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之后，美国的政治与经济势力明显增强，英帝国的三大权力支柱受到全面威胁。为了确保在经济与政治角逐中的主导地位，英国进一步加紧对石油控制权的争夺。〗
英国从1919年凡尔赛和会中脱颖而出，成为在许多方面主宰世界的超级大国。然而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一个极不引人关注的细节就是，英国是靠借钱打赢了这场战争。
总额达到几十亿的美国存款，是英国打赢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这些存款都是由华尔街的摩根公司募集的。1919年凡尔赛和会期间，英国欠美国的战争借款数目惊人，达到了47亿美元。当时，英国的国内经济已经深深地陷入战后萧条，工业一片混乱。在经历了四年战争之后，国内物价上涨了300％。英国的国家债务增长了九倍多，从1913年到1918年战争结束时，增长了924％，达到了74亿英镑之巨。
如果说英国是以领土征服者的姿态成为凡尔赛和会的胜利者，那么美国，或者至少是美国某些强大的国际银行和工业利益集团，已取代英国成为最强大的世界经济力量，这一点在20世纪20年代初表现得更加清晰明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随后几年里，英国和美国的国际利益集团之间，展开了残酷的权力争夺。
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支撑英帝国权力大厦的支柱主要有三个：控制世界海上航线，控制世界银行业和金融，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原材料。美国新生的“国际主义”派，对每根支柱都形成了威胁。
这个曾经亲英的美国帮派几十年一直受伦敦栽培，现在他们决定不再当温顺的小学生了。在接下来的十年间，英国和美国之间为了共同而又冲突的目标，相互争斗，十分惨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也就是在这个冲突中埋下的。
美国要下的赌注十分巨大。美国能否借助其经济地位成为政治上具有统治地位的超级大国？亦或在凡尔赛和会以后，在英国主导的英美共同统治的框架内，美国是否甘当一个有用的，但明显居于小兄弟地位的伙伴？换句话说，凡尔赛后和会的这个世界新帝国的首都是继续留在伦敦，还是移到华盛顿？在1920年，这一问题的答案还不是十分清楚。
1921年，英国驻美大使在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急件中对英美经济政治竞争的紧张关系表述得十分清楚：美国政客中务实派的最大野心是，为美国赢得世界主导国的地位，同时成为英语国家的领导者。为此，他们打算建设强大的海军，组建世界上最大的商船队。他们还打算阻止我们通过向美国输送货物冲抵我们的欠款，他们在寻找机会把我们当成附属国对待，因为我们的欠款没有还清。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最重要的海外投资市场一直是美国，通过与精心选择的纽约银行建立联系，投资铁路和其他领域。于是，1914年10月，英国战争部向中立的美国派驻了一位特别代表，专门安排采购战略物资和其他一些重要物资，当时以为战争并不一定能打多久。
1915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后四个月，英国政府委任纽约私人银行摩根公司作为其从美国采购全部战争物质的唯一采购代理。摩根同时还担任了英国政府向美国私人银行募集战争借款的唯一金融代理。不久之后，在法国、意大利和俄国对德奥的战争中，英国又成为战争物资采购和贷款的保证人。这是一个巨大的信贷金字塔，坐在塔尖上的是美国摩根银行。在如此巨额而又充满风险的赌局中，还从来没有哪家银行敢单独下注。
1914年第一次世界战爆发时，整个英帝国和英国本身实际上已经破产。我们已谈到这点。但是，英国的财政官员确信，美国政府和纽约银行界的亲英派会支持英国。
摩根银行和纽约金融界，在协约国的战事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通过一个垄断性安排，对所有美国军需品和战争物资的采购，以及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盟国的粮食和食品等必需品的供给，都由摩根银行一手操办。摩根通过它在伦敦的分支机构摩根格林菲尔公司和巴黎的分支机构摩根哈叶斯公司来完成对整个协约国的供给。摩根格林菲尔公司的一位高级合伙人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也是英国财政大臣劳埃德·乔治的亲密朋友。考虑到英国战争需求的规模，对一家投资公司来说，手握如此之大的权力，这样的先例在历史上绝无仅有。
握有整个协约国集团唯一采购代理权的摩根，已经成为美国未来工农业产品出口事实上的主宰。在向欧洲的反德战争提供巨额而利润丰厚的出口订单方面上，摩根可以决定花落谁家。
像杜邦化工这样的企业成长为国际企业巨头，就是得益于它们与摩根的特殊关系。雷明顿和温彻斯特军火公司也是摩根的好“朋友”。中西部粮食贸易公司得以壮大，也是因为专供摩根的欧洲客户。这些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因为摩根为英国和法国私下募集的绝大多数资金，都是通过杜邦和一些朋友的资源募来的。这反过来成了欧洲巨大军火市场的保证。
由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当时表示严守中立，所以，摩根作为一家私人银行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但是，随后几年里，当数十亿美元的战备物资和信用贷款流向英国时，中立变成了一层掩人耳目的面纱。仅采购代理一项，摩根就根据所有装船物品的净价抽取2％的佣金。生意做得太大了，于是，摩根邀请后来担任国务卿的斯特蒂纽斯作为摩根的高级合伙人，负责处理业务量庞大的战争采购事务。
作为一个中立国，所有这些活动都严重违反国际法。国际法禁止中立国为交战国建立物质补给基地。在后来的美国参议院质询中，摩根本人受到指控，牟取暴利，并直接从与摩根的合伙人有利益关联的企业采购。到1917年，英国战争办公室已经通过摩根银行下了总额超过200亿美元的采购订单，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通过摩根及其设在纽约的金融财团直接筹集的贷款，还没有包括在这里面。
1915年，美国财政部长麦卡杜说服一筹莫展的威尔逊总统，为了维持美国的出口，美国私人贷款十分必要。资金和物资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到1915年时，在1913年的基础上，美国对英国的出口增长了68％。到1917年美国参战支持英国前，协约国通过摩根银行、花旗银行和其他纽约的大投资机构募集了大约12.5亿美元，在当时这几乎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对于私营金融机构来说，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资金调动，必须与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有良好的关系。恰好，这个刚刚成立的金融监管机构的头是摩根银行的前任行长本杰明·斯特朗，即便如此，这一业务的巨大风险也曾几次险些引来灭顶之灾。
1917年1月，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的俄国最终撤出战争，英法面临崩溃的威胁，这使得摩根及其纽约的金融财团产生了发起更大的宣传攻势和动用更多资源的动力。只有美国出兵才能扭转欧洲的败局，改变摩根及其欧洲代理客户们的困境，当这一点变得十分明确时，他们开始行动。英国秘密情报机关最高层和美国新闻界对他们的行动给予了大力支持。美国新闻界认为，美国应当站在“正义”的一方加入欧洲战争，支持英国。摩根公司和英国的努力如果失败，那么他们将在1917年上半年就面临彻底的金融崩溃。
对摩根公司和伦敦来说，他们实在是太幸运了，德国将军艾里克·鲁登多夫为盎格鲁－摩根利益集团避免了一场金融崩溃。1917年2月，德国宣布全面开展潜艇战，其意图是切断美国对协约国的石油供给。美国油船连续被击沉没，为摩根控制的美国新闻界大肆鼓吹结束中立立场提供了很好的借口。
1917年4月2日，当美国国会对德宣战时，纽约金融界在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斯特朗的支持下，发起了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一次金融运作。
在1913年12月23日，如果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没有被说服签署联邦储备法的话，美国是否会把如此巨大的资源投入到欧洲战争中就不好说了。1914年8月，如果没有这部新的法律，英国是否会策划如此大胆的计划来对抗欧洲大陆的帝国，也很值得怀疑。就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前几个月，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成立，摩根公司和伦敦金融城的国际金融巨头们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德国的情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19世纪90年代，德意志帝国国会对金融投机进行严格的限制，而参与制定1913年联邦储备法的这个利益集团，完全是由摩根家族的精英们控制的，他们追求的目的是把纽约变成国际资本中心。
从此，纽约的银行家开始采用英帝国的财政风格。
1917年8月，美联储启动“自由债券”和其他债券的销售，为美国政府募集战争经费。在这一伟大的“爱国主义”活动中，以个人为主要销售对象的美国国库券，是通过摩根和其他一些大型纽约投资机构发售的。这些债券的规模巨大，数目惊人，1919年6月30日达到了21478亿美元。历史上从来没有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动用过如此巨额的资金。当然摩根公司从这笔生意中拿到的佣金也相当可观。
到1920年，针对这场为期四年的战争和全球性浩劫，摩根的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曾带着满意的口吻写道：“全世界的国债规模已经增加到2100亿美元，是过去六年的475％。很自然，各类公债的规模和参与其中的投资者数目翻了无数倍。”拉蒙特还说，“发行如此巨额的债券，其影响在世界所有投资市场上都十分明显，但是尤以美国为甚。”
一旦摩根家族和纽约投资银行家们品尝到了作为世界金融领域领导者的好处，为了巩固他们的权力，他们将联合起来，不惜一切。
摩根家族主事的人，包括托马斯·拉蒙特，以及他们在华尔街的密友伯纳德·巴鲁克等人，在凡尔赛和会的秘密会议上，便拟定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赔款的“账单”。
他们共同建立起一个专门的赔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一个常设机构，专门为德国向协约国支付战争损害赔款设定准确的数额和方式。
尽管巴尔弗和某些英国政府官员认为，战争结束后，接踵而来的往往是债务赦免，体现战胜国的宽宏大量。但是，作为精明而又保守的银行家，摩根和他的朋友们，在享受和平带来的歌舞升平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协约国欠下的巨额战争贷款。美国一宣布正式参战，摩根公司就悄悄地把他们手中握有的英国政府贷款全部换成了美国国库券的普通债，转手的过程神不知鬼不觉。其结果是，战争结束后，英国债务已经成为美国纳税人沉重的负担。这样一来，摩根利益集团十分肯定地获得了战后凡尔赛赔款的大头。随着美国政府的战争债务达到史无前例的规模，摩根集团的利益和美国政府利益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渐渐地，美国政府已沦为纽约国际银行家们扩张其新势力的有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