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新年到了，我军经过了半个月的休整，恢复和整顿了部队的战斗组织，补充了兵员和弹药，加修了工事，进行了政治教育，总结了作战经验，开展了敌前练兵，为总攻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什么时候发起对杜聿明集团的总攻？用什么方式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这是以粟裕为首的华野总部指挥员在一直认真观察和研究决定的。

    根据阵地上了解到的情况，12月下旬虽然是连续的风雪天气，可是敌人在包围圈中仍然在进行部队调动，空投也十分繁忙，估计敌人在不可能有任何援兵到来的情况下只能走拼死突围这一条路，而且很可能已经做了不少的准备。而这时在平津前线，我东北野战军大部队已经入关，并已和华北野战军形成了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敌人要想从海上南逃的可能性已经消除，南线淮海战场配合北线平津战场的任务已胜利完成。所以，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将其歼灭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如何全歼杜聿明集团的方案选择上，华野总部准备了两套方案。

    第一套方案是利用敌人一心想突围的意图，在永城东面和东北面事先准备好第二道防线，然后有意将敌人引出，在敌人已经脱离阵地而我军又早有准备的情况下，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第二套方案是不让敌人突围，就在他们准备突围、调整部队之时，突然向敌人全面发起猛攻，趁敌人混乱时在包围圈中将敌人全歼。

    这两个方案交给各纵队负责人讨论之后，认为目前的包围圈相当严密，敌人是无法突围出去的，我军完全可以按第二套方案向敌人发起总攻，全部歼灭敌人。

    在经过了充分的研究之后，华野总部在1948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2月31日，按第二套方案向中央军委发出了请求进行总攻的报告，这是华野给全军和全国人民奉献的最好的新年礼物。

    1949年元旦这一天，蒋介石也有所表示，他在发动并进行了两年多的全面内战之后，在各条战线全面崩溃的时候，在这天向全国发出了求和的声明。他说：

    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和目前最低生活水平，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听。

    对于蒋介石这种为了保存反革命实力而叫喊的假和平，中国共产党和全国的爱国民主力量，陆续给予了彻头彻尾的批判，中国共产党还特地提出了实现国内和平的八项条件。

    也就在1949年元旦这天，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在这篇新年献词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在谈到战局时，毛泽东正式向全世界宣布：

    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1948年7月至12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

    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兵力的速度大大增加了。……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在元旦期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当我军在前线欢庆元旦之时，当我军正在积极准备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之时，国民党集团的特务头目和情报头目、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在1949年1月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向全世界发布了一个据称是经过证实了的惊人消息：“共匪军事首脑刘伯承已于去年12月13日在安徽宿县西南桃关集，被国军的飞机炸毙。”对于这一惊人的消息，我们当然用不着花费笔墨去辟谣。只是想指出两点：

    1949年1月6日这天，刘伯承并未在淮海前线，他正在西柏坡村出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会议，并准备第二天的发言，他发言的内容，是阐述他对未来的渡江战役和夺取全国军事胜利的总体设想。

    也就是1949年1月6日这天下午，我华野指战员向包围圈中的杜聿明集团发起了总攻，这也是结束淮海战役的最后总攻。

    这不是有意的安排，但却十分巧合：我军打响淮海战役、向黄百韬兵团发起攻击的时间是1948年11月6日，我军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的时间是1948年12月6日，我军将杜聿明集团完全包围起来的时间也是1948年12月6日，我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最后总攻的时间是1949年1月6日，刚好是连续3个月的6日。

    在我国民间，一直有“六六大顺”的说法。如果是放在淮海决战中，似乎还有点意思。不过，这只能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身上，如果用在当时还在掌握着国民党政权的蒋介石集团身上，那就不仅是大大的不顺，反而是大大的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