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第三“详”的后大半是“拆改论”；末幅进入了“（八十回后）探佚学”的范围，颇有值得注意的见解，是本“详”篇内的精华部分。当然毛病还有，我们不应责以“尽善尽美”，大体是好文章。

    “拆改论”、“分身法”等，仍然是她主要关心的“创获”，篇幅费得最多。作为一种假设，一家之言，我们读者无权说“不行”，应该各抒己见；我们可以做的是对其中“要害”，表示几点商量的意见，以求当前或后日的公议。

    雪芹的，今日视为“古典”“经典”作品，在乾隆年却是十足的“摩登小说”，所以才引起“轰动”。这一摩登新物，我还拿“时装”来打比方：从整体设计到具体制作，式样、尺寸等等一切，不会是枝枝节节而为之，更不会是这儿挖一洞，那边补一钉，剪前襟，缀袖口；改大襟（右掩），开对襟……，结果这件时装就成了废品——因为不太好看，也不成“成品”，没人爱穿，遑论天下风行乎。

    例如，一个麝月，依张女士的“详”法，就麻烦异常。

    她说宝玉麝月对镜篦头，早稿不是麝月，而是小红。她误信了别人的不实之言，而“依据”只是明义题《红》二十首中的一首，其诗云：

    簾栊悄悄控金钩，不识多人何处游。

    留得小红独坐在，笑教开镜与梳头。

    她们见了，便执以为“发现”：你瞧，原是小红，不是麝月！哈，新奇呀——红学大收获呀！

    是这么回事吗？

    第一，明义的20首诗，绝无另外一例可以附会为书中真用的人名，全是虚称或“无称”。

    第二，“留得……”之句，依格律只能用平声字，而“麝月”不能合律，故以唐、宋诗词作者向来以“小红”泛指丫鬟而运用之，拙著已举了实例；“小红”即如戏曲小说中常见的“梅香”“蜡梅”“春香”“春花”一样，所以芳官和赵姨娘大闹，抗议“粉头”（娼妓）之语时，才说：“梅香拜把子——都是奴几（幾）罢了！”

    别人罢了，可任其自作聪明的乱扯一气；张爱玲竟也不识诗理，盲从了谬论，令我惋惜。我要问问：既然张女士以为小红（红玉）是晴雯的“分身”“化身”，那么所谓早稿是宝玉给小红梳头，而晴雯又从外边回屋取钱，并隔簾偷听二人之“私议”，那文章该怎么写——麝月稳重寡言也，故与晴雯构成对照；若是小红，她与晴雯同为聪明灵巧之上选，那段文字怎么安排？精彩又何在？请作家女士试试，“恢复”一下“草稿”给我们开开眼界，可使得？

    大正月，丫鬟“放假”，各去寻姑觅嫂，掷骰抹牌为戏，谁愿枯坐“留守”？只有袭、麝，而袭不在家，麝为首选——怎么会是小红这个人物“适合”当此职务呢？

    依愚如我者所见，找不见任何可以支持这种怪说的理据来，无法欣赏同意。

    因提麝月，顺带再赘几句——

    麝月是袭人临别叮嘱宝玉：“好歹留着麝月”的可助宝玉“自理生活”的唯一可靠人。连张女士主张“是创作[即虚构]不是自传”的作家，竟也明言承认麝月是“真人”，是留在雪芹身边的唯一未散者。[注意：她实际上已将雪芹与宝玉“划等号”了，但口中说的却是“不是自传”，妙绝！]可是当她读脂批说到麝月尚在其旁，“闲闲无一语”，因而对景伤情之时，她竟悟不到这位批者就是雪芹的“新妇”助理批书人脂砚。是脂砚说麝月尚在身边，不禁追忆书中所写情景，却又以脂砚后期化名“畸笏”是一个男人“长辈”——是他这老头子“对”麝月同住，且“对景伤情”！

    怪哉！异哉！

    在这儿，请看张爱玲的考证思维逻辑是精密还是混乱？——

    第一层，她已承认宝玉留麝月（雪芹之化身艺影）是袭人临行叮嘱的，是真人事实。

    第二层，她见作此批者不再署名脂砚而改“畸笏”，不悟仍是女性闺房之事，署名改换是烟幕，她却说成那又是另一人，是个长辈男人“老头子”，而麝月竟又到了“他”身边，“闲闲无一语”，并使这老头子“对景伤情”！请问：这老头子对的什么景？伤的什么情？批者原是说，此刻见麝月仍在身边独坐，无言而相伴，回忆雪芹书中所写往事前尘，不禁对景（麝月曾在正月夜独守灯火……）；若是“长辈老头子”，他于闺内情事何从而知？有何景可对？又伤的什么情呢？

    这等明白的浅理，她却一不理会，二不交待解释，三不立悟此“畸笏”作出此批之人，还是脂砚罢了，化了新名，为阅书外人障目避祸。

    我于是方知：真人真事，张爱玲用它为自己助“理”时则承认不疑；再到于她之“理”无用而不利时，她便改口“是创作，不是自传”。

    我想起辛稼轩的词：“麾之即去，召之再来。”这还有什么“原则”可言，不是“随心所欲”、“各取所需”，又是什么？

    只此一个问题，就如此之“复杂”了，可见她的“红学”见解未必句句得实了。若再逐一讨论，那就更为繁琐缠夹，谁也不愿读这些——怪不得人说“红学”是“梦魇”了。

    诗曰：

    麝月如何替小红，葫芦公案纠缠风。

    自作聪明有收益，梅香侍女也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