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揽军权

    1911年10月29日，太原起义成功。消息传到京城，清政府即命令驻防于保定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进军山西，镇压革命。吴之先头部队第十二协吴鸿昌部于10月31日到达井陉，与山西民军遥相对峙。

    吴禄贞，字绶卿，湖北云梦人，毕业于湖北武备学堂。1900年与唐才常组织自立军，在安徽大通县密谋起事，失败后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为第三期生。回国后曾任延吉边务大臣、副都统等职，后调任第六镇统制。吴素怀革命大志，岂料武昌起义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大臣。吴禄贞对袁世凯有看法，他与北京皇室反袁派认为“亡清必袁”。行前，吴与清官载涛、良弼等密谋反袁。

    11月3日吴禄贞到达井陉前线，即布置与山西军民联合以实现倒袁计划。与山西军民达成协议后，为了迷惑清政府，吴禄贞又致电清内阁，谎称“与革军接战，革军不支，退守娘子关，革军……前线兵，日见增加。”要求“筹拨山炮一营、步队一标”，以增兵力。

    11月4日，清政府任命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当天下午1时，吴禄贞与阎锡山分别乘火车到达娘子关，双方举行会议。吴禄贞在会上首先声明：清廷授我山西巡抚，是一种笼络手段，我决不就任。我站在大革命立场，极愿与山西合作。山西位置重要，可能山西光复，中国就光复，重要的在于起义要及时，能使清室震动……会谈结果，决定组成燕晋联军，公推吴禄贞为燕晋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为副都督兼副总司令，温寿泉为联军参谋长；决定山西民军先拨两营开往石家庄，归吴指挥，然后会师北京，推翻清室。当天，吴禄贞部在石家庄截留了清政府由京汉铁路运往湖北前线的军械和粮服。

    吴禄贞的行动，引起了清政府的仇视和愤怒，乃促其速到山西赴任，以解除京汉铁路中段的阻碍，沟通与武汉前线清军的联系。此时，督师湖北孝感的袁世凯，因吴扼守石家庄而不能赴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并对吴截留军械粮服，恨之入骨。就以白银三万两(一说二万两)暗中收买被吴禄贞撤职的原十二协统周苻麟，设法刺吴。周潜到石家庄与任吴禄贞卫队长的东北同乡马惠田密谋。马于11月6日深夜，乘吴办公之际，将吴枪杀于车站办公室，参谋张世膺、副官周维桢同时殉难。

    吴禄贞被刺之后，阎锡山为了应付对敌，一面派南桂馨赴陕西向革命军求援，一面派常樾、贾德懋等到石家庄向新军第六镇统制段祺瑞疏通，并派太平县(今襄汾)举人、军政府参议董桂萼赴晋南，参议胡某到晋北招抚。

    此时，清政府也在千方百计企图恢复在山西的统治。11月14日，派渠本翘为山西宣慰使，进行诱降活动。11月15日，又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率领曹锟第三镇兵开往石家庄，进攻娘子关。在此情况下，阎锡山遂派乔煦率第二标到娘子关增援。几天后，阎偕赵戴文、马开崧等到娘子关督战。

    12月8日，第三镇第五混成协统卢永祥率部由石家庄开至井陉。当晚受到山西民军的袭击。次日，清军炮兵在蔡庄放列，民军数十人前往抢炮，双方互有伤亡。12月10日，清军炮轰雪花山民军阵地，民军奋起抵抗，伤亡500余人，清军亦死500余人。12月11日，清军攻占娘子关，阎锡山、姚以价等仓惶撤退。

    阎锡山等于12月12日回到太原后，即按计划撤离。赵戴文等晋北人率部出城北走；温寿泉、杨彭龄、李鸣凤等晋南人则率部南下。民军相继离开后，太原人心惶惶，有的逃出城外，有的躲入外国教堂，单北门街天主教堂内即有千余人之多。市面秩序混乱，多数商店关门。三桥街双福火柴公司改悬日本国旗，帽儿巷隆记纸烟庄改悬英国国旗。不法之徒，蠢蠢欲动。原来清政府官吏立即死灰复燃，补服顶戴又出现街头，一些盘起来的辫子又拖在脑后。军政府悬挂的“八卦太极图”白旗也被改为黄色龙旗。原来山西的清政府官员王庆平、李监铎、骆成骧、连印、王大贞、周渤等用原印信出布告安民，财政、警务等衙门和督练所也都恢复办公。同时，还命令民军投诚，并发给投诚者一条盖有桌台衙门印信的黄布，以资识别。太原城内，一派复辟气氛。

    原清朝官员王庆平等在联名致张锡銮的电报中竞狂妄地说：“三晋军民，重见天日，无不额首称庆。”

    1912年1月5日，卢永祥带步兵第一标王丞斌部兵马三队、山炮工辎各两队进占太原。1月10日，张锡銮在武卫军的保护下，也由石家庄到达太原。这时，已回到南方的山西同盟会员刘盥训向清政府的议和代表唐绍仪提出抗议，指出张锡銮入晋是违约失信的行动，要求唐致电袁世凯令张离晋。张锡銮离晋后，又由李盛铎摄行巡抚事。

    1912年2月12日，南北议和结束，共和告成。清帝宣布退位，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阎锡山等人在河曲听到全国已宣布共和的消息，又接到李盛铎“深盼南来，晤商一切”的电报，遂催军兼程南下。1912年2月18日，阎率部到达忻州。当天，袁世凯即电李盛铎、卢永祥和武卫军统领王汝贤：“阎锡山军队……万勿令其回驻太原，……如果阎擅自进行，望即督饬各营严加抵御。”阎锡山只得留驻忻州。

    阎锡山知道，要取得山西的统治权，必须取得袁世凯的信任。于是他一面派袁的门生定襄人董崇仁赴京向袁疏通，一面又向孙中山求援。孙即电袁世凯，提出撤军，让山西都督返回太原。其电文是：

    “北京袁大总统鉴：山西屡电，请转知撤退太原兵，召还晋省都督。查前清兵在晋，确有野蛮举动，大拂舆情。现在中国一家，秦兵既肯退出潼关，何独于晋省。若晋督还晋，李盛铎仍为民政长，则一是安谧矣！谨布，候复。孙文。”

    在孙中山先生力争下，加上阎锡山向袁世凯输诚效忠，袁于1912年3月15日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1912年4月4日，阎锡山回到太原。

    到此，辛亥革命在山西告一段落。山西同盟会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广大工农兵群众奔走呼号，浴血奋战的果实就这样稳稳地落在阎锡山手里。

    山西民军在辛亥革命中的功绩，不仅在于推翻了清王朝在山西的封建统治，而且对于结束我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和建立中华民国，也起了重大作用。1912年9月19日孙中山到太原视察时，曾对此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何也？广东为革命之最初省份，然而屡次失败。清政府防卫甚严，不能稍有施展，其他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但是，在山西，阎锡山为了达到他回太原独揽山西大权的目的，急于向袁世凯输诚效忠，献媚取宠，一方面表现了辛亥革命在山西的不彻底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资产阶级软弱的一面，它不可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

    排除异已

    1912年3月15日，阎锡山在辛亥革命的硝烟中，当上了山西都督，一颗鲜美的桃子到手了。这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为了保住这来之不易的果实，阎锡山利用各种借口和机会不断排挤和迫害大批参加山西辛亥革命的有功之士，消除山西境内的异己力量，为他割据山西，实行独裁统治铺路。

    袁世凯在窃据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后，采取各种手段压制革命力量。1913年(民国2年)3月，他亲自导演了刺杀宋教仁血案。“宋案”发生后，全国对袁世凯的声讨不断高涨。但是，一些操纵地方省政权的军阀站在袁世凯一边，支持袁的做法。阎锡山也积极迎合袁世凯，并在各省军阀致参、众两院的电文上签字，以表示支持袁世凯的独裁统治。

    1913年11月，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当上了正式大总统。他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人的议员资格，以此达到取消国会建立独裁统治的目的。阎锡山在山西赶忙采取相应的措施。当山西接到袁的命令后，阎锡山马上指使警察厅查封了国民党山西支部，并派专人前往省议会及各邮电局，调查国民党山西议员是否与外界保持联系，对国民党山西议员52人逐一进行了审查，追缴了议员证书。

    1914年1月，阎锡山向袁世凯致函，详报山西清理国民党的情况。这样做，阎锡山既讨好了袁世凯，又进一步清除了山西的异己力量，可谓一箭双雕。阎锡山不仅在政治、军事方面追随袁世凯，而且对袁世凯在思想领域大搞尊孔活动，也积极参与，紧步后尘。1913年2月，阎锡山等人在太原文庙发起创办了“宗圣会社”，建立了山西最大的尊孔社团。宗圣会社的名誉会长是解荣辂，副会长为赵戴文、刘锦训等。后来，阎锡山又创办了“洗心社”，亲自担任社长，定期讲经祀圣，大力传播孔孟之道，充当了袁世凯尊孔复古的吹鼓手。1914年6月，袁世凯改各省都督为将军，并授阎锡山为“同武将军”，管理山西事务。阎锡山倍感荣耀，特意在原籍河边树立了一个门楼，镌刻“同武将军府”五个大字。

    1915年(民国4年)8月，杨度等人在袁世凯授意下发起“筹安会”，鼓吹君宪救国，公开宣传复辟帝制。同年9月3日，阎锡山即致电袁世凯，竭力在袁世凯面前阿谀奉承，认为“诚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采取德日两国君主立宪法，不足以立国而救亡”，对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乱加吹捧。

    1915年10月，根据北京帝制派的授意，全国各省军政长官组织国民议会代表民意劝进。10月下旬，山西省七个选区的102名代表在阎锡山与山西巡抚使金永的主持下进行投票。选票是事先印刷好的，只准投票人填写“赞成”二字，其它字样不准填写，结果一致通过拥戴袁世凯称帝。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北京正式接受“推戴书”，宣布称帝。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拙劣行径，引起全国民众的激烈反对。在山西，在省城太原，同样展开了反袁斗争。身为山西都督的阎锡山，面对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声势日涨的讨袁浪潮，不仅未有醒悟之意，反而仍追随袁世凯，压制山西志士的反袁活动。云南蔡锷起义后，太原政治形势牢牢地控制在阎锡山手中。当时各地电信局、邮局都有省署派的专员审查往来函电，许多人因与云南方面的电信往来，被嫌疑而无端遭到逮捕。

    1916年(民国5年)6月6日，妄想倒转历史车轮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绝境里死去，喧嚣一时复辟帝制的闹剧也顿时悄然收场。阎锡山十分善于投机钻营。在袁世凯统治时期，他一面极力投靠袁世凯，以保持自己在山西的地位；一方面千方百计应付着来自省外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冲击。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失败后，阎锡山甚感失落。由于他极力追随袁世凯，致使他原来披着的同盟会员“革命”色彩的外衣，几乎被冲刷得稀烂精光，无法蔽体。山西与全国人民清楚地看到，阎锡山这个在辛亥革命中登上统治山西宝座的人，原来与全国各地封建军阀同属一丘之貉。

    在这种形势下，善于投机钻营的阎锡山，利用袁世凯倒台后全国政治形势混乱之际，一面竭力排斥在山西军政方面有碍于他独断专行的各种力量，进一步控制山西；一面积极寻找中央政治势力中新的靠山，投靠段祺瑞，以巩固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

    首先，阎锡山赶跑了袁世凯安插在山西的爪牙——身任山西巡抚使的金永。其次，阎锡山对当时握有相当权力的黄国梁、孔庚等人进行排挤打击。黄国梁曾与阎锡山在山西武备军营日本士官学校两度同学，还拜过盟兄弟。山西辛亥革命后，黄国梁也因有功于革命而历任都督府军政司司长、都督府参谋军、十二混成旅旅长。袁世凯死后，黄国梁筹备扩充军备，想把一个旅扩为一个军，并在太原南郊建成能容纳三、四千人的大营盘。阎锡山对此非常不满，认为黄国梁的举动，意在取代自己。后来，大总统黎元洪派代表来太原，曾住在黄国梁府中，阎十分疑忌黄国梁暗中与中央联系，对他进行内外夹攻。于是，阎锡山命令秘书长贾景德起草电报，发给北京政府，以“黄国梁独断军事，虽无叛逆事实，实已迹近骄横，军人如此，国家纲纪，尚复何在”为托辞，请求北京政府撤换黄国梁。电报拍出后，阎锡山又找来宪兵司令张达三，交给他一道手谕，上书“黄国梁着即免职，限即日离开太原”，命张达三立即执行，并监视黄国梁离开太原。当夜，张达三派出宪兵一连包围了黄国梁的住宅，并限制旅部官兵与其见面。黄国梁被迫于次日清晨离开太原，到了北京。阎即将旅长的空缺，委任孔繁雨尉代理。阎锡山就这样把他认为对他有严重威胁的重要人物剔除掉了。

    1916年(民国5年)7月，段棋瑞内阁将各省军政长官的名称加以修改，将军改为督军，巡抚使改为省长。阎锡山被任命为山西督军，沈铭昌为省长。阎锡山便更加投靠段祺瑞，借以巩固他耗费心血夺得的山西统治权。1917年7月，张勋借黎元洪邀请入京调停之机，拥溥仪恢复帝制。阎锡山在这个复辟王朝的分封中，被授予山西巡抚职务。当时，阎锡山为应付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急忙召集省军政要员商讨对策，决定暂时保持缄默，静观动态。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通电反对张勋复辟，并令各省出兵，会师北京。阎锡山当即给段祺瑞复电，表示支持，并借机扩充山西兵力为4个旅，以商震、马开崧、孔繁雨尉、赵戴文分别担任旅长，派商震率第一混成旅，出发北上，表示支持。8月1日，段棋瑞再次出任北洋军阀总理。因为阎锡山积极支持了段棋瑞的行动，使阎在此之前暂时兼任的省长成为实职。至此，阎锡山便名正言顺地将山西的军政大权集于一身。

    阎锡山独掌山西军政大权后，为了进一步巩固其统治，在山西实行所谓“用民政治”。1918年五、六月间，阎锡山在省城太原召集各级官员连续召开政治会议，编制所谓《用民政治大钢》，实际就是要建立秘密“行政册”，以军国主义思想，从各个方面加强对山西人民的监视与控制，企图以政治军国主义化手段，把山西建成一个阎氏独立王国。

    倭寇践踏

    1937年10月，日军分两路侵入山西，一路在忻口被阻；一路于11月初攻入娘子关，沿正太铁路长驱直入，进逼太原。阎锡山率先携其军政官员向南逃窜，阎军风声鹤唳，溃不成军，沿途大肆抢劫，遭害百姓，闹得人心惶惶，民怨沸腾。

    日军侵占太原后，建立了残暴的军阀主义统治和汉奸傀儡政权，设立镇压人民的警察特务机关和所谓地方保安部队，用以维持他们的殖民统治。日军以太原为中心，四面出击，对抗日军民进行疯狂的扫荡和屠杀。他们还在太原设立了“俘虏营”(在小东门里)，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残酷杀害中国抗日军民的一所人间地狱。日本侵略军把八路军干部、战士和地方党政工作人员，以及被捕的地下党员和爱国人士长期关押在这里，进行野蛮的折磨和摧残，成批成批地杀害。1942年7月7日，山西省工委书记张友清同志就是被他们折磨惨死在这里的。

    在敌人“扫荡”中不幸被捕的抗日军民，许多都被提解到太原，关在“工程队”(即俘虏营)里，其中约有70％的人，都因饥饿、瘟疫及被抽血过多以致身染重病或死亡，还有些人被日寇活埋和虐杀。1941年3月间，日军在“工程队”后院活埋了130多人；6月份，在“工程队”中被敌人在深夜里酷刑打死，而到次晨宣布“急病暴卒”的就在60人以上。有时敌人还用他们豢养的狼狗折磨受难的人们，将被捕的人下半身埋在地下，令其狼狗扑食上身，鲜血淋漓，惨不忍睹。1942年7月间，日军把200多名被俘战士从“工程队”带走，令其新兵“上操”练习，当作“活肉靶子”一个个用刺刀捅死……根据比较可靠的材料估计，八年中，太原“工程队”杀害我抗日军民在12万人以上。

    日本侵略军在残害抗日军民的同时，在经济上对太原的工业大肆进行掠夺，除了运走机器3000多台外，还把原来的太原兵工厂改为修理枪炮的日军兵器厂，把毛织厂改为日军野战衣粮厂。此外，太原晋华卷烟厂的纸烟、水泥厂的水泥、窑厂的瓷器、铁路工厂的铁轨等，也都成了直接为日军服务的用品，整个太原的工厂实际上变成了日军的“兵站”。与此同时，日本垄断资本依靠“武士道”的刺刀，先后在太原设立了控制主要物资的“杂谷组合”、“皮毛组合”、“木材组合”，掌握了全市的经济命脉。日本商品，从丝麻品到医疗器械，从日用百货到罐头调味，像潮水般涌进太原，施行经济掠夺。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对市场实行了物资管理和物资控制，致使太原私营商业生意萧条，纷纷倒闭。

    与经济掠夺相辅而行的还有文化侵略。这个时期太原的各级学校都被迫增加了日语课，大量删掉以爱国主义为内容的教材。“中日提携”、“共存共荣”成了对青年灌输奴化思想的基本内容。日军妄想通过这些手段，使中国人忘掉自己祖国的语言文字，变成彻头彻尾的亡国奴。

    日寇的统治给太原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遭到迫害最惨的，首先是工人阶级。日军占领期间，工人劳动强度在12小时以上，而领到的工资，在物价暴涨的情况下，却连本人也难得温饱，更谈不上养家糊口了。特别是太原采煤工人的处境，更为凄惨。许多农民和城市贫民，被赶到东、西山的矿井下，夜以继日地进行牛马般的劳动，动辄遭到日军和汉奸走狗的鞭打和残杀。在郊区，日伪军队残暴绝伦，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尤其是在偏僻山区，穷凶极恶的侵略军采取了惨绝人寰的“三光”(烧光、抢光、杀光)政策，使广大农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日本侵略者残酷的大屠杀，激起了太原人民的无比愤怒与反抗。西山煤矿区是日本侵略军残杀太原人民的又一个人间地狱。在白家庄村右侧的高家河，数以千计的煤矿工人被繁重的劳动折磨得半死不活后，一个个被扔进了河沟，然后用刺刀捅，让狼狗咬，全部惨死，整个河沟变成了血泪斑斑的“万人坑”。为了营救受苦受难的人们，1944年秋，共产党晋绥八分区采取里应外合的夜袭战术，一举拔掉了日伪军在西山的据点，摧毁了他们的碉堡。

    八路军“夜袭西山”战斗胜利结束以后，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受到重挫。1945年8月正当日本侵略军准备重修碉堡和增筑炮台时，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乱施暴政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一贯进行投机钻营的阎锡山，窃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窜回太原，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1946年6月内战爆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队越战越强，国民党反动军队节节溃败。阎锡山的统治，日暮途穷，风雨飘摇。为了作最后挣扎，他便脱掉“仁慈善政”的外衣，从1946年下半年到1948年，采取了“兵农合一”、“三自传训”等一系列强暴措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梦想以法西斯手段，来维护其即将崩溃的反动政权。在工矿企业中，阎锡山强迫工人勒紧裤带，加速生产，发展军火工业；在郊区他强制推行极端反动的“兵农合一”。

    所谓的“兵农合一”，就是在农村统一登记役龄壮丁，每6人编成一个兵农互助小组，其中一人当常备兵入营打仗，另外5个称为国民兵在家种地，国民兵每人每年出优等粮3石，棉花5斤，以供养常备兵及其家属。在外做工经商和求学的青年，限期由家属叫回抽签服役，逾期不归者，由家属交优待粮和棉花。以村为单位，把土地划成若干等份，交由国民兵领种，领种土地的国民兵，必须向地主交纳地租，保留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这也就是阎氏所说的“土地村公有”的实质。

    阎锡山在太原郊区和晋中各县推行的“兵农合一”，把农民变成了农奴，它是一条逼命、要粮、征兵的铁锁链，成千上万的农民，为了活命，背井离乡，有家难归。凡实行“兵农合一”的村庄，田园荒芜，荆棘丛生，关门闭户，人心惶惶。农民含泪抱恨，到处流传着“兵农合一好，到处长荒草”，“兵农合一聚宝盆，又没粮食又没人”，“地里蒿草多，村里病人多，家里女人多”等歌谣。在那悲惨的日子里，太原郊区的许多农民被迫卖妻卖子，挣扎在死亡线上，仅1948年中，全郊区饿死和被杀害的农民不下6000人。晋祠南大寺26户人家卖妻的就有5户，卖子的有9户，还有28人活活饿死。

    在城区，阎锡山实行了臭名远扬的“平民经济”政策。通过“平民经济”的执行机构，阎锡山控制了整个太原市场，操纵物价，囤积居奇，物价一涨再涨。最高的时候，太原粮价，超过当时上海2200多倍，居全国第一位。人们用一块银元买不到2斤杂粮。特别是解放前夕，阎锡山的“战时动员工作团”，挨门逐户抢市民的粮食、衣物、麻袋、门板、鞋袜……在这种情况下，广大贫苦市民有的吃豆饼，有的吃糠皮，有的甚至全家饿死。在太原新南门外竟然出现了骇人听闻的“人肉包子”。同贫苦市民的悲惨处境恰恰相反，阎锡山和他的官僚们经过3年多的疯狂掠夺，光运到上海去的黄金就有45000多两。

    在这个时期，阎锡山还在太原实行了空前残暴、灭绝人性的特务统治。1945年秋季起，太原不仅先后建立了国民党、三青团和同志会等反动党团组织，还建立了许多特务组织，如梁化之控制的特种警宪指挥处，杨贞吉的警务处，王靖国的“铁纪团”，孟际丰的“返干团”。此外，还有绥署侍参室、黄河通讯社等名目繁多的特务机构。以特种警宪指挥处为中心，与工厂的职工福利室，学校的政训处，各机关、商店的情报小组，结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网，对人民的一言一行进行监视和镇压，许多无辜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特务架走，投入牢房，以至死于非命。仅特警处3年多时间就秘密处死5000多人。其中，有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有普通的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也有学校的教师、学生和家庭主妇。太原，成了一座白色恐怖的死城。

    为了打内战，阎锡山在晋中各县大肆修建军事据点的同时，在太原南至武宿机场，北至周家山，东至罕山，西至石千峰，东西50公里，南北40公里的盆地上，修筑方的、圆的、三角的各种战碉，共有5000多座。在修筑这些工事时，许多饥寒交迫的人被阎军抓到工地，在皮鞭和棍棒之下，经年累月地无偿服役，流尽了汗，累弯了腰，以至受尽折磨而死。林立的碉堡群成为太原人民灾难的标志。

    1947年以后，阎锡山在太原实行了所谓“三自传训”，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疯狂叫嚣“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漏掉一个”，城乡人民死于乱棍之下的难以数计。从农村到工矿，从郊区到城区，在阎锡山施行的一系列暴政中，最残忍的是他独出心裁地成立的“三自传训委员会”。这一组织是1947年在太原由梁化之、薄毓相、李江、李培德、张凤翔等人组成的，总负责人是梁化之。各县(市)均设有分支机构，这是大肆屠杀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的地狱。

    阎锡山的所谓“政治革新和转变干部意识”，就是要“自己斗争自己，转生自己；同级斗争同级，转化同级；下级斗争上级，转化上级；民众斗争干部，转化干部”，也就是以“三自传训”“自白转生”的形式，在太原各单位乃至晋中一些县城，普遍地开展“肃伪运动”。

    “三自传训”十分残酷，在“自白转生”大会上，有不少伪官员为了表示“转生”，被迫用手掌狠打自己的脸面，个个打得鼻青脸肿。然后互相打，互相唾，脸上的唾沫横流，谁也不敢擦。被认为有通共嫌疑或者不自白的人，还要用锥子乱扎，用棍子乱打，用石头乱砸，直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有的甚至脑壳迸裂，死于非命。

    当时，西北制造厂(即抗战前的太原兵工厂)的厂长阎树松，是阎锡山的本族孙子。他遵照他爷爷“过了筛子再过箩”的“肃伪”方针，对1800名员工普遍审查，共查出120个所谓“伪装分子”。阎锡山根据他的报告，断定太原城内的共产党，七成在工厂，二成在学校，一成在机关，共产党培养的山西省主席也必定在工厂。于是，他同梁化之商定“肃伪”以工厂为重点，在西北实业公司下属各工厂设立专门肃伪机构，从同志会和特警处抽调有特工经验的官吏爪牙，到各工厂经办“福利室”。“福利室”设主任1人，秘书2人，领导所谓的工会与同志会。

    阎锡山的“三自传训”干部手册规定：日伪时期工厂之工人可疑；“光复”前后进工厂者可疑；抗战初参加牺盟会、晋西事变后回太原者可疑；家在解放区者可疑。

    阎锡山在各工厂开展“三自传训”的程序是“动员、斗争、召训、处理”。

    所谓“动员”，就是把全厂员工集中起来，由“福利室”主任训话，大肆诽谤污蔑共产党。再则，就是把叛徒请到主席台上，身佩彩绸，胸挂红花，表示“自白转生”的“荣耀”，诱惑与会者学习。最后，在“自白不彻底，死在乱棍底”、“有关系交关系(指同共产党的联系)，交了关系没关系”的吼叫声中宣布收场。会场的出口处，都设有“密投箱”，强迫人人写条子，检举共产党。

    所谓“斗争”，就是动员之后，“福利室”根据平时调查，把全厂员工分成三批。第一批是家在解放区、交错区和外省的；第二批是家在本省阎管区以内的；第三批是员工家属。第一批是传训的重点，10～20人为一组，每组的指导员由受过“烘炉训”的特工人员担任。“自白转生”必须人人过关，自我交代。被认为“自白”不彻底者，指导员、组长和便衣特务便组织骨干开展斗争，先让自白者自己打自己，然后再指名强迫工人互相打，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直至合乎“召训”扣捕标准时为止。

    所谓“召训”，比小组斗争更凶狠。工人们把它称做“过鬼门关”。召训由职业特务负责进行。被召训人一进召训室，就立刻被命令站在地上或跪在地上，背诵“自由流年表”，而召训人则观脸色，摸心跳，找漏洞，见缝下蛆；一旦脸色异常，心跳较快，背诵和写的有矛盾，便马上遭受乱棍毒打，直到承认是共产党派来的，或者承认给八路军办过事，才住手。

    所谓“处理”，就是通过“召训”，把清查出来的“通共分子”送交特务机关治罪。

    工人们在过上述四道“关口”中，所遭受的折磨和迫害，真使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晋华卷烟厂女工杨某，年仅15岁，从没见过八路军和共产党，就是因为在斗争会上不说话，被传训长追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是否通八路？”她还是低头不语，传训长又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说杨某受他舅舅的指示，准备往茶炉中放毒。于是，召开全厂大会进行斗争，杨某被斗得神经失常，口吐鲜血，含冤而死。西北造纸厂女工杨拉弟，下工后与一名叫于三毛的工友说了一会儿话，见人来了便不说了，于是成了斗争对象。

    反动分子威逼她自己打自己嘴巴，让她头上顶一条凳子，两手又各托一条凳子，举上举下，同日，她婆婆也因此受到牵连，在村里被迫“自白”。夜里，婆媳会面一谈，知道两人说的有矛盾，吓得哭了一夜，大清早，便撇下一个6岁的孩子，携手跳汾河自尽了。西山煤矿工人范二米受召训时，召训人硬说他给八路军送过情报，命令打手先用乱棍打，后用火柱烫，最后又用竹签子穿肚皮，活活被折磨而死。阎锡山的永兴堡街道铁军基干主席石祯，硬说搬运工张仁是“暗八路”，在斗争大会上强迫妇女儿童往死里打，一伙妇女儿童不论如何受逼，都不肯用力打，石祯恼火了，猛扑过去，夺了一根棍子，亲自动手狠打，霎时间，张仁的脑壳被打得开了花。

    西北造纸厂在“三自传训”中被辱骂和毒打的，占全厂员工的1/3。据阎锡山的山西省政府1947年底统计，晋中各县在“三自传训”中被污辱、打骂或被杀害的共达8万人之多，其中被乱棍打死者在3000人以上。

    阎锡山在推行“兵农合一”和“三自传训”暴政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其特务组织。“特种警宪指挥处”(简称“特警处”)，梁化之任处长，徐端代处长。内设秘书室和组训、情报(内设线索、情报两组)、审理、宣教、联络、视导、参谋、总务等科，直辖“特宪队”、“感训队”、“军政干部训练队”、一、二、三“特招室”、“资源调查社”和特务连等。“特警处”是阎锡山接收了日本的各种杀人工具，集国民党特务刑罚之大成而建立的。它在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饭馆、剧院和旅店内部，都秘密发展“细胞”，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网。

    “特警处”规模庞大，权力无限，可以随时逮捕任何军政官员。至于审讯、暗杀共产党以及所谓“有伪装嫌疑”的人民群众，更是家常便饭。为了锻炼特工人员的胆量，“特警处”经常用活人进行演习。有一次，阎军司令部特高组采取绳勒、活埋、刺杀、斩首等手段，杀害了4名同共产党有联系的伪军人员。在演习时，梁化之、徐端命令其全体特工人员到现场实地观察，研究杀人方法。

    “特警处”是阎锡山“对外斗争、对内控制”的主要工具，有专职特工人员5000余名，数以千计的“特务细胞”，遍布太原全城。他们以尾随监视、投亲访友、蹲门等候、叛徒劝降、封官引诱等手段，侦探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对坚贞不屈的革命人士，则用绳勒、活埋、强迫服毒和打毒剂针等手段秘密处死。据统计，1946年3月到1948年，在全省侦察大小案件370余起，逮捕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3300多人，其中，被秘密处死的达370多人。“特警处”这个庞大的杀人机构，使古老太原城，变成了特务横行的恐怖世界。

    在这黑暗险恶的环境中，共产党太原地下组织同阎锡山特务组织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

    1947年8月，刘文瑞被“特警队”逮捕后，向阎“特警队”供出王天庆、王麟庆、乔亚、卫兴华、杨盛钦等同志。有一天，赵宗复在旧省政府开会，临走时，梁化之对他说：“宗复，刘文瑞提供的情况很不少，进山问题已大体弄清，就连杨吉贞老兄的儿子也是共产党。”“真的吗？我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赵宗复回答了这么一句，赶快回到学校，立即通知乔亚说：“刘文瑞表现很不好，敌人随时都会搜捕我们。我们的应变办法是：第一，王天庆是根据地派来的重要干部，咱们受损失再大也得保护他；第二，你们不能动，要准备口供应付敌人。”并让乔亚立即转告王麟庆：“我们被敌人发觉了，你和王天庆要赶快返回根据地。这是命令，不准迟疑！”

    王麟庆接到乔亚送来赵宗复的命令，立刻赶到阎锡山的机甲车队，不料王天庆已经被“特警处”逮捕了。乔亚、卫兴华也同时被捕。不过，他们被扣了一个多月就放出来了。乔亚和卫兴华很快能够获释，主要是因为除了王天庆外，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而王天庆不管敌人动用什么刑罚，始终不透露一点口供。特警处特务把王天庆送到“特招室”加以优待，企图软化，而王天庆却编了一套假履历，痛斥敌人说：“我是老红军，你们一千年也争取不了我！”特务们见王天庆骨头很硬，不可能争取叛变，很快就把他暗杀了。

    特种警宪指挥处在暗杀王天庆之后，又杀害了太岳军区太原情报站政委周爱莲、站长齐作云和徐惠云，以后又将乔亚、王麟庆、刘鑫、冯碧川、朱锁只、芦玉山等一批革命同志逮捕，残酷杀害。这些革命同志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

    残杀无辜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阎锡山返回太原的第二天，就在日伪汉奸为他召开的欢迎会上强调：“行者(指从晋西回来的人)、居者(指在太原当汉奸的人)一样有功。行者虽然经过8年跋山越岭的辛苦，但居者也遭受8年多的精神痛苦，千万不要自划鸿沟，自行隔离，我们的共同敌人是共产党和八路军……”同时把4万伪军和5000日俘改编成省防军，任命日本战犯岩田为绥靖公署顾问兼炮兵副司令，开始对太原人民进行更凶恶、更残暴的血腥统治。

    在工矿企业中，阎锡山强迫工人勒紧裤带加速生产枪炮子弹等军火，以备内战之用。在郊县农村，他强制推行“兵农合一”暴政，使农村经济快速走向破产。所谓“兵农合一”就是将役龄壮丁(18岁～47岁)6个编为一组，1人当常备兵入营打仗，其余5人为国民兵在家种地，每人每年出优待粮3石、棉花2．5斤养活常备兵及其家属，常备兵服役3年，概不发饷。“兵农合一”是阎锡山征兵、要粮的“法宝”，一下子就增加了5万常备兵，然而却把成千上万的农民变成农奴，有多少人被迫卖妻卖子，又有多少人挣扎在死亡线上。仅1948年一年，太原近郊饿死和被杀害的农民就不下6000人，晋祠南大寺一村26户就有“卖妻子的5户，还有28人活活饿死”。当时农村的粮食产量差不多比抗战前降低一半，民谣“兵农合一好，荒草长下一人高”、“兵农合一聚宝盆，家败人亡鬼吹灯”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在城区太原，用“平民经济”控制市场，操纵物价，囤积居奇，使物价一涨再涨。

    当时用一块银元买不到1公斤杂粮，价格超过当时上海的2200多倍。尤其是在临解放前，“战时动员工作团”挨门挨户搜查抢夺老百姓的粮食、衣物、麻袋、门板、鞋袜……贫苦市民有的吃豆饼，有的吃糠皮，甚至有全家饿死的。当时太原城新南门(首义门)外竟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卖人肉包子”事件，而阎锡山及其帮凶却依然是花天酒地。他们在太原疯狂掠夺3年后，仅运到上海去的黄金就有45000多两。

    抗战以前，阎锡山为了巩固军阀封建统治，采取诱骗政策，迷惑群众笼络人心。如今内战期间，人民军队越战越强，阎锡山统治已是日暮途穷，他一改往日面孔，脱下“仁慈善政”的外衣，开始实行种种残暴的特务统治，梦想用法西斯特务手段维护即将崩溃的政权。当时太原除国民党、三青团、同志会等反动党团组织外，还有梁化之的特种警宪指挥处、杨贞吉的警务处、王靖国的铁纪团、孟际丰的返干团、徐端的黄河通讯社等特务机构。他们以特种警宪指挥处为中心，与各工厂的职工福利室、各学校的政训处、各机关商店的情报小组结成庞大的特务网络，对人民群众进行监视和镇压。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分别与美国三方面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军事调处期间，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曾来太原视察，阎锡山“密令各行政区的专员、县长，反动地主、富农及其他反动分子冒充老百姓的名义，写了许多控告共产党的信件，在马歇尔等到达太原的那天，阎锡山命梁化之派人将这些无中生有的控告信堆集于马歇尔等下榻的正大饭店楼梯两侧，梁化之还组织许多特务分子伪装成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直接向马歇尔投递了一些捏造的控告信。

    同一天，阎锡山还诱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夹杂着部分地主、反动分子，沿着飞机场到正大饭店的道路，呼喊口号。阎锡山积极准备内战，大肆修建军事据点，在太原周围东至罕山、西至石千峰、南至小店、武宿，北至黄寨，方圆东西50公里、南北40公里的土地上修建了5000余座钢筋混凝土碉堡，有方碉、圆碉、三角碉、梅花碉、子母碉、人字碉……另外还在城外南、北飞机场、丈子头、剪子湾、牛驼寨、淖马、石嘴子、风梁阁等数十处要塞修筑大型主碉堡。这些碉堡之间各以壕沟连通，再加上无数的地堡、劈坡、暗道以及地雷、手榴弹等火力点，构成了严密的军事防御阵地，成为全国闻名的“反共模范堡垒”。在修筑这些军事建筑时，许多饥寒交迫的人民被抓到工地，在皮鞭棍棒的威逼下，经年累月地无偿服役，他们流尽了汗，累弯了腰，甚至受尽折磨而死。这时的太原城，好像是一座充满了白色恐怖的人间地狱。

    虽然阎锡山千方百计想把太原城变成“铁打的江山”，但历史的发展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1945～1948年，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晋南、晋东南、晋北以及晋中各县，至1948年秋，太原已成为孤城一座，处于人民解放军包围之中。在此期间，太原的工人群众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同阎氏官僚政府进行了增加工资、反对减员的斗争，街头巷尾经常出现“打倒阎锡山”、“欢迎解放军”、“欢迎共产党”的标语，许多工厂学校开始酝酿护厂护校活动，风雨飘摇的阎锡山统治已接近于全面崩溃。有不少的进步学生离开太原，走向解放区，更多的人留下来进行艰苦的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