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老爷坐车来了——村里人都这样称呼区警察局局长。他什么时候来，为什么来，一周以前大家就知道了。茹科沃村只有四十户人家，可是他们欠下官府和地方自治局的税款已累计两千有余。

    区警察局局长先在小酒馆里歇脚，他“赏光”喝了两杯清茶，然后步行到村长家里，房子外面一群拖欠税款的农民已在恭候。村长安季普·谢杰利尼科夫尽管很年轻——他只有三十岁出头——却很严厉，总是帮上级说话，其实他自己也很穷，也不能按时交纳税款。显然他很乐意当村长，喜欢意识到自己拥有权力，这权力就是严厉，此外他不知道还有什么能表现出这份权力。村民大会上，大家都怕他，由他说了算。有时，在街上或者酒馆附近，他会突然冲着某个醉汉大声呵叱，反绑了他的手，把他关进拘留室。有一次他甚至把老奶奶也关了一天一夜，原因是她代替奥西普来开村会，还在会上骂街。他没有在城市里住过，也从来没有念过书，但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许多深奥的字眼儿，喜欢在言谈中用一用，为此他备受村民敬重，尽管别人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奥西普带着他的纳税簿走进村长家的小木屋。区警察局局长，一个瘦老头子，灰白的连鬓胡子蓄得很长，穿一身灰制服，正坐在上座①的桌子旁写些什么。屋子里干干净净，四面墙上贴满了从杂志上撕下来的花花绿绿的画片。在圣像旁边最显眼的地方，挂着从前的保加利亚大公巴滕贝克②的肖像。村长安季普·谢杰利尼科夫两手交叉抱在胸前，站在桌旁。

    ①俄罗斯农舍内，上面放圣像的地方。

    ②巴滕贝克（一八五七——一八九三），德国亲王，一八七九年任保加利亚大公，亲德奥势力，一八八六年在亲俄派军官的压力下，被迫退位。

    “大人，他欠一百十九卢布，”轮到奥西普时，他说，“复活节前他交了一个卢布，打从那天起再没交过一个小钱。”

    区警察局局长抬眼望着奥西普，问道：

    “这是为什么，老乡？”

    “请您开恩，大人，”奥西普激动地说，“容我说几句，头年柳托列茨村的老爷对我说：”奥西普，把你的干草卖了吧……卖给我。‘怎么不行呢？我有一百普特干草要卖出去，都是几个婆娘在草场上割的。行，我们谈妥了价钱……本来挺好，两厢情愿……“

    他抱怨起村长来，不时转身瞧瞧农民们，似乎要请他们来作证似的。他满脸通红，额头冒汗，眼神变得尖利而凶狠。

    “我不明白你说这些干吗？”区警察分局局长说，“我问你……我只问你为什么不交纳欠款？你们大家都不交，难道要我来替你们承担责任吗？”

    “我拿不出来嘛！”

    “这些话毫无道理，大人，”村长说，“不错，奇基利杰耶夫一家属于不富足阶层，不过请您问问其余的人，全部过错在伏特加，一帮胡作非为的人。他们一窍不通。”

    区警察局局长记下什么，然后心平气和地对奥西普说，那语气就像讨杯水喝似的：

    “你去吧。”

    区警察局局长很快就走了。他坐进一辆廉价的四轮马车，不住地咳嗽，望着他那又长又瘦的背影可以看出，此刻他已经忘了奥西普，忘了村长，忘了茹科沃村的欠款，他在想着自己的心事了。他还没有走出一俄里，安季普·谢杰利尼科夫已经夺走了奇基利杰耶夫家的茶炊，老奶奶在后面追，使足劲尖声喊叫：

    “不准拿走！我不准你拿走，你这个魔鬼！”

    村长迈开大步，走得很快；老奶奶驼着背，愤怒若狂、气喘吁吁、跌跌撞撞地在后面追他，她的头巾掉到肩上，一头白发泛出淡淡的绿色，在风中飘扬。她突然站住，像一个真正的暴动者，双拳不住地捶胸，拖长声调，叫骂得更响，嚎啕哭诉起来：

    “正教徒们，信仰印上帝的人啊！老天爷哪，他们欺负人！乡亲们哪，他们压迫人！哎呀，哎呀，好人们哪，替我伸冤雪恨啊！”

    “老奶奶，老奶奶，”村长厉声说，“不得无理取闹！”

    没有了茶炊，奇基利杰耶夫的家里变得异常沉闷。茶炊被人夺走，这是有损尊严、有失体面的事，就像这家人的名誉忽然扫地一样。要是村长拿走桌子和凳子，拿走所有的瓶瓶罐罐倒也好些，那样的话，屋子里会显得空一些。老奶奶呼天喊地，玛丽亚伤心落泪，所有的小姑娘望着她们也都哇哇哭起来。老头子感到心中有愧，垂头丧气地坐在屋角里一声不吭。尼古拉无话可说。老奶奶一向疼他，可怜他，可是这会儿忘了体恤，忽然冲着他不停地叫骂，责难，对着他的脸不住地摇拳头。她大声斥责，说全是他的过错，还在信里吹牛，说什么在“斯拉夫商场”每月领五十卢布，可实际上给家里寄的钱却很少很少，这是为什么？他干吗回家来，还带着家眷？他要是死了，哪儿弄钱来葬他？……尼古拉、奥莉加和萨莎的模样儿看上去真可怜。

    老头子咳了一声，拿起帽子，找村长去了。天色已黑。安季普·谢杰利尼科夫鼓着腮帮子在炉子旁焊什么东西。满屋子煤气味。他的孩子们都很瘦，没有梳洗，在地板上爬来爬去，不比奇基利杰耶夫家的强多少。她的妻子长相难看，脸上有雀斑，挺着大肚子在绕丝。这是一个不幸的赤贫的家庭。只有安季普一人看上去既年轻又漂亮。在长凳上放着一溜五把茶炊。老头子对着巴滕贝克念着祷词①，说：

    ①保加利亚大公巴滕贝克的像挂在圣像旁边，奥西普忙中出错了。

    “安季普，求你发发慈悲，把茶炊还给我！看在基督面上！”

    “拿三个卢布来，你就取走。”

    “我拿不出来嘛！”

    安季普不时鼓起腮帮子，火就呼呼地响，僻啪地叫，火光映红了那些茶炊。老头子揉着帽子，想了一阵，又说：

    “还给我吧！”

    皮肤晒黑的村长此刻全身乌黑，活像个巫师。他转身对着奥西普，说得又快又严厉：

    “这得由地方长官说了算。本月二十六日，你可以到行政会议上口头或者书面申诉你不满的理由。”

    奥西普一点也听不懂他的意思，只好到此为止，回家去了。

    十多天后，区警察局局长又来了，坐了个把钟头，后来又坐车走了。那些天，风大而寒冷，河面早已结冰，雪倒没有下，可是道路难走，令大家苦恼。有一天，一个节日的傍晚，邻居们到奥西普家闲坐，聊天。他们在黑屋子里说着话，因为节日里不该干活，所以没有点灯。新闻倒有几件，不过都叫人不痛快。比如有两三户人家的公鸡被抓去抵债，送到乡公所，在那里死掉了，因为谁也不去喂它们。又比如，有几家的绵羊给拉走了，他们把羊捆起来，装在大车上运走，每到一个村子就换一辆大车，结果一头羊闷死了。现在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谁的过锗？该怪谁？

    “该怪地方自治局！”奥西普说，“不怪它怪谁！”

    “没说的，该怪地方自治局。”

    他们把欠款、受欺压、粮食歉收等等所有的事都怪罪于地方自治局，虽说他们中谁也不知地方自治局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况由来己久。当初一些富裕的农民自己开了工厂、小铺和客店，当上了地方自治会议员，却始终心怀不满，后来便在自己的工厂和铺子里大骂地方自治局。

    他们又谈到了者天爷不下雪：本该去运木柴了，可是眼下路面坑坑洼洼，车不能行，人不能走。过去吧，十五年、二十年以前，茹科沃村里人的谈话要有趣得多。那时候，每个老头子脸上都是这样一副神气，仿佛他心里藏着什么秘密，知道什么，盼着什么。他们谈论盖着金印的公文，土地的划分，新的土地和埋藏的财宝；他们的话里都暗示着什么；现在的茹科沃人谁都没有秘密，他们的全部生活像摆在掌心里一样，人人都看得见，他们能谈的不外乎贫穷和饲料，再就是老天爷怎么不下雪……

    他们沉默片刻。后来又想起了公鸡和绵羊的事，又开始议论是谁的过错。

    “地方自治局！”奥西普沮丧地说，“不怪它怪谁！”

    八

    教区的教堂在六俄里外的科索戈罗沃村。农民们只在需要时，如给婴儿施洗礼、举行婚礼、举行葬仪时才去那里。平时做祈祷到过河的教堂就行了。到了节日，遇上好天气，姑娘们打扮一番，成群结队去做弥撒。她们穿着红的、黄的、绿的连衣裙，穿过草场，叫人看了心里就高兴。不过遇上坏天气，她们只好待在家里。持斋的日子里，他们去教区的教堂作忏悔、领圣餐。在复活节后的一周内，神父举着十字架走遍所有的农舍，向大斋日没有去教堂作忏悔的教徒每人收取十五戈比。

    老头子不信上帝，因此他几乎从来不想他。他承认有神奇的事，但他认为这种事只跟女人有关。有人在他面前谈起宗教或者奇迹这类事，向他提个什么问题，他总是搔搔头皮，不乐意地回答：

    “谁知道这个呀！”

    老奶奶信上帝，不过有点糊涂。她的脑子里所有的事都混在一起，她刚想起罪孽、死亡、灵魂得救，忽地贫穷啦，种种操心的事啦，又都插进来，她立即忘了刚才在想什么。祷告词她记不住，通常在晚上睡觉前，她站在圣像面前小声念道：

    “喀山圣母娘娘，斯摩棱斯克圣母娘娘，三臂圣母娘娘……”

    玛丽亚和菲奥克拉经常在身上画十字，每年都持斋，可是什么也不懂。孩子们没有学过祷告，大人们也不对他们讲上帝，传授什么教规，只是禁止他们在斋期吃荤。其余的家庭几乎一样：相信的人少，懂教规的人更少。同时大家又都喜欢《圣经》，温存地、虔敬地喜欢它，可是他们没有书，没人念《圣经》，讲《圣经》。奥莉加有时念《福音书》，为此大家都敬重她，对她和萨莎都恭敬地称呼“您”。

    奥莉加经常去邻村和县城参加教堂命名节活动和感恩祈祷，在县城里有两个修道院和二十六座教堂。她去朝圣的路上总是神不守舍，完全忘了家人，直到回村来，才突然惊喜地发现自己有丈夫，有女儿，于是喜气洋洋地笑着说：

    “上帝赐福给我了！”

    村子里发生的事使她厌恶、痛苦。农民们在伊利亚节①喝酒，在圣母升天节喝酒，在十字架节又喝酒。圣母庇护节②是教区的节日，茹科沃村的农民为此一连喝三天酒。他们不但喝光了五十卢布的公款，过后还挨家挨户收取酒钱。头一天，奇基利杰耶夫家就宰了一头公羊，早中晚一连吃了三顿羊肉。他们吃得很多，到了夜里孩子们爬起来再吃一点。这三天里基里亚克喝得酪叮大醉，他喝光了所有的家当，把帽子和靴子也换酒喝了。他死命殴打玛丽亚，打得她晕过去，家里人只好往她头上泼水。事后大家都感到羞愧、厌恶。

    ①东正教节日，在俄旧历七月二日。

    ②在俄旧历十月一日。

    不过，即使在茹科沃这样的“奴才村”，一年一度也有一次真正的宗教盛典。那是在八月份，在全县，从一个村子到一个村子，人们迎送着赋予生命的圣母像。到了茹科沃村盼望的这一天，正好无风，天色阴沉。一大清早，姑娘们就穿上鲜艳漂亮的衣裙去迎圣像，到了傍晚时人们才抬着圣像，举着十字架和神幡、唱着圣诗，进了村子，这时河对面的教堂里钟声齐鸣。一群群本村人和外村人挤满了大街，吵吵嚷嚷，尘土飞扬，挤得水泄不通……老头子也好，老奶奶也好，基里亚克也好，大家都向圣像伸出手去，渴望地瞧着它，哭着说：

    “保护神啊，圣母娘娘！保护神啊！”

    大家好像突然明白了，天地之间并不虚空，有钱有势的人还没有夺走一切，尽管他们遭受着欺凌和奴役，遭受着难以忍受的贫穷，遭受着可怕的伏特加的祸害，却有神灵在保佑着他们。

    “保护神啊，圣母娘娘！”玛丽亚嚎吻大哭，“圣母娘娘啊！”

    可是感恩析祷做完，圣像又抬走了。一切都恢复原样，酒馆里又不时传出醉汉粗鲁的喊声。

    只有富裕农民才怕死，他们越有钱，就越不信上帝，不信灵魂得救的话。他们只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才点起蜡烛，做做祷告，以防万一。穷苦的农民不怕死。人们当着老头子和老奶奶的面说他们活得太久，早该死了，他们听了也没什么。他们也当着尼古拉的面毫无顾忌地对菲奥克拉说，等尼古拉死了，她的丈夫丹尼斯就可以得到照顾——退役回家了。至于玛丽亚，她不但不怕死，甚至还巴不得早点死才好。她的几个孩子死了，她反倒高兴呢。

    他们不怕死，可是对各种各样的病却估计得过于可怕。本来是一些小毛病，如肠胃失调啦，着了点凉啦，老奶奶立即躺到炉台上，捂得严严实实，开始大声地不停地呻吟：“我要一死一啦！”老头子赶紧去请神父，老奶奶就领圣餐，接受临终前的涂圣油仪式。他们经常谈到感冒，蛔虫和硬结，说蛔虫在肚子里闹腾，结成团能堵到心口。他们最怕感冒，所以哪怕夏天也穿得很厚，在炉台上取暖。老奶奶喜欢看病，经常坐车跑医院，在那里说她五十八岁，不说七十岁。照她想，要是医生知道她的实际年龄，就不会给她治病，只会说：她该死了，用不着治了。她通常一清早就动身去医院，再带上两三个小孙女，到了晚上才能回来，又饿又气，给自己带回了药水，给小孙女带回了药膏。有一次她把尼古拉也带去了，后来他一连喝了两周的药水，老说他感觉好些了。

    老奶奶认识方圆三十俄里内所有的医师、医士和巫医，可是却没有一个让她满意。在圣母庇护节那一天，神父举着十字架走遍所有的农舍，教堂执事对她说，城里监狱附近住着一个小老头子，做过军队上的医士，医道高明，劝她找他去看病。老奶奶听了他的劝告。等下了头一场雪，她就坐车进城，带回一个小老头子。这人留着大胡子，脸上布满了青筋，穿着长袍，是个皈依正教的犹太人。当时家里正请了几个雇工做事：一个老裁缝戴一副吓人的眼镜用碎布头拼成坎肩，两个年轻小伙子用羊毛搏毡靴。基里亚克因为酗酒丢了差事，现在只好住在家里。他坐在裁缝旁边修理马脖子上的套具。屋子里又挤又闷，有一股臭味。犹太人给尼古拉做完检查，说需要拔罐子放血。

    他放上许多罐子。老裁缝、基里亚克和小姑娘们站在一旁看着，他们好像觉得，他们看到疾病从尼古拉身上流出来了。尼古拉自己也瞧着，那些附在胸口的罐子慢慢地充满了浓黑的血，感到当真有什么东西从他身子里跑出去了，于是他高兴得笑了。

    “这样行，”裁缝说，“谢天谢地，能见效就好。”

    犹太人拔完十二个罐子，随后又放上十二个。他喝足了茶，就坐车走了。尼古拉开始打颤，他的脸瘦下去，用女人们的话说，缩成拳头那么大小了，他的手指发青。他盖上一条被子，再压上一件羊皮袄，但还是觉得越来越冷。傍晚时他难受得叫起来，要他们把他放到地板上，要裁缝别抽烟，随后静静地躺在羊皮袄下面，天不亮就死了。

    九

    唉，多么严酷、多么漫长的冬季啊！

    圣诞节过后，自家的粮食已经吃完，只得去买面粉。基里亚克现在住在家里，每天晚上都要大吵大闹，弄得大家心惊胆战，一到早晨又因头痛和羞愧而痛苦不堪，看他那副模样真叫人可怜。在畜栏里，那头饥饿的母牛日日夜夜不停地眸阵哀叫，叫得老奶奶和玛丽亚的心都碎了。好像是故意为难，一直是冻得树木喀喀响的严寒天气，到处是厚厚的积雪和高高的雪堆，冬天拖得很长。到了报喜节①，还刮了一场真正的冬天的暴风雪，在复活节还下了一场雪。

    ①东正教节日，在俄旧历三月二十五日，据说天使于此日告知圣母：耶稣将诞生。

    但是不管怎么样，冬天总算过去了。四月初，白天变得暖和起来，夜里依然寒冷。冬天不肯退让，但暖和的春日终于战而胜之，最后，冰雪消融，河水奔流，百鸟齐鸣。河边的整个草场和灌木丛淹没在泛滥的春水中，从茹科沃村直到河对岸成了一片泽国，水面上不时有一群群野鸭振翅飞起飞落。春天的落日如火如茶，映红了满天的彩霞，每天晚上都变出一幅不同往常的新的图景，那样美妙绝伦，日后当你在画面上看到同样的色彩、同样的云朵时，简直就难以置信。

    仙鹤飞得很快很快，发出声声哀鸣，似乎在召唤同伴。奥莉加站在斜坡的边上，久久地望着这片泛滥的春水，望着太阳，望着那明亮的、仿佛变年轻了的教堂，她不禁流下了眼泪，激动得喘不过气来。她急切地想离开这里，随便去什么地方，哪怕天涯海角。家里已经决定，让她还回到莫斯科去当女仆，让基里亚克跟她同行，去那里找个看门人或者其他的差事。好啊，快点走吧！

    等路变千一些，天气暖和了，她们就动身上路。奥莉加和萨莎每人背着行翼，穿着树皮鞋，天不亮就出发了。玛丽亚出来送她们一程。基里亚克因为身体不好，还得在家再待上一个星期。奥莉加最后一次面对着教堂画十字、默默祷告。她想起了自己的丈夫，但没有哭，只是她的脸皱起来，像老太婆那样难看了。这一冬，她变瘦了，变丑了，头发有点灰白，脸上再没有昔日那种可爱的模样和愉快的微笑，在经受了丧夫之痛以后，只有一种悲哀的听天由命的神情。她的目光有点迟钝、呆板，好像她耳背似的。她舍不得离开这个村子和这些农民。她回想起抬走尼古拉的情景，在一座座农舍旁边都有人做安魂祈祷，大家同情她的悲痛，陪着她哭，在夏天和冬天，经常有一些时日，这些人过得好像比牲口还糟，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是可怕的。他们粗鲁，不诚实，肮脏，酗酒；他们不和睦，老是吵架，因为他们彼此不是尊重，而是互相害怕、互相猜疑。是谁开小酒馆，把老乡灌醉？农民。是谁挥霍掉村社、学校和教堂的公款，把钱换酒喝了？农民。是谁偷邻居家的东西，纵火，为了一瓶伏特加在法庭上作伪证？是谁在地方自治会和其他会议上头一个出来反对农民？还是农民。确实，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是可怕的，可是他们毕竟是人，他们跟常人一样也感到痛苦，也哭泣，而且在他们的生活里没有哪件事是不能找到使人谅解的缘由的。沉重的劳动使他们到了夜里就浑身酸痛，严寒的冬天，粮食歉收，住房拥挤，可是没有人帮助他们，哪儿也等不到帮助。那些比他们有钱有势的人是不可能帮助他们的，因为他们自己就粗鲁，不诚实，酗酒，骂起人来照样难听得很。那些小官和地主管家对待农民如同对待流浪汉一样，他们甚至对村长和教堂主持都用“你”相称，自以为有权这样做。至于那些贪财的、吝啬的、放荡的、懒惰的人，他们到农村里来只是为了欺压、掠夺、吓唬农民，哪里还谈得上帮助农民或者树立良好的榜样呢？奥莉加回想起，去年冬天，当基里亚克被拉去用树条体罚时，两位老人的模样是多么可怜而屈辱啊！现在她很可怜所有这些人，为他们难过，所以她一边走，一边频频回头再看看那些小木屋。

    送出三俄里，玛丽亚开始告别，随后她跪下来，不住地磕头，大声哭诉起来：

    “又剩下我孤零零一人了，我这苦命人啊，多么可怜、多么不幸啊……”

    她就这样哭诉了很长时间，奥莉加和萨莎每一回头总能看到她跪在地上，双手抱住头，向着旁边的什么人不住地磕头。在她上空有几只白嘴鸦在盘旋。

    太阳高高地升起，天气热起来。茹科沃村远远地落在后头了。走路让人舒畅，奥莉加和萨莎很快就忘了村子，忘了玛丽亚。她们高兴起来，四周的一切都引起她们的兴趣。有时出现一个土岗；有时出现一排电线杆，一根接一根不知伸向何方，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上，那上面的电线发出神秘的嗡嗡声；有时看到远处绿树丛中有个小村子，从那边飘来一股潮气和大麻的香味，不知怎么让人觉得，那里住着幸福的人们；有时在野地里孤零零地躺着一具马的白骨。云雀不停地婉转啼唱，鹌鹑的叫声此起彼伏，互相呼应，一只秧鸡断断续续发出急促的叫声，仿佛真有人在拉扯旧的铁门环一样。

    中午时分，奥莉加和萨莎来到一个大村子。在一条宽阔的街上，她们遇见一个小老头，茹科夫将军的厨子。他感到热，他那汗淋淋的红秃顶在阳光下发亮。他同奥莉加都没有立即认出对方，随后都回过头来对视了一会儿，认出来后一句话没说，又各走各的路了。她们停在一座显得更阔气、更新的木屋前，奥莉加对着敞开的窗子深深地一鞠躬，用委婉的唱歌般的声调响亮地说：

    “正教徒啊，看在基督份上，给点施舍吧，求上帝保佑你们，保佑你们的双亲在天国安息。”

    “正教徒啊，”萨莎也唱起来，“看在基督份上，给点施舍吧，求上帝保佑你们，保佑你们的双亲在天国……”

    一八九七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