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后半叶,是现实主义小说在欧洲结出丰硕成果的时代。法国的巴尔扎克和福楼拜,英国的狄更斯和萨克雷,俄国的果戈理和托尔斯泰,西班牙的佩雷斯?加尔多斯和克拉林,都以他们真实地描写了社会生活、细致地刻划了人物形象的各种作品而留名于文学史。在葡萄牙,则于稍后的时期,也出现了足以与这些现实主义大师齐名的小说家若泽?马里亚?埃萨?德?凯依洛斯。
埃萨?德?凯依洛斯于一八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生在葡萄牙西北部波尔图市郊外的渔港波武阿?德?瓦尔津。他是当地镇长的私生子,从小寄养在祖父母家里;十岁时,到波尔图市上中学;一八六一年,进了科英布拉大学法律系的预备班,开始了当时流行于大学校园内的无拘无束的学生生活,他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参加无穷无尽的辩论,因而接触到青年知识分子阶层中正在崛起的新思潮。这就是一八六五年发生的葡萄牙历史上名为“科英布拉问题”的一场文艺思想论争。青年诗人安特罗?德?肯塔尔(1342—1891)和特奥非洛?布拉加(1843—1924)两入撰文抨击老诗人安托尼奥?费利西亚诺?德?卡斯蒂略(1800—1875)的保守观点,提出文学应该反映现实以促进改革现实的主张。这一场论争,在青年学生中间虽然激起了一阵批评现状的波浪,但是不久就平息了下去。
一八六六年,埃萨?德。凯依洛斯从科英布拉大学法律系毕业,来到首都里斯本从事律师业务。闲暇之余,激起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愿望。于是他开始创作短篇小说,其中有几篇被《葡萄牙日报》采用发表。这些早加的文学创作,有的情节曲折离奇,有的甚至描写鬼怪幽灵,后来汇编成为《野蛮的散文》,表示了作者自我否定的态度;然而正是从这些作品中,锻炼了作者的幽默、讥刺的文字风格,周密、细致的描写技巧。
一八六七年,在“科英布拉问题”中已经崭露头角的肯塔尔和布拉加,也来到了里斯本,与里斯本的青年作家阿维利奥?马努埃尔?德?格拉?戎克罗(1850—1923)、若泽?若阿金?塞萨里奥?维尔德(1855—1885)等人经常聚会,讨论当前的文学、哲学、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问题,鼓吹改革和进步,逐渐形成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集团,被称为“七○年的一代”。埃萨?德?凯依洛斯参加了这个集团的活动,并在这种活动中加深加强了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点。“七○年的一代”活动的高潮,是一八七一年起举行的“里斯本俱乐部民主讨论会”。在有一次讨论会上,埃萨?德?凯依洛斯发表讲演,公开宣布自己的文学观点,把现实主义称为“新的文学艺术的表现方式”,主张文学必需勇于揭露社会的黑暗和罪恶,并且谴责当代葡萄牙文学缺乏生机,没有创造性,庸俗而且虚伪;他呼吁积极提倡新的文学,也就是现实主义的文学,以促进葡萄牙社会的变革。
但是不久,“里斯本俱乐部民主讨论会”由于其激进的火药味而被政府当局禁止。这时候,埃萨。德?凯依洛斯已经进入外交部工作;讨论会被禁止以后,他与文学评论家若泽?杜阿尔特?拉马略?奥尔蒂冈(1836—1915)合作,创办《刺棒》杂志,以讽刺、幽默的内容评论葡萄牙的现实问题。
一八七二年,埃萨?德?凯依洛斯被派往古巴,担任驻哈瓦那的领事;在那里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长篇小说《阿马罗神父的罪行》;一八七五年开始在《西方杂志》连载,一八七六年在里斯本出版单行本。这部小说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葡萄牙社会保守势力的支柱:教会的腐化堕落,宗教信仰的愚昧,以及宗教教育对人性发展的危害;对于保守势力,不啻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在文学上,这部小说是葡萄牙现实主义文学的重大成就,为葡萄牙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矗葡萄牙文学的现实主义倾向,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已经于若安?德?德乌斯(1830—1896)的诗歌和朱利奥?迪尼斯(1839—1871)的小说中出现,法国作家福楼拜对小资产阶级的批判,左拉对法国社会病态的剖析,使葡萄牙作家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要求文学不仅具备一定的艺术价值,而且还要具备明显的社会价值,于是葡萄牙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几乎成了反映社会问题的文献。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
一八七二年埃萨?德?凯依洛斯出任驻古巴哈瓦那的领事以后,一直从事外交工作,不再有回到国内长期生活的机会。一八七四年,调任英国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领事;四年之后,又调往布里斯托尔。一八八八年,又被调往法国巴黎,实现了他向往巴黎丈化生活的愿望;一九○○年,病死于任所,终年四十五岁。在侨居国外的二十余年中,埃萨?德?凯依洛斯利用各种时间,勤奋写作,发表了长篇小说《堂兄巴西利奥》(1878),《满洲官员》(1880),《遗物》(1887),(1888),《豪门拉米雷斯》(1900),遗著《城与山》(1901),以及游记、散文、随笔等大量作品。这些作品的大部分题材,仍然都是取自他祖国的生活。
长篇小说是埃萨?德?凯依洛斯后期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它是在英国写成,一八八八年第一次在波尔图出版,内容写的是葡萄牙一个古老贵族世家的没落,以及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对待生活的态度,从而反映出十九世纪末葡萄牙上层社会保守凝滞和缺乏生机的精神状态。
小说的情节开始于一八七五年。这一年,是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的第五年,也是“七○年的一代”所掀起的进步思想运动遭受挫折的第五年,葡萄牙社会又恢复了惯常的安详生活节奏。马亚家族的唯一后嗣卡洛斯,从科英布拉大学学成归来,老祖父阿丰苏为此决定离开索居多年的乡下,搬回里斯本,并且把旧宅葵花大院修茸一新,迎接孙子。
马亚家族已经日趋没落,靠着变卖祖产维持局面。老祖父自己年轻时曾经是雅各宾派的激进分子,为了反对帝制流亡过英国,是争取自由的一代的代表。但是他的儿子彼得罗,也就是卡洛斯的父亲,却受到浪漫主义思潮的侵袭,后因妻子带着年幼的女儿玛丽娅与人私奔,他身心交瘁,自杀身亡。
因此,老祖父把卡洛斯看成是振兴家业的希望。
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五年,卡洛斯在科英布拉大学学习,接触到先进的思想,参加过激烈的论争,本应该是“七○年的一代”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完成学业回到里斯本之后,把他钻研过的医学抛诸脑后,从来没有给一个病人治过病,却花了一大笔钱,设置了一个诊所,作为摆设,自己无所事事,日夜出入社交场中,先是做了勾瓦林纽夫人的情夫,后来又爱上了玛丽亚?埃杜亚达,结果造成了家族内部乱伦的悲剧,促成阿丰苏的死亡。然而两个当事人并没有在感情和道德的冲突中酿成惨剧,只是在朋友和管家的安排下和平地得到了解决,玛丽亚?埃杜亚达移居巴黎,终于嫁了人;而卡洛斯则在朋友陪同下,远航大西洋,到了美国,周游世界。
小说的最后一章,写的是十年以后,也就是一八八七年初,卡洛斯回到祖国,和朋友们再度相聚,还回到空关着的葵花大院怀旧。他发现葡萄牙依然如故,既没有发展,也不见衰败,只是人都老了,有的发了胖,有的谢了顶,其他一切都没有变。
这部小说,就是这样地反映出了十九世纪末葡萄牙社会的这种惰性。这是作品的杰出成就;它里面没有曲折复杂的情节,人物的塑造也是用的白描手法,没有剧烈的内心冲突,没有深刻的心理分析,然而这种被人们称作十九世纪后半葡萄牙人世纪病的惰性,却从大量日常生活的细致描写,人物在社会环境中的种种活动,时时处处透露于纸面,构成了一幅世态风情的优美画卷。
埃萨?德?凯依洛斯的现实主义,在后来二十世纪的葡萄牙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坚持和发扬;他们转而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使葡萄牙的现实主义文学达到了新的水平。
王三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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