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人性本恶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龙镇 本章:荀子:人性本恶

    这位牛人名叫荀况,世称荀子。

    荀况是赵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00年前后,自幼学习儒术,五十多岁来到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

    当时是齐襄王当政,历史悠久的稷下学宫,在经历过齐闵王时代的低谷之后,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学宫中的著名人物,有善于谈天说地的邹衍、文采斐然的邹奭、油嘴滑舌的淳于髡,时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齐襄王还恢复了齐宣王时期制订的政策,给予学者们一定的官爵待遇,让他们养尊处优,好潜心研究学问。

    荀况到来之前,稷下学宫中年纪最大的学者名叫田骈,以讲授黄老之术而闻名。

    所谓黄老之术,是道家学问的一个分支,尊黄帝和老子为先祖,将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结合,兼采儒家、阴阳家、墨家等诸家学问,主张通过法治来实现社会的和谐。

    众所周知,道家原本是出世的,老子和庄子都不问世事,也不愿意出来做官。《战国策》记载,田骈亦以不屑于仕而自居,于是有人找到他说:“先生品德高尚,不愿意做官,我十分佩服,想到您门下当个仆人。”田骈很高兴,问:“你是怎么知道的?”那人说:“我是听邻居的女儿说的。她自小发誓不嫁人,现在快三十岁了,确实没有出嫁,可是已经生了七个孩子。先生不愿意做官,可是待遇很高,家里的奴仆就有一百多人,我也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由此不难看出,在稷下学宫当老师,日子过得还真是蛮惬意。荀况来到稷下学宫的时候,田骈已经去世,荀况作为学宫中年龄最大的学者,很快以其渊博的知识和雄辩的口才赢得了学子们的尊重,先后三次担任祭酒(学宫的祭祀官,非德高望重者不能担任)。

    和当时大部分思想家一样,荀况也对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产生了兴趣,并由此引发了他对名实之辩的思考。荀况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孔丘的正名学说,也就是本书前面多次说到过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所谓正名,是要使得名与实相符,即君父要符合君父的规范,臣子要遵循臣子的准则。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但是到了荀况手里,便将正名作为语言逻辑学的一个命题提出来,用来对付名家和墨家的理论了。

    荀况这样说道:“‘名’是用来指称‘实’的,上明贵贱,下辨同异。”意思是,名的作用对上是伦理的,对下是逻辑的。他认为,世间万物数不胜数,不能一一列举,所以统称为“物”,这就是“大共名”。大共名之下,还有小共名,如果要列举一部分事物,那就要用到“别名”,比如鸟兽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别名。大别名之下还有小别名,小别名下还有更小的别名,直到不能再分为止。

    荀况还认识到,一切名都是人造的,至于为什么要用这个名而不是用别的名,其实并无道理可讲。比如说,狗这种动物,如果当初不叫它狗,而叫它猫,那也没有任何问题。当然,如果一个名已经约定俗成地用于某一种事物,那就很难更改了,所以狗是狗,猫是猫,不能混淆。

    以上述理论为基础,荀况对名家和墨家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公孙龙之流的“白马非马”命题,实际上是用名称来扰乱事物,只要追本溯源,验证一下人们对名称的共同约定,把白马和马这两种别名的概念厘清,就没有什么好迷惑的了。至于杀盗贼并不是杀人,不过是用名称来扰乱名称,那就要分析一下为什么要有这种名称的原因,然后观察一下在现实生活中,哪一种道理行得通,问题也就解决了。

    荀况还借题发挥说,之所以出现这些混乱,是由于当今天下没有“圣王”,人心无所维系。如果有了圣王,他就会用政治权威统一思想,引导人们走向正道,那就没有争辩的必要了。这自然是在贩卖他的儒家学说,但是不可否认,这也代表了生活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的人们对于结束战乱的渴望。

    先秦儒家的三位重量级人物,前面已经介绍过两位,即孔丘和孟轲,荀况是第三位。

    有意思的是,虽然同为儒家,荀况的思想几乎和孟轲针锋相对——孟轲最有名的观点是“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只要加以充分发挥,就会形成仁、义、礼、智四端;而荀况则持“性恶论”,认为人的天性就是恶,必须依靠智慧和后天的学习,才能使人向善。

    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既然人性本恶,那么为什么还要宣扬道德呢?循着本性生活难道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吗?

    荀况从两方面解答。首先他指出,人们要生活得更好,必须合作互助,形成社会组织。有了社会组织,必须要有行为准则,也就是所谓的“礼”。

    荀况认识到,人是有欲望的。如果甲之所欲和乙之所欲不是同一物——比如说,有人喜欢征服别人,有人喜欢被征服——那就没有问题,可以和谐相处。或者说,人人所欲都不是稀缺之物,可以像空气一样自由呼吸,不用争夺,那也没有问题。又或者说人们可以孤立生活,互不相干,问题也会简单很多。可是世界并非如此,人们必须在同一片天空下生活,为了在一起生活而不用每天争斗,那就必须对自己的欲望进行约束。礼的功能就是确定这种约束。有了外在的礼,才会有内在的道德,这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解释人为什么要向善。

    荀况还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非功利的角度来论证善的必要性。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不是因为能够直立行走而且无毛,而是因为“有辨”。禽兽虽然有父子却没有父子之情,畜牲虽然有雄雌却没有男女之别,就是因为无辨。

    换句话说,动物有父子,有雄雌,这是自然。至于父子之情、男女之别,则是社会关系,是文明的体现。

    后世有人这样认为,孟轲的性善论,代表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左翼;荀况的性恶论,代表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右翼。这种说法当然有些牵强,却形象地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对立。事实上,荀况对于孟轲,是极其看不起的。

    他曾经这样写道:“粗略地效法先王却不了解他们的纲领,一副志大才高、见多识广的样子,照搬古代的旧闻编造出新的学说,非常邪僻而不合礼法,晦涩而无法言说,闭塞而难以理解,却毫不脸红地说,‘这才是古代圣人的言论啊!’——这就是孟轲之流倡导的学问,世间那些愚昧的儒生跟着起哄,浑然不知他们的错误。”

    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理论分歧不言而喻,在实践上又会产生何种区别?这也许是大多数人关心的问题。

    简单地说,性善论往往导致人治,因为它将社会稳定的希望寄托在个人特别是领导者的品德上;性恶论一般导致法治,因为它认为人性一定要受到约束才有可能向善转变,国家要安定,社会要和谐,关键是人人守法,而不是期望出现什么包青天、康熙大帝这样的贤臣圣帝。

    不难看出,荀况的学术主张,实际上已经滑向了法家。那个年代,实行法治最彻底的国家就是秦国。从《荀子》的记载中可以得知,荀况去过秦国,而且会见过秦昭王和范雎,就秦国的内政外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荀况认为,秦国已经十分强大了,地理位置优越,百姓驯良,风俗简朴,下层官吏办事勤恳,上层官僚奉公守法,这都是由于推行了法治。但是秦国还有前进的余地。荀况理想中的政治是“王道”,其次是“霸道”。按照霸道的标准来说,秦国已经登峰造极,无可挑剔,但是离王道还有一定的距离。他劝秦国的当权者,武力的威力是有限的,使用武力一定要有节制,要回过头来重视文德,只有文治武功相结合,才能达到王道的理想境界。

    在这里,荀况和孟轲的分歧又体现出来了。

    孟轲也讲王道与霸道,他认为王道和霸道是完全对立的。荀况则认为,王道和霸道是一类东西,只不过王道比霸道更高一点、更彻底一点而已。

    这种分歧也表现在他们对于齐桓公的评价上。

    孟轲对于齐桓公是很轻视的,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仲尼的门人不提齐桓、晋文之事。为什么?因为齐桓公和晋文公都推行霸道,崇尚武力,和孔丘的政治主张格格不入。”

    荀况则认为,齐桓公有天下大节。齐桓公任用管仲,大胆改革时弊,增强国家实力,提升军队素质,然后尊王攘夷,称霸难道不应该吗?

    那么,从霸道到王道,需要如何完善呢?荀况指出,就是要“修礼”,包括文化、道德、意识形态等多方面齐头并进,达到“服人之心”的目的。可以这样说,霸道就是以力服人,王道就是以德服人。在荀况的思想里,以力服人是必要的手段,以德服人则是更高的追求。

    荀况在齐国生活了很多年,后来由于有人在齐王面前说他的坏话,便离开齐国去了楚国。春申君对荀况很佩服,让他做了兰陵(今山东兰陵)县令,从此荀况便在兰陵定居下来,在那里开馆授徒,传播自己的学问。

    荀况的弟子中,最有名的两位是李斯和韩非,这也是战国末期两个重量级的人物。关于他们的故事,本书很快会讲到。另外还有几位虽然不如李、韩二人出名,但也不是寻常之辈。

    其中有一位张苍,师从荀况学习《左传》,秦国统一天下后,曾经担任秦朝御史,后来跟随刘邦打天下,汉文帝时期官至丞相。张苍的学生贾谊,是汉初著名文学家。

    还有一位浮丘伯,是战国与秦汉之交有名的教育家,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刘交,是刘邦的弟弟,在楚汉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汉朝建立后被封为楚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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