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爱玲心目中，古抄本只有三部是值得详细研究的，即杨藏本（她称之为“全抄本”，一个不太通的名目）、甲戌本、庚辰本。她不同意今存之《甲戌本》（过录本）是文字最早的本子，认为其中有较晚的迹象。然而她又称之为“一七五四本”，还是承认了“甲戌本”这个概念，即现之《甲戌本》基本可以代表那一年确曾写定清抄一部脂砚重评——此本实有多少回，可不必先行“判”、“议”、“争”等等麻烦。

    这个“一七五四本”上独有《凡例》五条，别本绝无“凡例”一栏目，只有其中的第五条，而其位置形式是第一回回前总批，有的低格抄写，尚可识辨；再后抄手不予低格写，遂混为开卷之“正文”了。

    仅仅这一处歧异之现象，就成了版本专家的“聚焦”之点。有的宣称此乃“书贾伪造”！有的说《凡例》最早，是后来此本损坏后残存第五条，不知是“凡例”，便形成了首回回前总批。而张爱玲说不然，这“凡例”是脂砚编整后加的——好像是也不排除又出了一个“畸笏”也作了“加工”，等等云云。

    哪个意见对？这全然不是本书的议评之目标，更无硬断之意。只是借此略窥张女士的思维方法、研究精度。

    比如，在《甲戌本》之《凡例》中，此第五条中的“作者自云”叙至“……则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这个句法里，重叠“赖”字，一般人读了即不甚习惯，如加以“新式标点”（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才借来了洋文的标点，当时如此称呼），那就是：

    “……则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

    或将“冒号”改用“——”（破折号）也无不可，总之，不是不通。个人文字习惯，是允许的，也能让人读懂的。

    但到此本以外的抄本，就一律改成“……已往所赖天恩祖德……”了。

    问题就显露出来了——

    如果原是“……所赖天恩祖德”为最“早”句法，那么“脂砚后加”的《凡例》一定化简变繁，非写成“……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云云。有这种情理吗？

    恐怕常情是不习惯重复“赖”字，这才将句法改造，字数减了，文句简洁了——这该是晚出的现象。

    在我看来，本来是“早”的简捷句法，没有什么不好不妥，绝没有把它变为罗嗦的不为人习惯的句法之必要；反过来，只能说原先“罗嗦”，整理者才托它简化起来。

    还有，甲戌《凡例》以外的“作者自云”的结尾都有“故曰甄士隐云云”“贾雨村云云”，初读再读，皆莫知何义，十分糊涂。及阅《凡例》，方知此是解说回目，本来是“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全句分明，了无令人纳闷之处。这又可知，整记者、抄录者，为了省事，方将回目全文略去不写，以“云云”代之。

    我的推理看法和她的意见哪个符合事实？料想各有同意与反对者。但如果是她对了，就是《甲戌本》上《凡例》是最“晚”的添加物，至今发现的所有抄本开卷的“作者自云”的形式，倒扫数是采用的旧样子——本子都晚，而开卷这一“自云”，却那么一律的“最早”。这合理吗？

    诗曰：

    书贾新加为哪般？不然脂砚又生澜？

    如今来测当年意，自信探骊恐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