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夸说我们的配词是好诗，但是它起了传达这些调子的作用。

    这两个音乐剧本就是在这个革命活动的奔放的欢乐之中写出来的，因此它们快乐地应和着每一个拍子跳舞，不管这拍子在技术上是否正确，也不管这调子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

    孟加拉的读者曾多次担忧到我的意见和文学形式，但奇怪的是我以偏爱的音乐见解大肆破坏的胆力并没有激起愤怒；相反地，来听的人都愉快地回去。阿克塞先生的几首歌，和改写的微哈里·奢克拉瓦提《吉祥诗》的组诗，都在《瓦尔米基的天才》中找到了位置。

    我总在这些乐剧的表演中担任主角。从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表演而且坚决地相信我有表演天才。我认为我证明了我的信念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只在我哥哥乔提任德拉写的一个笑剧中，演过阿力克先生的脚色。因此这几次是我真正第一次的表演的尝试。我那时候很年轻，没有什么可以使我的声音感到疲倦或者扰乱。

    那个时期在我的家里，一道音乐的瀑布日夜地、时刻地奔流下去，它的散溅的水雾，在我们心中反映成彩虹色的全部音阶。之后，我们新生的活力以青春的新鲜，被它的纯洁的好奇心所推动，在每一个方向打出新路。我们觉得我们能够尝试和试验每一件东西，没有一件成功是不可能的。我们写作，我们歌唱，我们表演，我们在各方面把自己倾泻出去。

    我就是这样地跨过我的二十岁年纪。

    使我们的生活这样地胜利奔腾的力量，我哥哥乔提任德拉是一个驾驭者。他是完全无畏的。有一次，在我还很小从来没有骑过马的时候，他让我骑一匹马在他的旁边飞跑，对于他的不熟练的骑伴，他一点没有担心。在我同样年纪的时候，我们同在西来达（我们地产的总部），有消息说那边发现一只老虎，他就带我出去打猎。我没有带枪——如果我有枪的话，枪对我的危险性比老虎还大。我们把鞋脱在丛林边沿，光着脚爬了进去。最后我们爬到一部分尖刺似的小枝剥光了的竹林里，在那里我总算勉强蹲伏在哥哥的后面，直到他把老虎射死；如果这只没有礼貌的畜生，敢于把防御的巨掌按到我身上的话，我连用鞋子来还击也做不到。

    就是这样，我哥哥在一切危险面前给我完全的自由，内在的和外面的，任何风俗习惯都束缚不住他，因此他才能把我的畏缩懦怯解除掉。

    在我把自己关在自己心里的情况下，像我上面说过的，我写了一些诗，在穆海达先生编的我的作品集中，在《心的荒野》书名之下收集在一起。其中有一首本来是在《晨歌集》中的，有几句是：

    它的交错的树枝舞弄摇晃着黑暗像一个婴儿。

    我在它的深处迷路了。

    取了这诗里的意思，我给这一组诗取了这个名字。

    在我的生活和外界没有交往，在我沉迷在我自己的心的冥想之中，在我想象的种种伪装在无原因的情感、无目的的漫游中所写的许多诗，都没有收进这集里去；只有很少的几首本来发表在《晚歌集》中的，在《心的荒野》中有了地位。

    我哥哥乔提任德拉和他的妻子出去作一次长途旅行，他们住的三层楼上的屋子，对着屋顶凉台的，就空了起来。我占有了这几间屋子和凉台，静静地过着日子。这样自己独对，我不知道我是怎样从我陷进的诗的沟壑中溜脱出来的。也许是因为我和我所想取悦的人们隔断了，他们对于诗的嗜好做成了我把思想放进的模型的形式，现在很自然地我从他们强加于我身上的体裁中解放了出来。

    我开始用石板来写作。这也有助于我的解放。我从前在上面乱涂的那个稿本，似乎要求有一种相当高度的诗思，我必须以和别人比较的方法来激起这种诗思。但是这石板很明显地适合于我这时期的心情。它似乎说：“别怕，随意写吧，一抹就都擦掉了！”

    我在这样无拘无束地写了一两首之后，我感到有极大的快乐从我心上涌起。我的心说：

    “我写出的诗，最后总算是我自己的了！”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说成我的自豪。我倒是曾为我从前所写过的作品感到骄傲，因为我必须给它们以一切赞赏。但是我不肯把它们叫做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父母在头生孩子身上感到喜悦，并不是因他的容貌而自豪，而是因为他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如果他竟然是一个非凡的孩子，他们也许感到光荣——但这是不同的。

    在这种喜悦的第一阵浪潮中，我不顾韵律形式的束缚，就像泉水不是直流下去，而是随意地弯弯曲曲地流的，我的诗也是这样。以前就会觉得这是一种罪过，但是现在我却感到很坦然，自由先把法则破坏了，而又做出法则，把自由放在真正的自制之下。

    我的这些不规律的诗的唯一听众是阿克塞先生，当他第一次听到我对他读这些诗的时候，他是又惊讶又高兴，在他的赞赏下，我的自由的路子又加宽了。

    微哈里·奢克拉瓦提的诗，用的是三个节拍的韵律。这个三节拍的时间产生一种圆转的效果，不像两节拍那样平板。

    它自在地流转下去，它像应和脚镯的叮当舞蹈着掠过。有一个时期我非常喜欢这种韵律。它不像步行而像骑着自行车。我已经习惯于这种走法。在《晚歌集》里，在无意之中，我居然甩掉了这个习惯。我也没有受其他任何一种束缚。我感到完全地自由无忌。我不想到也不怕受什么申斥。

    我在从传统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写作中得到的力量，使我发现我以前总在不可能的地方去搜寻我自己已有的东西。缺乏自信阻碍了我的自我回归。我感到我像从桎梏的梦中醒来，发现我是没有带着枷锁的。我特意格外地跳跃嬉戏，只要证明我的确是能够自由活动的。

    对于我，这是我写诗生涯中最可纪念的一个时期。作为诗歌，我的《晚歌集》也许没有什么价值，事实上，就是这样，它们是够粗糙的。这些诗在韵律上、语言上、思想上都没有固定的形式。它们唯一的好处就是我第一次随心所欲地写出我真想说的东西。即使这些作品没有什么价值，而这愉快却是有价值的。３１一篇论音乐的文章在我准备学法律的时候，父亲把我从英吉利叫回来了。有些朋友关心我事业的中辍，催促他再把我送出去。这就使我开始了再度赴英的旅程，这一次是一位亲戚陪伴着我。但是我的命运坚决反抗学法律的号召，因此这一次我连英吉利都没有走到，为着某种原因，我们只得在马德拉斯上岸折回到加尔各答来了。这原因决不像结果那样重要，因为这笑话不是对我的，在这里我就不提了。我进到拉克什米①龛前的两次努力，都这样地被拦回来了。但我希望法律之神至少会用赞同的眼光来看我，因为我没有在律师图书馆的证件堆中增加什么负担。

    父亲那时正在穆索里山上，我诚惶诚恐地跑到他那里去。

    但是他一点没有生气的样子，反而显得很高兴。他一定在我的归来上面，看到了上天的祝福。

    在我这次出行的头一天晚上，应了白求恩社的邀请，在医学院礼堂读了一篇论文。这是我第一次公开诵读。克·姆·班拿吉牧师做了主席。题目是音乐。把器乐放在一边，我企图阐明声乐。主要的终极目的，是把字句所要表现的更好地发挥出来。我的论文是很短的。我从头到尾一面唱歌一面表演来说明我的主题。我认为闭会之前主席对我的赞美，一①财富之神。——译者定是我年轻的声音的动人效果，以及这努力的诚恳和多种多样。但是今天我必须坦白地说，我那天晚上用那样的热诚所发表的意见，是不对的。

    声乐艺术有它自己特殊的作用和特色。当这艺术偶然被安放在字句上的时候，作为曲调的媒介物的字句，一定不要过于利用这个机会去代替调子。曲调本身的财富是巨大的，它何必要侍候字句呢？倒是在纯粹字句失败了之后，歌曲才开始的。它的力量是寄托在不可言的领域之内，它对我们说出字句所说不出的东西。

    所以歌曲上的字句负担越轻越好。在印度斯坦的古典体裁里，字句是毫不重要的。让曲调随心所欲地去感动人。当曲调形式得到自由发展的时候，声乐就达到圆满的地步，把我们的意识提高到它自己的奇妙水平。但是在孟加拉，字句总是那样地自己坚持突出，我们本地的歌曲没有能够发展它的完满音乐的能力，只满足于作它的姐姐，诗的艺术的使女。

    从旧的毗湿奴派诗人到尼都先生的诗，都是从背景上来发挥它的魅力。但是像我们国内，妻子以表示依赖来统治丈夫，我们的音乐也是这样，虽然只履行仆人的职务，最后却管辖了歌曲。

    当我写歌的时候，常有这种感觉，我对自己哼着写出以下的句子：

    请低声细语对我说，只对我说。

    我发现字句本身没有法子进到那调子能把它带进的地方去。曲调把我所再三烦恳着想要知道的秘密告诉了我，这秘密是和林中沼地的碧绿的神秘混合在一起的，是在月夜的寂静的灿白中沉思的，是从地平线外无限蔚蓝的面纱后面外窥的——是一个大地、天空和水的亲切的秘密。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听到一支曲的一段：

    一个异乡人？

    这一行诗在我心里画下了许多美妙的图画，使它现在仍缠绕在我的心间。有一天我坐下给我自制的曲调作词，我心里充满了这一段曲子，哼着我的调子我写下了歌词：

    你的家乡是在海的那一边。

    如果不先有那调子的话，我不知道以下的诗会写成什么样子；但是那调子的魅力，对我显示了那异乡人的仪态万方。

    我的灵魂说，就是她来了又走了，一个从神秘的海的彼岸到此世界来的使者。我们在露湿的秋晨，在春天芬芳的夜晚，在我们心的最深处，时时瞥见了她——有时我们引颔向天，听她唱歌。像我说过的，歌调使我漂流到这个魅惑世界的异乡人的门前去，因此以下的字句就是献给她的。

    很久以后在博尔普尔的一条街上，一个行乞的歌手一面走一面唱：

    这只陌生的鸟，是怎样地飞进笼子，又飞了出去！

    啊，只要我能捉住它，我就要用爱把它的脚儿锁起！

    我发现这个歌手所说的是同样的东西。这只陌生的鸟，在笼栅之内，有时向往着无束缚的、不可知的、外界的、微语的消息。心也想把它自己永远紧紧地抱住，但是做不到。除了曲调之外，谁还能告诉我们这只陌生的鸟的来来去去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总不愿意发表我的歌词的原因，因为在那里面一定是没有灵魂的。

    当我从再度赴英的开始又折回家里的时候，我哥哥乔提任德拉和我嫂嫂正住在昌德纳戈尔的河畔别墅里。我就到那边去和他们住在一起。

    又是恒河！又是那些说不出的日日夜夜会快乐得发昏，渴望得生愁，和那沿着丛林两岸的浓荫而幽咽的河水，合着节拍。这个充满阳光的孟加拉天空，这个南风，这个流动的河水，这个正当而庄严的慵懒，这个从天边到天边、从绿野到碧空伸展着的广大的悠闲，这些对我都像是食粮对于饥渴一样。在这里感到真正像个家，在这些东西上我体会到母亲的爱抚。

    这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而时间带来了许多变换。我们河边的小巢，躺在围抱的绿荫之下的，现在已被许多工厂所替代，毒蛇似的到处昂起嘘嘘的头，喷吐着黑烟。在近代生活的中午炎热之中，连我们精神上午睡的时间，都缩短到最低限度，多头的烦躁侵犯着生活的每一部门，这也许使生活更好，而我呢，是不把它认为是好的人中之一。

    我在河边的这些美好日子，就像是圣泉上许多供献的莲花，一朵一朵流了下去。有几个雨天的下午，我在真正的狂乱中度过。我用自制的曲调唱着古毗湿奴派的诗，用风琴来自己伴奏。有的下午我们就划着小船。我唱着歌，乔提任德拉哥哥用提琴伴奏。从“普拉维”①起，我们和西下的夕阳一起，更换着我们的乐章，我们看到，当我们唱到“贝哈加”②的时候，西方的天空，把黄金玩具工厂的大门关上，月亮从东方的林梢升起了。

    然后我们划回到别墅的河畔石阶边，坐在临河凉台的铺起的褥子上。这时候一片银色的宁静笼盖在水天之上，河上几乎没有一只船，河岸的树梢变成一层深影，月光在溶溶的河流上闪烁。

    我们住的别墅叫做“莫兰花园”，一磴石阶从水边引上长长宽宽的凉台，成为这房子的一部分。这房子的结构并不整齐，也不在一个平面上。有的屋子要通过几层楼梯才走得上①②印度古典乐章往往随着季节或一天中的不同时间而变换，“普拉维”是薄暮的乐章，“贝哈加”是迟暮的乐章。——译者去。那间俯临着河边石磴的客厅，镶有彩色图画的玻璃窗。

    有一幅图画是一架秋千，从半隐在密叶里的枝头垂将下来，在凉亭的方格的光与影之间，有两个人在打秋千；有一道宽阔的台阶，引到一个城堡式的宫殿里，穿着节日盛装的男男女女在这台阶上面上来下去。当阳光射在窗上的时候，这几幅图画就光彩夺目，似乎以休暇的音乐来充满河畔的气氛。

    一种古远的、久被忘却的欢宴，似乎在光明的无言的字句中自己表现了出来，这一对玩秋千的人的恋爱中的喜悦，使得河岸的林野和他们永存的故事一同活了起来。

    这房子最高的屋子，是一个四面开窗的圆亭。我就用它作为写诗的屋子。从这里只能看到周围的树梢和辽阔的天空。

    我那时正忙着写《晚歌集》，关于这间屋子，我写过：

    诗啊，我替你盖了我的房子！

    这时，文学评论家们给我的批语，是一个韵律破碎说话口吃的诗人。我的作品的一切都被认为是模糊隐晦的。虽然那时候我对这些话不大理会，但是这批评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我的诗的确缺少字眼的真实的脊骨。在我早期的幽闭之中，我从哪里去取得必要的材料呢？

    但是有一件事我拒绝承认。在责备我模糊的后面，有一种暗含的针刺，说这些诗为着效果的原故而装腔作势。有好眼光的幸运者很容易嘲笑戴眼镜的青年，仿佛他戴眼镜是为装饰。对这可怜的东西的毛病，有点反映是许可的，如果攻击这青年说他假装看不见，那就太不好了。

    光雾不在宇宙之外——它在创世上只代表一个阶段；把所有不够明确的诗都舍弃在外，不会把我们带到文学的真实上去。如果人性的任何方面得到了真实的表现，它就是值得保留的——只在它是不真实地表现的时候，才可以把它丢在一边。在人的生命中有一个时期，他的情感里有着表达不出的痛苦的模糊的想望。努力表现这种情感的诗，不能算是没有根据的——说到最坏的地步，它可能是没有价值的；但也不一定就是如此。罪恶不在表现出来的东西上，而在表现不出的失败上。

    人是有二重性的。在思想、感情、事件的流水后面的内在的人，我们知道认识得很少；即或是这样，作为生命历程中的一个事实，这个内在的人也不能被丢弃掉。当外界生活不能和内里的互相调和的时候，里面的居住者就要受到伤害，他的痛苦是用一种难以命名、无法描写的形式，显现在外面意识上，这痛苦的呼声是更像无声的哭泣，而不像那些有准确意义的字句。

    在《晚歌集》中寻求表现的忧愁与痛苦，在我存在的深处生根。就像一个人的昏睡中的意识，和梦魇搏斗想要挣扎醒来一样，那个沉陷的内在的我也是这样地挣扎着，要从它的错综复杂中解脱到空旷处来。这些歌就是那斗争的历史。诗和一切创造品一样，有个力量的对立。如果分歧太大了，或是统一太密了，我觉得就没有诗了。当不调和的痛苦，努力求得调和而表达着它的决心的时候，诗就像吹过笛子一样，奔放而成为音乐。

    当《晚歌集》诞生的时候，并没有受到鼓乐的祝贺，但它们也不缺少爱慕者。我在别的文章上提到过这个故事，就是在拉米施·昌德拉·杜特先生长女的婚礼会上，班吉姆先生站在门边，主人照例地以花环来欢迎她。当我走上去的时候，班吉姆先生热情地把花环套在我的颈上，说：“这个花环送给他吧，拉米施；你没读过他的《晚歌集》吗？”当杜特先生说他还没看过的时候，班吉姆先生所表现的关于其中几首的意见的神气，充分地奖励了我。

    《晚歌集》替我求得一位朋友，他的赞赏像太阳的光辉刺激并引导了我的初茁的努力的新芽。这位朋友是普莱雅那德·辛先生。在这以前，《破碎的心》使他对我完全失望。我用《晚歌集》把他夺了回来。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文学七海①中熟练的舵手。几乎在一切语言上，印度的或是外国的文学的大小路线，他都是常常走过的。同他谈话就会得到思想世界中最偏僻处的景物的一瞥。这对于我是有最大的价值的。

    他能以最充足的信心来说出他的文学观点，因为他不依靠他的无助的嗜好来影响他的好恶。他的这种权威性的批评对我的帮助是说不尽的。我对他念出我所写的一切的诗，若没有他的识别欣赏的及时甘雨，那么我很难说我的早期耕耘能否得到那样的收获。

    ①印度童话和民间故事都说，世上有七个海和十三条江。——译者我在河畔的时候也写了一些散文，没有什么固定的题目和计划，只是在一种童子扑蝶的心情下写的。当心里的春天来了，五色的倏忽的幻想产生了，在心里乱飞，这在平常是不注意的。在我悠闲的那些日子，也许是一时高兴，要把来到我心里的幻想收聚起来。或是它是解放的我的另一方面，就是挺起胸来决定要怎么写就怎么写；写什么并不是我的目的，只要写的人是我，这件事本身就使我满足了。以后我在《杂题》的书名下把这些散文发表了，但是它们和初版一同夭折，在再版中没有得到新的生命。

    在这时候，我记得我也开始了我的第一本小说，叫做《少夫人市场》。

    我们在河畔住了些日子以后，我哥哥乔提任德拉住进加尔各答的苏达街靠近博物馆的一所房子里。我还是和他住在一起。当我在这房子里把小说和《晚歌集》写下去的时候，一个重大的革命在我心里发生。

    一天，在很晚的下午，我在我们的乔拉桑科房子的屋顶凉台上散步。晚霞的余光和苍白的黄昏合在一起，那景色仿佛使来临的夜晚，对我有一种特殊的奇妙的魅力。连毗连的墙壁都美丽地放光。在这个日常世界中揭开了平凡的盖子，我想，是不是暮色中有什么魔术使它这样呢？决不是的！

    我立刻能够看出这是夜晚的效果照到我的心上，它的光影把“我”湮没了。当“我”在白日的强光中奔腾的时候，我所知所觉都和它混在一起，被它藏过了。现在这个“我”被放在背景里去，我就能看到世界的真实的一方面。这一方面是不平凡的，它充满着美和欢乐。

    从这次经验以后，我屡次试验故意地压抑我的“我”，仅以参观者的身份去观看世界的效果，我的努力总会得到一种特别愉快的报酬。我记得我也试着向一位亲戚解释怎样去看世界的真面目，以及在这幻象之后的，我们自己的感觉上的负担怎样地随之减轻；但是，我相信我的解释没有成功。

    以后我又得到一次彻悟，这彻悟在我的一生中持续着。

    从我们苏达街的房子里，能看到这一条街的尽头和对面自由学校校园里的树。有一天早晨我偶然站在凉台上往那边看。太阳正从这些树上的密叶上升起。在我不停的凝望中，忽然间似乎有一层帘子从我眼上落下去了，我发现这个世界浴在奇妙的光辉中，美和欢乐的浪潮，在四围涌溢着。这光辉立刻穿透积压在我心上的重重叠叠的愁闷和萧索，以宇宙的光明注满了我的心。

    我在这一天写的那首《瀑布的觉醒》，汹涌奔流像一股真正的瀑布。这首诗写完了，但是帘幕并没有在宇宙的快乐方落了下去，而且此后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物对我是平凡无味的。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有一件事情发生得大为使人惊奇。

    有一个怪人时常跑到我这里来，他有问种种愚蠢问题的习惯。有一天他问我说：“先生，你亲眼看见过神吗？”在我承认说我没有看过的时候，他却断然地说他看见过。我问他：

    “你看见什么了？”他回答说：“他在我眼前翻滚颤动着。”

    很容易想象到我们平日是不高兴同这样的人拉在一起作玄妙的讨论。而且我那时正在专心致志地写作。但是因为他是没有心眼的人，我不愿伤他的敏感的心，因此我就尽量容忍他。

    这一次，当他在一个下午来看我的时候，我由衷地高兴见到他，热诚地欢迎他。他的怪癖和笨傻的外衣似乎脱落下来了。我这样欢喜招呼的人是那个真正的人。我觉得他并不比我低下，而且我们是紧密地连在一起的。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心中一点没有厌烦，也不感到浪费我的光阴，我心中充满了高兴，感到揭掉一层不真实的薄纸，这层薄纸曾经使我受着不必须和无来由的不快与痛苦。

    当我站在凉台上的时候，每一个走过的行人，不管是谁，他的步法、身材和容貌对于我都显得格外的奇妙——他们是宇宙海上的波浪，从我面前流过。从孩提时期起我只用眼睛观看，现在我开始用我所有的意识来观看。我不能把两个微笑的青年，一个手臂搂住另一个的肩膀，从从容容地走了下去的景象，当作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因为通过这个我能够看到快乐的永远的青春的最深处，从那里，无数欢笑的水花跳溅到全世界上去。

    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四肢和容貌总是伴随着人的最小的行动而活动；现在在四周随时可以看到的这活动的多种多样，简直使我入迷。但是我不把它们分开来看，而是把它们看作是人类世界上，在每人的家里，在他们五花八门的想望和活动之中，同时在进行着的、可惊的美丽的更伟大的舞蹈的一部分。

    朋友们一起欢笑，母亲爱抚她的婴儿，一只牛挨到另一只牛的身边，舐着它的身子，这些情景后面的无边广大，以一种几乎带有痛苦味道的感激，来到我的心里。

    在这时期我写过：

    让世上的群众奔涌进来，彼此问好——这不是诗的夸张手法。其实我还没有力量表达出我所感到的一切。

    我在这种忘我的幸福时期度过了些日子，以后我哥哥想到大吉岭去。我想，这更好了。

    在广阔的喜马拉雅山巅，我可以把在苏达街所见到的东西看得更深入；无论如何我要看喜马拉雅山怎样地、向我的新的幻视才能作出自我的表现。

    但是苏达街的小房胜利了。上山以后我四围环顾，立刻感到我已经丧失了我的新的幻象。我的罪恶一定是我想象我可以从外面得到更多的真理。无论这座山中之王是怎样地耸入天空，在它的礼物中没有可以赠予我的东西；同时那位赠予者，能够在最狭窄的小巷里，一瞬之间，赐予了一个永在的宇宙的幻象。

    就在枞树林中漫步，我坐在瀑布旁边，在泉水中洗澡，我通过无云的天空凝望金钦俊加峰①的壮丽，但是我本想在这里可能看到的东西，我竟没有看到。我逐渐地认识了它，但①喜马拉雅山的高峰之一。——译者是再也看不到它了。我正在欣赏珍宝的时候，盖子忽然关上了，使我只能瞪视着这个关着的匣子。但是，为着这手艺的精工，我不会把它当作一个空匣。

    我的《晨歌集》写到终结，它的最后的回声和我在大吉岭写的《回声》一同消逝。这显然是一件费解的事情，因此有两个朋友下了赌注来揣测其中的真意。我唯一的安慰是，当他们来求我解答的时候，我也一样地不能解释那个谜，他们任何一方都没有输钱。可惜呵！我写像和那种极其朴素明白的诗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我们写诗是为了解释任何事物吗？在心里感到了一点东西，就想在外面找到一种诗的形式。因此在听完一首诗以后，任何人说他没有听懂，我就感到很狼狈。如果有人嗅了一朵花说他不懂，给他的回答是：这里面没有可懂的东西，它只是一种香气。如果他坚持说：这个我知道，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那时候我们只能换一个题目，或者说得更玄妙一些，说香气就是宇宙的欢乐在花里显现的形状。

    最为难的是字眼都有意义。因此诗人必须把字眼在韵律和诗句中弯来扭去，使得意义可以稍为控制得住，而且容许情感有机会来表达自己。

    情感的发声不是一个基本真理的声明，也不是一件科学的事实，也不是一段有用的道德的教训。像一滴眼泪或是一个微笑，一首诗只是内在物件的一幅照像。如果科学和哲学可以从诗里得到什么，它们就请随便去得，但诗并不为此而存在。如果在搭船过渡的时候你捉到一条鱼，你是很幸运的，但是这并不能使渡船变成渔舟。你也不能责怪艄公，如果他不以捕鱼为业。

    《回声》是很久以前写的，因此逃过了人们的注意，现在也没有人来叫我算它的意义的细帐。但是，不管它的别的优点或缺点是什么，我能对读者断言说我并没有想提出一个谜，或者狡狯地传达一个任何渊博的教训。事实是，一种愿望在我心中产生了，找不出任何别的名字，我就把我所想望的东西叫做“回声”。

    当在宇宙诗歌深处的泉水向外涌流的时候，它们的回声就从我们的爱者的脸上，和我们四周其他美丽的事物上反映到我们的心里。我认为它一定是我们所爱的回声，而不是它偶然反映的东西；因为今天我们不屑一看的，明天却成了要求我们全部的热爱的东西。

    我只从外界的幻象来看世界，看得这么久了，因此我不能看到喜悦的普遍的方面。当忽然间从我存在的深处，一道光明找到了出路，放射了出来，它替我把整个宇宙照亮了。那时候宇宙再也不像一堆事物，而变成一个整体呈现在我的眼前。这经验仿佛告诉我说，从宇宙心中涌出的歌调的流动，铺展在时间与空间之上，像喜悦的波涛一样回响到泉源上去。

    艺术家从充溢的心中送出歌声去，这真是一种快乐。当这歌声又飘送回来使他成为一个听者的时候，这快乐又增加了一倍。如果，当大诗人的作品也这样地像喜悦的潮水一样回到他那里，我们让它流过我们的意识，我们立刻不可言说地领会到这潮水流向的终点。在我们感着的时候，我们的爱就往前流；而我们的“我”也从他们的停泊处所移动了，欣然地流下快乐之泉到它的无限的目标上去。这就是在我们看到“美”的时候，我们心中所激起的渴望的意义。

    从无限流向有限的泉水——就是“真”，就是“善”；它是有法则的，有固定的形式的。它的回到无限的回声是“美”与“喜悦”，是难以捕捉的，因此会使我们心醉神迷。这就是我用一个比喻或一首诗在《回声》中的尝试，结果说不清楚是不足为怪的，因为那时的企图本身就不清楚。

    让我在这里抄下我在稍大一点的时候，所写的关于《晨歌集》的信中的一段。

    是一种属于特殊时期的心理状态。当心灵开始觉醒，它伸开双臂想抱着整个世界，像一个长牙的婴儿认为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为着他的嘴而存在的。渐渐地他了解什么东西是他真正想望的，什么东西是他所不想望的。那时候，他的光雾般的发射物就收缩了起来，得到了热力，也发出热力。

    从想要全世界开始，就是一无所得。当欲望集中起来，以一个人的所有能力专注在任何一件事物上，那时才看得见无限之门。《晨歌集》是我心中的“我”第一次发射出来，它们当然缺乏这种集中的任何表征。

    但是这个第一次涌流的弥漫一切的喜悦，有引领我们去认识这“特殊”的效果。湖水在满溢的时候就寻求一条江河作为出口。在这一点上，那个永久的后来的爱，是比第一个爱要狭窄一些。在它活动的方向上是更明确一些，想从它的各部分来实现全面，这样推动着走向无限。它最终达到的再也不是从前的、心灵的自己内里快乐的不断扩大，而是在它本身之外的、无限的真实中的融化，因此得到了它本身渴望的全部真理。

    在穆海达先生的版本里，《晨歌集》是放在《出现》的题目下的组诗里发表的。因为在那里面可以找出我从《心的荒野》走到空旷的世界的第一个消息。从那时起这颗朝拜的心，一点一点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在种种心情和状态之下，和世界相识。最后在掠过所有无数永远变幻的无常的渡口台阶，它将要达到无限——不是不确定的可能的含糊，而是真理的圆满的完成。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享受到和“自然”独对的亲密的神交。园里的每一棵枣柳树，从我看来都有其独特的性格。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从师范学校回家的时候，我看见我们屋顶凉台的天边，蓝灰色的载满雨点的浓云堆积起来，最深的喜悦立刻就充满了我的心。

    每天早晨一睁开眼，欢乐的新醒的世界，总像是我的游伴似的来找我和它一同出去；极其热诚的中午的天空，在漫长寂静的午憩时间的看守下，常常怂恿我从工作中逃开，跑到它的仙窟的幽静中去；夜的黑暗常把通向它的幻影道路之门打开，把我带过七海十三江，经过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经历，一直进到它的奇境里去。

    然后有一天，我的饥渴的心灵，在青春的黎明中开始叫着要求食粮的时候，一道栅栏在这出戏的内面和外面竖立起了。我的整个人在我痛苦的心的周围，不住地旋绕着，在自己里面造成一个漩涡，它的意识禁闭在这漩涡里。

    内界和外界的失调，起源于心灵在饥饿之下的过度的要求，和把我固有的神交的权利禁制了的结果，我在《晚歌集》中哀叹出来了。在《晨歌集》中，我庆祝了栅栏上的一扇门的忽然开启，我不知道是受了什么震动，通过这扇门我又见到了那个久违的人，这人本是旧识，只因被生生地拆开，现在我对他的认识显得更深刻更圆满了。

    这样，我生命中的第一本书，就以合了又分，分了再合的几章为终结。或者说，到了终结这句话是不真实的，同样的题目还要在更坏的麻烦的更精细的解决中继续下去，而得到更大的结论。每个人来到这里都不过是写完生命的一本书，这本书在它不同阶段的历程中，在不断加长的辐射线上变成螺旋形的。所以，猛一看每一个断片似乎都不相同，其实它们是又转回到同一的起头的中心里去。

    在《晚歌集》时期写的散文，在提过的《杂题》书名之下发表了。和《晨歌集》同时写的散文，是在《讨论》的书名下发表的。这两本散文特点的区别，可以为我那时心中变换的性质作一个很好的索引。

    就在这时候，我哥哥乔提任德拉想把一切有名的文人拉在一起，成立一个文学院，来编纂孟加拉语言的有权威性的技术名词，促进语言的生长也是它的目的——这样，和近代的文学院所做的工作就只有很少的差别了。

    拉真德拉尔·密特拉博士热诚地接受了关于这个学院的意见，他还做了这个历史短暂的学院的院长。当我去请微德雅萨迦先生来参加的时候，他听我解释了这学院的目的，和准备邀请的名单以后，说：“我对你的劝告是，不要把我们放进去——你们和这些大头在一起什么事也做不成；他们永远不会彼此同意的。”他就以这理由来拒绝加入。班吉姆先生作了会员，但是我不能说他对这工作有多大的兴趣。

    简单地说，这学院存在一天，拉真德拉尔·密特拉独力担当了一切。他从地理名词开始，稿单是拉真德拉尔博士自己编出来的，又印出在会员中传阅征求意见。我们也想把每一个外国国名，按照它的发音，把它翻成孟加拉文。

    微德雅萨迦先生的预言应验了。叫大头们去办事是做不到的。这学院在萌芽以后不久就枯萎了。但是拉真德拉尔·密特拉是一个全面的专家，他本人就是一个学院。因为有了亲炙他的权利，我在这件事上的劳动得到了过份的报酬。我会见过许多当代的孟加拉文人，但是没有人留下过像他这样光辉的印象。

    我常到他的玛尼克塔拉街监狱法庭的办公室去看他。我总是早晨去，看见他正忙着研究，因为青年人没有顾虑，我总是毫不犹疑地去打搅他。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他为此而稍为生气。他一看见我就立刻把工作放在一边，开始和我谈话。

    大家都知道他有点重听，因此他很少有让我发问的机会。他总提出一些广泛的题目滔滔不绝地谈着，就是这种谈话的魅力把我引到他那里去。跟任何人谈话也得不到这样丰富的、在许多不同的题目上可供参考的意见。我总是入迷地听着。

    我记得他是教科书委员会的委员，每一本送来审查的书他都读过，用铅笔作了注解。有的时候他就挑出一本书来，作为特别的讨论孟加拉语言结构，或是普通讨论语言的文件，这对我有最大的好处。很少的题目是他所没有研究过的，他所研究过的题目，他都能清楚地说明。

    如果我们没有依靠那些我们想找的其他的学院会员，而把一切工作都交给拉真德拉尔博士的话，现在的文学院一定会发现，它现在所忙着的一切工作，还不如他一个人所做的那么多。

    拉真德拉尔·密特拉博士不但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他还有一个鲜明的性格，从他焕发的容光里透露了出来。在公共生活上他是充满了火力，他也能和蔼地和缓下来对我这么一个年轻人谈着最艰深的题目，而没有一点傲慢的口气。我甚至于充分利用他的谦逊，从他那里为《婆罗蒂》拿到一篇稿子《阎王的狗》。对于别位和他同时的大人物，我就不敢冒昧去祈求，就是我去了，我也得不到和他一样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