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凭着自己温柔的意志，把几个字穿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它们变成一首帕耶尔诗。

    我感到我对于做诗的光荣的幻象已经没有了。所以直到现在，当可怜的“诗”受到虐待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像想到那个小偷一样的不快。有好几次我感动到了怜悯的地步，但又控制不住那痒痒地要去袭击他的烦躁的手。小偷们很少受过那么大的痛苦，也没有受过那么多人的虐待。

    第一次的敬畏情感克服了之后，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把①一种三节拍的韵律。——译者我拉回来了。我想法求我们的一个地产管理员送我一个蓝纸的纸本。我亲手用铅笔画上不大均匀的道道，在上面用巨大的孩子式的瞎画写着诗句。

    像一只小鹿以新生的嫩角到处乱磨，我也以萌芽的诗歌到处去麻烦人。又加上比我大一点的哥哥①很以我的吟诗为骄傲，便在家里到处找人叫我吟诗。

    我记得，有一天我们两人从楼下地产办公室里出来，在胜利地征服了管理员之后，我们碰到《国家报》的编辑，拿巴勾帕·密特，刚走进门来。我哥哥赶紧拉住他说：“你看，拿巴勾帕先生，您好不好听听拉比新写的诗？”我就立刻高吟起来。

    我的作品还不能编成诗集。我这个诗人能把所有的大作都揣在口袋里。我的一身兼了作者、印刷者和发行者；我的六哥，作为一个宣传者，是我唯一的同事。我写了几首关于莲花的诗，就在梯口用和我的热情一样高亢的声音，朗诵给拿巴勾帕先生听。“写得好！”他微笑着说，“但是ｄｗｉｒｅｐｈａ②是一件什么东西呀？”

    我不记得我从哪里搞来这么一个字。普通的名词也会同样的合韵。但是在整首诗里我对这一个字寄以最多的希望。这个字无疑是相当地感动了我们的管理员们。但奇怪的是拿巴勾帕先生对此并不屈服——相反地他微笑起来了！我确信他一定不是一个通人。我再也没有吟诗给他听。我已经比那时①②已不用的古字，即蜜蜂。——译者作者是七个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这里指的是他的六哥。

    长大了许多，但我在什么能、什么不能在我的听众中取得了解的试验上仍无进步。无论拿巴勾帕先生怎样微笑，ｄｗｉｒｅｐｈａ这个字，像一只饮蜜而醉的蜜蜂，粘在原地不动了。

    一位师范学校的老师也在我们家里教书。他身体瘦弱，形容枯稿，声音尖锐。他就像是一根棍子变的。他教课的时间是从早晨六点到九点半。我们跟他念的课本，从孟加拉文的普通文学科学直到《云音夜叉被戮》的叙事诗。

    我的三哥对于我们学的各种学问非常热心。因此我们在家里学的比学校的必修课还多。

    我们在黎明前起身，围上腰布，跟一位盲拳师打一两套拳。立刻又在粘着尘土的身上披上外褂，开始读文学、算术、地理和历史。我们从学校回来，图画和体操老师已经在家里等着了。晚上阿哥尔先生来教我们英文。到九点以后我们才放学。

    星期天早晨我们上毗湿纽的唱歌课。那时差不多每个星期天，悉达那德·杜塔来给我们作物理实验。我对后面这门功课感到很大的兴趣。我清楚地记得当他把一点锯末放在水里装进火上的瓶子里，给我们看变轻了的热水怎样往上走，冷水怎样往下来，最后又怎样开始沸腾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惊奇的情感。在我晓得水是牛奶的一部分，牛奶煮了以后就浓了，因为水变成气飞走了，这一天我也感到非常得意。悉达那德先生若不来的话，星期日就不像一个星期日了。

    此外还有一个钟头，由一位康贝尔医学校的学生来给我们讲人身骨骼。因此我们的课室里挂着一架用铁丝连系起来的骷髅和骨殖。最后，还找个时间由塔瓦拉拿先生来教我们死记梵文文法。我不敢说是骨头的名字还是文法家的“经文”更能磨烂人的下巴骨。我想后者是要远远领先。

    当我们的孟加拉文有了相当进步之后，我们就开始读英文。阿哥尔先生，我们的英文教师，白天在医学院上课，晚上就来教我们。

    书本告诉我们，火的发现是人类的最大发现之一。我不想反驳这个。但是我忍不住想到小鸟是多么幸福，因为它们的父母不能在晚上点灯。它们在清早上语言课，你一定注意到它们诵读的时候是如何地高兴。当然我们不应当忘记它们是不必学英语的！

    这位医学院学生，即我们的老师，健康好到这种地步，连他的三个学生合在一起的愿望和热诚，也不能使他有一天的缺席。只有一次他为打破了头而躺了一天，那是因为医学院里的印度学生和欧亚杂种的学生打架，一张椅子朝他扔了过来。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件；但是我们总不把它看作是个人的痛苦，而他健康的恢复，从我们看来仿佛是不必须地那样迅速。

    夜晚了。大雨像矛头似的下着。我们的巷子里水深过膝。

    水塘里的水都涨上花园里来了，贝尔树的灌木似的树梢露出水面。我们整个身心在愉快的雨夕涌出狂欢，就像醉花发射出它的香穗一般。我们教师该来的时间，只过了几分钟。但是还不一定……我们坐在凉台上望着巷里，可怜地注视掺望着。忽然间，我们的心就像昏倒了似的卜卜地狂跳起来。那把熟悉的黑伞，在这样的天气之中，还不屈不挠地转过街角来了！不是别人吧？一定不会的！这个广大的世界上，也许可以找到和他一样顽强的人，但是在我们的小巷里是永远也找不到的。

    总起来回忆到他教学的时期，我们不能说阿哥尔先生是一个冷酷的人。他没有用鞭子来管束我们。连他的申斥也不到责骂的程度。但是不论他有什么个人的优点，而他教课的时间是在晚上，他所教的课目是英文！我确信对于任何一个孟加拉的孩子，就是一位天使也会像是阎王的真正的使者，如果他在孩子一天的苦闷学校生活后，点起一盏阴惨昏暗的灯来教他英文的话。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们的老师希望使我们得到英国语言可爱的印象，他极其热烈地为我们朗诵了从英文书里选出来的几行——我们说不出是诗还是散文，效果竟大出意外。

    我们是那样无礼地哄笑了起来，弄得那晚上他只好把我们都放了学。他一定体会到他的辩护是不容易的——要我们声明同意还需要好几年的争论。

    阿哥尔先生有时就把外面知识的清风带到我们枯燥无味的课室里。有一天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来说：“今天我要给你们看一件造物者所创造的奇妙的东西。”说着就打开纸包取出人体上发音器官的一部分，一面解释它的结构的奇妙处。

    我还记得那时他给我的震惊。我从前总觉得是整个人在说话——从来没有想象到说话的动作可以这样割裂来看。无论部分的结构是多么奇妙，它总不像整个人那样美好。我当时没有想到那么多，但这是我惊愕的原因。也许先生看不到这个真理，就是他用这种方法来讲这个题目，学生们是不会有热烈的反应的。

    还有一次他带我们到医学院的解剖室里去。一具老妇人的尸首直挺挺地躺在桌上。这个并没有吓着我，但是在地上的一只切断了的人腿却使我感到极不舒服。支离割裂地来看一个人，对我似乎是那么可怕，那么荒唐，有好几天的工夫我还不能赶走那黧黑的无意义的腿的印象。

    读完了帕瑞·萨卡的第一、二册英文读本，我们就读麦克库拉克的读本。在一天之末，我们身体疲倦了，心里渴望到内院去，这本又黑又厚、充满了难字的书，内容也极不引人注意，因为在那些日子，萨拉斯瓦蒂①的母爱还不十分突出。孩子的书还不像现在的那样充满了图画。而且在每一课文的门口，都排列着一队生字的哨兵，字母都分立着，禁止通行的重音符号就像瞄准的子弹，挡住了幼稚的心的进入道路，我曾不断地向这密集的队伍进攻，但一点也打不进去。

    我们的老师就常常提到他的别的聪明学生的成绩，来使我们相形见绌。我们感到相当羞愧，对那些好学生也不发生好感，但是这些并没有驱散缠绕在那本黑书上的阴暗。

    老天爷怜悯世人，在一切沉闷的东西上都滴下了催眠剂。

    我们一开始读着英文，不久也就开始打盹。往眼睛里洒水或是在走廊上跑步，这样可以好些，但也不能持久。如果恰巧我们的大哥从这里走过，瞥见我们这种瞌睡的苦状，我们这天晚上就被释放了。我们的瞌睡立刻就完全治好了。①学识的女神。——译者有一次，当登革热症在加尔各答流行的时候，我们大家庭里的一部分人就逃到奢都先生的河边别墅去。去的人里面也有我们。

    这是我的第一次旅行。恒河沙岸就像我前生的朋友一样把我接待到它的怀里。在下房的前面，是一片番石榴树林；坐在林荫下的凉台上，凝望着从树隙中流过的水，我的一天就过去了。我每天早晨醒来，总觉得每天的日子都像是一封新来的画着金边的信件，有些从未听过的消息在等着我开函。而且，唯恐丢掉任一小点，我匆匆梳洗好了就跑到外面椅子上去。

    恒河的潮水每天涨落；许多不同的船只有不同的驶法；树影从西边移到东边；在对岸树影碎隙的边缘上，金色的生命血液涌进穿透了的夜晚天空的胸怀。有几天从清早就阴了天；对岸的树林变黑了；黑影移过河上。然后哗哗的大雨忽然来到，把地平线遮掉；对岸的淡影含泪道别；河水带着抑郁的喘息涨了起来；湿风在头上树叶中间任意乱吹着。

    我感到我钻出了墙壁、栋梁和楼梯的肚子，诞生到外面来了。在和万物开始交往的时候，那琐屑的习惯和破污的外罩都从世界上掉下去了。我确信我早餐用来蘸油炸薄饼的甘蔗糖浆，和因陀罗①在天上痛饮的长生仙酒，没有什么区别；因为长生不在酒里，而在品酒人的身上，因此那些寻求长生①印度神话中掌管雷雨之神。——译者的人就无法找到了。

    房子后面有一块围起的地面，有一个水塘，几层台阶从浴台通到水边。台边有一棵大南海蒲桃树，四围是长得很密的各种果树，这水塘就在浓荫的隐蔽中舒服地静息着。这个幽静的小内花园这种蒙着面纱的美，对我有极其奇妙的魅力，和前面河岸的阔大广漠是那样地不同。它像这家里的新娘。在她午睡的幽静之中，躺卧在她自己绣成的花褥之上，低声地说出她心中的秘密。我用许多中午的时间，独自在南海蒲桃树下，梦想着水塘深处可怕的冥王之国。

    我非常好奇地想看到孟加拉的农村。它的一簇一簇的茅舍，它的草顶的凉亭，它的窄巷和浴场，它的娱乐和集会，它的田野和市集，以及在我想象中所看到的它的全部生活，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像这样的一个农村就在我们院墙之外，却不准我们去。我们出来了，但并没有自由。我们本来是在笼子里，现在是停在树枝上，但还是带着链子。

    有一天早晨，我们的两位长辈到村子里去走走。我再也不能抑制自己的热望了，趁着没有人看见，我就溜了出去，远远地跟着他们。当我走在浓荫的小巷里，两旁是密密的、有刺的塞奥拉①树篱，旁边有个浮满青绿水草的池塘，我狂喜地收进了一幅又一幅的图画。我还记起那个赤裸的人，在水塘里洗着已经太晚的澡，用嚼烂的一头树枝在刷牙。我的长辈们忽然发现我跟在后面。他们骂着，“走，走，赶快回去！”他们觉得很丢丑，因为我光着脚，我的褂子上没有围巾也不穿①一种阔叶树。——译者上衣，我没有穿出门的衣服；仿佛这是我的错似的！我从来没有过袜子和太多的服饰，所以不但那一天失望地回去了，而且任何一天也无法填补我的欠缺而得到出门的允许。但是虽然“外界”是从后面关住了，而前面的恒河却把我从一切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我的心灵随时可以登上船儿快乐地驶出，急忙地到地图上没有名字的地方去。

    这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从那时起我再没有踏进这个素馨花荫的别墅花园。那所房子和那些树木一定还在那里，但我知道它们不会和从前一样了——因为我现在哪能从那里取得像从前那样美妙的新鲜感觉呢？

    我们回到城里乔拉桑歌的房子里去。我的日子就像许多口的饭，让师范学校张开的大口吞咽了下去。

    那个蓝纸的稿本不久就写满了，像虫窝一样有种种网形的斜线和笔划浓淡不同的字。这个小作家的热切的压迫很快地就把它的书页揉皱了；以后页边也磨坏了，爪子似的蜷曲着，似乎要把里面的作品抓住，直到最后，流入不知道哪一条“忘河”里去，它的书页被慈悲的健忘卷走了。无论如何，它逃避了走过印刷所甬道的那一段痛苦，也不必害怕再去诞生在这个悲哀的山谷里。

    对于把我宣传成为一个诗人，我不能说我是个被动的证人。虽然萨特卡里先生不是我们班的教师，他却很喜欢我。他写过一本关于自然历史的书——我希望没有尖刻的幽默家会想在这上面找出他喜欢我的原因。有一天，他把我叫去问：

    “听说你写诗，是吗？”我没有隐瞒这个事实。从那时起，他常叫我去续成一首绝句，把我自己写的添在他给我的两句后面。

    我们的校长哥文特先生是一位很黑的矮胖子。他穿一套黑衣服，守着帐簿，坐在二层楼的办公室里。我们都怕他，因为他是举着棍子的法官。有一次我因为逃避几个强暴的同学，而跑到他屋里去。迫害我的是五六个大孩子。除了眼泪之外——我没有其他证人。我胜诉了，从那时起哥文特先生的心里，为我留下温柔的一角。

    有一天，在课间休息的时候，他叫我到他屋里去，我战战兢兢地去了。我一到他面前，他立刻就探问我：“你不是写诗吗？”我不迟疑地承认了。他让我写一首我忘了是哪种道德教训的诗。从他发出的这样的请求所意味着的谦虚和蔼，使做他学生的人只有感激。当第二天我把写好的诗交给他的时候，他把我带到最高的班上去，让我站在学生们面前。他命令说：“朗诵吧！”我就大声朗诵起来。

    关于这首道德教训的诗，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它不久就遗失了。它对这一班学生教训的效果，远不是鼓励——它所引起的不是对于作者尊敬的情感。大多数人说这首诗决不是我自己做的。还有一个人说他能够拿出我所抄袭的原本来，但是也没有人坚持要他拿出；对那些宁可相信的人，证明的过程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最后，追求诗名的人数可怕地增加了；而且他们所用的方法，不是循着道德进步的道路的。

    现在青年人写诗不是一件奇事。诗的光荣消失了。我记得那时候，少数写诗的妇女是怎样地被看作上天的奇迹的创造品。现在如果听说女青年不会写诗，人们就感到怀疑。现在的孩子远在到达孟加拉文最高班之前，诗歌就萌芽了；因此没有一个现代的哥文特先生会注意到我所宣扬的诗才了。

    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位以后再也找不到的听众。他有一种无限的、什么都喜爱的能力，因此他就完全不适宜于作任何评论月刊的评论者。这位老人就像一颗熟透了的阿方索芒果——在他的天性中没有一点酸味和丝毫粗鲁的痕迹。他的亲切的、刮得很干净的脸和他全秃的头颅成了一个整圆形；他的嘴里没有一颗牙；他的大而亮的眼睛发着永远愉快的光辉。

    当他用柔和深沉的声音说着话的时候，他的嘴、眼和双手也都在说话。他是一位古波斯文的学者，一个英文字都不懂。他的寸步不离的伙伴是一根水烟袋和膝上的一张悉达琴；从他的喉咙里流出不停的歌声。

    斯里干达先生不必等待人家的正式介绍，因为没有人能抵抗他的亲切的心的自然请求。

    有一次他带我们到一个大的英国照相馆去照相。在那里他用杂凑的印地语和孟加拉语，说着坦率的事由来感动那位老板，他说他是一个穷人，但极其想照这一张相片，这老板微笑着给他减了价钱。这种还价在那个不二价的英国商店，并没有显得怎样地不合适，只因斯里于达先生是那样地天真，那样地毫不理会有任何使人生气的可能。有时他带我们到一个欧洲传教士的家里去。在那里他也是以他的弹唱，对于那传道士的小女儿的爱抚，对于传教士夫人的穿着小靴的脚的赞美，他会使那集会空前地活跃起来。别人做出这种可笑的事情就会使人讨厌，但是他的坦率的天真得到大家的欢心，他把人人都吸收到他的快活中去。

    斯里干达先生从来不知粗暴与傲慢为何物。有一个时候，我们加聘了一位有点名气的歌唱家。当他喝得烂醉的时候，就用不好听的话来挖苦斯里干达先生的歌唱。斯里干达先生总是不动声色地忍受着，一点都不想还击。等到最后这个人的继续的粗暴使他被解聘的时候，斯里干达先生立刻来替他说项。他坚持说，“不是他的错，是酒的错。”

    他不忍看任何人痛苦，甚至也不能听痛苦的事。所以学生们什么时候想使他苦恼，就念一段维达亚萨加尔①的《悉多的流放》，他就十分难过起来，伸出两手来抗议，苦苦哀求不让他们往下念。

    这位老人跟我的父亲、哥哥和我们都是好朋友。他跟我们每一个人都仿佛是同年。就像每一块石头都可以让流水来回跳舞一样，因此最小的刺激也足以使他高兴欲狂。有一次我写了一首颂歌，讽示了人世的磨练和苦难。斯里干达先生认为我父亲对于这首完美的珍宝般的颂歌一定会欣喜过望。

    带着无限的热情，他自告奋勇地把这首歌给我父亲看了。幸亏那时候我不在旁边，后来听说我父亲觉得非常好笑，人世的忧患会那么早地感动他的小儿子到了写诗的地步。我确信哥文特先生，那位校长，一定会为我写这么严肃的主题的努①维达亚萨加尔（１８２９—１８９１），孟加拉语作家。

    力，而加倍地表示他的尊敬。

    在唱歌上我是斯里干达先生的得意门生。他教给我唱一支歌：《我不再上瓦拉遮①去了》，并且拉我到每个人的屋里叫我唱给他们听。我唱的时候，他就弹悉达琴来伴奏，唱到合唱的句子，他也加入来反复地唱，对每个人微笑点头，仿佛促使他们更热烈地欣赏。

    他是我父亲的热情的崇拜者。他把一首颂歌编进他的歌调里，《因为他是我们心里的心》。当他对我父亲歌唱的时候，斯里干达先生激动得从座位上跳起来，一面使劲地弹着悉达琴，一面唱《因为他是我们心里的心》，然后在我父亲面前挥舞着手，把歌词换成“因为你是我们心里的心”。

    当这位老人最后一次来拜访我父亲的时候，我父亲已在钦苏拉河边别墅里卧床不起了。

    斯里干达先生被最后一次的疾病所困，不能自己走动，必须把眼睑拨开才看得见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由他的女儿招呼着，他从他的住处比尔布姆到钦苏拉来。他费力地从我父亲脚上捏走一点尘土，就回到钦苏拉他寄住的地方去，几天之后他就在那里呼吸了最后一口气。后来我听他的女儿说，他是嘴里唱着《主啊，你的慈爱是何等地甜柔》那首颂歌，到他永远的青春里去的。

    这时，在学校里，我们是最高班的下一班。在家里，我①克里希纳神的游戏场。——译者们的孟加拉文课比班里教的深多了。我们读完阿克谢·达塔的普通物理学，也读完了《云音夜叉被戮》叙事诗。我们读着自然科学，而没有结合任何自然事物，所以我们对于这门功课的知识，也相应地是书本上的。实际上我们在这上面用的光阴完全是浪费的；对于我的心灵，是比什么都不做还要浪费。读那首《云音夜叉被戮》对于我们也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最好吃的东西如果扔到你的头上，也不会感到有味。用一首叙事诗来教语言，就像用一把剑来刮胡子一样——委屈了剑也难为了下巴。一首诗应当从感情的观点来教；把他诓来做“语法兼字典”，是不打算去和学识之神调解的。

    我们的师范学校生涯突然告了终结；这里面是有故事的。

    我们学校的一位教师想从我们图书室里借一本密特拉写的我祖父的传记。我的侄子兼同学，萨提亚，勉强鼓起勇气，自告奋勇向我父亲去提。他得到结论以后很难以普通的孟加拉文字去打动我父亲，因此他编了一套精心结构的准确的仿古文句，我父亲一定感到我们孟加拉文的学习走得太远了，有了过火的危险。因此第二天早晨，和平常一样，我们的书桌放在南边的凉台上，黑板挂在墙上，在等着尼尔卡玛尔先生来上课的时候，我们被召唤到楼上父亲的屋里去。他说，“你们不必再读孟加拉文了。”我们的心因着这个快乐舞蹈起来了。

    尼尔卡玛尔先生在楼下等着，我们的书本都放在桌上摊开着，他一定心里在想让我们把《云音夜叉被戮》再读一遍。

    但是在一个人的临终床上，一切日常生活的常规都显得不真实了，瞬息之间，每一件事物，从老师到墙上挂黑板的钉子，对于我们都像幻想一样地虚空了。我们的唯一困难，就是怎样以相应的礼节把这消息告诉尼尔卡玛尔先生。最后我们吞吞吐吐地把这话说了，这时黑板上几何式的图样诧异地向着我们瞪视，《云音夜叉被戮》的无韵诗在旁边呆呆地看着。

    我们老师的临别赠言是：“因为责任所在，我对你们有时也许严厉一些——不要把这个记在心上。以后你们会知道我教给你们的东西的价值。”

    我当然知道了这个价值。就是因为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来学习，我们的心灵就活泼起来了。学习应该尽量遵循饮食的规程。当口味从第一口饭开始的时候，胃口在肚子装满以前就激起了它的功能，胃液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孟加拉的孩子用英文来学习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子。第一口咬下去就有可能把两行牙齿拧松——像嘴里的真正的地震！等到他发现这食物不是石头做的，而是可以消化的糖果的时候，他注定的半生已经过去了。一个人在拼音和文法上干噎着，唾沫飞溅地嘟哝着的时候，肚子里却仍旧是饥饿的，等到最后吃出味来，胃口已经没有了。如果整个心灵不是从开始就运用了起来，它的全部力量就是到了终点也不会发展的。当周围都在发出学习英文的呼声的时候，我的三哥勇敢地坚持我们孟加拉文课的学习。

    对于他的在天之灵，我献上感谢和崇敬。

    我们离开师范学校就进入孟加拉中学，这是一所欧亚混合的学校。我们觉得我们已经长大了，多了些尊严——至少上到了自由的第一层楼。事实上，我们在这中学的唯一进步就是自由。我们在这里学的，我们一点也不懂，我们也不努力学习，我们不学习也没有任何人来关心。那里的学生是讨厌的，但还不使人憎恶——这是一件大可安慰的事。他们在掌心里写上一个“驴”字，嘴里说“好啊！”一面把这字拍在我们的背上。他们从后面捅我们的肋骨一下，没事人似的脸望着别处。他们把烂香蕉轻轻地抹在我们的头上，悄悄地溜开。但是这就像走出泥涂登上岩石一样——我们忧虑但没有玷污。

    这学校对我有一件大好处。这里没有人抱着微小的希望，认为像我们这种孩子能够在学习上进步。它是一所很小的学校，经费也不足，因此在学校当局眼里，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我们按时交费。这就使拉丁文法不能成为障碍物，连最严重的错误，也不会使我们的脊背受损。这决不是因为可怜我们——学校当局对先生们都说通了！

    然而，这学校虽然没有什么害处，它到底是一所学校。教室是冷酷地沉闷，四面的墙壁警察似的看守着我们。房子像鸽子笼而不像人的居处。没有装饰，没有图画，没有一点颜色，没有一点吸引孩子心灵的企图。事实上，对于形成孩子大部分心理的爱憎是完全不闻不问的。我们踏进校门走入那狭小的四方院子，我们整个人都变得沮丧消沉——逃学就成为我们长期的游戏了。

    在这件事上我们找到了一个同谋者。我六哥有一位波斯文教师。我们总称他为门希①。

    他是一个瘦得皮包骨的中年人，就像有一张黑羊皮纸蒙在他的骨架上，里面不装上一点血肉似的。他的波斯文也许不坏，英文学问也过得去，但是他的抱负都不在这上面。他相信他棍术的精湛，只有他歌唱的技术可以与之相比。他总在阳光下站在我们院子当中，用一根棍子耍出一套奇妙的滑稽戏——他自己的影子就做了他的敌手。我也不必说他的影子从来没有胜过他，最后他总是大叫一声，含着胜利的微笑，猛敲这影子的脑袋，影子便屈服地昏倒在他的脚下。他的歌唱，鼻音很重又不合调，听上去就像从阴间传来的呻吟和呜咽。可怕的混合。我们的唱歌教师毗湿纽有时就嘲弄他说：“你看，门希你这样唱法会让我们把嘴里的面包都呕了出来！”对于这种话，他唯一的回答只是一个轻蔑的微笑。

    这就看出门希是受听好话的；事实上只要我们愿意，无论何时我们都可以撺掇他给我们写信到学校去请假。学校当局从来也不细看这些信，他们知道从教育的效果上看，横竖我们上不上学都是一样的。

    现在我自己也设立了一所学校，在这里孩子们做出各种各样的淘气，因为孩子们一定是淘气的——而教师们也总是不饶的。当我们中间有人因着他们的行为，过分地为忧虑所缠扰，而激起定然要处罚的决心的时候，我自己学校时期的许多过失，就排着队站在我面前，向我微笑。

    我现在看得很清楚，这错误就是以成人的标准来衡量孩①孟加拉语，意思是书记。——译者子，忘了一个孩子是像流水一样迅速而流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点的不完美都不必引起大惊小怪，因为奔流的速度本身，就是最好的纠正。什么时候停滞不流了，危险就来了。所以首先是教师，而不是学生，要提防到错误的行为。

    这学校里有一间餐室，是为适应孟加拉孩子种姓的需要而设立的。我们就在那里和同学们交起朋友来。他们都比我们大，其中有一个应该详细地说一说。

    他的专长是魔术，他甚至于发表了一小本关于魔术的书，在封面上印上他的名字加上教授的头衔。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学生的名字见于印刷品，因此我对他——作为魔术教授——有着很深的尊敬。我怎敢相信在印刷的字样里，会有可疑事件的容身之地呢？能够把自己的话用擦不掉的墨记录下来，这是一件小事吗？无遮蔽而不羞愧，自认不讳地站在世界面前——我们怎能怀疑这样高超的自信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从一个印刷所里拿到我名字的字模，当我刷上墨把它印在纸上，发现我的名字印出来的时候，是多么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啊。

    我们常请这位同学兼作家的朋友搭坐我们的马车，这样我们就有了交往。他在演戏上也很行。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在练拳的场地上搭起一座台，在竹架上撑起涂上颜色的纸。从楼上来的坚决的反对，阻止了在这台上表演的可能。

    但是后来没有戏台也演出了一出误会的喜剧。这位剧作者在这本书上已经对读者介绍过了，他不是别人，就是我的侄子萨提亚。你们看他现在沉着恬静的样子，当你听到他所创造出来的把戏的时候，你一定会大吃一惊。

    我所要叙述的事情发生在几年之后，当我大约在十二三岁的时候。我们这位魔术家朋友讲到许多东西的奇怪特点，我十分好奇地想亲眼看到那些特点。但是他所提到的材料都是非常稀罕而且来自远方，除能求得海员辛巴德的帮助之外，我们决没有希望得到，有一次教授偶然失口说出一件容易得到的东西。谁会相信一粒种子，在一种仙人掌的液汁里浸透又晒干了二十一次之后，就会在一小时内萌芽开花结果呢？我决定要试验一番，同时对于一位名字印在书本上的教授的辩证，也不敢有所怀疑。

    我让我们的园丁给我预备下大量乳白色的液汁，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在屋顶凉台的角落，我们的秘密处所，开始用芒果核来做试验。我正在聚精会神地把果核浸了又晒，晒了又浸——但是大读者们也许不会等待着询问我实验的结果。同时我不知道萨提亚在另一个角落里，在一小时之内使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神秘花木，生根发芽。后来还结出了奇怪的果实。

    从做实验那天以后，我渐渐觉得教授有点躲着我，他不肯和我坐在马车的同一边，而且仿佛总在和他对我的腼腆作斗争。

    有一天，他忽然提议大家都轮流地从教室的凳子上跳下去。他说他要观察不同的跳跃形式。这种科学的好奇对于一位魔术教授并不是怪事。个个都跳了，我也跳了。他摇着头低低地哼了一声。无论我们怎么追问，他也不肯说出一点什么来。

    又一天，他告诉我们，说他有几个好朋友想同我们来往，请我们和他一同到他们家里去。我们的监护人没有异议，我们就去了。那间屋子里的一群人仿佛非常喜欢问问题。他们表示迫切地希望听我唱歌。我唱了一两支歌。我那时还是个孩子，决不会像牛一样吼叫。他们一致认为，“这声音真是甜柔。”

    当点心端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他们环坐在周围看着我们吃。我生来就很腼腆，和生人在一起很不自然；而且在我们的仆人艾思瓦看管时期所得来的习惯，使我永远成为一个食欲不旺的人。他们似乎都得到了我的胃口很娇弱的印象。

    在这出喜剧的第五幕，我接到教授写给我的几封奇怪的亲热的信，把整个情况揭露出来了。让台幕在这里落下吧。

    我终于在萨提亚那里听到，在我用芒果种子试验魔术的时候，他说得使教授相信我是一个女孩，监护人把我扮成男装，为的使我可以出去多受教育，因此我原是一个女扮男装的人。对那些对想象的科学好奇的人们，我应该解释一下，据说女孩子在跳跃的时候，左脚总是先往前去的。在教授的试验中，我就是这样跳的。那时我决没有体会到这是多么错误的一步啊。

    我生下来不久，父亲就常在外面旅行。所以说我小时候不认得他一点也不是夸张。他有时忽然回家，带来一些我喜欢同他们交朋友的外地仆人。有一次，他带回一个叫做里努的年轻的旁遮普仆人。他从我们所得到的热烈欢迎，几乎不在兰季特·辛格①之下。不但因为他是外地人，而且他是老牌的旁遮普人——他怎能不把我们的心偷走了呢？

    我们对于整个旁遮普民族，就像对《摩诃婆罗多》诗中的毗摩和阿周那②一样尊敬。他们是武士；如果有时他们战败了，那很明显地是他敌人的过失。我们家里有一个从旁遮普来的里努，是很光荣的事情。

    我嫂子有一只装在玻璃框里的小军舰，机关一开，它就应和着八音匣的叮当声，在绸制的海波上摇晃。我恳切地请求把这军舰借给我，让我去给我所爱慕的里努看看，来显示它的奇巧。

    像我们那样整年关在家里，任何异乡风味的事物，对我都有特殊的魅力。这是我敬爱里努的原因之一。也为了这个原因，那个穿着绣花长袍来卖玫瑰油和香膏的犹太人，迦卜拉尔，也会引起我那么大的兴趣。还有那穿着蒙满灰尘的宽大裤子、带着行囊和包袱的高大的喀布尔人，在我幼稚的心中，也留下一种恐惧的魅惑。

    无论如何，当父亲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在他周围走来走去，能够和他的仆人在一起就很满足了。我们并没有直接走到他的身边。

    有一次，当父亲在喜马拉雅山的时候，英国政府拿来吓人的老妖怪，俄国的侵略，变成人们惶乱的话题。有些好意①②毗摩和阿周那都是《摩诃婆罗多》中般度王的儿子，二人均无比英勇。——译者兰季特·辛格（１７８０—１８３９），旁遮普名王，有“旁遮普之狮”之称。

    的太太们，对我母亲把这逼近的危险，在想象的情况中扩大了一番。我们怎能晓得俄罗斯人会从哪一条西藏通路，忽然像毁灭的慧星一样闪击进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