》编辑，冀中新世纪剧社社长，中共蠡县县委副书记，中国武强县委副书记，中共襄阳地委宣传部长，《襄阳日报》、《武汉日报》社长，河北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河北省分会主席，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等职。
小说《红旗谱》是梁斌的代表作，书中描写的两个主要历史事件：反“割头税”斗争和“二师学潮”，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
1931年1月春节前夕，在河北蠡县发生了一场民众抗税斗争。16岁的梁斌参加了这次斗争，后来，梁斌在《我的自述》中说：“这次宏大的群众运动，是我第一次见到世面。”小说中写到的反“割头税”事件，基本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小说中的许多情节，都可以和史实相对应。
1932年春，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大背景下，河北省保定二师的青年学生的抗日宣传活动也日渐踊跃。7月6日，国民党当局派兵冲入学校，向学生开枪。12名党员、一名团员惨遭杀害，40名学生被捕。这个事件，在历史上称作“七六”惨案。小说中的许多情节，几乎是“实录”，小说中写到的许多人物，用的是真名，如护校委员会宣传部长刘光宗、组织部长曹金月、检查部长杨鹤生等烈士；此外，烈士贾良图在小说中仅改一字，写成“贾应图”；烈士王慕恒和焦振生，小说中分别取姓氏小王、小焦……梁斌曾说：“自入团以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一个荆棘。二师‘七六’惨案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二棵荆棘。‘高蠡暴动’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三棵荆棘。自此以后，我下定决心，挥动笔杆做刀枪，同敌人战斗！”
可以说，《红旗谱》的写作冲动，来自于作家最本原的“内心召唤”。他曾说：“在这个时代中，一连串的事件感动了我。自此，我决心在文学领域里把他们的性格、形象，把他们的英勇，把这一连串震惊人心的历史事件保留下来，传给后一代。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红旗谱》这部书，从短篇发展到中篇，从中篇发展成长篇，其中有些人物在我脑子里，生活了不下一二十年。”此外，梁斌也是个非常注意生活积累和收集写作素材的作家。1947年，梁斌随军南下时，从束鹿到衡水、石家庄、邯郸等地，参加、领导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梁斌随身带着个小本子，随时记录沿途的所见所闻。1953年，他在《红旗谱》创作之初，也曾在高阳、蠡县走村串户，访问当年参加革命斗争的老同志，搜集素材；另外，为了写《红旗谱》，梁斌还曾经“三辞官”：第一次是辞新《武汉日报》社长之职；第二次是辞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支部书记之职；第三次是辞天津市副市长之位。（周润健、邱枫《梁斌与〈红旗谱〉》）
梁斌从1935年开始酝酿《红旗谱》。头十年中，他写了大量文章，《红旗谱》中很多人物、情节在这些作品中初具雏形，如1934年创作的短篇《夜之交流》，写的是高蠡暴动；1942年发表的短篇《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中，朱老忠的形象开始形成；1943年，这个短篇又被他写成了五万字的中篇，人物仍是朱老忠，但是题材得到了延伸与丰富。1953年6月，梁斌正式开笔《红旗谱》，一年后完成《红旗谱》第一部初稿。
《红旗谱》篇幅浩繁，全书共三卷：《红旗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11月初版）、《播火记》（作家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1963年12月初版）、《烽烟图》（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5月初版），总计110万字。
《红旗谱》以二元对立的叙事方式，建构了一个20世纪前期，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尖锐的矛盾斗争以及家族复仇的故事。作品的时间横跨数十年，空间纵越农村与城市，以阶级斗争的眼光，通过描写反“割头税”和“二师学潮”两个中心事件，展现了那个时代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与斗争图景，具有雄浑的史诗品格。
《红旗谱》第一部开篇，写了清末民初某年秋天的冀中锁井镇，大地主冯兰池要砸掉一口古钟，以毁掉作为四十八村村民集资购地的凭证，霸占农民的土地。朱家第一代农民朱老巩和严家第一代农民严老祥，一个挥铡刀片，一个扬斧头，和冯兰池对抗。冯兰池明的玩不成，就来暗的——请来地主严老尚调虎离山，骗走了朱、严，砸毁了大钟。朱老巩气得口吐鲜血，含恨离开了人世。冯兰池为斩草除根，逼死了朱老巩的女儿，也逼得他的幼子小虎儿远走关东。从此两家结怨。25年后，朱家的第二代农民朱老忠，即小虎儿长大成人，带着妻小，怀着强烈的复仇意愿还乡，途中，朱老忠遇见了严家的第二代农民严志和。此时，大革命的波涛汹涌澎湃，作品描写了朱、严二家农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如何在党的领导下，与冯家两代地主斗争的故事。朱老忠在反“割头税”、“保二师学潮”等革命运动与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思想走向成熟，意志更加坚定。故事结尾处，朱老忠望着风云变幻的天空，心中憧憬着革命光明的前途与未来。
《播火记》是《红旗谱》第二部，故事紧接“七六”惨案，描绘了锁井镇上的农民的生活及其和地主的斗争。《烽烟图》是《红旗谱》的第三部，写了“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由长城各口长驱直入，迅速占领了平津保地区，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该书就是以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描写了抗日战争烽烟初起的时代面貌。
《红旗谱》出版之后，一直深得广大读者的喜爱，收到文艺界的高度评价，认为是作者长期以来在从事革命斗争的同时坚持文学创作的生活与艺术双向积累的集大成之作。如冯健男在描写农民问题有重大突破的意义上，给《红旗谱》以高度的评价。他认为“《红旗谱》描写了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阶级斗争的壮丽画卷。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论〈红旗谱〉》，1959年第8期）。阎纲也指出，作品“饱含深情地描写了农民反抗斗争中的阶级友情和他们相依为命的团结一致的传统美德，而且被反映得那么深沉，那么富有农民阶级的人情味，从而满有说服力地显示出革命的农民阶级强大的生命力和终将胜利的历史前途”（《刻骨的仇恨，韧性的战斗》，《新港》1964年第3期）。
《红旗谱》成功地塑造了三代农民的英雄形象，其中以朱老忠最为人们所称道。对于朱老忠的看法，人们一般认为他是一个集中了民族性、时代性、革命性的新农民英雄典型。冯牧等就认为：“朱老忠这一典型，不仅是一个普通贫雇农的典型，更主要的是他是一个兼具民族性、时代性和革命性的英雄人物的典型。”（《新时代生活的画卷——略谈十年来长篇小说的丰收》，冯牧、黄昭彦《文艺报》1959年第19-20期）小说还塑造了严志和这个“地道的农民”形象。这是个具有二重性格的复杂人物，作为朱老忠的衬托，收到了相得益彰的艺术效应。除了这两个第二代农民形象的典型外，作为第一代农民形象的朱老巩、严老祥，第三代人物的运涛、江涛、大贵、春兰等，也被赋予了鲜明的个性，使人历久难忘。梁斌塑造的这些农民英雄形象，都植根于广袤的冀中大地，都继承了“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民族传统精神，闪耀着我们民族的性格风采。《红旗谱》也因此被认为是一部反映北方农民革命运动的史诗性的作品。
《红旗谱》除了在人物塑造方面具有突出成就外，其民族化的艺术描写，也常被评论者们津津乐道：在写人方面，它继承了古典小说的传统技法，善于通过人物的行动和对话来刻画人物性格。如朱老忠回乡在保定客店遇严志和及安家后春兰探望一节，人物的动作和对话，生动地表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在情节的提炼和安排上，作品还借鉴了“一石三鸟”的传统手法，全方位地刻画人物。如“脯红鸟事件”所形成的冲击波，就牵动了各个层面的人物；作品还采用了“可分可合，疏密相间，似断实连”的结构方式，以两个大故事辐射全书，三个主要人物贯穿首尾，形成完整的艺术统一体，体现了宏观的整体美。同时，从微观上观照，某些章节又可各自独立、自成格局，与某些古典小说一脉相承；此外，小说语言也熔古典文学与新文学语言之精华于一炉，从人物对话到叙事写景，都通俗简洁，流畅自然，透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梁斌写作《红旗谱》，正如陈思和在中所说，是作家自觉地与时代共鸣，写作的意义来自于“使文学作品体现强烈的政治目的”。梁斌谈自己在《红旗谱》的创作时也宣称：“我写这部书，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阶级斗争，因此前面的楔子也应该以阶级斗争概括全书。”虽然《红旗谱》的主题思想体现了很强的政治性，但是，其叙事的机制，却并没有被政治话语所左右。程光炜在《重建中国的叙事——〈红旗谱〉、〈红日〉、〈红岩〉的创作策略》中认为：“使《红旗谱》从一个流传民间的复仇故事变成领导农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叙事性作品的并不只是政治因素，还有某些非政治的民间文艺形态的叙事惯例。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是主流文化和文学文本之间，不同话语之间交流和摩擦互动的历史。”由于这个原因，《红旗谱》作为革命文学作品很大程度上是作者个人与宏大叙事摩擦互动的结果。
《红旗谱》在题旨上，和历史上党内路线斗争，并没有太大关系，不过，因为它使用的素材，例如“保二师学潮”，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一次具体实践（作者在写作时其实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他曾说：“关于政策问题曾经过反复酝酿，开始也曾想正面批判‘左倾盲动’思想，后来想到，书中所写的这些人，在当时都是执行者，当然也有责任，但今天在文学作品中写起来，主要写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英勇，这样便于后一代的学习，把批判的责任留给我们党的历史家去写吧！”）所以，当“文革”汹涌而来时，《红旗谱》被当成了“大毒草”来批判（批判者所持的逻辑是：凡是描写党内错误路线统治时期斗争生活的作品，一律属于歌颂错误路线之列），其罪名是“歌颂王明路线”，“歪曲历史事实”，“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等等。冀红文的《评为王明路线招魂的反动作品〈红旗谱〉〈播火记〉》成为对《红旗谱》的前两部发起总攻的第一炮。当天的《河北日报》还发表评论员文章，批判这两部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文章称梁斌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一员干将，他写了30年代王明错误路线，歌颂了王明叛徒集团，恶毒地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猖狂地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为刘少奇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小说借贾湘农之尸，还王明之魂。并指出，所谓《红旗谱》者，“谱”的是叛徒王明错误路线的黑旗；所谓《播火记》者，“播”的是叛徒王明错误路线的鬼火。号召彻底批判为叛徒王明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反动小说《红旗谱》、《播火记》。之后，《河北日报》连续组织刊发了大量批判《红旗谱》的文章。该小说被下令禁止再版，停止出售，不准借阅。梁斌被戴上“黑作家”的帽子，轮番揪斗，关进了牛棚。但是，他铁骨铮铮，绝不说违心的话——当造反派问他《红旗谱》是不是大毒草，是不是“王明左倾”路线时，梁斌坚决回答：“不是！”一次，有个造反派叫他站在高凳上，一脚踹倒凳子，将他重重摔在水泥地上，问他承不承认，梁斌爬起来依然坚决回答：“不是！”
陈思和在中说：“如果不是6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爆发，许多作家可能是毕其一生的精力来完成一部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历史长卷。但由于60年代愈演愈烈的中共党内路线的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作家们遭受的残酷迫害，以致许多鸿篇巨构未能完成，即使有的作家挣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继续完成创作计划，但由于作家精力和体力都受到严重摧残，无力在现实的经验教训中重新反思历史和认识历史，使原来的创作冲破当时的时代共名的束缚，以追求达到新的认识水平。所以，多卷本长篇小说的后几部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往往不及第一部。”梁斌在“文革”后出版的《红旗谱》第三部，在艺术和思想上都缺乏亮点，另外，他计划的另外两部作品，也由于作家体力不及等原因而搁浅。
评论界对于《红旗谱》的研究，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从它1957年出版开始，曾掀起三次研究高潮：第一次高潮集中于从出版到1959年年底，这一时期的评论主要集中于《红旗谱》的时代背景、主题、人物形象、思想意义等相对表层的探讨上；第二次高潮出现于“文革”结束后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作品的艺术风格；也有人专门对其版本进行研究；第三次高潮，以《梁斌新论》的出版为标志，这一时期的研究由单一文本的阐释走向了多方位、深向度的交叉学科研究。有人从叙事学对其研究，例如程文超从叙事角度分析“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叙事者。他认为就文本分析来看，《红旗谱》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复仇故事，作家陷入了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两种叙述套路难以“结合”的尴尬中；也有人从家族小说的叙事角度入手研究《红旗谱》，认为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红旗谱》一向被视为反映农民革命的史诗作品，但如果从其表现阶级斗争和家族仇恨的双重主题等多方面来看，“它又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现代家族小说的传统，成为十七年时期家族叙事的典型。”此外，其他论者也从比较文学、文化、美学、经济学，甚至借鉴社会史学家的观点对作品进行观照与研究。作为一个时代的典型文本，《红旗谱》也将是未来当代文学史家绕不过去的一个研究论题，对“红色经典”《红旗谱》的研究与探讨，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演进。
（杨鹏撰）
《文艺报》编辑部编：《革命英雄的谱系——〈红旗谱〉评论集》，1958年版
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
方明：《壮阔的农民革命的历史图画——读小说〈红旗谱〉》，《文艺报》1958年第5期
李希凡：《谈〈红旗谱〉中朱老忠的形象创造》，《人民日报》1959年8月18日
冀红文：《评为王明路线招魂的反动作品〈红旗谱〉〈播火记〉》，《河北日报》1970年1月21日
田英宣：《〈红旗谱〉研究热点分析与展望》，《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6卷第4期，200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