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至十月

    延安 重庆 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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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披着烽火硝烟走进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在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上重重地踏了一脚，仿佛总结性地为自己画了一个阶段性的句号——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惊叹号！

    这一天，在太行山深处一个名叫赤岸的小村子里，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张参谋正值夜班，电话铃骤然响起。他抓起电话，一时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接连问了三遍“什么”之后，又反问：“你……你说什么？日本投降啦？！你是不是做梦……”

    “这个梦老子做了八年啦！可今天这个，是延安的通知！”电话里的声音如同炸雷。

    身上曾被日本人的子弹穿过三个窟窿的张参谋扔了电话，好像格斗场上奋力厮杀的勇士突然间失去了对手，满屋子转了好几圈，才抄起一只黄铜洗脸盆冲到院子里。

    星斗满天，残月西沉。静谧的夏夜，清漳河水的潺潺低语伴着人们熟睡的鼾声，黄铜脸盆惊天动地响了起来——

    “日本投降啦！日本投降啦！”

    熟睡的人们猛然跃起，不约而同地抓起枕边的长短武器。

    “快！有情况！日本狼来了！”

    “在哪儿？日本狼在哪儿？！”

    望着呼啦啦拥到院子里的同志们，张参谋憋足气力喊了一声：“同志们！日本狼再不敢来了！日本投降啦！”

    转眼间，长枪、短枪换成了铜锣、铁盆、油桶、破锅，一齐敲打起来；抓不到响器的人们返身跑回屋里，撕开棉被、棉袄，掏出棉絮扎成火把；更有人情急之中拽下匣子枪上的红绸布，蹦蹦跳跳扭起了大秧歌……

    太行山沸腾了！人们手舞足蹈，热泪盈眶，狂欢起来。欢呼声、口号声、歌唱声，一浪高过一浪；锣鼓声、军号声、唢呐声，一波赶着一波。火炬、马灯、手电筒追逐着狂欢的声浪，火龙一般上下腾舞，把曲曲弯弯的清漳河映成了一道光明的霓虹。

    此时，西北高原的延安在沸腾！四川盆地的重庆在沸腾！

    此时，整个中国都在沸腾！

    举国上下，大江南北，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人人兴高采烈，个个奔走相告：抗战胜利了！和平来到了！

    胜利，和平，多么动人的字眼。

    在八年抗战的漫漫长夜里，中国人曾像盼星星、盼月亮那样地盼望胜利。现在，胜利已经到来，人们又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望着灾难深重的祖国从此走向和平。

    然而，人们脸上欢庆胜利的泪水尚未擦干，中国的天空中又出现了内战的阴云。

    八月十六日，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还是在太行山那个名叫赤岸的小村庄里，还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的那个张参谋值班接的电话：“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按照蒋介石的密令，派其第八集团军副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领第十九军、第六十一军的主力四个步兵师及一个挺进纵队，从临汾、浮山、翼城侵入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腹地——上党地区！”

    继而，在短短的几天里——

    襄垣告急！潞城告急！长治告急！壶关告急！

    整个晋东南陷入战争的危急之中！人们在焦灼中，将目光投向国共两党的政治中心——重庆和延安。

    重庆。上清寺蒋介石的官邸与街头巷尾欢庆胜利的气氛形成强烈反差，显得十分抑郁。

    匆匆到来的抗战胜利，使蒋介石有些措手不及。抗战八年，他的几百万军队大部分撤到所谓“大后方”的西南一隅，而广袤的日寇占领区却大都处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和进攻之中。此种形势若不改变，那么，日本人的投降只不过加速了中国的赤化进程。用不了多长时间，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乃至整个中国都将成为共产党的天下。

    为了改变力不从心、鞭长莫及的现状，早在八月十一日他就接连下达了三道命令，让他的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抢占果实；而令共产党的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目的就是争取时间和空间上的主动。在空间上，他可以依赖美国的现代化运载工具，从地面、空中、海上齐头并进，缩短大西南与全国各地的距离；而在争取时间的问题上，他更是情急生智，拟就了一份发给毛泽东的电报：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他推测毛泽东是不敢应邀到重庆来的——不来当然最好，共产党拒绝谈判，破坏和平，那么下面的文章他就好做了。即使毛泽东斗胆如约前来，那也很好，他正好借谈判之机调兵遣将，以缓兵之计争取时间，让各路大军如期到达指定位置，抢占战略要地，先将共军分割包围于狭小地域，待日后收拾起来也就易如小烹了。

    为了这个一箭双雕的高明之策，蒋介石神采飞扬，挥笔在日记中写道：唯有虔诚感谢上帝赐给我的伟大恩典和智慧。

    延安。从不相信上帝的毛泽东此刻正站在西北高原，站在这块因孕育了人类而与上帝共处于同一等高线的黄土坡上，俯视和洞察着蒋介石的一言一行。他把抗战胜利的果实比作桃树上结的桃子，那么桃子该由谁来摘呢？他一句话便道出了再朴素不过的真理：“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是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峨眉山上一担水也没挑，却把手伸得长长的要摘桃子，这自然是不行的。”

    早在苏军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的当天，毛泽东就在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同时预言，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仅不会让人民取得胜利果实，而且会阻止人民军队受降，进而还会向人民军队进攻。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准备。

    果然，蒋介石“摘桃子”的文武闹剧紧锣密鼓，一幕幕地上演了。对此，毛泽东又以他那湖南汉子的辣椒性格回答了四个字——针锋相对！他说：“蒋介石对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同时告诫全党：“全国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早一点，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

    针对蒋介石的三道“禁令”，毛泽东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了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的一系列命令，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和全体人民武装迅速前进，收缴敌人武器，接受日军投降。针对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军和挑衅，毛泽东号召各解放区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一切来犯者。而对于蒋介石接二连三发出的“谈判邀请”，毛泽东权衡利弊之后，毅然应允，决定飞赴重庆，一则争取全国民众，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在国际国内舆论上赢得主动；二则尽一切可能延缓战争爆发，争取实现和平。

    当时，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刚刚结束，各解放区的首脑和将领云集延安。人们对时局的日趋紧张表示极大的忧虑，更对毛泽东亲赴重庆的安全问题表示出莫大的担忧。许多人听到消息后说：“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点着了一把火，又沉重又焦急，通夜不能入睡。”

    毛泽东笑着说：“蒋介石那样热情，一而再、再而三地邀我去做客。我若不去就会失掉人心，正中蒋介石的诡计。此去重庆，若谈成了，对人民有利，对中国的和平建设有利；万一谈不成，蒋介石把我扣起来做人质，他坚持内战的嘴脸便暴露无遗。最坏的情况无非像历史上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如果真是那样，大家就要像于谦那样，针锋相对，坚决斗争！”

    对于晋东南上党地区由国民党一手点燃的烽烟，毛泽东尤为关注，临行前对刘伯承、邓小平等人交代：“我们的原则是针锋相对，或谓以谈对谈，以打对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阎锡山要占上党那个洗脚盆，那么，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也越好。”

    于是，在和谈的烟幕下，一道道进军的命令从重庆的上清寺发出。

    于是，为了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一封封自卫反击的电报从延安的枣园飞向各解放区。

    一场规模空前的调兵遣将开始了。

    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民解放战争，就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在那个被毛泽东戏称为“洗脚盆”的上党地区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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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党，东临太行，西倚太岳，南眺中岳，北望系舟、五台，群山环抱，峰峦排空，与天同党，故谓之上党。自殷商至秦王置郡，上党辖地几经变迁，时而包括整个晋东南地区，时而只辖部分县镇，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属地扩大为长治周围的十六个县。十六个县珠落玉盘般地遍布在崇山峻岭之间的盆地里，水土肥美，物产丰富，交通方便，成为重要的经济贸易中心和兵家必争之地。

    “七七事变”之后，人称“山西王”的阎锡山一步步退至黄河以西，上党便成了八路军坚守抗战的地区。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一二九师东渡黄河，在这里浴血奋战，建立了以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抗日根据地为中心，西起同蒲路，东抵津浦路，北接正太、石德路，南至黄河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抗战胜利时，晋冀鲁豫解放区已控制城市八十多座，拥有人口二千四百万，军队近三十万，民兵四十万，成为全国七大解放区之一。仅一九四五年春、夏两季对日攻势作战，晋冀鲁豫部队就进行了大小战斗二千三百余次，攻克日伪据点二千八百多个，收复县城二十八座，歼敌三万七千八百余人。

    “千百万人的血是不能白流的！”

    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的鼻尖上顶着豆大的汗珠，嘴角拱起紫亮的燎泡，一拳砸在晋东南三百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

    地图上，一个个箭头蛇芯般地吐向以长治为中心的上党地区。短短的几天，抗战八年日军多次出兵未能全部占领的上党，一个又一个的县城却在举国欢庆抗战胜利的日子里，被阎军强占。

    面对突发的事变和严峻的现实，李达五内俱焚，眼里蹿着火苗。这位自一二九师成立就跟随刘伯承、邓小平转战太行，于抗日烽火中创立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关东汉子，对晋东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比对他的老家还要熟悉。他能如数家珍一样扳着手指道出那里发生的每一次战斗，他能像种田的老把式讲述如何犁地、如何播种、如何施肥一样讲述每一次战斗的谋略部署、组织实施和进展结果，也能像述说家谱一样讲出每一次战斗所付出的代价以及牺牲的指战员的姓名。至于那些战斗毙伤敌伪、缴获武器的数字，他更是脱口而出，绝不会有半点出入。然而今天，一贯以缜密沉稳而著称的李达却有些把握不住方寸了。

    在战火硝烟中闯荡了近二十个春秋，打仗对于李达已是家常便饭。他不怕局势的险恶，不怕敌情的严峻，眼下令他坐卧不安急火攻心的是部队的现状。

    长期的抗战，特别是春夏两季展开的大规模攻势作战，使部队消耗很大，一时来不及补充，不少战士只有几发子弹，有的甚至还在使用大刀长矛。当然，八年抗战，共产党的部队就是唱着“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打败日本鬼子的。他李达毫不怀疑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的积极性，他相信国民党会比日本人更积极地给他“送”来大批的武器装备。

    真正令他感到焦心的是“孤独”。面临即将爆发的大战，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两位统帅刘伯承、邓小平远在延安，薄一波、张际春等党政领导远在延安，陈赓、杨得志、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等一大批将领同样远在延安。留在太行前线的只有他一个“独角儿”，可怎么唱好这一台“大戏”呢？

    一封封催着刘邓速回太行指挥作战的急电发往延安，却迟迟没有准确回音。

    李达猜想中央肯定在作重大决策，于是再拟电报表达急切的心情：

    ……组织大军与指挥强大野战军，急需主要干部，请带陈锡联等同志回太行。

    八月二十四日，刘邓的回电终于来了，电报说他们将于二十五日返回太行。望眼欲穿的李达收到电报，反倒不敢相信了。延安距太行千里之遥，一夜之间到达，岂不成了天方夜谭？

    四十多年后，当年二野的军政处长杨国宇对笔者说：“这件事说出来，会吓你一大跳！八月二十五日那天，刘邓首长是乘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DC-9飞回太行的。同机到达太行的还有薄一波、陈毅、聂荣臻、林彪、陈赓、陈锡联、陈再道、张际春、滕代远、杨得志、肖劲光、邓华、邓克明、宋时轮、李天佑、王近山……近一半的中共将领乘坐这架飞机飞抵太行，而后转赴华东、中原、华北、东北前线。美国人做梦也没想到，他在为蒋介石运兵的同时，却帮毛泽东遣了将。如果当年杜鲁门总统知道了这件事，肯定会懊悔得抽自己的嘴巴。”

    后来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一纵司令员的杨得志也是乘这架飞机返回太行的，他的回忆更加详细生动：

    “八月二十四日夜间，我接到第二天上午九点前到延安东关机场的命令。命令让我一个人去，连参谋和警卫人员都不许带，也不准其他同志去送行。

    “延安的东关机场我是去过的，但坐飞机却是有生以来的头一次。到机场前，我不知道还有哪些同志一起去前线。到机场后，首先看到杨尚昆同志，还有黄华同志；不一会儿，看到刘帅来了，陈老总来了，邓小平也来了……杨尚昆同志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大家便开始登机。

    “黄华同志告诉我们，这是一架美国的DC型飞机，又叫道格拉斯运输机，是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每周六或半个月在西安和延安之间往返一次，为观察组运送东西。这次是专供我们使用的。当然，这些美国人不知道乘坐这架飞机的都是些什么人，也许以为我们这些‘土八路’在搭他那架破飞机开开洋荤吧！

    “飞机是绿色的，有两个螺旋桨，舱门很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飞机的大门关不严，起飞时螺旋桨还得靠人推动。

    “在飞机上坐定后，我才看清了全部同机人员……看到在这样一架极普通的飞机中，集结了我们党这样多的高级党政领导和军事指挥员，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有些紧张。这除了说明任务的急迫，也表现了党中央领导人非凡的胆略。

    “若干年后黄华同志说，他事先不知道这次行动。因为他当时负责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联络工作，每次飞机抵离延安都要到机场去。那天到机场看到这么多负责的同志，心里有些紧张，担心飞行中万一出现什么情况，我们的负责同志与美军驾驶员语言不通，无法对话，那是很危险的。他向杨尚昆同志提出随机行动，得到杨尚昆同志批准后，他才登机随行的。

    “九点多钟，飞机的螺旋桨转动，开始在东关机场凹凸不平的跑道上滑行。不一会儿，大地下沉，飞机起飞了。

    “飞行了大约四五个小时，发现地面有火把、烟雾，黄华同志说，‘请首长们注意，很快就要降落了。’”

    “飞机落地后，我才发现，这就是晋东南黎城县的长凝临时机场，我们已经从延安飞回了太行前线！”

    李达得到刘邓首长乘飞机回来的确切消息后，立即派出一个骑兵排到机场迎接。

    所谓的长凝机场，其实就是一片天然的开阔地。一年前，美国援华飞行队的B-26型飞机被日军击伤，坠落在附近的一个山沟里。飞行员获救后，由一二九师的骑兵排护送到师部。途中经过长凝附近的这片开阔地，他们惊讶地说：“啊！你们八路军的根据地太伟大啦！竟然还有一个秘密机场！如果事先知道，我们的飞机迫降到这里，就不会出事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从此，李达就有意识地让部队在这片空地上出操、跑步，把它踏得平平的，打算一旦八路军有了自己的飞机，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没想到这太行山的第一个简易机场，却让第一次坐飞机的刘邓首长剪了彩，为解放战争第一仗的胜利立了第一功。

    大战将临的气氛笼罩了小小的赤岸村。

    作战室里，刘伯承手握话筒与李达通话。此时的李达已经身临前线。他在得知刘邓首长返回的消息后，心里一下子踏实了，布置好迎接的事宜，便动身赶赴武乡县的新城——段村前线，准备为上党战役开个好头。

    经过一个昼夜的激战，太行部队已经攻下县城，肃清了敌伪，正准备乘胜挥师南下，攻打襄垣城。

    “好！”刘伯承听了李达的扼要汇报，用洪钟般的声音命令道，“坚决把襄垣拿下来，作为太行军区部队屯兵之地！准备会合太岳、冀南部队，发起上党战役！”

    说罢，刘伯承走到地图下，手指平汉、同蒲、陇海、津浦四条铁路：“蒋介石的军队沿四条铁路开进，伸出四个爪子向我们扑来了。我们要守住大门，保卫华北解放区，掩护我东北解放军作战。平汉、同蒲是我们作战的主要方向，但现在阎锡山侵占了我上党六城，在我们背上插了一把刀子，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芒刺在背啊！不拔掉这把刀子，心腹之患未除，我们怎么放得下心分兵平汉、同蒲去守大门呢？因此，上党战役不但一定要打，而且打则必胜！”

    邓小平接道：“上党战役的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到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绝不能让他抢走！”

    刘伯承摘下眼镜，认真地擦着：“和蒋介石打了多年的交道，我们是了解他的。这个人有时吃硬不吃软，你越软他越欺负你，有时你顶他几下，他反倒收敛一点。我们面前的形势正像邓政委说的那样，人民的胜利果实，必须用战斗来保卫。也可以这样说，我们这里的仗打得越好，毛主席在谈判桌上说话就越有力量！”

    “对。”邓小平走到地图前，“此役大体可分为一个序幕三个阶段。序幕就是李达同志正在指挥的收复襄垣之战。第一阶段是夺城打援，首先夺取屯留、长子和潞城，吸引长治之敌出援，在野外将其歼灭；第二阶段是围城打援，所围之城，当然是上党的心脏——长治；第三阶段是——”

    “攻城歼敌！”薄一波见邓小平的双手在长治周围用力合拢，禁不住说道，“邓政委此计不同凡响！”

    邓小平笑笑，点燃一支香烟：“我有什么不同凡响？还不是刘师长的独有风格？”

    刘伯承也笑了：“攻其所必救，歼其来救者——这本是古人的发明，我可不敢居功。只是我常用此计，而敌人仍然不接受教训，总是要自己往圈套里面钻，这才让人难以捉摸呢！”

    八月二十九日，晋冀鲁豫军区作出战略部署，并去电请示中央军委。八月三十一日，中央军委回电，同意刘邓部署：

    ……阎部一万六千人占我长治周围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歼灭之。

    九月七日，刘伯承、邓小平联合签发《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一号命令》。十日凌晨二时，上党战役正式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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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日的重庆如同一座火炉，而正在那里进行的国共两党谈判却处在如霜的季节，陷入了僵局。

    毛泽东是八月二十八日飞抵重庆的。当晚，蒋介石便在歌乐山南麓那个峰峦叠嶂、曲径通幽，有着郁郁葱葱的古柏苍松的“林园”为毛泽东接风洗尘。重庆各大报用号外或特刊的形式，报道了那个令国人激动了一夜的消息：

    蒋主席举行盛宴欢迎毛泽东先生。席间，蒋主席和毛先生相继致辞，并几次举杯互祝健康，空气甚为愉快。

    然而，第二天正式商谈一开始，晚宴时的温文尔雅、轻松愉快便被针尖麦芒、唇枪舌剑所替代。国共两党关系中的重大问题由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直接商谈；具体问题由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方面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进行谈判。

    由于蒋介石匆忙之中拿不出具体方案，毛泽东开诚布公地说：“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内战真正结束，永久的和平能够实现……”

    毛泽东的话还未说完，蒋介石脸上的笑容立时消失了，手一摆，打断道：“中国没有内战！”既然中国不存在内战，那么，这次专为避免内战、实现和平而进行的谈判还有什么意义和必要呢？

    毛泽东十分清楚，这是蒋介石的老调重弹。多少年来，蒋介石从未承认过中国有内战，挂在他嘴边的是，中国只有“剿匪”或“剿共”。照此逻辑，只能说明蒋介石的顽固立场丝毫没有改变。

    毛泽东的脸上掠过一丝愤懑和轻蔑的笑，反唇相讥道：“要说中国没有内战，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根本不符合事实，即使三岁的娃娃也不会相信。”接着，他扳起手指，历数了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战时期的大量事实，证明了内战不但在中国存在，而且从未停止过。

    毛泽东的话，将人们的思绪带入了血雨腥风的一九二七年。那时，由于蒋介石的叛变，使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一时间，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走一个”的灭绝人性的口号甚嚣尘上。从此，国共兵戎相见，血流成河……

    一九三四年十月，蒋介石率领大军在江西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得手，国民党中央社将之作为特大喜讯以蒋介石的口吻报道：“朱毛匪酋在瑞金溃败后，从赣南向湘粤桂边界流窜。”并悬赏二十五万块光洋，要买毛泽东那颗人头。

    最让蒋介石得意和晦气的日子是一九三六年的冬季。红军经过“流窜”到达陕北，已由国民党“围剿”前的三十万之众锐减为不足三万人。蒋介石亲临古城西安，召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一大批将领，部署他的嫡系与精锐部队三十多万，并调遣一百多架刚刚从意大利购进的作战飞机，准备对陕北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用蒋介石自己的话说，这是对共匪的最后一战。

    然而事与愿违，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破坏了他眼看就要完成的“剿共”大业，致使那次已经点燃的“最后一战”归于流产。“中共借国难以自大！”蒋介石扼腕长叹。八年抗战，中共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得到大的发展，以致作为蒋介石盟友的美国人，也在抗战胜利前后要蒋介石与中共组成联合政府。

    往事如烟，昨日的夙敌成了今天的座上宾客和谈判对手。须臾之间，蒋介石仿佛觉得历史在不断地反复。他仔细看了一眼毛泽东，还是十八年前在大革命中担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时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不过目光更加深邃了，仿佛能够洞悉他的内心世界。

    面对毛泽东列举的如山铁证，蒋介石无言以对，只得尴尬地另找话题。毛泽东从容地阐述了中共对两党谈判的原则性意见。

    蒋介石阴着脸听完，冷笑了一声：“十几年不见，没想到你毛润之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可惜我这里没有这么多东西，恐怕满足不了你的胃口哇！”

    第一次交锋，便是短兵相接，这无疑给刚刚揭幕的谈判罩上了一层阴影。毛泽东由此证实了自己的判断，蒋介石连最起码的事实都不承认，他对谈判能有什么诚意？蒋介石也从初次的较量中明白，要压服毛泽东妥协，看来困难重重。

    在日后的谈判中，尽管中共出于和平的愿望，做了种种让步，但蒋介石却没有丝毫的礼让。他留给中共的只有通往陷阱的一条路，那就是完全放弃军队和解放区，使国民党政府的军令、政令获得完全的统一。谈判因此于九月中旬陷于停顿。

    蒋介石“叫板”了，他对周恩来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个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

    毛泽东听罢一笑，当面告诉蒋介石：“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

    蒋介石敢于“叫板”，是因为二十多天的“谈判”时间，使他做了大量的准备，自认为可以采用强硬态度了。

    九月四日，蒋介石派飞机赴太原，给正在进犯上党的阎锡山送去了一九三三年由他亲自主编的绝密《剿匪手本》，并附以此次印发的亲笔按语，作为督战密令：

    此次剿匪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赏，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匪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

    内战的号角就这样被蒋介石薄薄的嘴唇吹响了。以军事力量对比的绝对优势，他坚信强大的国军无坚不摧。只要在军事上占据有利位置，未来的前途只有两个——要么迫使中共在谈判桌上屈服；要么以武力打垮中共。

    而毛泽东之所以敢于从容笑对，是因为他没来重庆之前就料到了蒋介石的如许伎俩，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这就是“针锋相对”“以谈对谈，以打对打”“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所以，当接到刘邓关于上党战役的电报后，毛泽东当即复电：“同意刘邓作战方案。”且极为干脆地说，“打得越狠越好！”

    如果说蒋介石对未来前途的估计有两个，那么毛泽东的信条只有一个，那就是：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同样得不到！因而，此刻——蒋介石寄希望于上党；毛泽东也寄希望于上党。

    上党，作为重庆谈判的重要砝码，成了国共两党关注的焦点。

    处于焦点中的上党战役，正在进入攻坚阶段。

    自九月十日战斗打响，短短的十余天时间，太行、太岳、冀南纵队已经攻占了屯留、潞城、长子、壶关等五座县城，扫清了长治外围据点，歼敌七千余人，切断了长治与太原、平遥的联系，将阎军史泽波部万余人团团包围于长治一隅。

    九月二十七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布《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六号命令》，决定对长治发起总攻。

    长治为上党地区的首府，原是日军的一个重点设防城市，城墙高约三丈，城外壕沟纵横，碉堡林立，工事坚固，加之连日大雨，道路泥泞，部队运动困难。开战以来连续五易指挥位置，足迹遍及长治四周的刘伯承、邓小平据情决定，由东、南、西三面攻城，虚留北关，诱敌突围，于野战中歼灭之。

    一切按照预想顺利展开，长治守敌已成瓮中之鳖。突然，情况发生了变化，阎锡山派出的援兵气势汹汹地压了过来。

    敌变我变，刘邓当即变更部署，改攻城为围城打援，于九月二十八日颁发《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七号命令》，决以佯攻长治、围城打援之方针，在援敌进至常隆、上村镇一带时，坚决于野战中将其歼灭，并同时消灭可能自长治出城接应或突围之敌军。

    雨夜，太行纵队全部和太岳纵队主力悄悄撤离长治，兼程北上伏击援敌。留下的冀南纵队、太岳纵队一部及地方兵团伪装主力，为吸引援敌继续南下，把围攻长治的战斗打得热火朝天。

    然而，已经将指挥位置前移到黄辗镇的刘伯承发现原先的情报不确，敌援军不是三个师七千余人，而是国民党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所率第二十三军、第八十三军及省防军等八个师、二个重炮团，共二万余人。刘邓再一次调整部署，急调围长治的冀南纵队立即北上，投入打援。为避免敌人做困兽之斗，又决定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术，攻占老爷岭和磨盘脑，而在北面虚留一个缺口，以便将敌人调动，于运动中歼灭之。

    十月五日，太岳纵队不惜一切代价攻占老爷岭，太行纵队也如期控制了磨盘脑。敌人果然军心动摇，于夜间向北突围。先敌抢占厩亭以北土落村的迂回部队正好堵住敌人，而主力部队则沿虒屯公路及其两侧进行跟踪与平行追击，猛烈穿插，使敌溃不成军，四处逃窜，纷纷缴械投降。战至六日黄昏，敌除两千人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一路扬言“上党必争，长治必保”的敌副总司令彭毓斌被击毙，数十名高级军官束手就擒。

    援军被歼，长治守敌惊慌失措，彻底无望，于十月八日弃城突围。一出城才知道，他们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大海汪洋。后面是围城部队的跟踪追击，前面是刚刚歼灭了援军的胜利之师的勇猛堵截，而两翼则是地方兵团和民兵武装的奋力兜击。

    “拼命抓住敌人！”刘邓一声令下，四面八方的部队潮水一般将敌包围于沁河以东的将军岭及桃川地区歼灭，蒋介石为“摘桃子”伸过来的第一只爪子——国民党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被生擒。

    至此，上党战役胜利结束。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以伤亡四千人的代价，歼灭敌十三个师及一个挺进纵队共三万五千余人，缴获山炮二十四门，轻重机枪两千余挺，长短枪一万六千余支。

    上党的砝码重重地压在重庆的谈判桌上，加强了中共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蒋介石闻讯，如同挨了一记闷棍，心中十分恼火。为了逃避舆论的谴责，他欲盖弥彰，将责任全部推卸到阎锡山的身上：“这是阎锡山自己做主干的事，中央并不知道。”

    毛泽东得知消息，幽了蒋介石一默：“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这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了。他们进攻的军队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战场上的失败迫使蒋介石不得不稍微收敛了一下嚣张气焰，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他意识到，如果继续施加高压，更无法使中共屈服。而这次举世瞩目的谈判一旦破裂，他将无法向国内外交代，于是不得已决定暂时放弃“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的既定方针，改为首先解决政治问题。

    十月六日，也就是彭毓斌两万多援军在上党全军覆没的那一天，蒋介石派人到红岩村与周恩来联络，希望尽快在协定上签字。

    十月十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亦即历史文献中称为“双十协定”的签字仪式，在重庆曾家岩的桂园正式举行。

    次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在山洞林园握别。

    十月十三日，蒋介石又向国民党各战区发出密令：

    查抗战胜利，日寇投降，亟应从速建设以完成大业。乃奸匪竟乘机侵入城市，破坏交通，企图破坏统一以遂其割据之阴谋。若不速予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弃，且必贻害无穷，使中华民族复兴无望。我辈将士何以对危难之同胞，更何以对阵亡之将士？贵长官所部自抗战以还，迭著勋功，党国依为长城，中正尤寄厚望。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共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赏；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

    短短的两百字，字字冒着火星。

    于是，两幅色彩完全不同、极不和谐的画面，同时出现在世人眼前——台上，锣鼓喧天，和谈之剧，刚刚落下帷幕；台下，枪炮齐鸣，两军对垒，打得难解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