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二月的一天，周同山带着他弟弟妹妹们，来到我家看望我，他们就是我在十六年前曾经采访报道过的五个孤儿。他们的来到很使我高兴，也勾起我的许多回忆、思绪。
十六年前，也就是一九六二年，北京崇文区的一个工人家庭里，五个兄妹由于父母相继病逝，成了孤儿。那时最大的才有十五岁，最小的才三岁。街道办事处即刻担起了抚养孤儿的责任，他们郑重地委托孩子同院的大婶大妈和学校里的老师，负责照顾他们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一切费用全由国家供给。一九六四年一月，北京的报纸先后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来自全国的书信、包裹、汇款单……像雪片一样飞向北京这五个孤儿的住处；还有更多的人，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以及少先队员去到他们家里，帮助他们学习，做家务等等……当时，我得到了这个消息，便去访问了北京崇文区的街道办事处、服务站，以及这五个孩子居住、工作和学习的大院、工厂、学校和幼儿园。我见到了照顾孩子们生活和学习的人们，我也看到了每一个孩子。在服务站里服务站的站长陈玉珍笑着对我说：“那天，我开会回来就听站里的人们正在热烈地议论着收的几件棉衣活，说这几件棉衣是五个没有了父母的孩子们的，是崇文区体育馆路办事处的干部田迈琴给买的布，和孤儿们住在同院的田淑英把孩子带来，让我们给赶制的。一提起孤儿，我们各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感触，旧社会里孤儿的悲惨情况，都跑到眼前来了。党和政府对他们这样关心，办事处和街道上的人们这样帮忙，我们还能不拿出一份力量吗？于是我们几个人裁的裁，缝的缝，忙了一夜。
“自从替那几个孩子做了棉衣以后，我心里总是放不下他们。春节前几天，我就跑到他们家里去看了一看，又包了十四件该拆该补的衣服回来，我心里想，春节里要让孩子们穿得光鲜整洁，可是春节前站里的活也特别忙，我又拿回这些不算工钱的活来，一时做得了吗？
等我回到站，告诉大家这是咱们的五个孩子的，大家一听，二话没有，就都忙起来，一个人洗，五个人补，很快地就给做完送去了……”街道干部街道办事处干部田迈琴，是一位高个子，长方脸，双目有光的三十多岁的男子。他告诉我，“崇文区一直是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解放前，这里住的是拉车的、修鞋的、拣破烂的贫苦人民，生活都是朝不保夕的，五个孤儿的父亲周永寿就是其中之一。他白天拣破烂，夜里就摆摊卖破烂，生活苦得很。解放后，他加入了废品公司，有了固定的工资，生活安定下来了。五九年他又被调到一家煤厂当了送煤工，孩子的母亲参加了街道上办的纸匣厂，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
周同山底下的四个弟妹，都是解放后生的。这对勤劳的夫妇刚刚尝到快乐家庭的甜味，不幸在六一年孩子的母亲因患胆囊炎，六二年周永寿自己也因高血压病，先后去世了。突然成了孤儿的五个孩子，就像天塌下来似的，悲痛而惊惶！他们无主地哭着喊着，感到世界上最悲惨的境遇落到他们的头上来了。
“这时，街坊们都围上来了，劝慰这个，抚抱那个。周永寿做工的那个煤厂的韩厂长来了，送来了人民币五百元的安葬费和抚助费，他一面料理着葬事，一面委托办事处的同志经常照顾这几个孩子。
“在办事处的会议上，我们决定除了不收房租水电费之外，还由国家给孩子们免费上学，医药费、文具也由国家供给；此外每月还给他们生活费。我还同他们同院的田淑英和其他的街坊们商议，怎样帮助孩子们安排生活。
“十五岁的周同山那时还在中学上学，他突然负起一家的生活担子，感到手忙脚乱。他认为照顾弟妹的担子重，不如退学去工作。我就劝他：你已经读到初中二年，丢下多么可惜。你的父母当初想读书还念不成呢！今天，你的条件这样好，不好好念下去，将来后悔起来也就晚了。这样，他才打消了退学的念头。初中毕业后，他考上了变电站当工人，分配到一个东郊的工厂，后来大家认为东郊离他家太远，往返不便，就设法把他调到城里的另一个工厂，还派给他一位劳动模范师傅。他现在每天可以回家，同弟妹们在一起，工作也很起劲。最小的弟弟同义，也送进附近的东厅幼儿园，周末才回来。可是也有接不回来的时候，因为幼儿园里的别的孩子的父母，来接自己孩子的时候，常常把小同义也接走了。
上星期就有一位工厂里的医务人员王桂兰，把同义和她的孩子一块儿接回家。她给同义洗澡、理发、洗衣服，包饺子给他吃，到时候又把他们一起送回幼儿园去。”田大婶和这五个孩子住同院的田淑英大婶，与孩子们的父母周永寿夫妇有过二十多年的交情，她对我讲述周永寿一家解放前后的变化：
“周永寿是个苦孩子，从十几岁就拣破烂，那时是上顿顾不了下顿。周同山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妹妹，都是因为出疹子，吃不起药，转成肺炎死的。我常对孩子们说，旧社会那种苦，你们可真是没法想，连你父母从前的苦境，你们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别的了。我们这院里从前有个老头子，单身一人，一天早起，我们发现他爬在门口雪地里，死了，巡警阁里来了人，拉出去也不知埋在那里。你们说那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同情心吗？那时候这里是个人吃人的世界，自己死活都顾不了，还顾得上别人吗？你父母要是死在解放前，你们兄妹五个，现在已经不知都到哪里去了！”她谈到周同山开始不会安排生活，把钱花在乱买东西上，她对同山说：“你是大哥，特别要学好，你想想你父母受过的苦，再想想今天的甜，活在这社会里多么幸福，没了父母也不算孤儿。现在你做什么事、花什么钱，都得先好好想一想。”她说：“那个小同来，又聪明，又淘气，常和街上的小朋友们吵架，学习也不专心，我也是看了就说，也有把他们说哭了的时候。可是过了一会他们又来了，说，‘大婶，您别生气，您的话句句对，我们一定听。’要说这几个孩子，倒是真不错，肯学，小同庆已经学会发面做饭，小同来慢慢地也会帮哥哥姐姐的忙了，同山也会自己补衣服缝袜子了。”
到处有亲人我们来到了五个孩子的住家，一间座北朝南的屋子，大玻璃窗外透进温暖的阳光。床上被褥整洁，墙上挂了相片和年画，桌上堆着书。
平常很活泼淘气的小同来，这时反而腼腆了。热情的小同贺，却一直紧紧地拉着我们的手，让我们看了许多他们收到的赠品，还坚决地要留我们吃饭。当她知道留不住我们的时候，还恋恋不舍地和哥哥姐姐一起，把我们送到门口，笑着喊着地招手，请我们常来！
我第一次看见周同山，是在他工厂的会客室里。这个笑嘻嘻的小青年，对我情不自禁地感谢坐在我们旁边的工厂党委杨同志，说他是怎样地关怀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的一切。他又讲到和他一起学习的团小组的同志，怎样地常到他家来帮助他做些家务事。他尤其喜欢比他才大十岁的孙全德师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的关系特好！”
同庆的老师，文昌宫小学五年级班主任张少华，是从同庆的母亲死后，就对她特别关怀的。因为小同庆要照顾生病的父亲，张老师就特别安排她在第四节课时，可以回家照料父亲吃饭。老师还安排一个很好的学习小组，到她家里帮助她学习，买菜，做饭。
小同来的老师崔承京同志，他是一位特别细心的教育工作者。他在教一课语文《一个孤儿的回忆》的时候，事先把同来叫到一边，告诉他新旧社会里的孤儿是如何地不同。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孤儿和有父母的儿童们会同样地欣欣成长，他又教育同来的同学们，要加倍地帮助爱护同来。有一次班上开联欢会，一个小同学把分到的一个苹果留着不吃，悄悄地塞到同来的怀里。同来是个爱动的孩子，上课时常常注意力不集中，作业也比较马虎，在这一点上，崔老师对他要求得特别严格，也告诫他不要糟踏书籍和本子，说国家的一分钱，都是人民劳动得来的，不能随便浪费。
二十岁的青年教师李和平同志，是小同贺的老师，她怕小同贺回家去做不好功课，就每天放学后把同贺留在校里自习，晚上送她回家。天气冷了她不忘记给小同贺买口罩，买润面油。看门的老校工，每天从进门的孩子当中，留心着看小同贺是否来到了，他一天没有看到她，就像心里添了一块病。
小同义的笑脸上，还比哥哥姐姐多一对酒窝。当东厅幼儿园的老师，轻轻地掀起被头，把正在休息的同义的小脸露出来给我们看的时候，他睁起一双大大的眼睛，向着我们笑。
幼儿园的老师们把照管小同义的负担，从兄姐的肩上接了过来，这是一个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负担啊！他们成长起来了这些感受，我都写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在杂志上发表的《咱们的五个孩子》这篇报道里了，在这几年中我又访问了他们好几次，他们也都来看过我。
一九六四年五月，他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汇报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过不多久，毛主席就让中央办公厅回信，勉励他们珍惜幸福的童年，努力学习，好好锻炼身体，准备将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一年的八月十七日晚，周总理委托他的妻子邓颖超同志派车把他们兄妹五人接到人民大会堂，和中央首长一起参加欢迎外国朋友及外国儿童的宴会。宴会快结束时，邓颖超同志又一次来到他们面前，郑重地告诉他们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总理问你们好，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这五个孤儿就是在这样的关怀下成长。现在大哥同山是北京市供电局的党委副书记，姐姐同庆是北京市起重机器厂的技术员，妹妹同贺是北京市科技局的法文翻译，小弟同义去年高中毕业，到北京郊区通县插队，老三同来现在解放军中担任排长工作。
祖国在前进，社会主义在前进，“咱们的五个孩子”也在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