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结果 第十二章 意识形态:宗教 3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本章:第二篇 结果 第十二章 意识形态:宗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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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纯宗教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将本书所论时期视为一个整体。在这段时期,日益增强的世俗化和(欧洲的)宗教冷漠,以最不妥协、最不理性、也最诉诸情感的方式,力抗宗教复兴运动。如果潘恩代表两极中的一端,那么米勒这位基督复临主义者则代表另一端。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Feuerbach,1804-1872)公然揭示的无神派机械唯物论,在19世纪30年代对抗着“牛津运动”的反智青年,后者极力为中世纪早期的圣徒行迹抗辩,他们认为相关的文学记载都是正确的。

    但是,这种向旧式宗教的复归,具有三个不同方面的作用。对于群众而言,这种复归主要是一种手段,用以应付在中产阶级自由主义控制之下,日益惨无人道的社会剥削。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不过他并非惟一使用这种话的人),那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人民的鸦片。”更有甚者,它试图在什么也没有提供的环境之中建立社会,甚至还包括教育和政治机构;并教导在政治上尚未开化的人民,以原始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愿望。它的拘泥文字、强调情感和迷信崇拜,既是要反对由理性主导的整体社会,也是要抗议以自己的想象来破坏宗教的上层阶级。

    对于从这类群众中崛起的中产阶级而言,宗教扮演了强有力的道德支柱,不但确认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挡掉了来自传统社会的轻蔑憎恶,同时更为他们提供了扩张发展的动力。如果他们隶属特定宗派的话,它还可使他们从社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宗教可为他们的追求利润披上道德外衣,让他们看起来比自私营利者伟大些;宗教也使他们对被压迫者的严酷态度变得合法;而宗教与贸易的结合,则把文明带给野蛮,把销售带给商务。

    对于君主、贵族,以及事实上所有居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来说,宗教保障了社会稳定。他们已从法国大革命中认识到,教会是王权最强大的支柱。虔诚而没有文化的民族,比如南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蒂罗尔人以及俄国人,都曾经奋起武装,在牧师的支持有时甚至是领导下,保卫他们的教会和统治者,并反抗外来者、异端和革命分子。虔诚而没有文化的人民,会满足于生活在贫困之中,上帝召唤他们来此,置身于天意为他们安排的统治者之下,过着合乎简朴、道德、秩序的生活,并摆脱理性所具有的破坏性影响。对于1815年后的保守政府来说——哪一个欧洲大陆政府不是如此呢?——助长宗教情绪和支持教会,就如同维护警察机关和新闻出版审查制度一样,是政府政策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牧师、警察和审查官,正是当时反对革命的三大支柱。

    对于大多数已获承认的政府来说,雅各宾主义威胁了王权,而教会则保护了它们,只此一点就够了。但是,对于一群浪漫的知识分子和空想家来说,王权与祭坛的联盟,还有着一种更为深刻的意义:它保持了一种旧式的、有机的、活生生的社会,以抵抗理性和自由主义的侵蚀,而个人则发现这种联盟在表达自己悲惨处境方面,比理性主义者所提供的任何方式都更合适。在法国和英国,对于王权与祭坛联盟的类似辩护,则不具什么政治价值。对于悲剧性、个人式宗教的浪漫追求,亦复如此。(在当时,探求人类心灵奥秘的最重要代表人物,首推克尔恺郭尔[Dane Soren kierkegaard,1813-1885〕,他出生于一个小邦国,只有少数当代人注意到他,其名声完全是身后之事。)但是,在德国诸邦和俄国这种君主政治的反动堡垒里,浪漫而又反动的知识分子,却以文官和宣言纲领起草者的身份,在政治上发挥了一些作用。而在那些君主本身往往容易精神失常(比如俄国的亚历山大一世和普鲁士的威廉四世)的地方,他们则充任私人顾问。但是,整体说来,根茨和缪勒(Adam Muller)之流,只不过是些小人物而已,他们信仰中的中世纪遗风(梅特涅就不相信这套),仅是传统主义的昙花一现,预告了国王所依靠的警察和审查官员即将来临。将要在1815年后维持欧洲秩序的俄、奥、普神圣同盟,其力量并不在于空有其名的十字军神秘主义,而是在于用俄、普、奥三国军队镇压任何反叛运动的决心。更有甚者,真正的保守政府都倾向于不信任知识分子和思想家,即便他们是反动的,因为一旦他们接受了思考原则而不是服从原则,政府未日也就不远了。正如根茨(梅特涅的秘书)于1819年写给缪勒的信中所言:

    我将继续捍卫以下观点:“为了不让出版业被滥用,在以后的……岁月里,什么东西都不要印出来。句号。”如果这个原则可以强制的方式加以应用,将只有极少数的例外能获得极明智的上级法庭允许,如此一来,在短时间内,我们将会发现我们已重返上帝和真理之路。

    虽然反自由思想人士对政治的影响力不大,但他们却发挥了相当大的宗教感染力,因为他们对神圣过去的回归,在上层阶级的敏感青年当中,带动了罗马天主教的显著复兴。新教本身不就是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直接先驱吗?如果一个真正的宗教社会确能独立医好19世纪的痼疾的话,那么除了像基督教中世纪那种惟一纯粹的天主教社会之外,还会有别的吗?(在俄国,东正教式的纯基督教社会依然兴盛,但这同样的潮流却较少转向过去的洁净庄严那面,而多退回到东正教现有的、无限深奥的神秘主义之中。)如同往常一样,根茨以一种不适合这一主题的清晰性,表达了天主教的吸引力:

    新教是最初的、真正的、惟一的万恶之源,我们今日便是在这些罪恶的重压之下呻吟。如果它能将自身局限于说理范围之内,我们原本可以并且应该加以宽容,因为说理争辩的个性植根于人类的本质之中。但是,一旦政府同意接受新教作为一种合法的宗教形式,一种基督教的表现方式,一种人的权利;一旦政府……在国家之内、在惟一真正的教会之外,甚或在它的废墟之上授予它们一个位置,那么,这个世界的宗教、道德和政治秩序,便会立时解体。……法国大革命,以及就要在德国爆发的更严重革命,都是来自这同一源头。

    一批批情绪昂扬的年轻人因此抛开对知识的恐惧,而投身到罗马伸出的双臂之中,以一种放纵的热情拥抱独身主义、禁欲苦修的自我折磨、早期基督教作家的著述,或仅仅是温暖而又在美学上让人满足的教会礼仪。如众人所料,他们大多数来自新教国家:德国的浪漫主义者通常都是普鲁士人。对于盎格鲁-撒克逊读者来说,19 世纪30年代的“牛津运动”是这类现象当中最令人熟悉的,尽管它带有英国特征。在英国,只有少数年轻的狂热信徒会实际加入罗马教会,这些人藉此表达了最蒙昧、最反动的大学精神,其中的风云人物当推才华横溢的纽曼(J.h.Newman,1801-1890)。其他人则以“仪式主义者”的身份,在英国国教会内寻得一个权宜的安适之处,他们声称国教会才是真正的天主教会堂,并且,令“低级”和“粗俗”僧侣们大为恐惧的是,他们还试图用法衣、薰香以及其他的天主教可厌之物来加以装饰。对于那些以宗教为家徽的传统天主教贵族和绅士家族,对于日渐成为英国天主教主体的爱尔兰移民劳工来说,这些新皈依者令他们不知如何是好;而另一方面,他们的高贵热情也并不完全被谨慎而又现实的梵蒂冈教会官员看重。但是,既然他们来自优秀的家族,加上上层阶级的皈依可能会带动下层阶级的皈依,因而他们仍然备受教会欢迎。

    然而,即使在有组织的宗教之内——至少在罗马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等宗教之内——自由主义的掘墓者仍在发挥作用。在罗马教会当中,他们的主要战场是法国,最为重要的人物是拉梅内。他从浪漫的保守主义成功地转变成人民的革命理想,这使他较接近于社会主义。拉梅内的《一位信仰者的话》(Paroles d’un Croyant,1834年)曾在政府部门引起喧嚣,因为他们几乎没有意料到,像天主教这样可靠的现存制度维护者,竟会在他们的背上插上一刀。拉梅内很快就被罗马宣布为有罪。不过,自由的天主教却在法国生存了下来。这个国家总是愿意容纳与罗马教会稍有不同的流派。在意大利,19世纪30和40年代的强大革命洪流,也将一些天主教思想家卷入漩涡之中,比如罗斯米尼(Rosmini)和乔贝蒂(Gioberti,1801-1852),后者主张在教皇领导之下建立自由的意大利。但无论如何,教会的主体是好斗的,并且越来越倾向于反自由。

    新教少数派和各宗派自然更亲近自由主义,至少在政治上是如此。作为一名法国胡格诺新教徒(),实际上就意味着至少是一名温和的自由派分子(路易·菲力浦的首相基佐就是这样一个人)。像信仰英国国教和路德教这样的新教国家,教会虽然在政治上更为保守,但是它们的神学理论对《圣经》学和理性主义侵蚀的抵抗力显然低得多。犹太人当然直接暴露在这股自由主义洪流的全面冲击之下,毕竟他们的政治和社会解放,全都得借助自由主义。文化同化是所有获得解放的犹太人的目标。在先进国家当中,最极端的人士放弃了他们的旧宗教而转向基督教或不可知论,就像马克思的父亲或诗人海涅(但是他发现,犹太人不上犹太会堂,并不表示他们就不再是犹太人,至少对于外面世界是如此)。不那么极端的人则发展出一种稀释过的自由主义犹太教。只有在小城镇的犹太聚居区内,以犹太经文和法典所支配的生活,才得以继续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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