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勤奋认真的会计主任乘上出租汽车去见上级机关那套会写字的空西装时，一列从基辅开来的快车刚刚在莫斯科车站停下，有位颇为体面的乘客，手提钢纸小提箱，正同其他旅客一起走出软席卧铺第9号车厢。此君不是别人，正是已故柏辽兹的姑父马克西米利安·安德烈耶维奇·波普拉甫斯基。他是一位经济计划工作者，住在基辅市旧学院路，现在来到莫斯科是因为前天深夜他接到了这样一封电报：

    我刚在牧首湖畔被电车轧死。葬礼定于星期五下午三时举行。请来。

    柏辽兹。

    在基辅，马克西米利安·安德烈耶维奇是公认的聪明人之一，而且确实当之无愧。但即使是最聪明的人，收到这样的电报也会如堕五里雾中：既然本人还能拍电报，就说明他虽然被电车轧了，但并没有死。可是，那又怎么会提到葬礼？或许情况严重，预见到必死无疑？这倒不无可能，但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说得又如此确切。他本人怎么知道人们要在星期五下午三点埋葬他？这封电报太怪了！

    但是，聪明人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对错综复杂的情况进行分析。很简单，这里出了差错：报务员把电文弄乱了。电文中的头一个“我”字，显然是其他电报的字夹杂了进来，而末尾的“柏辽兹”三个字原是应该放在开头“我”字位置的。经过这样一番修改，电文的含义就十分清楚了，当然，这很令人痛心。

    于是，马克西米利安·安德烈耶维奇突然大放悲声。看他哭得肝肠寸断的样子，连他的夫人都感到几分意外。哭过一阵之后，他便开始打点去莫斯科的行装。

    这里，必须揭开马克西米利安·波普拉甫斯基的一个秘密。毫无疑问，听到年富力强的内侄猝然物故，他确实感到惋惜。但是，作为一个凡事讲求实际的人，他当然明白，谁也并不特别需要他去参加葬礼。尽管如此，波普拉甫斯基还是心急火燎地要奔赴莫斯科。原因何在呢？原因只有一个：住房。在莫斯科拥有一套住房？这可非同小可呀2不知道为什么，波普拉南斯基很不喜欢基辅这座城市，一直幻想着迁到莫斯科去，近来他甚至为了这个念头常常睡不好觉。基辅市的许多风光都不能使他欢乐：每年春潮泛滥、德聂伯河水把低处的小岛全部淹没时远远望去水天相接、一片汪洋的景象，从弗拉基米尔大公纪念碑下远眺时的雄伟壮丽的风光，在春天的阳光照耀下斑斑驳驳、光彩夺目的弗拉基米尔山风上的砖路——波普拉甫斯基对这一切统统毫无兴趣，他朝思暮想的只有一件事：迁居莫斯科。

    他在报上登过几次换房启事——愿以基辅市学院路住房一套调换莫斯科一套面积较小的住房，但都毫无结果。虽然偶尔也有过个别人来洽谈，但对方的条件简直像是存心坑人。

    莫斯科来电使马克西米利安·波普拉甫斯基精神大振。白白错过这样的机会，简直是作孽！在社会上混事的人谁都明白，这种机会千载难逢。

    总之，不管有多大困难，必须把内侄在莫斯科花园大街那套住房继承下来。不错，这事很难办，非常复杂。但即使排除万难也要达到目的。老谋深算的马克西米利安·波普拉甫斯基明白，首先必须走的第一步棋是：无论如何要在内侄的三间住房里报上户口，哪怕是临时户口。

    星期五上午，波普拉甫斯基来到莫斯科花园街第302号乙楼的房管所办公室门前，推门走了进去。

    这是一个狭长的房间，墙上贴着一张旧宣传画，画面上分几个步骤介绍对溺水者进行急救的方法。屋里只有一个没有刮脸的中年男子孤独地坐在一张木桌旁，眼神显得惶惶不安。

    “我可以见见房管所主任吗？”基辅来的经济计划工作者脱下礼帽，客客气气地问道，同时把手中的小手提箱放在木凳上。

    这个看来很平常的问题不知怎么竟使坐在桌旁的男人很难过，他的脸色马上变了，斜了来人一眼，嘟嘟囔囔地说了句什么，意思是：主任不在。

    “他是在家里吧？”波普拉甫斯基又问道，“我的事情很急。”

    坐着的人又支支吾吾嘟囔了两句，反正可以清出那意思是：主任也不在家。

    “那他什么时候来？”

    对这个问题那人干脆不予回答，索性把忧郁的目光转向窗外。

    为人机灵的马克西米利安·波普拉甫斯基心想：“啊，明白了！”于是他又问起了房管所的书记。

    这一问，没想到坐在桌旁的怪人竟紧张得脸都红了，但他的回答还是含含糊糊，意思是：书记也不在……他什么时候来？不清楚……而且……书记病了……

    波普拉甫斯基暗自“啊”了一声，又问道；

    “那，房管所总该有个人在吧？”

    “有我在。”那人无精打采地回答说。

    “是这么回事，”波普拉甫斯基郑重其事地说，“刚刚去世的柏辽兹是我的内侄。您知道，他死在牧首湖畔了。我是他的唯一继承人，根据法律，我有义务来继承他的遗产，也就是我们的第50号住宅……”

    “我不了解情况，同志。”那人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

    “可是，请原谅，您既然是房管所的委员，”波普拉南斯基的声音很洪亮，“就应该……”

    这时一个男人径直推门而入。一看见来人，桌旁那人的脸便变得煞白了。

    “你是房管所委员皮亚多拿什克吗？”来人间坐在桌旁的人。

    “是我。”答话的声音刚刚听得见。

    来人在坐着的人耳边小声说了句什么，坐着的人脸色变得更加难看，随即站起身来。几秒钟后，房管所里就剩下波普拉南斯基一个人了。

    波普拉甫斯基快步穿过铺了柏油的庭院，向第六个门的第50号住宅走去，边走边懊恼地想：“唉，麻烦啦！真该把他们全都……”

    波普拉甫斯基刚一按门铃，门就打开了。他走进昏暗的前室，不禁有些吃惊：不知道是谁给他开的门，前室里竟一个人也没有，只是凳子上蹲着一只大得出奇的黑猫。

    马克西米利安·安德烈耶维奇咳嗽了两声，踏了踏脚，这时书房的门打开，卡罗维夫走出来。波普拉甫斯基很有礼貌、但又不失身份地对他点了点头说：

    “我姓波普拉甫斯基，是故去的柏辽兹的……”

    但他这句话还没说完，卡罗维夫已经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脏手帕，捂住鼻子，歇歇地哭起来。

    “……的姑父……”

    “不必说啦，不必说啦，”卡罗维夫打断他的话，同时拿开堵鼻子的手帕说，“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就猜到一定是您！”他说着，又抽抽搭搭地哭起来，边哭边大声说：“真是糟糕，啊？这叫什么事呀？啊？”

    “是让有轨电车轧死的？”波普拉甫斯基小声问道。

    “一点儿不错！”卡罗维夫大声回答，泪水从夹鼻眼镜底下流出来，“一点儿不错！我亲眼看见的。您信不，一下子，脑袋就搬家了！右腿，嘎巴一声，两截了！左腿，嘎巴一声，两截了！您瞧瞧，这些个有轨电车都干些什么事！”于是他像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头碰到穿衣镜旁边的墙上，索性倚着墙放声大哭起来，哭得浑身发抖。

    柏辽兹的姑父深为这陌生人的真情所感动，心想，“都说如今没有热心肠的人了，看，这不是吗！”他自己不由得也觉得鼻子发酸了。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小片使他感到不快的乌云笼罩住他的心头，他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这热心肠的人会不会已经把户口报在死者这所住宅里了呢？生活中可不乏这类事例呀。

    “对不起，请问，您是我亲爱的内侄米沙的生前好友吧？”波普拉甫斯基用衣袖擦着没有眼泪的左眼，同时用右眼认真地研究着悲拗异常的卡罗维夫。但痛哭流涕的卡罗维夫在说些什么，根本听不清，只能听清一再重复的“嘎巴一声，两截了！”几个字。尽情痛哭一场之后，卡罗维夫这才把脑袋离开墙壁，自言自语地说：

    “不行，我再也受不了啦！我得去喝三百滴乙醚源草配！”他把泪人儿似的脸转向波普拉甫斯基说，“看看，都怪这些个有轨电车！”

    “对不起，请问，是您给我拍的电报吧？”波普拉甫斯基问道，同时还在冥思苦想：这个奇怪的“丧主”究竟是谁呢？

    “他拍的！”卡罗维夫指着大黑猫说。

    波普拉甫斯基睁大眼睛，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不行，我受不了！我支持不住了！”卡罗维夫用鼻子大声抽着气说，“我老是想起车轮轧腿那个情景……一个轮子总有一百五六十公斤……嘎巴一声！我得去躺下睡一会儿。”说着他便离开了前室。

    这时黑猫动了一下，从凳子上跳下来，后腿直立，两条前腿叉在腰间，张开猫嘴，口吐人言说：

    “嗯，是我拍的电报。那又怎么样？”

    马克西米利安·波普拉甫斯基顿时头晕目眩，手脚发麻，一撒手，小提箱“吟’的一声掉在地上，他自己则坐在了黑猫对面的凳子上。

    “我似乎是在用俄语问你嘛，”大猫严厉地说，“那又怎么样？”

    但是波普拉甫斯基没有作出任何回答。

    “公民证！”黑猫伸出一只毛烘烘的爪子，尖声叫喊着，要看公民证。

    波普拉甫斯基完全昏了头，眼睛只看见黑猫眼里的两颗火星，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他身不由己地像抽刀似地从口袋里一下子抽出公民证递过去。黑猫从穿衣镜台上拿起一副黑色宽框眼镜，架在鼻子上，摆出一副更加神气的样子，从波普拉甫斯基颤抖的手里一把夺过公民证。

    波普拉甫斯基暗想：“真有意思，我会不会晕过去？”远处还传来卡罗维夫的嗓泣声，整个前室里弥漫着一股乙醇和嫩草配的气味以及另一种令人作呕的气味。

    黑猫翻开公民证，看着它问道：

    “你这证件是哪个分局发的？”

    波普拉甫斯基没有回答。

    “嗯，第四百一十二分局，”黑猫用爪子指着它倒拿着的公民证自己回答自己，“嗯，不错！我了解这个分局！他们随便什么人都发公民证！要是我，就不给你这种人发公民证！绝对不发！一看你这副模样，就会立刻拒绝发给你！”黑猫越说越有气，一甩爪子把证件扔在地上，随即打着官腔说：“您参加葬礼的资格被取消了！还是劳您驾，回原住址去吧！”然后它冲门口喊了一声：“阿扎泽勒！”

    一个瘸腿矮子应声跑进前室。这人生着棕红色头发，嘴角伸出一颗黄色獠牙，左眼长着白翳，穿一身黑色紧身服，腰间皮带上插着一把钢刀。

    波普拉甫斯基只觉得空气不够，呼吸困难，身不由己地站起来，手捂着胸口向后退去。

    “阿扎泽勒，你送送他！”黑猫下了命令，随即走出前室。

    “波普拉甫斯基！”进来的矮子用难听的鼻音说，“我想，你已经开窍了吧？”

    波普拉甫斯基点了点头。

    “马上回基辅去！”阿扎泽勒继续说，“在那里老老实实呆着！要循规蹈矩，安分守己！不许再梦想什么莫斯科的住宅！懂了吗？”

    这个生着獠牙、插着钢刀的斜眼人，险些把波普拉甫斯基吓死。论个头他还够不着基辅经济工作者的肩膀，可是他的动作却有条不紊，坚定有力。

    这个被称为阿扎泽勒的人首先拾起地上的公民证，把它递到波普拉甫斯基颤抖不已的手里，然后他一手提起钢纸箱，一手打开门，挽住波普拉甫斯基的胳膊，把他拉到门外楼梯口。波普拉南斯基软绵绵地倚在墙上，那人却不用任何钥匙便打开了波普拉甫斯基的手提箱，从里面取出一只用油透了的报纸包着的、已经缺少一条腿的大烧鸡。他把烧鸡包放在楼梯口旁边，又从提箱里取出两套衬衣、刮脸用具、一本薄薄的书和一个小盒子。他把这些东西放在地上，一脚统统踢到了楼梯上，只留下了那只烧鸡。空提箱也跟着滚了下去，听它在楼下咚的一声响，便知道箱盖已经摔掉了。

    然后，这个红头发强盗抓住烧鸡鸡腿，猛地抡将起来，朝着波普拉甫斯基的脖颈用力打去。烧鸡的身子弹了出去，只剩下一条鸡腿留在阿扎泽勒手里。十是，正像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所真实地描述的那样，“奥布浪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①托尔斯泰看到眼前的情况也一定会这么说的。是的！波普拉甫斯基的眼睛里一切都混乱了。他觉得有个长长的火花从眼前掠过，接着便蹿来一条黑色长蛇，使仲春五月的明亮的白天霎时间变得暗淡无光了。他手里握着公民证，身子顺楼梯滚下去。滚到楼梯拐弯处，他的脚踢碎了一块窗玻璃，身子这才在楼梯磴上停住。那只没有腿的烧鸡也一跳，跳地滚下来，从他身旁落进了楼梯护栏中间。留在楼上的阿扎泽勒这时已经三口两口啃光鸡大腿，把根大腿骨插进紧身服的侧兜，回到门内，随手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这时波普拉甫斯基听到了有人正小心翼翼地上楼来的脚步声。

    ①的开篇第二句话。

    波普拉甫斯基又往下跑了一层，在楼梯平台处的一把木椅上坐下来，喘了口气。

    一个五短身材的小老头顺楼梯走上来。他穿一身茧绸料旧式西装，戴一顶硬质绿带草帽，愁眉不展，显得异常悲伤。他走到波普拉甫斯基身旁停下，忧伤地问道：

    “这位公民，我想向您打听一下，第50号住宅在哪儿？”

    “往上！”波普拉甫斯基简短地回答。

    “非常感谢您，公民。”那人仍然很忧伤地道了声谢，朝上走去，而波普拉甫斯基则站起来朝下跑去。

    这里读者可能要问：波普拉甫斯基是不是往民警局跑，去控告几个强盗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他施行野蛮的暴力？不。可以很有把握地说：绝对不是。波普拉甫斯基难道会跑进民警局去报告这样的事？说刚才有个戴眼镜的黑猫检查了他的公民证？然后又有个穿黑紧身服。腰里插着刀的人？……不，他才不会呢！马克西米利安·波普拉甫斯基是个真正的聪明人！

    他已经跑到楼下，忽然发现一层楼的大门口旁边有个小门。门玻璃已经打碎，里面是一个小小的房间。他把公民证收进衣袋，回头看了看，指望能看见他那些被踢下来的东西。但是，一件也没有看见，而且，自己也觉得奇怪的是，他并不怎么惋惜。他脑子里正在考虑着另一个有趣而又诱人的想法——利用刚才问路的小老头，再检查一下这该死的第50号住宅。他想：既然此人打听地址，肯定是初次来，也就是说，此刻他正在直接落入盘踞在50号那伙人的魔爪中。波普拉甫斯基预感到小老头很快就会从50号出来。现在他根本不再想什么参加内侄葬礼的事了；去基辅的火车还要几小时后才开，他的时间很充裕。于是这位经济计划工作者回头看了看，便钻进了小屋。这时他听到上面很远的地方有个关门声。“他进去了！”波普拉甫斯基不禁暗自替小老头捏一把汗。他呆的这间小屋很阴凉，有股子老鼠和旧皮靴的气味。他在一个木墩上坐下来，决意等下去看个究竟。他坐的位置很合适，正好可以清楚地看到第六个门。

    但这位基辅来客等待的时间却比他估计的要长。楼梯上一直没有动静。他听得很清楚。终于五层楼上的门响了一下。波普拉甫斯基屏住了呼吸。对，是那人的脚步声。“他在下楼。”下面一层楼又有个开门声。脚步声没有了。有个女人的声音。悲伤的小老头的声音……对、对，是他的声音……他仿佛说了声“饶了我吧，看在上帝分上……”波普拉甫斯基从破玻璃处把耳朵伸出去倾听着。他听到一个女人的笑声。迅速的、利落的下楼脚步声。看，一个女人的背影闪了一下。那女人拿着个绿色人造革手提包走出大门，到院子里去了。又听见小老头的脚步声了。“怪，他像是在往上走，回50号去。听，上面又有开门声。嗯，行啊，再等等看。”

    这次等的时间不长。开门声。脚步声。脚步声停止。一声绝望的喊叫。猫叫声。急促的、细碎的脚步声，往下，往下，往下走来！

    波普拉甫斯基终于等来了。忧伤的小老头不住地画着十字，嘴里哼哼着，惊恐万状地从他面前飞跑过去，头上的草帽不见了，秃头上有几道伤痕还流着血，两条裤腿湿淋淋的。他紧抓住大门的把手，但慌张中忘了门该往里开还是往外开。他终于把门开开，跑到院里的阳光下了。

    这所住宅算是检查过了。马克西米利安·波普拉甫斯基再也不敢考虑继承住房的事，不敢再想他已故的内侄了。回想自己刚才的危险处境，他不寒而栗。他急忙跑到院里，嘴里嘟囔着：“怪不得！怪不得嘛！”几分钟后，有轨电车已经载着这位基辅市经济计划工作者驶向开往基辅的火车站了。

    波普拉甫斯基坐在楼下小屋里进行观察的时候，忧伤的小老头儿在楼上的遭遇是极不愉快的。这个人是瓦列特杂耍场的餐厅管理员安德烈·福基奇·索克夫。民警局到剧院进行调查的时候，索克夫躲在旁边，一声没吭。我们只看到他的两道眉毛比平常锁得更紧，还知道他向通信员卡尔波夫打听过外国魔术家的住处。

    于是他找来了。他在楼梯口向波普拉甫斯基道了谢，直接上到五层，按了按第50号的门铃。

    门立即打开，但餐厅管理员索克夫并没有马上进去，反而向后倒退了一步。这倒也可以理解，因为给他开门的是个年轻姑娘，她赤身裸体，仅仅在腰部风骚地系着一条花边小围裙，头上还结着个白色发结。不过，她脚上却穿着一双金光闪闪的绣鞋。这女郎体态苗条、匀称，如果说她的外貌也还有点缺陷的话，那就是脖子上有一道紫红色伤疤。

    “喂，怎么啦？既然按了门铃，就请进来吧！”那女郎用一双淫荡的绿眼睛盯着管理员说。

    安德烈·索克夫“啊！”了一声，眨了眨眼，摘下草帽，走进前室。这时，放在前室的电话恰巧响起来。只见那个无耻的女仆把一条腿往椅子上一跨，随手摘下电话耳机，说了声：

    “喂！”

    索克夫简直不知道该把眼睛藏到哪儿才好，他站在一旁，不住地倒换着双脚，心里暗想：“嘿！外国这些女仆可真够受！呸！恶心！下流！”于是，为了避开这种下流的东西，他把脸转向旁边，看着前室的其他地方。

    这间昏暗的前室很大，堆放着各种奇奇怪怪的道具和服装。比如，椅子背上搭着一件鲜红村里的黑斗篷，大穿衣镜台上放着一把长剑，黄金剑柄闪闪发光，另有三把银柄宝剑随便扔在角落里，像普通洋伞或手杖似的。还摆着几只鹿角，角上挂着几顶带苍鹰翎毛的圆小帽。

    “是的，”只听女仆对着话筒说，“怎么？您是麦格尔男爵？请您说吧。对！演员先生今天在家。是的，他将很高兴见到您。是的，有客人……穿燕尾服或者黑色西装。什么？夜里十二点以前。”女仆放下听筒，转身问索克夫：“您有何贵于？”

    “我需要见见演员公民。”

    “怎么？您一定要见他本人？”

    “见他本人。”索克夫忧伤地回答。

    “我去问问看，”女仆似乎有些犹豫，随即把柏辽兹书房的门打开一个小缝儿，向里面报告说，“义士，这里有个小老头儿，说是想见见主公。”

    “让他进来吧。”书房里传出卡罗维夫嘶哑的声音。

    “请到客厅吧。”女郎很大方地说，仿佛她也穿着衣服，像个人样子似的。她推开客厅的门，自己却离开了前室。

    索克夫一进屋，便被客厅里的景象吓住了，甚至忘记了自己要办的事。透过几扇大窗上的彩色玻璃（这玻璃是失踪的珠宝商遗蠕异想天开的产物）照射进来的阳光，显得极不寻常，给人一种教堂里的神秘感。此外，尽管春末的天气已相当热，屋里的老式大壁炉里仍然炉火熊熊。然而这里非但不热，刚一进来时反而像是走进了地窖，感到一股阴森森的袭人湿气。壁炉前铺着一张虎皮，虎皮上卧着一只庞大的黑猫，正安闲地眯着眼睛望着炉中燃烧的薪柴。旁边放着一张桌子。素常就敬畏上帝的索克夫一看见它，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桌上铺着一块教堂用的花缎，花缎上摆着许多落满灰尘、长了霉的大肚酒瓶。酒瓶中间有一个大盘，一看便知它是纯金制品。有个红头发矮子，腰间插着短刀，正坐在壁炉近前用一柄长剑挑着一大块肉在炉火上烤，肉汁滴在火上，一缕缕油烟飘进烟道。炉里不仅散发出烤肉味，还有一种浓郁的香水和神香的气味弥漫开来。索克夫已经从报上看到关于柏辽兹被轧死的消息，并且知道他的住处，所以这里的气味甚至使他想到：这也许是在举行追荐仪式超度柏辽兹的亡灵吧。不过，他马上驱散了这个显然荒唐的想法。

    索克夫瞠目结舌，正站在那里不知怎么办，忽然听到一个深沉的男低音说：

    “请问，您有何见教？”

    索克夫这才看到他要见的人就呆在灯光阴影里。

    魔术师伸开四肢仰卧在一张宽大的低沙发床上，床上散扬着几个枕头。索克夫觉得魔术师好像只穿着件黑色内衣和一双黑色的尖头软底鞋。

    “我是瓦列特剧院的餐厅管理员……”索克夫用伤心的语调开始说。

    魔术师仿佛想堵住索克夫的嘴似的，把一只带着几个钻石戒指的手伸到前面，激动地打断了他的话：

    “不，不，不！一句话也不必多说！无论如何不必多说，永远别再说这些话了！您那餐厅的东西我是绝不会吃一口的！尊敬的公民，昨天我从你们餐厅门前路过时闻到的那股子鲟鱼肉和羊奶干酪气味，至今也忘不了。尊敬的先生！羊奶于酪从来没有绿色的，您一定是受人骗了，上了当。干酪应该是白色的。对，还有那茶水呢？简直是泔水嘛！我亲眼看见一个衣服很脏的姑娘用水桶往大茶炊里添冷水，接着便从茶炊里倒茶给客人喝。不，亲爱的，这绝对受不了！”

    “请您原谅，”被这种突然攻击吓呆了的管理员解释说，“我不是为这事来的，跟鲟鱼肉没关系。”

    “鲟鱼肉臭了，怎么说没关系？啊？！”

    “肉店分给我们的就是二级新鲜度的鲟鱼肉。”管理员解释说。

    “亲爱的，你这是胡扯！”

    “怎么是胡扯呢？”

    “所谓‘二级新鲜度’就是胡扯！新鲜不能分等级，新鲜就是新鲜，它是一级的，同时也是最末级的。如果说鲟鱼肉的新鲜度是二级的，那就是说，它发臭了！”

    “请您原谅……”管理员又想解释，他不知道该怎样摆脱这位外国演员的纠缠。

    “我不能原谅！”魔术师的语气很严厉。

    “我不是为这事来的！”管理员也急着说。

    “不是为这事？……”外国魔术家感到奇怪，“除此之外，您还会有什么事来找我？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在你们这一行业中我过去只认得一个人，那是个随军的饮食品商贩。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您还没有出生。不过，我也高兴见到您。阿扎泽勒！给这位管理员先生搬个凳子来！”

    正在壁炉旁烤肉的矮子闻声转过头来，他的獠牙使索克夫又吃了一惊。矮子以敏捷的动作搬过来一个深色柞木小方凳。这屋里再没有别的座位了。

    “十分感谢！”索克夫道了声谢，往上一坐，只听后面一条凳子腿嘎巴一声折断了，他一屁股坐到地上，痛得哎哟一声。倒下去的时候他的腿挂住了面前的小凳，把凳子上一大杯红葡萄酒全都洒在自己裤子上。

    外国演员高声说：

    “啊！您没有摔着吧？”

    阿扎泽勒把索克夫扶起来，又给他搬来另一个小凳。主人请他脱下裤子在炉前烤烤，他忧伤地谢绝了。他十分尴尬地穿着一身湿衣服，小心翼翼地坐到另一个小矮凳上。

    “我就喜欢坐矮座位，”演员说，“坐矮座位摔下去也不那么可怕。对，我们刚才谈到鲟鱼肉，是吧？亲爱的！任何一个餐厅管理员的座右铭都应该是：新鲜、新鲜、新鲜！您明白吗？好吧，来，您要不要尝一尝？……”

    借着炉火的红光，索克夫看到长剑在他面前一闪，阿扎泽勒把一块咝咝响的烤肉放到金盘子里，加上一点柠檬汁，取过一把两齿金叉递给他。

    “非常感谢……我不……”

    “不，不，您尝尝！”

    管理员为了礼貌，只好叉起一小块放到嘴里。他立刻感到这肉确实非常新鲜，味道极其鲜美。但是，索克夫正嚼着清香美味的烤肉，却又险些噎住并摔倒，因为有只大黑鸟从邻室飞进来，用翅膀在他的秃头顶上轻轻蹭了一下。黑鸟落到壁炉搁架上的大挂钟旁边，原来是只猫头鹰。所有餐厅的管理员都神经质，索克夫也不例外。他暗自想：“我的上帝！这所房子真够受！”

    “给您来杯葡萄酒吧？要白的？红的？平常在这个时间您喜欢喝哪国产的葡萄酒？”

    “非常感谢……我不会喝酒……”

    “何必这样呢！那么您想不想掷一回骰子？也许您喜欢别的什么游戏？玩骨牌？打扑克？”

    “我不玩这些，”管理员疲倦地回答。

    “那就更不好了，”主人评论道，“不知您有什么高见，依我看，男人如果不喝酒，不玩牌，不愿跟漂亮女人打交道，又不喜欢在餐桌旁聊天，那他身上必然有某种不大好的东西：要么患有严重疾病，要么是内心里憎恨周围的人。当然，也可能有例外。过去和我在一起吃喝过的人们当中，就有过一些龌龊透顶的家伙！好吧，说说您有什么事吧。”

    “您昨天表演了魔术……”

    “我？”外国演员惊奇地高声问道，“没有的事，您可别这么说。这种事跟我的身份也不大相称！”

    “请您原谅，”管理员有些发慌，“不过，那场魔术节目……”

    “噢！对，对！亲爱的！我告诉您一个秘密吧：我根本不是演员，我只不过想观察一下大多数莫斯科人，而最适于进行这种观察的场所莫过于剧院。所以，我的几个随从，”他用下巴指了指黑猫那边说，“就在剧院演出了那么一场节目，而我呢，只不过坐在一旁对莫斯科人进行了观察而已。不过，您也不必愁眉苦脸的，您说吧，那场节目怎么会使您找到我这里来啦？”

    “您看，是这么回事：节目里有一场是从天花板上落钞票，”管理员压低声音，难为情地回头望了望说，“那些钞票都被观众抢了去。过了一会儿，有个年轻人来到我的小卖部，掏出一张十卢布票子买东西，我找给他八卢布半……后来又有人来。”

    “也是年轻人？”

    “不，这回是个中年人。接着来了第三位，第四位。我都给他们找了钱。今天早晨要算账，一看，那些都不是钱，是些纸条。小卖部整整亏了一百零九卢布。”

    “哎呀呀！”外国演员大声叫道，“难道他们会以为那是真钞票？我不相信他们是有意这么干的。”

    管理员愁眉苦脸，撒着嘴，回头望了一眼，什么也没说。

    “莫非是些骗子？”魔术演员不安地问眼前的客人，“难道莫斯科人中间会有骗子手？”

    对于这个问题，管理员只是惨然苦笑了一下。但这一笑便把主人的所有疑问都打消了：是的，莫斯科人中间有骗子手。

    “这太卑鄙了！”主人沃兰德愤慨地说，“坑害您这么个可怜的穷人……我说得对吧，您不是很穷吗？”

    索克夫把脖子缩进肩里，一眼便看得出他确实是个可怜的穷人。

    “您有多少存款？”

    虽然沃兰德这句话是以无限同情的语气问的，但这样的问话总不能不说是太没有分寸了。管理员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在五个储蓄所共存有二十四万九千卢布，”一个破锣般的声音从隔壁书房里回答说，“另外，家里的地板底下还藏着二百枚十卢布的金币。”

    管理员索克夫的身体像是和凳子黏在一起了。

    “嗯，当然唆，这点钱算不了什么。”沃兰德宽宏大量地对客人说，“不过，说实话，就连这点钱对您也没有用。您什么时候死？”

    管理员这回真的生气了：

    “这种事谁都不知道，而且这和谁都没关系！”

    “哼，可不，不知道，”隔壁书房里那个讨厌的声音又说话了，“其实，这种事并不难知道，又不是牛顿的二项式定理！这个人将在九个月之后，也就是明年二月，死于肝癌，死在国立莫斯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第四号病房里。”

    索克夫的脸色变得蜡黄。

    “九个月，”沃兰德沉思着说，“二十四万九千……这就是说，大致估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平均二万七千卢布？不算多，但是过一般的生活总也够用了。另外还有那些金币呢。”

    “那些金币他是不可能兑换的，”使索克夫从心里发冷的那个声音又说，“安德烈·福基奇死后，他那所房子很快就会被拆除，金币被挖出来送到国家银行去。”

    “所以，我劝您最好别住进医院，”外国演员继续说，“您想想，在那些毫无希望的病人的痛苦呻吟声中，死在病房里，多没意思！不如用二万七千卢布举行个盛大宴会。在一帮醉醺醺的美女和豪放的朋友的包围中，服点毒药，在弹唱吹奏声中到［另一个世界］那里去，不是更好吗？”

    管理员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他立刻显得苍老了许多：眼睛周围出现了黑圈，两腮塌陷下去，下巴也耷拉下来。

    “不过，我们想象得太多了，”主人大声说，“还是谈正事吧。您把您收到的纸条给我看看。”

    管理员激动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报纸包，打开一看，愣住了：纸包里是一沓好好的钞票。

    “亲爱的朋友，看来您确实是身体不大好。”沃兰德耸耸肩说。

    索克夫奇怪地笑着站起来，结结巴巴地问道：

    “可是，要是它再……”

    “嗯……”沃兰德沉思着说，“那您就再来找我。欢迎光临！和您认识，我很高兴。”

    这时卡罗维夫从书房里跑出来，抓住索克夫的胳膊，摇晃着请求安德烈·福基奇代他问候所有的人，向大家致意。管理员昏昏沉沉地向前室走去。

    “赫勒①！送客人！”卡罗维夫喊道。

    ①这个名字与希腊神话中的赫勒相同。据希腊神话，国王的女儿赫勒因不堪继母虐待，同弟弟一起乘有翼山羊出逃，飞行中坠海死去。

    红头发裸体女郎又出现在前室了！索克夫轻轻地说了声“再见！”从门缝挤出来，醉汉似的踉踉跄跄往楼下走。他下到四层楼停下来，坐在楼梯上，掏出纸包来检查了一下：钞票还都在。

    这时，从四层的一家房门里走出来一个拿绿色手提包的妇女。她看见有个小老头儿坐在楼梯上傻乎乎地盯着钞票，撇嘴笑了笑，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说：

    “我们这座楼是怎么搞的？一大早就有醉鬼。楼道里的玻璃也给打碎了。”她仔细看了看索克夫，又说，“喂，这位公民，你要那么多钱干吗！你呀，还不如分给我点儿！啊？”

    管理员吓了一跳，麻利地把钞票收起来说：

    “饶了我吧，看在上帝分上！”

    “见你的鬼去！守财奴！我不过是开了句玩笑。”妇女放声大笑，下楼去了。

    索克夫慢慢站起来，举起手想扶扶草帽，这才发现头上没有帽子。他非常不想再返回去，可又舍不得那顶草帽，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上楼去，又按了一下门铃。

    “您还有什么事？”还是那个该死的裸体赫勒问他。

    “我忘了拿草帽。”索克夫指着自己的秃头说。赫勒转过身去，管理员索克夫心里骂了一句，闭上了眼睛。当他再睁开眼时，赫勒正拿着一顶草帽和一把黑柄宝剑递给他。

    “这不是我的。”管理员推开宝剑，迅速抓过草帽戴上。

    “难道您来的时候没带宝剑？”赫勒像是感到奇怪。

    管理员嘟囔了一句什么，快步向楼下走去。戴上草帽后他觉得头有些不舒服，像是太热，便把帽子摘了下来。这一来他吓坏了，不禁轻轻喊了一声：拿在他手里的是一顶天鹅绒的圆软帽，上面还插着一根磨坏了的鸡翎。索克夫不由得画了个十字。但这时小绒帽忽然瞄地叫了一声，变成了一只小黑猫，从他手里一下又跳上头顶，四只爪子使劲抓住了他的秃头。管理员没命地喊了一声，朝楼下跑去，小猫则跳下来顺楼梯跑上去。

    索克夫跑出楼门，穿过院子，飞快地跑出了大门，永远地离开了这所魔鬼的房子——第302号乙楼。

    他后来的情况我们也很清楚。跑出大门后，他贼眉鼠眼地回头望了望，好像在寻找什么。一分钟后他就站在街对面的一家药房里了。他刚刚说出“请问……”两个字，柜台里的女售货员便大喊大叫地说：

    “公民！您的头上全是伤啊！……”

    五分钟后管理员头上缠好了纱布。他打听到两位治疗肝脏病最有名的专家：贝尔纳德斯基和库兹明。他还问明了其中住得最近的是库兹明大夫——往前走过一栋房子，有座独门独院的白色小楼就是他的诊所。索克夫欣喜若狂，一分钟后便来到了这座小楼。小楼相当古老，但它仍使人觉得非常舒适。索克夫只记得首先接待他的是个老年妇女，她迎上来想接过他的帽子，见他没戴帽子，便吧喀着干瘪的嘴唇走开了。

    随后出现在大穿衣镜旁的小拱门下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她告诉他：现在只能挂十九日的号，在这之前没有号了。管理员马上就想出了办法：他眯起眼装出无精打采的样子，望着拱门内前室里候诊的三个人，用耳语般的声音说：

    “我病得快死了……”

    那妇女困惑不解地看了看索克夫头上的纱布，犹豫了一下说：

    “行啊，没办法……”她让索克夫进了小拱门。

    与此同时对面的房门打开，一副金丝边夹鼻眼镜一闪，一个穿白罩衫的妇女说：

    “各位公民，让这位病人提前进来吧。”

    索克夫还没有来得及四下看一眼，便站到库兹明教授的诊室了。这是个普通的狭长房间，里面并不显得庄严可怕，也没有一点医院的气氛。

    “您怎么啦？”库兹明教授用悦耳的声音问，同时关切地看着索克夫头上的绷带。

    “我刚才从可靠方面获悉，”索克夫瞪起眼睛，呆痴地看着玻璃镜框里的一张集体照片回答说，“我将在明年二月死于肝癌。我恳求您制止病情的发展。”

    库兹明教授仰身靠在哥特式座椅的高椅背上，问道：

    “对不起，我没听懂您的意思……怎么，您已经请医生看过？您头上为什么缠着绷带？”

    “请什么医生？！……您还没见过这样的医生呢！……”这时索克夫的牙齿忽然格格地响起来，“请您别管头上的绷带，这都没关系。您别管脑袋！脑袋跟这毫无关系，我是请求您制止肝癌的发展。”

    “可是，请问，这是谁告诉您的？”

    “请您相信他吧，”管理员恳切地请求，“他肯定是知道的。”

    “我一点也不明白，”教授耸耸肩膀，同时把座椅向后一推，离开了桌子，“那个人怎么会知道您什么时候死呢？他又不是医生！”

    “而且知道死在第四号病房！”管理员回答说。

    库兹明教授看看眼前的病人，再看看他的头和两条湿裤腿，心想：“麻烦事够多了！又来了这么个疯子！”

    “您喝酒吗？’墩授问道。

    “从来不沾边儿。”管理员回答。

    一分钟后他已脱去外衣躺在冰凉的人造革卧榻上，教授揉着他的肚子。经这一揉，管理员的情绪大大好转了。于是，教授绝对肯定地说：现在，至少就目前的检查来看，没有任何癌症迹象。但是，既然来了……既然受到江湖骗子的吓唬，自己又有些担心，最好作一次全面化验……教授迅速地开着各种化验单，一面对他解释着哪一张该拿到什么地方去，该送去什么化验物……另外还写了一张字条交给他，叫他去找神经科专家布勒教授，并且告诉他：您的神经已经完全失调了。

    “我该付给您多少钱，教授？”索克夫掏出鼓鼓囊囊的钱夹子，用颤抖的声音和颜悦色地问。

    “您随便。”教授生硬而冷淡地回答。

    管理员掏出三张十卢布钞票放在桌上，然后又用异常柔软的、像猫爪子似的动作在钞票上面放了一小摞用报纸包着的东西，放下时它发出轻微的金属声。

    “这是怎么回事？”库兹明教授捻着两撇小胡子问道。

    “请别见笑，教授，”管理员小声说，“我求求您想法制止我的癌症发展吧！”

    “请马上把您的金币收起来！”教授态度高傲而严峻，“您最好还是去治治您的神经！明天送尿来化验。不要多喝茶，完全不要吃盐！”

    “菜汤里也不能放盐？”索克夫问。

    “什么都不要放！”教授命令道。

    “嗨！”管理员忧郁地叹了口气，用深受感动的目光望着教授，收起报纸包着的金币，一步步倒着退向门口。

    这天下午教授的病人不多。黄昏前最后一位病人也走了。教授一边脱自罩衫，一边无意中朝索克夫放下三十卢布的桌角看了一眼，他看到：桌上根本不是十卢布钞票，而是三张“阿布劳一久尔索”香槟酒①的商标。

    ①阿布劳一久尔索是苏联北高加索地区克拉斯诺达尔市附近的一个城镇，有个著名酒厂，生产名牌香槟酒“阿布劳—久尔索”。

    “鬼晓得是怎么回事！”库兹明教授嘟哝了一句，在地上拖着已脱下一只袖子的白罩衫走过来，摸了摸那几张纸，“看来，刚才这人不仅有精神病，还是个骗子手！可他来找我干什么呢？叫人纳闷儿！难道就为了弄到一张化验尿的化验单？噢，他一定是把大衣偷走了！”于是教授只穿着白罩衫的一只袖子急忙跑向前室，站在前室门口尖声喊道：“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你快看看，大衣是不是还都挂在那儿？”

    大衣一件不少。但是，当教授脱下白罩衫又回到桌前时，他的两脚却像在地板上生了根，眼睛盯着自己的办公桌怔住了；在刚才还放着几张酒瓶商标的地方，蹲着一只可怜巴巴的小黑猫，它正冲着一小盘牛奶在喵喵叫。

    “这是怎么回事，请问？！这太……”教授突然感到自己的后脑勺发凉。

    听到库兹明教授有气无力的喊声，女护士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急忙跑过来安慰他：小猫必然是哪个患者有意扔下的，这种事别的教授也遇到过。

    “大概是因为它的主人家生活不富裕吧，”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对教授解释说，“他们以为咱们这里当然会……”

    两人开始猜测扔小猫的人。怀疑最后落到一个患胃溃疡的老太太身上。

    “是她，当然是她，”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说，“她准是想：我反正快死了，可这只小猫怪可怜的。”

    “那也不对呀！”库兹明教授大声说，“牛奶呢？牛奶也是她带来的？还有这个小盘子？”

    “她用个小胶皮口袋装了来，在这儿倒在盘子里的。”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解释说。

    “不管怎么样，您先把这小猫和盘子拿掉吧。”库兹明命令说，并亲自把女护士送出了门。可是他再回到办公桌前时，又发生了新的情况。

    教授正往墙上挂白罩衫，听到院子里有人大笑，往窗外一看，又惊呆了：一个只穿内衣的妇女正穿过院子向对面的平房跑去，院里的小男孩在冲她大笑。教授甚至认出了这位妇女是玛利亚·亚历山德罗夫娜。

    “怎么搞的？！”库兹明教授显然对这种行为十分鄙视。

    这时从女儿住的隔壁房间里传来了留声机的声音，放的是狐步舞曲《阿利路亚》。同时还听见身后有麻雀的唧唧喳喳声。回头一看——一只很大的麻雀正在他的办公桌上跳来跳去。

    教授暗自想：“嗯，要镇静！……这麻雀想必是在我离开窗子的时候飞进来的。一切都是正常现象。”但是，他确实感觉到一切都不正常了，主要是因为这只可恶的麻雀。教授再定睛一看，麻雀也非同寻常：它拖着左腿，好像有点瘸，但显然是故意装的，歪着头，眼睛亿斜着……总之，它正踩着留声机的音乐节拍在跳狐步舞，像小酒馆柜台旁那些醉汉一样。它极力做出各种丑态，还不时地朝教授这边瞟上一眼。库兹明一把抓住电话机，想打电话给老同学神经科医生布勒教授，问问他：人到了六十岁的年纪出现这种麻雀幻视，还突然感到头晕，这意味着什么。

    这时麻雀跳到别人送给教授的大墨水瓶上，拉了一泡屎（我不是开玩笑），飞起来，在空中一动不动地停了一会儿，然后猛地冲向墙上的镜框——医科大学一八九四届毕业生的全体合影。它用钢铁般的嘴只轻轻一啄，便把玻璃啄得粉碎，然后才从窗口飞了出去。库兹明教授没有给布勒教授打电话，而是拨了另一个号码——水蛙室①的电话。他报了自己的姓名，请他们立即送些水蛙到自己家来。

    ①指医院中培养医用水蛭（医蛭）的房间。水蛭用于吸取患者的脓或血。

    教授放下电话，刚转过身，又不禁惊叫了一声：办公桌对面坐着一位包着护士头巾的妇女，拿着个手提包，提包上写着“水蛭”两个字。再一看她那张脸，教授简直嚎叫起来：一张男人的大嘴歪斜着，嘴角几乎连着耳朵根，嘴角处伸出一颗黄色獠牙，两只眼睛像死人一样呆滞无神。

    “这些钱我收回去，”那护士用男低音说，“放在这儿也没有用。”她用鸟爪似的手把几张酒瓶标签收起来，她本人也随即消融在空气中了。

    两小时后，库兹明教授躺在家中卧室的床上，他的两太阳穴上、两耳后面和颈部挂满了水蛙。灰白胡子的布勒教授坐在他脚旁的一床绗过的绸面被子上，用同情的目光望着他，不断地安慰说：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窗外夜已深了。

    这天夜里，莫斯科是否还发生了别的什么怪事，我们不得而知；而且，当然，也不打算再作进一步的探索，因为我们该转入这个真实故事的第二部了。亲爱的读者，请随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