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1911年开局不利，武汉刚平静，上海又闹腾了。

    上海，这座远东的金融中心，无数冒险家的乐园，正轰轰烈烈地开展一场“金钱和人生观大讨论”。

    没有无缘无故的问，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讨论。

    这一年来，生活收入水平已远远跟不上物价指数攀高的幅度，幸福指数大打折扣。伴随着鞭炮声，每个人心里都默默地念叨着新年祝福词：鞭炮响一点，物价低一点；天天降一点，大家好一点。

    农历腊月辛亥年还有二十几天就要到了，往年这是商家们最佳的商机，可是今年的远东金融中心上海却很特别。大街上静悄悄的，再仔细一看，许多门面上贴着红纸条，上书四个大字：“此房招租”。

    为什么大街上空荡荡的，鼠疫还远在东北啊？

    为什么旺铺没有人租？

    为什么偏偏是在生意最好的年底关门？

    按惯例，年底一般不会退租房，因为一年中生意最好的时刻才刚刚到来，难道大家都不想赚钱？可是这世道，玩政治，上面没人；玩刺激，兜里没钱，除了老老实实赚钱还能干什么呢？

    想要答案，得去找一个人，刘保昌。

    刘保昌是谁？一个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男人，和武大郎是同行，卖烧饼的。他没有武大郎的幸运，找不到如花似玉的娇妻，家里只有黄脸婆；他却有着武大郎不曾有的幸福，家里红杏不会出墙。

    一个卖烧饼的会对上海金融走向有发言权？不要急，听我慢慢道来。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刘保昌一直对这种生活很满意，好歹也在远东金融中心找到了自己的一个窝，虽然很小很简陋，却很温馨。等把孩子熬大了就好，在上海的学堂读书，以后就在上海安家，成为地道的阿拉上海人，即使成不了富二代，也要摆脱烧饼二代的身份。

    一次，小儿子喜滋滋地说：“爸爸，我要接过你手中的烧饼，以后就叫‘小刘烧饼’。”话音刚落，刘保昌一巴掌抡过去了：“没出息的东西，就知道卖烧饼。”儿子很纳闷，家里的烧饼又脆又香，大家都说好，为什么不让我做？

    可现在刘保昌再做不下去了，准备关门大吉了，因为房租又涨了。半年时间，已翻了三番。

    为什么要涨？因为租界里的洋行房租涨了，可刘保昌住的是华界，中国的地盘。不过房东给出了给力的理由：上海是开放的城市，根据国际惯例，它涨我也涨。

    其实以前上海房租没这么贵的，一切都是因为那场战争，1900年和八国联军的战争。战争最让富人害怕，富人不仅怕丢命，更怕丢钱，战争前线京津地区政界、商界大佬纷纷携巨款来上海租界定居。人来多了，地价就上来了，房租自然也就跟上来了，租金从十元、二十元，一路飙涨到数百元。疯狂的租金远远超出了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欠租、逃租、赖租层出不穷。

    房东不答应了，告到了官府，判决下来了：无故欠租金三个月以上者，房东可申请将房屋封掉，限期还清欠租；如果到时不还，那就对不起了，所有财物拍卖抵租。

    房客不答应了，都是小本经营，这么高的租金，我确实承受不起，也告上去了，官府的判决下来了：你们的情况我们表示理解同情，可房子是房东的，他们说了算，我们没有产权，说的不算数。

    双方正在暗战，一个人来了，一位大人物，两江总督张人骏来上海视察。房客们抓住这个机会，推举代表向华东片最高领导诉苦：物价高我们可以忍受，天天青菜萝卜；房租高我们无法忍受，总不能叫我们住大街上，也有碍大都市的国际影响。

    房租一直涨，我们很受伤；租金降一降，大家笑呵呵。

    在总督大人的亲自过问下，事情很快就有了转机。上海道台亲自抓此事，立即成立了减租事务所，邀集房东、房客在一起磋商解决。大家态度都比较好，可一涉及钱的问题就谈不拢了，房客就是要降，房东就是不降。

    上海道台说话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大家互相让让，理解万岁。

    退一步？到时没饭吃找谁，你的道台衙门宽敞得很，怎么没想到让出一部分作为福利保障房、廉租房？

    所以房租还是一个劲儿涨，房客还是一个劲儿告。

    大人物谈的是理想，小人物谈的是生活。要生活就要行动，要行动就要趁早。

    天刚蒙蒙亮，刘保昌雇了辆黄包车，车子上插了两面鲜红的小旗，一面写着“活命”；一面写着“减租”。手里还抱着一大沓传单，上面写着“减租有理，反对无效；不减租，就关门”。

    人力车沿着上海最繁华的商业区，一圈又一圈地绕，车夫头都绕晕了，成果却不明显。街上的人都疑惑地望着刘保昌，这家伙，毛病啊。

    第二天，刘保昌又来了，不过这一次他做了一点小小的调整，边发传单边吆喝：“来一来，看一看，瞧一瞧，免费的烧饼任您尝。”这一招果然见效，人群蜂拥而至，左手拿烧饼，右手拿传单，边吃烧饼边看。看完了，正好拿传单包烧饼。

    第三天，刘保昌雇了两辆车，一车是传单，一车是烧饼，看来他要扩大业务了。可没走多久，就被缉拿了，“非法散布小传单，居心不良，扰乱公共秩序”，去号子里待着吧。

    刘保昌的被抓终于点燃了房客们的怒火，1911年1月6日晚，房客代表们开会决定第二天所有商铺关门罢市，以示抗议。

    1911年1月7日，南京路、浙江路等繁华地带所有商铺一律关门罢市。当然开始也有不愿关门的，可刚开个小缝，愤怒的石块如雨点般扔过来，不关不行啊。

    金融中心不做生意，影响可不小啊。上海道台好说歹说，大家要做守法的好公民，“劝谕开导”后，刘保昌也很快释放了。

    刘保昌刚被放出来，又出现在南京路了。这次没坐车，也没带烧饼，手里举了块白布，上写“政府已经答应减租，商铺快快开门”。街上的人纳闷啊，前两天你还嚷着关门，怎么现在又开门？看来是真有毛病啊；道台也纳闷了，谁答应减租的？满嘴胡言，毛病。官府对刘保昌的结论是，疑似精神病患者，不负担民事责任，而且下了一道告示：如果继续关门，房租照样涨，损失我不管，即使精神病人也照样抓。

    商铺又开张了，刘保昌继续烙着烧饼，晚上大家都洗洗睡了。

    这就结束了？为什么没有口号、没有泪水，没有爱国的满腔豪言？

    你以为是在演戏啊，老百姓不会那么多，只知道过好日子，暂时过不上，那就忍忍吧。

    1911年第一场金融冲击波就这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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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本节史料主要来源于1910年12月-1911年1月《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