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黄土—红土

    二野、三野发起渡江战役的同时，四野先遣兵团在肖劲光率领下已进抵武汉外围，有力地牵制了白崇禧集团。

    肖劲光兵团12万人于1949年2月25日自平津地区南下，拉开了四野征战中南六省的序幕。

    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的精锐主力丧失殆尽，剩下的军队虽有百万之众，但除白崇禧部之外战斗力均不算强。打过长江、解放南京，对于刘邓、陈粟两支大军来说不在话下，唯有武汉地区的白崇禧部将主力摆在信阳、驻马店、确山一带，对刘邓大军右侧翼构成了重大威胁。如果刘邓大军渡江南下，其力量薄弱的右侧背就可能受到白崇禧的袭击。于是，刘邓在部署渡江战役的同时，致电中央军委，要求四野提前南下，拖住白崇禧，以解除刘邓大军渡江作战的后顾之忧。

    四野先遣兵团南下的主要困难在于内部的思想问题。这支部队连续经过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十分疲惫。辽沈战役一结束，他们就千里奔袭，秘密入关，那时的思想工作就很难做。东北籍的士兵以保卫家里分得的田地为动力，在东北与敌浴血奋战，一旦东北全境解放，他们的思想就发生了变化。“为自己的利益而战”这是最直接的工作方法，都能理解；而“为整个阶级的利益而战”就抽象多了，有些战士将其理解为“为别人流血牺牲”。平津战役之后，整个野战军自上而下都在开展思想整顿工作。先遣兵团提前南下，只好边走边整。

    离东北越来越远，许多从未出过远门的关东大汉在越来越陌生的环境中惶恐了。土地的颜色由东北的黑土变成了华北的黄土，再变成了南方的红土；风土人情更是千差万别，老百姓的口音也越来越难以听懂。

    参加平津战役，他们一个晚上可以走一二百里路，现在白天行军却只能走几十里。这下急坏了刘伯承。

    长江眼看就临近汛期，江水一涨，渡江就困难了，而渡江发起的时间，必须以四野先遣兵团进抵武汉外围而定。

    刘伯承数电中央对肖劲光兵团的进程表示严重关切。中央军委决定由刘邓直接指挥萧兵团。

    3月19日，刘、邓致电军委并萧兵团：

    第四野战军两个军目下行程较预定时间为迟。在此情况下，我们考虑，四野十二兵团如仍以一个师出平汉路东侧，而以主力绕经枣阳、随县地区拉住桂系以掩护渡江军右侧背，这在时间与空间上都赶不及。为此，建议十二兵团应改以主力或一个军出西侧，如能运用郑南铁路输送一部兵力则较快。另以王宏坤指挥之桐柏、江汉部队先期以四野面目出现，以迷惑吸引白崇禧部为有利。

    肖劲光兵团沿平汉线南下，碰到了两颗硬钉子：一个是安阳；另一个是新乡。这两个地方的国民党军虽然兵力不多，战力也不强，但却有非常坚强的防御工事。

    先头部队最初不知底细，以为这两个城能轻易拿下，一打才知碰了钉子。刘、邓催得急，肖劲光不便与敌纠缠，只好下令绕道南下，将难题留给了后面的四野主力。

    肖劲光兵团12万人南下的行动惊动了白崇禧。此时，白崇禧还在通过刘仲容等在北平与中共秘密和谈，幻想划江而治，他当然不愿在这个时候与解放军发生正面冲突。于是，令信阳、驻马店、确山等地守军南撤。

    萧兵团顺利占领信阳、驻马店、确山、明港、长台关等据点，仅歼敌700余人。

    4月上旬，张治中率南京代表团在北平正式与中共和谈期间，萧兵团已进入湖北境内，并连续占领花园、汉川、应山、广水、浠水等地。白崇禧意识到不能再退了，否则武汉就保不住了。他令部下加紧备战的同时，打电话给李宗仁，要求国内和平谈判代表对中共提出：“和谈期间双方停止军事行动。”

    周恩来拒绝了张治中提出的要求。白崇禧为了自保，只得进一步收缩兵力，将赣北的第3兵团调回武汉地区设防。

    这样一来，刘邓大军右侧翼受到的威胁就全部解除了。

    鉴于肖劲光兵团已完成了牵制白崇禧的任务，林彪令肖劲光停止前进，部队转入休整，并筹集几十万兵马食用的粮草，为四野主力南下创造条件。

    下江南去

    先遣兵团南下不久，四野在北平召开了为期八天的高级干部会议，这是全面思想整顿和南下动员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会议是在朝阳门内的“九爷府”召开的，林彪、罗荣桓、谭政、陶铸和刘亚楼先后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

    林、罗、谭三人的报告重在整顿内部的思想问题，并举例批评了一些单位和干部存在的错误和缺点。这次高干会议为大军南下在思想上、组织上做了充分准备，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干部的战斗热情。

    然而，事情总有美中不足的地方，过分的批评也会伤害干部的自尊心，导致事情走向反面。

    林彪的报告以《论团结》为题，目的是为了增强部队的凝聚力。毫无疑问，这次会议以及林彪的报告达到了预期目的。但是，并非尽善尽美。

    陈光问题就是典型的一例。

    自从1947年1月，陈光离开第6纵队，就再也没有机会指挥作战。他在哈尔滨养好病之后，被任命为松辽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员。

    在南下动员会议之前，他被任命为四野司令部副参谋长。这一职务安排对他这位红军时期就声名大噪的“名将”来说，的确有些委屈。

    恰在陈光心里并不愉快的时候，林彪在高干会上公开点名批评陈光“居功骄傲”。林彪本来只是举例说明要防止“胜仗打多了，容易骄傲自满”而产生轻敌情绪，却忽视了陈光的性格，不甚恰当地把他“拉出来示众”。这对陈光的打击何等之大可想而知。

    陈光就这样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1950年元旦，陈光离开四野司令部，自武汉南下赴广州任新职。新的职务到底是什么至今仍存有争议。《中国军事百科全书》“陈光”词条载：“先后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广东军区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而《解放军将领传》和《第四野战军战史》则认为他的新职是“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他到底在广东军区任的是正职还是副职呢？据说中央军委最初任命他为广东军区司令员，命令到四野不久，军委又来了一份新的命令，将其改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他到广州后，“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错误”，组织上派人找他谈话，他对夸大事实的指责非常愤怒，产生了对抗情绪。1950年5月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对林恨透了！”

    高干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四野全体干部。那是3月31日，林彪、罗荣桓率师以上将领乘车来到香山。中央五大书记毛、刘、周、朱、任全部参加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活动。

    毛泽东面对四野的几百名战将，挥舞巨人般的大手亲自作南下的战斗动员：“在两年半的解放战争过程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团。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了。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啦！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高干会议结束后，四野统帅机构作了一些重大的人事调整。一直以重病之躯坚持工作的罗荣桓政委在视察天津时再次病倒了，中央鉴于他无法随军南下，任命邓子恢为四野第二政委，在罗荣桓不在的情况下负责政治工作。

    罗荣桓虽然名义上是四野第一政委，但是四野的工作主要是林彪和邓子恢负责。

    天津战役后，刘亚楼提出希望带兵打仗的要求。林彪和罗荣桓商量后，任命他为第14兵团司令员。经林彪提议，萧克出任四野参谋长。

    萧克在江西苏区时与林彪共过事，后来从林彪的麾下分出去，成为新组建的第六军团军团长，资历比刘亚楼更老。

    1949年春夏之交，第四野战军进行了新的整编，辖4个兵团13个军，序列如下：

    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邓子恢，参谋长萧克，政治部主任谭政，后勤部部长周纯全、李聚奎，副参谋长聂鹤亭、陈光，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后勤部政委陈沂）直属部队：

    特种兵司令部（司令员万毅、政委钟赤兵）辖炮兵第1、第2师，战车师，高炮指挥所，工兵指挥所，辎重团，朱瑞炮兵学校。

    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雷经天）辖第1、第2师；

    第50军（军长曾泽生、政委徐文烈）辖第148、第149、第150、第167师。

    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韩先楚，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方）：

    第40军（军长罗舜初、政委卓雄）辖第118、第119、第120、第153师；

    第45军（军长陈伯钧、政委邱会作）辖第133、第134、第135、第158师；

    第46军（军长詹才芳、政委李中权）辖第136、第137、第138、第159师。

    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萧华，副司令员李天佑、彭明治，政治部主任刘道生）：

    第38军（军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辖第112、第113、第114、第151师；

    第47军（军长曹里怀、政委周赤萍）辖第139、第140、第141、第160师；

    第49军（军长钟伟、政委徐斌洲）辖第145、第146、第147、第162师。

    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政委莫文骅，副司令员黄永胜、刘震，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

    第39军（军长刘震、政委吴信泉）辖第115、第116、第117、第152师；

    第41军（军长吴克华、政委欧阳文）辖第121、第122、第123、第154师；

    第42军（军长吴瑞林、政委刘兴元）辖第124、第125、第126、第155师。

    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副司令员洪学智、贺晋年，政治部主任萧向荣）：

    第43军（军长李作鹏、政委张池明）辖第127、第128、第129师；

    第44军（军长方强、政委吴富善）辖第130、第131、第132师；

    第48军（军长贺晋年、政委陈仁麒）辖第142、第143、第144师。

    1949年4月11日，林彪率领四野主力80万人和数十万支前民工开始南下，这种由北向南征服的宏大声势的确是史无前例的。

    南下大军分三路，以平汉线为中轴挥师南进。

    第一路为第47、第41、第48军，沿平汉路南下，在花园口附近渡黄河；

    第二路为第16、第38、第39军，沿平大公路南下，在东明附近渡黄河；

    第三路为第45、第49、第44军，沿津浦路经临清在寿张附近渡黄河后向商丘前进。

    炮打安阳

    沿平汉线南下的大军首先必须拔掉安阳、新乡这两颗“硬钉子”。在四野高干会议期间，当野司将攻打安阳的任务下达给第42军之后，某些师的领导比较轻敌，认为锦州、天津都打下来了，攻那个不算太大的安阳城“还不是张飞吃豆芽”，他们声称“只要两天时间，保证攻克安阳”。

    罗荣桓在高干会议上，针对这一问题专门批评了某些人不注意调查研究敌情，盲目轻敌的骄傲自大倾向。罗政委会上一批，第42军自上而下都清醒了。

    这个安阳城到底情况如何呢？谁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他们不得不请教知情者了。

    刘亚楼下达任务时，从皮包里取出一份只有三页纸的《华北情况通报》，他对军长吴瑞林和政委刘兴元说：“那上面有安阳、新乡的情况，很简单，这个材料还是从聂荣臻司令员那里要来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材料。”

    吴瑞林看了材料，皱起了眉头：“执行这个任务我没有意见，保证完成任务。单凭这三页纸，仅知敌工事坚固，官兵顽强，但是怎么个坚固法，怎么个顽强法，都不清楚！”

    刘亚楼说：“难就难在敌情不明，要不怎么说安阳、新乡难打呢？不过，我告诉你一点，据说敌军成分都是老土匪、老特务、地主恶霸、还乡团，都是一些十恶不赦的反动分子，这种敌人最难打了。据说朱总司令了解情况，让罗政委帮你们联系一下，你们去西山一趟，当面向总司令请教。”

    罗荣桓拿起电话，很快就与朱德联系上了。

    1949年4月16日，吴瑞林率部南下，次日开始对安阳之敌展开围攻。

    第42军将安阳四面包围之后，吴瑞林亲自绕城侦察。

    安阳城防果然非同凡响，有两道水城，一道城墙，明碉暗堡星罗棋布。不是亲眼所见，吴瑞林还以为刘亚楼几天前的话可能有夸张的成分，当时刘亚楼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吴，你碰到硬钉子了，安阳城防工事比长春、沈阳、锦州、天津、北平都要强！”

    吴瑞林决定给敌人一个下马威，他命令炮兵对第一道水城内外的据点逐个轰击。敌据点饱受炮火轰击，顿时墙倒楼塌，砖石横飞，迫击炮和机枪大部毁坏，敌军官兵躲藏不及，伤亡惨重。

    第42军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样不惜炮弹过，仅攻打敌一个营据守的东南角据点，就动用4个榴弹炮连轰击了20多分钟。敌工事全部被摧毁，那个营的官兵原想依仗坚固的工事保住性命，岂料坚固的工事不堪重炮狂轰，变成了埋葬他们的坟墓。

    第一道水城内外的据点拔除后，吴瑞林令部队休整一天，补充弹药，做好下一步战斗的准备工作。

    安阳、新乡成了汪洋中的两座孤岛，当年围城打援时的短促突击战术已经过时了，吴瑞林有足够的耐心，从容不迫地考虑如何一口一口细嚼慢咽地吃掉敌人。

    休息了一天，大炮和机枪补足了弹药，人马也养足了精神。4月19日清晨，当阳光刚刚驱散晨雾，四野的大炮又开始轰鸣了。

    这次炮击整整持续了七天。

    吴瑞林把军指挥所设在火车站的水塔上，亲自观察敌情，指挥部队用火力攻击。各团还在安阳城四周堆起了不少制高点，作为炮兵的“眼睛”。

    第二道水城内和城墙上的碉堡被摧毁殆尽，暗堡发现一个摧毁一个。

    经过七天激战，城墙外的据点被全部拔除。城内的敌人最初几天还能用炮火还击，可是他们的小口径炮一开火，立即就遭到大口径炮弹的报复，到第七天，城内的火炮全部哑了。

    打到此时，只剩下破城而入和巷战了，吴瑞林下令休息两天。在部队补充弹药和恢复体力的同时，各师、团干部做好了新的战斗部署。

    破城的办法是：用机枪火力掩护爆破组接近城墙，先用小炸药包将城墙炸开一个洞，再将上千公斤炸药填在洞里引爆，一举将城墙炸开十几米长的缺口。

    5月5日18时，第42军对安阳城发起最后攻击，突击部队在炮火和机枪火力的掩护下，越过第一道水城，为了执行朱德总司令“不许跑掉一个敌人”的命令，他们将被炮火轰倒的铁丝网重新栽好，又将漳河的水引入护城河，布下天罗地网之后，再越过第二道水城，从炸开的城墙缺口涌入城内。

    安阳城守敌大部为还乡团、土匪和特务，十分顽固，他们在“与安阳城共存亡”的口号下拼死抵抗解放军的进攻。

    巷战打得十分激烈。

    炸药包和手榴弹成为攻击部队解决问题的利器，可怜安阳城因守敌的顽抗被炸得千疮百孔。经过一夜激战，全歼守敌1.4万人。5月6日拂晓，城内枪声终于沉寂，在彻夜激战中提心吊胆的老百姓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迎面扑来的阳光让他们眼睛一亮——变天了。

    和平解放新乡

    第42军围攻安阳的同时，第47军和华北军区第71军将新乡之敌团团包围。根据四野总部的指示，解决新乡守敌将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兵不血刃。

    奉命守新乡的是国民党第40军，军长早就逃之夭夭，副军长李晨熙代行军长之职据守孤城。安阳城炮火连天，新乡亦陷重围。李晨熙惶惶不可终日。

    一天，前沿阵地送来一封密信，李晨熙展信一阅，不禁惊喜交集。

    弟从北平赴汉公干，道经此地，希速来人接我进城，一则有要事相告，二则问候表兄。如何？请速告知。

    李晨熙望着信笺，脑海中立即浮现表弟冉影的形象。他知道冉影在“共军”的阵营里干了不少年头，恐怕早就不是他印象中那个光屁股泥娃了。多年杳无音信，岂料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突然钻出了个“共军表弟”！李晨熙思考了一天，决定通过表弟与“共军”攀上关系。

    第二天，李晨熙派副官出城将冉影接进城。冉影是四野第47军炮兵团副团长，与他一同进城的“警卫员”是侦察科长李希才。

    李晨熙将他的办公室临时布置了一番，便让副官将表弟冉影请进来。表兄弟寒暄几句之后，冉影打开窗户说亮话了：“表哥，我这次来见你，不是个人的意见，是首长派我来的……”

    李晨熙鉴于军部白天人杂，不便于密谈，便打断表弟的话，说：“现在到吃饭的时间了，我们先吃饭，晚上再谈。”

    副官立即吩咐勤务兵在八仙桌上摆好酒菜。李晨熙指着墙上的一幅中堂画，说：“表弟，这幅画怎么样？”

    冉影抬头一看，见画的是“荷叶浮萍”，显然是新裱的，还有湿痕，他朝李希才使了个眼色，二人相视微笑。

    画的寓意正是“和平”！

    当晚8时，在“荷叶浮萍”的国画下，谈判正式开始。

    冉影脸上的笑容随着双方落座自然地消失了，严肃的表情使他的表哥不由得挺起腰板正襟危坐。

    “我们四野的威名想必表哥有所耳闻？此番南下，我们军的任务就是攻打新乡。我来你这里是为了避免流血，避免人民遭受损失，为你们指条出路。”

    “四野声名显赫是共军王牌，这个我知道。”李晨熙心存侥幸，说，“前些时候，过去了两个军十几万人马，也是你们四野的部队。新乡乃弹丸之地，不可能是你们的真正目标吧！”

    “那两个军有更重要的任务，没时间与你们纠缠。我们的目标是解放全中国，但是新乡这次是一定要解放的，我部还有另外一个军是不会绕城而过的。”冉影加重语气，“过去你们用谈判的手段与二野泡蘑菇，拖拖拉拉，敷衍了事。现在你们的对手是四野，不允许你们再拖了！”

    “哎呀老弟！并非我们存心耍你们，而是内部意见不一，有的主张打，有的主张和，还有的主张将部队拉走。”

    “拉走？”冉影冷笑道，“往哪里走？”

    “上太行山打游击，那里是我们的老地方。”

    “太行山是我们的老根据地，当年你们在那里坏事做绝，老百姓对你们恨之入骨，你们回去绝无生存的可能。”冉影微微摇头，轻蔑地笑道，“你们跟共产党打游击，不是跟龙王赛宝吗？这种话亏你说得出口。”

    李晨熙尴尬地干笑几声。

    “表哥，你不要再执迷不悟，蒋介石把你们的军长李振清带走了，你除了有顶代军长的空帽子之外，还有什么呢？不要当替死鬼了。”

    “蒋光头排斥异己，我们要不是办法多，早就被吃掉了。不过，弟兄们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总不能把他们领到歪路上去吧！”

    冉影一听这话，勃然变色：“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是愿接受和平改编，还是要打？要打，你是老行伍出身，我是解放军的炮兵团长。你的装备比新1军和新6军的装备如何？我们团的大炮全部是大口径美式榴弹炮，还有远程加农炮。后果会怎样，你心里是有数的。”

    李晨熙本是试探，见谈话有些僵了，连忙急转弯，和颜悦色地说：“老弟勿忙，容我三思。你的好意和贵军的高见我都赞成。你所说的和平改编，即所谓北平方式我并不反对，不过，潘朔端和曾泽生的方式不是更好吗？”

    起义和投诚虽然都是倒戈，但是性质不一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待遇也不同。冉影说：“现在形势不一样了，如果在平津战役之前，你提出起义的要求，我们当然欢迎。现在兵临城下，你军已处于绝境，只有接受和平改编一条路。否则，等待你的就不是北平方式，而是天津方式。希望表哥当机立断，毅然率部投诚。”

    李晨熙还想讨价还价，又念起了“拖”字诀，说：“不瞒老弟，这些日子以来，我很苦闷，事关两万将士的前途，我一人做不了主，还得和弟兄们商量。”

    随着安阳围攻战的进展，李晨熙认识到四野的部队此番南下，非拿下安阳、新乡二城不可，躲不过去了。

    李晨熙迫于形势的压力，接受了和平改编的方案。

    5月3日上午10时，李晨熙随冉影出城，来到第47军军部直接与军长曹里怀、政委周赤萍谈判。曹军长和周政委对李晨熙接受和平改编表示欢迎。

    “新乡能和平解放，避免流血，全仗贵军宽大为怀，悲悯天下苍生，本人及第40军全体官兵不胜感激！我表弟冉影冒险入城，促成此事，功不可没。”

    曹里怀将解放军的条件交代如下：

    一、所有新乡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在开出城外之前，必须保证新乡人民财产不受任何损失。

    二、所有武器、人员必须按名册名称一一清点，不得有任何破坏和放走人员的行为。

    三、为了保证和平改编之安全进行，所有城内特务分子由对方军部一一扣留，交解放军处理。

    四、所有地方武装及还乡团，应先由对方解除武装，并将所有人员全部移交解放军接收，不得少一人。

    李晨熙对上述条件表示接受，同时提出三条要求：

    一、保证所有人员安全，改编后发给路费，愿学习的去学习，愿工作的分配工作，愿还乡生产的由他们自便。

    二、保证私人财产不受侵犯。

    三、家属自行处理。

    李晨熙本人要求去北平养病，病好后去华北军政大学学习。

    曹里怀和周赤萍对李的条件表示同意。双方当即拟定协议，并签字。

    5月5日，第42军攻入安阳的同一天，第47军的部队也开进了新乡。至此，四野南下的第一个战役—安新战役胜利结束，共毙伤俘敌1.6万人，和平改编1.7万人。

    蒋桂斗法

    安新战役结束后，林彪和新任参谋长萧克率野司机关南下，5月9日抵达中原名城开封。

    一、你们主力已越过陇海线，快要到湖北境内了。根据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步撤退到衡州以南。因此，你们全军似有提早渡江时间的必要，并且不必全军到达北岸然后同时渡江，可以采取先后陆续渡江的方法……

    二、你们十三个军的使用问题，现在就宜大体确定。我们意见，湖北一个军，江西两个军，湖南三个军，共六个军可以固定下来。其余七个军及曾生纵队，应全部推进至以郴州为中心的区域，并准备在该区域与白崇禧打一仗（应估计白崇禧部约二十五万人左右，可能在该区域和我军作战）。

    林彪接到上述电报，面对巨幅军用地图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四野大军南下最大的问题是粮食困难，如果先头部队不能迅速渡江，后续部队就不宜行军过速，否则会挤在一起，就地征粮和从后方运粮都较困难，他最担心的就是先遣兵团被长江所挡。白崇禧因二野、三野主力渡江后已打到浙赣线，威胁到了他的右翼，他不得不将据守武汉的部队往南撤退。

    白军的南撤，为肖劲光率领的先遣兵团乘虚渡江创造了条件。

    5月10日，林彪、萧克电令肖劲光和陈伯钧：

    由于沿江粮食困难和我军须争取今年年底占领两广，因此渡江行动须尽量提前，湖北全境之敌较北平之敌所多无几，湘赣两省之敌约等于天津守敌，我军兵力绝对优势，同时我华野、中野皆已南进，对敌威胁甚大，白崇禧已准备逐步南撤，因此你们先头两个军（共八个师的兵力）应争取提前到达江边，并极力争取先头部队即到立渡，后续部队陆续继渡。

    此时，先遣兵团司令部驻扎在豫鄂两省交界处的鸡公山，平汉铁路从山脚下通过。肖劲光住在离车站不远处的一栋雅致的小别墅里，当年吴佩孚下野后曾在此静观时局，以待东山再起。

    肖劲光接到野司电令后，即令各部向长江北岸推进，并伺机渡江。

    刘邓、陈粟大军发起渡江战役之后，白崇禧始终没有精力顾及武汉方面的军事，他一直在操纵李宗仁与蒋介石钩心斗角，蒋、桂的矛盾并不因解放军打过了长江而缓和，相反，有愈演愈烈之势。

    4月22日，蒋介石约李宗仁到杭州会晤，何应钦、张群、白崇禧亦赴杭与蒋、李共商对策。蒋、李的会晤，本是白崇禧力劝李宗仁对蒋“摊牌”促成的，可是老蒋非常狡猾，丝毫不提“出国交权”的事。白崇禧见天气不好，怕当天赶不回武汉，他将程思远拉到一边，叮嘱道：“天气不好，我要起飞了，否则今天赶不回武汉。你要提醒德公，今天会议最重要的一桩事，就是同蒋先生‘摊牌’。这意味着蒋先生不走开，德公就辞职，借此来对蒋先生施压。”

    白崇禧一走，李宗仁被蒋介石的表演迷惑了，忘了来杭的主要目的是逼蒋介石交权。蒋介石不仅不提出国的事，反而提出要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要李宗仁任副主席，完全摆出了重新出山的架势。

    李宗仁说：“我因和谈而任代总统，和谈失败了，请蒋先生复任总统之职。”

    蒋介石在政治上远比李宗仁老辣，他见李宗仁露出了“摊牌”的意思，马上作出“高姿态”，说：“无论和战，都由你负责，我将予以积极支持。”

    李宗仁一时未品出这句话的含意，待傍晚登机返宁，顿感老蒋不仅没有放弃权力的意思，而且要以“支持”李代总统的名义，积极干预军政事务。

    白崇禧到武汉后，将突出暴露在长江北岸的军队撤往南岸布防。他的战略意图是以西南为后方，以湘赣为前沿，全力保住两广，借美援重振军备。要实现这一目标，他手中的兵力显然不够，必须将上海、杭州的中央军汤恩伯等部由浙赣线西调，与他的桂系和粤系余汉谋部会合。

    可是老蒋对解放军渡江部队向浙赣线迅猛推进视而不见，一心部署他的淞沪防御战线。老蒋与“小诸葛”合不上拍，急得白崇禧在武汉跳脚。4月28日，程思远从桂林飞抵汉口，一到华中长官部便见白崇禧正在声嘶力竭地与蒋介石通电话，他要蒋介石将军队调往浙赣线布防，可是电话效果太差，任凭他喊破嗓门，对方仍听不清楚。

    白崇禧无可奈何地放下电话，对程思远说：“哎呀，德公怎么跑到桂林去了？”

    程思远解释道：“广州受CC系控制，德公去了也不能发挥作用，所以暂居桂林。他让你马上飞桂林商讨对策。”

    白崇禧明白政治大于军事的道理，政治问题不解决，他在武汉的军事行动毫无意义，于是下令驻汉口的军队开始渡江，并令各部按计划分批南撤。他怕解放军占领浙赣线后，从南面抄他的后路。

    4月29日，白崇禧与程思远飞往桂林，桂林正在下雨，飞机无法降落，只好转飞广州。

    行政院长何应钦一见白崇禧，便抱怨说：“德公身为国家元首，不到行都广州，而躲在桂林老家，成何体统嘛！”

    5月1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中常会”，决定派居正、阎锡山、李文范赴桂林劝驾，请白崇禧从旁规劝。

    次日，白与中央劝驾大员一同飞抵桂林。

    李宗仁拿出一份书面材料，对居正等说：“如果蒋先生不愿复职，就请各位劝他将台湾所存国家财富和美援军火运到广州，交政府支配，并请蒋出国考察，使政府得以行使其应有的职权。”

    “这本来就是我的意见，你在杭州没有当面跟他摊牌非常失策。”白崇禧接过书面材料，递给居正，“请各位将这份文书转交蒋先生。”

    5月3日，居正等与李宗仁、白崇禧谈话，在原则上同意那份书面材料的同时，居正要求将其改为《李代总统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委员谈话记录》。

    当日，居正等携《谈话记录》飞返广州。5月4日，何应钦派专机将那份《谈话记录》送给上海的蒋介石。

    5月5日，蒋介石复函何应钦，对要求他交出存台金银、美械问题，答复说：“库存金银，在职时已下令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与闻。美援军械之存储及分配，系国防部职责，引退之后无权过问，簿册罗列，亦可查核。”

    蒋介石对李宗仁要他出国，恼怒万分，信中说：

    若谓中不复职即应出国，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中许身革命四十余年，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领土，不信中竟无立足之地。

    在溪口时，曾对礼卿（吴忠信）兄言：“前次他们要我下野，我自可下野，现在若复逼我出国亡命，我不能忍受此悲惨的境遇。”今日所怀，亦复如此。

    且在过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碍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谈失败，又贾我掣政府之罪，强我出国，并赋我以对外求援之责。如果将来外援不至，中又将负妨害外交，牵制政府之咎，国内既不许立足，国外亦无法容身，中亦一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

    今日国难益急，而德邻兄与中隔膜至此，诚非始料所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唯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

    5月6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常会，决定派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为“迎李专使”，当日携蒋介石的那封信飞赴桂林。

    李宗仁看了蒋介石的信没有马上表态，而是首先征求白崇禧的意见。

    “‘遁世远引’是什么意思？值得推敲。”白崇禧分析道，“蒋先生并非不想出山，他所以愿意下野，是想争取时间，以备卷土重来。德公早日去广州负责，就可防止蒋委员长东山再起。”

    李宗仁听了这话，遂决定赴广州去继续当代总统。

    正当白崇禧在广州协助李宗仁与蒋介石斗法之时，武昌的局势比半月之前严峻得多，四野已逼近江边，而白崇禧的长江防线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他只好一面虚张声势“保卫武汉”，一面暗中部署南逃。

    夜渡长江

    白崇禧电令在武昌的华中军政长官部，迅速拟订一个南撤的计划，从5月10日开始，按第7军、第19兵团、第58军的序列沿粤汉铁路南撤，15日撤退完毕。

    5月14日，四野第43军在洪学智、赖传珠的率领下一路连克团风、黄冈、兰溪、浠水、蕲春，抵达长江岸边。当时，江边的船只都被国民党军队拖到南岸去了。

    第43军第128师第283团于14日下午抵达江边的几个渔村，团长孙干卿举起望远镜，对岸的黄石港看得一清二楚。他正为搜寻不到船只发愁，没料到好事找上门来了。傍晚有只小船从黄石港过来了，上面坐着两名穿军官制服的人。

    一上岸，他俩就说：“解放军同志，我们是来联系起义的，快带我们去见你们的长官。”

    孙干卿亲自询问得知，来者是黄石港守军第305师第915团的张副官和李副官，奉郭团长之命前来接洽起义。

    “你们郭团长要求起义，有什么要求和条件？”孙团长问。

    “具体条件我们不知道，郭团长要求贵军派代表过江谈判。”

    正在这时，第15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巡视至此，孙团长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作了汇报。洪学智果断地说：“不管是真是假，都要派人过江去谈判，抓住机会宣传我军政策，争取他们起义。”

    接着洪学智亲自找张、李两副官谈话：“郭团长派你们来联系起义，我代表兵团全体指战员对你们高举义旗、弃暗投明表示欢迎。”

    两位副官一看洪学智的派头就知道是解放军的大官，连忙点头哈腰。

    孙团长在一旁说：“这是我们兵团洪司令。”

    二人一听是兵团司令，条件反射般两脚一并，将腰板挺得笔直。

    “请转告郭团长，我马上派人随你们一同过江。你们起义当然好，不起义我军也要打过去。我们四野先遣兵团已抵达长江北岸，势不可当，何去何从，请你们作出明智的选择。”

    洪学智说完，让通信员将两位副官请到另一间屋里。孙团长将通信参谋张志诚唤来，对洪学智说：“军长，我们考虑派张志诚过江去谈判，请您最后决定。”

    洪学智是第43军的老军长，部下仍叫他“军长”。

    洪学智朝张志诚打量一番：“你很年轻嘛，能行吗？”

    张志诚很有信心地说：“报告军长，我保证完成任务，请首长放心！”

    洪学智笑道：“好！就派你过江，另派一位通信员保护你。你的任务是：第一，宣传我军政策，争取他们起义，并组织起义部队加强对大冶、石灰窑方向的警戒，同时掩护我军渡江。第二，要组织起义部队护船、押船过江，以接应我军过江。第三，要灵活机智处理突发事件，如起义遭敌镇压，你要督促郭团长坚守阵地。将船押往江北是头等大事，没船我军无法渡江，这一点你必须牢牢记住。”

    洪学智稍顿片刻，提醒道：“现在还不能断定敌人是否真的起义，起义的可能是存在的。同时也不能不防有假起义的可能性，把我们的谈判代表骗过江，逼你说出我军的机密。”

    “请首长放心，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保守秘密的。”张志诚道。

    洪学智拍了拍张志诚的肩膀，亲切地说：“你肩负重任，组织信任你。你过江后对郭团长说你是军部参谋，奉兵团司令命令过江谈判。说我军有水陆两用坦克，有舟桥部队，还有远射程大炮，过江不成问题。只因对方要求起义，所以我军只好等待你们的行动，希望黄石港能和平回到人民手中。”

    洪学智交代完毕，与张志诚和通信员小赵握手道别：“祝你们胜利归来！”

    张参谋和小赵随两名副官乘小船向江南划去。张副官说：“张参谋，你小小年纪敢跟我们过江，不害怕吗？”

    张志诚回头一指：“你看！”两位副官回头一看，只见北岸人影幢幢，大部队正源源不断拥向江边。

    “我有千军万马作后盾，四野的部队可不是浪得虚名，我们有水陆两用坦克，有舟桥部队，还有远程加农炮，如果你们不起义，我们就马上开炮强渡！”张志诚朗声笑道，“我相信你们起义的诚意，我是被你们邀请过江的，有什么可怕的？”

    张副官听了这话，对李副官说：“解放军装备精良，干部年轻有为，可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

    过江的谈判非常顺利，同时国民党军第913团也要求参加起义。张志诚和第913团马团长谈判之后一同乘小船返回江北，洪学智和赖传珠等首长在江边的一幢民房里正焦急地等待消息。

    又多了一个团要求起义，洪、赖二人喜出望外，立即满足了马团长的起义要求。

    马团长随即乘小船返抵南岸，凌晨3时，第一批渡船从黄石港起航，有汽船一艘，大小帆船十几艘。

    四野第一支部队于5月15日凌晨3点多钟渡过了长江，一枪未发便占领了黄石港，从而撕裂了白崇禧的江防阵线。

    鄂南起义

    四野抵达长江北岸，即将发起渡江作战的消息使白崇禧在广州再也待不下去了。5月13日清晨，白崇禧匆匆辞别李宗仁，登机飞赴武昌。

    他一回到武昌红楼总部，武汉警备司令兼第58军军长鲁道源立即附在他耳边嘀咕起来。白崇禧一听惊得头发倒竖，第19兵团要叛变！

    第19兵团当时驻扎在长江南岸武昌至嘉鱼一线，控制了粤汉铁路北段，是武昌驻军南撤的必经之地，兵团司令张轸曾在1948年底受白崇禧委托，与刘伯承部秘密和谈，并积极参与白崇禧“逼蒋下野”的活动。

    白崇禧以为张轸与中共的联系是受他指派，事实上白本人也一直与中共有秘密联系，如刘仲容就是白派驻北平的“特使”，这在那个动乱年代属正常现象，各地方军阀为了自己的利益常常暗中与中共联络。但是，这种事情是有一定限度的，张轸是否会越轨“叛乱”，白崇禧还不能断定。他立即打电话给张轸兵团第127军军长赵子立，探问虚实。

    赵子立是个顽固的反共分子，他对张轸的起义内情是清楚的，张轸多次拉他参与起义，均被拒绝，但赵子立是张轸扶植起来的将领，“义气”二字使他不至于主动告密、出卖上司。白崇禧在电话里一追问，他就慌了，支支吾吾了半天。白崇禧立即判断出张轸确实出了问题。

    白崇禧下令正在南撤的桂系第7军停驻于贺胜桥，做好战斗准备，听候他镇压张轸兵团的指令。

    第7军是桂系的王牌，其战斗力不在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下，李宗仁、白崇禧就是依仗该军起家的，一直是桂系看家的本钱。第7军在北伐战争中战功卓著，有“钢军”之称。张轸兵团是由地方部队刚刚改编而成的，战斗力较弱，如果打起来，肯定不是第7军的对手。但是在四野大军压境之时，白崇禧是不会打出王牌，在内耗中亏掉血本的，他首先想到的是“智取张轸”。

    白崇禧以点验为名，下令第19兵团集中，企图以第7军加以包围而胁迫南撤。张轸当时只想到白崇禧让部队“集中点验”，目的是要他率部南撤，而他已经派人过江与解放军联系，准备起义，并接应四野部队过江。他以集中场地难寻为由，要求改为部队沿铁路线摆开，让白崇禧前来检阅。

    白崇禧为了稳住张轸，冒险乘铁甲车沿铁路线匆匆检阅了一番。随后他打电话给张轸，让张来总部会商军务。此时，张轸派往江北与四野联络的人尚未返回，在没有得到解放军方面的指示之前还不能贸然起义，于是决定到武昌去见白崇禧。

    师长涂建堂劝阻道：“起义在即，张司令不便亲赴武昌，以免遭遇不测。我来兵团部时，沿途见第7军的部队轻装南开，机枪卸去了枪衣，行动十分可疑。”

    张轸说：“江北还没消息，起义为时尚早，不去武昌赴会恐白生疑，反而对起义不利。”

    第128军军长辛少亭说：“这个时候到武昌开会，准没好会，司令官还是不要去了。”

    张轸笑着安慰部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肯定是商量撤退。你们放心，白崇禧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5月14日上午，张轸乘吉普车从贺胜桥出发，去武昌总部开会。

    白崇禧一见张轸，就拿出一份电文，说：“这是参谋总长顾祝同来的，你看吧！”

    张轸接过电报，心里叫苦不迭，上面写着：“据密报，张轸勾结共匪，图谋叛反，请将师长以上军官扣押送广州，从严法办，所部就地解散。”

    张轸毕竟是经过不少风雨的老将，马上就镇静下来，生气地说：“哼！押送广州从严法办，去他妈的！我勾结共匪可是你白长官的命令，难道你信不过我？”

    白崇禧想骗张轸将师以上军官叫来，假惺惺地说：“如果不相信你，就不会让你看电文。这件事先别管它，我会妥善处理的。我们马上要南撤，上面命令恢复河南省政府，建立豫鄂两省游击区。你把师长以上军官叫来开会，看谁愿意回去打游击，可以委任他为省主席兼游击区指挥官。”

    张轸说：“哪能都来，总得留个看门的吧！”

    “你就在这里给军、师长们打电话。”白崇禧说，“今天晚上你就不必回去了，住在我这里，我们再作长夜之谈。”

    张轸心想：好家伙，你想一网打尽啦！

    “我服从命令，不过我兵团驻汉办事处的人都知道我今天到了武昌，不少人都等着我去处理事情。再说，办事处有直通电话，我可以直接通知军、师长来开会。我去一趟，至多一个钟头就可以回来。我也很想跟你彻夜长谈。”

    白崇禧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怕张轸翻脸不跟军、师长们通电话，这边将张轸一扣留，那边恐怕就提前“叛乱”了，于是故意不捅破那层窗户纸，使了个欲擒故纵之计，让张轸回办事处打电话。

    “好吧！你快去快回。”白崇禧微笑道，“我相信你不会使我失望。”

    张轸一出总部，坐上吉普车就直奔金口，飞也似的逃出武昌。

    白崇禧打电话给特务机关，令其严密监视第19兵团驻汉办事处。可是张轸压根儿就没去办事处。

    金口是长江南岸的一个重要渡口，第19兵团的一个师部设在那里。张轸的吉普车在长江大堤上飞驰，卷起漫天尘土。师长鲍汝澧用望远镜一看，见兵团司令官坐在上面，顿时明白出事了。

    张轸一下车，立即用电话通知几位心腹将领到金口开会共商起义大计。这时，第7军突然包围了贺胜桥第19兵团司令部，强迫兵团部和5个直属营缴械，并将公私财物抢劫一空。张轸积蓄的几千两黄金和一万多块银元被桂系全部洗劫。

    此时张轸才理清头绪，在他赴武昌开会的同时，白崇禧就已经向第7军下达了袭击贺胜桥兵团部和第127军军部的指令。

    第127军军长赵子立本来就反对起义，第7军的到来使他腰板撑得更直，他乘机下令全军向南撤，有两个师执行了南撤的命令，第309师师长涂建堂是起义行动的积极参与者，该师拒绝了南撤的命令。

    白崇禧下令第7军袭击兵团部，抢劫财物，要挟第127军南撤。这一连串的行动使张轸大为光火，他用电话要通白崇禧，将“小诸葛”大骂了一顿。

    第7军解决兵团部和第127军军部之后，又向驻山坡的第128军军部进袭。幸好该军已接到向金口靠拢的命令，他们一面警戒，一面向金口撤退。

    张轸在等待军、师长赴会的同时，对部队作了调整，令辛少亭的两个师向金口靠拢，并在马鞍山设防以阻击桂军的进攻。

    夜幕降临后，张轸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将武昌脱险的经过以及兵团部遭到袭击和赵子立率部南撤等情况述说一遍。与会将领义愤填膺，大骂白崇禧这只老狐狸手段太辣。

    张轸决定提前起义，各将领均表赞同，唯独立师师长张旭东哭丧着脸，说：“我过去杀共产党员太多，怕遭清算，我本人不参加起义，也不妨碍你们起义，让我回去取行李单独走吧。”

    辛少亭在张轸耳边轻声提醒道：“不能放他回去，他一回去恐怕会拉走队伍。”

    可是张轸是位忠厚长者，经不起张旭东苦苦哀求，他让张旭东做了个“不拉走队伍”的口头保证后，就放张走了。

    张旭东一回到师部立刻翻脸，把他那个师全部拉走了，还将会议内容向白崇禧告了密。

    白崇禧听到张轸起义的消息惊恐万状，后悔未果断扣押张轸，“上了老家伙假仁假义的当”。他立即下令第7军派两个团向马鞍山进攻，掩护其他部队迅速南撤。

    5月15日拂晓，张轸的两个师在马鞍山与桂系两个团发生激战，桂系另一部亦向金口佯攻。

    白崇禧在天亮时，被另一个消息惊得目瞪口呆—四野一部从黄石港附近渡过了长江！

    再不走就会被截断后路，白崇禧紧急部署南逃，他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向张轸的部队保持进攻势头，让张轸只有招架之功，无暇阻止白部南逃。

    张轸派往江北联系起义的人此时返回金口，告以解放军同意张轸的起义要求。张轸随即以“中国人民解放军55555部队”的代号发表了起义通令，正式宣布起义。

    当日下午，白崇禧从武昌登机仓皇南逃。此时，他的主力部队基本上通过了张轸兵团原来的防区，只有少量非正规部队被张轸起义部队截住。

    5月16日下午，四野先遣部队在肖劲光、陈伯钧的率领下解放汉口，次日渡江解放武昌。华中地区最大的城市武汉未经激烈战斗，顺利回到了人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