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如果你要我用最简捷的方式给“文化”下个定义解说，我就是这么回答你了。
——但是，不要忘记：这是我们中华对“文化”的认识，这观念与西方不同。西方对“文化”culture的定义是人类先进力量之发展，里面虽亦含有“进化”之义，但绝不见其重“文”与讲“化”——而“文”与“化”方是中华所谓“文化”的最大特色。
孔子说过，讲古代文化，“杞、夏不足征也”，因为没有文献是主要不足；及至周兴而克商，这才“郁郁乎文哉”！所以他的结论是“吾从周”。
即此可知：中华文化的“文”，实以周代文化为之真正的肇兴、发扬、光大。
有了“文”，这才谈得到一个“化”字。
什么叫“化”？——不就是“变化”吗？
不错。但“变”不即是“化”。
变是快速而可显见的改变；化则是非一朝一夕，并且是不易立即察觉的改易。比如“变故”乃突如其来之事也；而“潜移默化”是时日、功夫的事情，是“教化”“感化”的陶铸造就的“务虚”之功业。（因此，今日所谓“全球化”“现代化”等语词，实际也绝不指一下子突变，仍然是个有待于“化”的问题。）
以上说的是，中华文化之中心是“情”，如果能以真善美的情来感化普天下万民，那就是“文化”的本义了。
既然如此，就还要讲解“情”这个核心要害。
上文说过，人之所以不同于别物，只在他是万物之灵，天地之心。这句可悟以小说的外相来讲这个“情”的来源，说是娲皇当日补天，同时也造人——古书神话记载是她以黄土和水做泥而造成人的，所以曹雪芹才能说出“女儿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这种听起来离奇荒唐的话。然后才又讲明，一块石头要想幻化为“人”而下凡历世，就得先有了“心”“灵”，而这就是石经女娲炼后也通了灵性，命之曰“通灵”，方才具有人的心灵情感——人的第一条件。
石能通灵，化玉，化人，这是物质进化的象征，物质进化到了高级阶段，就产生了“心”、“灵”，即“通了灵性”，有了感情。我说这是我们中国的“达尔文进化论”。
为何单单是“大旨谈情”？到此已可晓悟。
“情”这个字怎么讲？
从我们的汉字的“文字学”来说，凡以“青”构成的字都表示精华之义。我曾说过一段话：米之核曰精，日之朗曰晴，水之澄曰清，目之宝曰睛，草之英曰菁，女之美者曰靓，男之俊者曰倩，故一切人、物的最宝贵的质素都借米之精而喻称为“精”，而单指人的精神方面之“精”即是“情”。
如此看来，“情”之于人，是何等重要而宝贵了。
若问为何“青”如此可贵？这大约是以物为喻：“青”字篆文下半是个“丹”字（不是“月”），丹、青皆是自然界矿物颜色最美也最珍贵的宝物，连我们的绘画也是“丹青”二字代称，道理在此。画山水的，以用朱砂、石青、石绿为上品颜色，正缘此义。“人”若加“青”，则是“倩”字了，男之美者也。而“靓”则形容女性，今人尚知。
既然“情”是人的灵性之宝，那么为何孔、孟专讲仁义道德，却不大强调“情”之作用呢？
这就连上了与中华文化的大题目。
其实，孔、孟讲仁、义、忠、孝等等伦常社会之德行，总归内核却都在“情”上分出来。比如说，一个孝子，孝顺父母，有两种可能：一是从观念上生出的“孝道”，一是从感情上生出来的“孝心”。
儒门似乎有点儿怕“情”，因为它容易放纵、流荡，过分而不能控制，遂成病患。但内心的活动又是“文”的基本，不能说“灭情”（如佛家）或“忘情”（道家，即超越感情），所以用变换方法改用“感”字“思”字，偏于“理智”了。如“诗言志”，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最是好例。
从文学史看，似乎汉士尊德，不敢言“情”；汉之后一到六朝，“情”就不再“羞怯”而正式露面了。如陶渊明敢作《闲情》之赋了，还遭后世讥为“白璧微瑕”呢！梁昭明太子的《文选》才公然不客气地在赋分类中列出了“情”之一目，这是件大事，莫要忘记“情”赋中选的是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曹子建的《洛神赋》。
这一现象，好像一方面重“情”了，同时又将“情”的本来内涵之广阔皆变得狭隘化，限在男女之“情”——即今之所谓“爱情”了。
这又需要懂得：一个来自《离骚》《楚辞》的文学传统是以“美人香草”来喻指对“君之忠、对贤之爱”的艺术特点。既咏“美人”，难免就涉及“情爱”而引发后世之影响了。
这一点，知道就行了，此际无暇细说它。
然后就是唐、宋以及以下各朝代的“情”之形势状况，可是也无法细讲。宋人尊儒，讲“理学”“道学”，不讲“情”学，没有这名目——我们今日所讲，倒不妨起个新名称就叫做“情学”吧。
大约到了明朝，小说家辈出，“情学”大盛，例如冯梦龙一大家，就辑撰了一部《情史》，此书给了曹雪芹以极大的影响。冯氏将古今关于“情”的故事，广搜而精析，按内容分成了24类。就是说，照冯氏之见，“情”是包含了这么多的不同内容的，这是一大贡献。此人识见可称沿到清初，就出现了一大代表，把“情”提升到一切的顶峰，这就是洪的剧作。
洪先生第一次放言无忌地大声呼唤：“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