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朝廷明令伐辽战争还要继续下去，但是前线仍然笼罩在战败的悲观气氛之下，丝毫看不出有一番重振旗鼓的新气象。
撤销了种师道都统制职务的同时，大权独揽的童贯乘机撤销统帅部的编制。统帅部中有一部分可以为他所用的人，都归并到宣抚司编制中去。西军化整为零，分别驻守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及其附近或稍后一带，由各该管区域的将领负责防守，全军实际上已没有一个头儿，一切都要听宣抚使的指挥。
宣抚使司的本身为安全计，在胜捷军和童贯自己从东京带来的禁军的保护下，撤至河间府。东京带来的这支禁军现在特从殿前司调来高俅的副手何灌统率。这支军队未经一战，只随着童贯逃跑两次，官兵的员额就减少了一半，比战败的西军官兵损失的比例还要大得多。童贯明知道它无用，打不了仗，只好摆在身边壮壮自己的声势。
宣抚司僚属们由于种师道的撤职，总算在笔墨官司上替主子立了一功，再加上继续伐辽，仍有油水可捞，现在又围绕在童贯左右，并且把他抓得更紧了。但河问府也不算是安全区域，他们还是惶惶不可终日，继续随时整好行装、打好铺盖，以便随时准备往更安全的后方逃跑。雄州城下战败的回忆好像魔鬼的影子紧紧追赶在他们的脚后跟，紧紧缠住他们的心头。
没想到消息传来，辽军从最前线的对峙中撤走了，撤退到五月二十九日战后的阵地，后来又撤到五月二十六日战后的阵地。宣抚司僚属们还不敢相信这天大的喜讯是事实，派出多起探马前去打听，得到的结果全是如此，于是又议论纷纷起来，然后得出共同的结论：这是耶律大石诱兵之计。耶律大石用兵如神，千万不可派兵前进，中了他的圈套。经过前线几次溃败，他们的确都吓破了胆，不敢作出比这更大胆些的推论。
从六月底到七月初的几天中，辽军调动频繁，有时虚张声势地窜入前线佯攻一番，又迅速向后撤。据探马续报，不但白沟河以南的辽军已全部撤清，河北的辽军也是稀稀朗朗的，比决战前夕的兵力大大减削了。
在战胜以后，辽军不但不对败敌加以追击、压迫，巩固新占的阵地，反而步步后撒，这确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马扩想起耶律大石曾经说过一旦前线稳定，就要回燕京去的话。当时为了“前线稳定”四个字，还跟他争执过一阵。现在就耶律大石的立场来说，确是前线稳定了。但他回燕京去的目的无非要解决李处温等一批文官，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即使要对付李奭带领的几百名侍卫（那是他们手里拥有的唯一兵力），也只要些许兵力足以了事，何必全师撤退？否则就是辽军统帅部已下定最大的决心，移师北上，准备出居庸关外，跟云中的金军决一死战，这是全盛的辽在十年中没有能够做得到的事情。现在凭着残辽这点有限的兵力，要采取这样危险的战略步骤，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除非他们发现金军已有移师南下的迹象，被迫北上应战。但是宣抚司并没有打听到这方面的消息。另外一种最乐观的想法是，辽军后方的义师风起云涌，已经威胁到他们心膂头目之地，迫使耶律大石不得不回师应付。但即使这样，也用不着全军撤退。耶律大石难道不怕宋军重新部署，跟踵进军，与义军形成夹攻之势，使自己处于进退失据的被动地位吗？
除了这几种不大可能的解释以外，马扩也找不到其他更合理的解释，兀自在心中狐疑不定。
在炎热干燥的七月中，一天下午，有个穿着得好像小商贩的河北老乡，热汗直淌地寻到宣抚司来找马宣赞。虽然经过煞费苦心的伪装，戏剧化地改变了自己的形象和身分，马扩还是一眼就认出他，把他带到下处，亲切地招呼他道：
“六叔，你可是给俺带来了赵杰大哥的消息？”
由于被马扩立刻识破真相，破坏了他事前预期的戏剧性的效果，不无有点扫兴。但他立刻恢复到应有的严肃和神秘的态度。这是一个在他一生中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被派来执行重要使命，而他自己又充分认识到这项使命的重要性质的人所应有的态度。
“俺没碰到表侄。前些日子，他托人带信来，说跟一个姓沙的兄弟进山去了。”
“六叔听说他们进山去了，这传话的人可靠得住？”
“靠得住。俺那里的人都是有一句，说一句，决不会以讹传讹。”
只要听到他这一句，马扩就放下了心，然后看见他的表情骤然紧张起来，一本正经地说：
“俺此来不是为的表侄之事，乃是奉了五哥之令，”他特别强调五哥的称呼，以表示五哥的重要性，“有要公前来与宣赞接洽，还许要去见见宣抚，这里说话可方便？”
他是赵杰的表叔甄六臣，他的五哥就是常胜军的统将之一甄五臣。既然他作为五哥的代表，冒险渡河前来接洽要公，其重要性和机密性当然是不言可喻的。
马扩告诉他这里是自己的私房，决没有人来干扰他们。甄六臣还是不放心地东张西望一番，百分之百地确定了属垣无耳，这才郑重其事地把他带来的消息和任务告诉马扩。
他带来的第一个惊人的消息是，燕王耶律淳久病不愈，加上马扩使燕降谕，使他惊惧不已，已于六月二十四日病逝。根据甄六臣口述，耶律淳死后，萧干和耶律大石带着大部分奚、契丹军遄返燕京，拥立萧皇后为女主。为了防止人心浮动和宋军的反攻，萧皇后虽已改元称制，对外仍严加保密。事情已过去十多天，宣抚司对此还是一无所闻，充分说明辽政府对此保密的程度以及宋朝宣抚司谍报工作的无能。
经过这次突然的变化后，由汉儿组成的常胜军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也更加危险了。耶律大石认为它患在肘腋，力主乘大军云集在易州、涿州一带的机会乘势把它消灭掉，以免后患。事实上他已经暗暗地调兵遣将，定下一举歼灭之计。但是曾经统带过常胜军的萧干这时秉承皇后的旨意，力图要保全它，并把它完全抓到自己的手里来，以便在实力上保持与耶律大石相平衡的地位，制止了耶律大石的军事行动。他们两人之间出现了在重大问题决策上的第一次分歧。
常胜军拥有上万名铁骑的实力，它的统帅郭药师是个头脑冷静、机诈百出的军事野心家。无论要干掉它、或者把它的指挥权全部抓过来，都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事情。郭药师充分利用时机，利用萧干和耶律大石的矛盾，他下令缩短防线，把全军集中到涿州来，以防耶律大石的突然袭击。对前线撤下来的契丹大部队采取严密警戒的态度，不让他们靠拢。对萧干则是虚与委蛇、待机而动。他几次单骑跑到萧干的营帐里，一再对他表示矢忠效顺，誓死无二，让他完全放下心来。却迟迟不接受进山去剿灭义军的命令，仍然是一套老的办法。
这种在矛盾的夹缝中寻找生机的办法，显然不可能持久。他们必须另找生路。
甄六臣带来的第二个惊人消息是：鉴于形势的严重性，甄五臣和常胜军的其他几个高级将领交换过意见，准备投降南朝。只等宋军再次向辽军发动攻势，他们就力促郭药师率领全军在涿州反正。甄五臣代表五个统将，就这个问题向郭药师透露过，郭药师表示了默认的态度。
这两个消息的重要性果然是无与伦比的，马扩立刻把甄六臣带去见了童贯。童贯绝处逢生，在无可奈何的处境中，忽然产生了活机，立刻据情转奏官家。官家准奏，于是第二次伐辽战争又开始了。
但是进行战争准备的第一步就是令人沮丧的。
既然要作战，就得恢复统帅部的编制，任命都统制。众望所归的种师中没有被任命为都统制，反而调到后方去当一名无足轻重的防将。朝廷决心要利用这个机会，把几十年来种氏在西军中树立起来的威信和影响连根拔除，这真找到一个绝好的时机了。为大家鄙视、连他本人也没有预想到的刘延庆被任命为都统制，何灌被任命为副都统制。何灌原来也是西军旧人，后来调到东京去当高俅的副手，在西军将校的心目中，这个何灌早已成为朝廷化了的权门依傍者，这种人在军事上不可能再起什么实际的作用（后来他很快就被调到东京去）。人们从这两道新的任命中就可以预卜到战争的黯淡前途。
七月余下来的几天和整个八月份都在令人气闷的沉默中度过去，没有看到宣抚司采取什么积极的措施，也感觉不到在前线应当感觉到的紧张气氛。
在这段时间中宣抚司唯一的新措施就是派刘鞈到真定府去接收早在第一次伐辽战争开始前就由他在那里经手招募的新兵。这支新兵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就能击刺骑射，可供前线调拨。另一名幕僚孙渥被派到太原府去协助知府张孝纯募兵，并商量把河东路部分兵员向前方输送的工作。张孝纯身为地方大员，素来又有知兵之称，童贯不得不跟他客气一点，让孙渥去当他的助手。
战争是一种消耗的事业，从长远来看，兵源必须补充，这倒未可厚非。但是无论真定募兵，还是太原征兵，为数都极为有限。现在要紧做的工作很多，特别是经过一战溃败，散处在前线各地的西军还没有完全动员、集中起来，也没有作出任何整顿军务调整前线的计划，倒先去干些不急之务，不知道他们的闷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些什么药？这使得马扩十分纳罕。
此外，马扩还发现新的统帅部确是经过彻底的改组了，改组得面目全非。除了刘延庆本人挂帅印、坐镇统帅部以外，平时进出得最勤的是何灌、辛兴宗弟兄、刘光国、刘光世弟兄、杨惟中、王渊等等。王渊是童贯的亲戚。杨惟中镇压方腊后，朝廷赐田赐宅，都出于童贯一力保荐。他们都是西军中的分裂分子，现在霸占了统帅部，使得西军旧人都裹足不前，有时被迫召来会议，也是默默寡言，瞧着你们怎么办。倒是宣抚司的人员和统帅部的新人们拉得很紧，两者沆瀣一气，十分投契，说出来的话，都是一个调子。
向来不善于发表议论的刘延庆自从挂了帅印后，忽然变得哓哓多言了。他力主持重，反对进兵。后来他又进一步阐述道：我军溃败之余，士气不振，兵力不足，万无可以战胜辽军之理。为今之计，只有派人到金军军前去乞师，请他们回军攻取燕京，我家送些金帛与他，从金人手里取回燕京，才是万全之计。
马扩知道刘延庆向来言不成章，是西军中出名的脓包货。现在即使议论的还是一条歪理，却也能够说得头头是道。这分明是别人借他的嘴巴说出来，试探试探大家的意思。而他也乐得按兵不动，坐享其成，可以说是投其所好的。
一天，刘延庆又在统帅部大放厥词，宣抚司的僚属们从旁你一句、我一句地帮腔，西军旧人都默不作声。马扩实在气愤不过，当着童贯的面，就和刘延庆争论起来。马扩针锋相对地指出：让金人进入居庸关，暴露我方无力攻取燕京的弱点，是愚蠢不过的行为，其后果不堪设想。他斥责刘延庆身为统帅，掌管着七、八万大军，如何说出这等没气力的话来。刘延庆一驳即倒，气得张口结舌，不知所云。这时宣抚司的僚属们又一齐起哄，为刘延庆解围。
“马宣赞有这等本事，单枪匹马去拿下燕京城，事情倒好办了，既省得兴师动众，又省得去与完颜阿骨打那厮盘口舌！”
“马宣赞这等本事也难免在雄州城下吃败仗，如今吃了三天太平饭，又来高谈阔论，信口雌黄了。”
这种风凉话是马扩听惯了的，见怪不怪。值得奇怪的倒是向来有些见识的赵良嗣此时也加进来替刘延庆说话。说什么我军暂时无力攻取燕京，借助金军之力，收我渔翁之利，也未始非良策。
“赵龙图直如此小觑我军力量，”由于赵良嗣是辽的降人，他的话特别引起马扩的反感。马扩当即理直气壮地反驳他道，“怎见得我军就无力攻取燕京城？再者你赵龙图久与完颜阿骨打打交道，岂不知他得寸进尺、得陇望蜀的贪欲？辽之五都，金军已取其四，剩下一个燕京城，还待借助于他，叫他小看了我将来灭辽以后，岂不将矛锋直指于我……”
马扩还没有说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话，童贯自己先把这层意思抢着说了：
“将来的事，哪里论得定？只好到时再议了。”不过他说的恰巧是马扩想说的反面，表明他是一个十足地道的实用主义者，“我军两番兴师动众，如若连个燕京城也拿不下来，岂不令官家觖望，朝议嚣然？如今打听到金主正在云中奉圣州督师，近在咫尺之间，赵龙图与马宣赞得便前去走一遭，听听他的口气，也无不可。”
童贯的话说得首鼠两端，他的目的却是清楚的，就是要不惜任何代价拿下燕京城，以便向朝廷交帐。可见赵良嗣的这个建议早已得到他的默契，可能还是出于他的授意，现在是等于向马扩发布命令了。对此，马扩作了严正的答复：
“今日之事，宣抚要马某去冲锋陷阵，捐生沙场，马某万死不辞。如要马某去干这等丧权辱国、贻祸子孙的勾当，马某却期期不愿奉命。”
“马宣赞言重了，”童贯一听马扩说得斩钉截铁，正义凛然，不禁在心里暗暗发笑，“这小子说话咄咄逼人，专门叫人过不去。等到朝旨一到，看你去还是不去？”表面上却仍然陪笑说道，“今天不过大家商议商议，看看有何取胜之道。左右不过是闭谈罢了，并无成议，何必如此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