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象一叶扁舟逐着惊风骇浪，在那黄河的急湍中驶航，先后克服了流产、早产和难产三重难关，几番逃过灭顶之祸，到了三月廿二那一天，亸娘总算生下了一个婴儿，为多灾多难的马家添了一口先天不足，营养不良，不知道能不能养活长大的女小子。刚刚透过一口气来，这个微弱的喜讯马上就被一个更可怕的噩耗冲掉了。五月初九日，河东榆次一战，宋军败绩，马家的家长马政与主帅种师中一起战死。
马家的第二代男主人马扩这时还关押在真定府的监狱中，等待旷日持久的审理结案，事情未许乐观。
马家第三代的男主人，尚未成丁的马亨祖原在和尚洞山寨中。四月底，马政随军出征河北，路经真定，与马扩在监狱中见面时决定把亨祖带去见小种经略，接着随军西入河东，榆次之战，马政战死，亨祖消息不明，生死难卜。
经受得起千锤百炼，有着钢铁般意志的马母，在媳妇、儿子、丈夫的灾难中，还是挺住了，把这些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地，和血带肉地吞入肚里。但是最后一个消息把她打倒了。她卧倒在床，就在床上向刘七爹作个叩头的虚势，要他去河东一遭，查明享祖的确息。如果他受伤未死，被谁收容了，设法把他带回；如果他成为金人的俘虏，尚未遭毒手，这里倾家荡产，变折了银子也要去把他赎回来；如果他已战死，就在当地为他招魂，设法把爷孙的尸骨一起带来保州暂厝，将来盘回西北熙州，与祖宗葬在一起。
当男丁将绝，这个家已濒于破碎的边缘，马母心里只留下了这样一个唯一的愿望。
在这段时期中，全靠赵娘子内外兼顾，既要维持这一家人的生计，又要照顾马母和亸娘的病。幸亏有她这根支柱，这个家还没有完全垮下来，但也已经是岌岌可危了。
马家的命运也成为靖康朝廷的缩影，东京保卫战的胜利，暂时延续了它的寿命，但是这个微弱的喜讯，挡不住接二连三而来的重大的打击，加上内部纠纷，层出不尽，战守大计，迄无定策，等到当年冬季，两路金军再出，这个朝廷也早已摇摇欲坠了。
金军刚刚解围北去，朝廷故态复萌，在几个重要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参加争论的，除了主战、主和两大派外，还有可战可和派、朝战夕和派、阳战阴和派等形形式式的派别，他们都在发表议论，传播奏稿，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宋朝官僚阶级议论多，务实少的政治特点。
争论的一个方面是用人问题。
东京数十万军民痛心疾首，好容易把他撵下台的主和派头子李邦彦甚至在金兵还没有完全撤离东京前就回到太宰的位置上。理由是：太宰张邦昌出质金军，揆席犹虚，需要他来坐镇。似乎没有李邦彦，天就要坍下来。
李邦彦刚坐上太宰的位子，就要排斥与他势不两立的死对头种师道和李纲，后来种、李先后出任河北宣抚使，河东、河北路宣抚使，表面上倚任，实际上是把他们排斥于朝廷之外。这个企图十分明显，可谓路人皆知。
李邦彦组成的这副政府的班子，以后人员虽屡有变动，基本政策不变，卖国投降，直到他们的政策完全贯彻，政府垮台为止。
争论的第二个方面是追击金军的问题。
金军退走前夕，种师中率领的秦凤军三万人，风驰电掣般地开到东京。种师道即命他率部尾随金军之后，俟其半渡而击之，可歼其全军，永消后患。三天后，李纲又建议用澶渊故事“护送”全军出境，密告诸将，有机会就纵兵追击，当时金军掠夺到手的金银绢帛妇女辎重极多，军行迟缓，击之确有可胜之道。
种、李的主张都是正确的，渊圣也同意李纲的建议，派军十万，紧紧“护送”。这个重要的战略措施又受到李邦彦等人的反对、破坏，结果是中书省、枢密院各行所是。枢密院下的命令是“出击”，中书省下的命令是“保护”。弄得护送诸将摸不清头脑。最后结果又是主和派的主张胜利，他们派人在黄河边上树立大旗，严令军队不得绕过大旗赶金军，否则，一概处死。
以后种师道又提出亡羊补牢的办法，建议集合大军驻屯黄河两岸，防止金军再次渡河，预为“防秋”之计。渊圣准奏施行，不久又听了主和派大臣的话，认为万一金军不来，这笔巨大的军事费用，岂非白白浪费了？这一条还是拒绝采用。
大好机会都被断送了，以后种师道气愤致疾，以至病死。李纲在河北、河东宣抚使任上，受制于朝臣，无所作为，最后被逐到江西。朝廷清一色地都换上主和派，这才使得他们耳目清净。
争论的第三方面是对发动宣德门事件的军民太学生处分的问题。
宣德门事件以后的第六天，金军即自动撤退，两者的因果关系十分显然，可以说，是人民挽救了北宋王朝。何况，那一天渊圣宣旨中有“诸生上书，朕已亲览，备悉忠义”的话，充分肯定陈东等人的爱国行为，本来已没有再加讨论的余地。
不过主和派在宣德门外吃了大亏，岂甘罢休？他们一再提出“陈东等以布衣胁天子不可赦。”太学的行政官国子司业黄哲上奏：“太学诸生伏阙上书，致令兵民乘势作闹，上烦圣训丁宁。臣等职司教导，不能表率诸生……难以备员学官，见今待罪，伏赐黜责。”
这件事舆论的反应强烈，太学生的特点之一是压得越厉害，反抗也越强烈，他们打听到黄哲之待罪是由于受到某些政府要员的胁迫所致。太学生沈长卿上书抨击主和投降派之无耻行径，也提到目前某些措施与当日渊圣本人的表态前后矛盾：“臣虽至愚，心知前日奸邪之人重以变乱之说惑陛下者，是致陛下德音始终反复如是也。”这封万言书敢于指责当权的政府要员是“奸邪之人”，也敢于指责“陛下德音始终反复如此”，可说是封建式的民主的一个样板。
鉴于士气激昂，渊圣皇帝批复黄哲的奏章有“朝廷方开言路，通达下情，士人伏阙上书，乃是忠义所激，学官何为自疑，乃尔待罪。可速安职，仍晓喻诸生”等语，再次肯定伏阙事件。对沈长卿这样激烈的言论也没有加罪。反而下旨褒奖参加伏阙上书的太学生雷观，赐同进士出身，补迪功郎。一个月以后又赐陈东同进士出身，温旨褒奖。主和派看看这出戏唱不下去了，只得暂告休战。不过事情并没有完全结束，他们对陈东等人切肤之恨是消除不掉的，只在等待机会，再向陈东他们开刀。
以上几个问题的争论，反映朝廷中两大派斗争的激烈。
马扩希望战衅一启，各方面的人员都能捐弃成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事实证明，这只能是一个善良、天真的幻想。在东京，派系的矛盾，正议与邪论的交锋，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争取渊圣皇帝站到自己一边来的努力正在不断加剧，有增无已，首都从来都是各种斗争集中的场所、矛盾的焦点。其他地方也不见得好多少，譬如在真定，则连他本人也成为这个伟大的信念的牺牲品了。战争并不能消除矛盾，反而制造了新的和更大的矛盾。而各种形式的矛盾肯定会大大地削弱备战力量。
北宋政府能够用来抗战的一点力量，在新的战争来到之前，已经在内部纠纷中消耗殆尽了。
李邦彦第二次下台后，徐处仁、吴敏曾分别升任太少宰，以下的执政除枢密使许翰外，基本上都是主和派。徐处仁有“清亮刚直”的美誉，从外地调到朝廷来，摆摆样子，实际上，除最后与吴敏吵了一架以外，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清亮刚直”的作风，倒是同流合污的地方很多。吴敏则依仗有定策之功，得到渊圣皇帝的信任，独掌朝政大权。
吴敏促成太上皇禅位之议，在第一次东京保卫战中曾向渊圣竭力推荐李纲，用为亲征行营使，在太学生伏阙上书的关键时刻，他又代渊圣宣旨抚慰，复用李纲、种师道，表现不错。这是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人物。他只有与李纲合作的时候，才能干出一点好事。这一点，他的侍姬远山老早就看到了。远山曾说过他自己的躯壳里是没有灵魂的，要李太常给他安放进一个去。金兵撤退后，他与李纲分道扬镳，让李邦彦把一个黑灵魂安进他的躯壳中。他为李邦彦昭雪洗冤，竭力推荐他复职。后来索性代替李邦彦，成为主和派的领袖，官做得越大，做的事情越加荒唐，实际却是个低能儿。每次坐在政事堂上，胥吏们捧来了一大迭文书，等他裁决，他想了半天，只判上“依旧例可也”五个大字，什么事情都是“依旧例”，以后“依旧例”就成为东京人称呼他的代名词。
东京人善于用概括、幽默的语言来讽刺当朝人物。当时有“十不管”之说，这十件应管不管，不应管的倒都管起来的事情，大都是“依旧例”的吴敏的德政。它使人看到在榆次败绩、盘陀兵溃，太原日益危急前的半年时间中，朝廷里的大臣们正在忙些什么。这是一幅很好的朝政写真图，不过把这十大件罗列出来，要加些注解，才能说明问题。
“不管太原，却管太学。”
当时太原受到猛烈围攻，粮援两绝，已到了析骨而炊，易子以食的绝境，朝廷并无积极救援的措施，这时却忙着对王安石的功罪进行再评价，下诏太学，撤去他的画像和“十哲”的地位。
“不管防秋，却管《春秋》。”
这一条是指吴敏拒绝采纳种师道屯兵大河两岸防秋的建议，却忙着具札子“乞令学者添治《春秋》一事”。
“不管炮石，却管安石。”
炮石指金军撤退时，曾在西门外遗留下五百位大炮，至今无人收管。老百姓已经有远见地看到金军将再度围攻东京，而朝廷方面，并无任何准备，却根据国子司业杨时的一道奏章：“王安石《三经新义》邪说聋瞽学者，致蔡京、王黼因缘为奸，以误上皇，皆安石启之也。”把亡国导乱的罪名都挂到王安石头上，要太学生议论议论，省得他们有功夫上万言书，混淆视听。
“不管肃王，却管舒王。”
舒王即王安石，王安石死后追封为舒王。肃王赵枢是渊圣的兄弟，奉命代替康王赵构为斡离不的军前人质，斡离不退军时，把他携往北方，政府不敢索取。
“不管燕山，却管聂山。”
太原犹未沦陷，朝廷尚且不能救，已经沦陷了的燕山府当然更顾不得去管了。聂山原任开封尹，这时升为同知枢密院事，渊圣问他：“山，大物也，何以为名？”他回答道：“臣素慕周昌之为人，乞改名为昌。”于是奉御笔改名为昌。这一条是渊圣亲自与聂昌之间直接打的交道，与吴敏无涉。
“不管东京，却管蔡京。”
佥军退师后，太上皇本人被李纲等大臣接回东京来，退处龙德宫。宣和权奸集团的成员纷纷受到处分。王黼、梁师成二人于解围前，已被诛杀。蔡京、蔡攸父子被放逐到广东的儋州和雷州，童贯放逐到吉阳军。至此，蔡京在潭州病死，后来蔡攸赐死，童贯正法，连带赵良嗣也被诛杀。靖康主和的臣僚与宣和的权贵集团本来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因权利冲突，靖康诸臣唯恐有朝一日徽宗复辟，又是蔡京一伙人的天下，不如把他们都贬死了，以绝后患。同时也可以取得明正典刑，赏罚分明的美名，不失为一举两得之计。
由于首创“海上之盟”的赵良嗣已受诛戮，参加谈判活动的马扩也处于不利地位，他的冤狱，迟迟不得昭雪，可能与此有关。否则王渊、李质的诬陷十分明显，一审就可以判明是非了。何至于把马扩在真定狱中关了九个月，一直不能释放？这方面虽无直接的史料证明，道理却可以推想出来的。
平心而论，不管李邦彦、吴敏等人的动机如何，诛杀、放逐宣和权贵集团这些环蛋却是大快人心，十分必要的。把这一条放在“却管”里面，似乎不太妥当。
“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
“不管河东，却管陈东。”
这两条都容易理解。
“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
二太子即斡离不，东京两次被围，最后沦陷，斡离不即为戎首。这里提二太子而不提大太子粘罕，可见在东京人的心目中也把斡离不看成为最可怕的敌人。太子即渊圣与朱皇后生的皇长子，围城时尚封为国公，此时正位太子。
十管十不管反映了东京老百姓对朝廷施政轻重缓紧失当的愤懑情绪。其重点在于谴责朝廷在军事上拿不出有效的办法，防止金军再度南侵。在这个问题上，者百姓十分敏感，而当局者，无论是徐处仁，无论是吴敏都已麻木不仁了，真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其实这些当权派并不都是瞎子、聋子、哑子，他们心里也有一整套想法：
他们最好是希望金军由于某种原因，改变南侵政策，停止进攻。譬如说，一场大瘟疫，一场大地震，粘罕、斡离不、兀术，阇母、娄室等积极主张南侵的将帅，统统卷入了，个个死绝，一个不留，那就很有希望天下太平了。至少几年之内，金军不会南侵，这自然是上策。
万一既不发生瘟疫，也没有地震，金军一定要来，那也只好由它来。他们还有一个泥首乞降的办法。好在宋朝有的是土地财帛。金银财帛随它要，土地也可商量，贿以三镇不足，那就划黄河为界，如还不满意，再送多少都可以。只要存在一个小朝廷，他们保得牢太宰、少宰的官职就好，至于这个叫做宋朝或者其他的什么朝的疆域有多大，人口有多少？倒也可以不计较，这不失为中策。
万一乞和投降都不行，金朝一定要把他们逼得走投无路，那当然可怕。为未雨绸缪计，他们也有一策。即在金军出动以前，先就借个因头，脱身而去，榴之大吉，把这里的国事，“投大遗艰”于后来者，虽然丢掉宰相之位，却可保牢身家财产，这也算得是一条下策。
那段时期，太原方面的警报，雪片似地飞来，吴敏、徐处仁两人的心情都不舒畅。一天，在政事堂上，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起来。一个怪他不该对蔡京下手太重，致使他患故潭州，一个怪他不该对太学生纵容迁就，致使他们十分嚣张，不肯敛迹。一个骂他沽名钓誉，一个骂他贪天之功。后来越骂越凶了，竟涉及个人隐私。徐处仁先骂吴敏纵情声色，帷簿不修，成何体统？这指的是吴敏宠爱远山，但与侍婢鬼混，原为当时社会风气所允许，除非远山别有所欢，否则就谈不到帷簿不修的话。这件事吴敏一直自认为风流千古，值得自豪，根本不以为耻。他反击一句却十分厉害，他骂徐处仁是“白日俨俨，外窃清刚之名；夤夜幢幢，内行贪赂之实。”这吴敏原是“风雅绝世”的人物，骂起人来，也用对仗精工的四六，音调铿锵，这一句却击中了徐处仁的要害。当时他正在据案作书，一时恼羞成怒，把一支饱蘸浓墨的笔直往吴敏面上掷去。吴敏不防有此一着，躲闪不及，面额上早已著了他的飞笔，唇鼻之间，一团乌黑，忙乱之间，他用手揩抹，顿时把白脸郎君变成了“黑面大王”，真正成为“近墨者黑”了。
查一查国史，本朝定鼎以来，一百余年中，并无左右仆射在政事堂上大打出手，飞笔掷人的旧例可依，两个一齐告到渊圣皇帝御前。这件事实在太不象话了，成何体统？御史相继弹劾，两人一齐下台。徐处仁改知东平府，吴敏改知扬州。这不光彩的下台，也许是符合两人之私愿的，甚至也可能是他们早已默契在心，表现一番，就借此下台。如果这样，他们不仅瞒过了当代入，也瞒过几百年来历史的编纂者和读者，他们都可算得是第一流的相声演员了。以后他们的行动十分一致。诏书下来，不待办好接替手续，就搬运家人家赀，急急忙忙地搭上渡船，分别到东平府和扬州去履新了。
以上就是太原沦陷前的靖康朝廷的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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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