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在悬心而又不愿听到的消息，终于听到了！民进中央给我送来了徐伯昕副主席不幸于三月二十七日病逝的信，也许是因为春寒吧，我只觉得双手冰冷。我的小女儿说：“徐伯伯逝世的那一天，葛志成伯伯就有电话通知了，因为爸爸刚刚出院，所以也没敢告诉你们，怕你们伤心。”

    但是我们怎能不伤心呢？

    我们和徐伯昕同志相识，还是在一九五六年我们加入了民主促进会以后；虽然在这以前我们已经知道他在解放前就是出版界的闻人，邹韬奋老先生的亲密战友。他们办进步刊物，屡次被封，屡次再办。他们在国民党的残酷包围中，艰苦奋斗的事迹，当时知识界人士是一致颂扬的。

    在我们和徐伯昕同志将近三十年的交往接触中，深深地感觉到他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是个最好的党的助手。

    他工作得十分认真，极端负责，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同志们又是十分恳挚，亲切。在三十年不平静的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十年动乱的年月，他总给我们以最大的关怀。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我参加过的民进大大小小的会议上，伯昕同志主持会议时的认真严肃的态度。每当会议结束之前，他还总是恭谨地问周建人主席、叶圣陶副主席有什么指示没有？这种勤慎的工作态度，我们都应当向他学习！

    我记得伯昕同志有一个时期颈部有病，常常直不起头来。

    一九七二年我们从干校回来，他还扶病来看我们，愉快地告诉我们：在他东城家的院子里，种了好多花，要我们去看。我知道在他没有工作可谈的时候，也要把轻松愉悦的气氛来感染鼓舞我们。

    在他卧病住院的日子里，我每月到北京医院检查，总想法到楼上病房去看望他。病魔已在残酷地折磨着他，我看他一次比一次瘦弱，但他还是同我谈工作，最后一次，也就是今年二月间吧，他问我对于民进领导班子的安排，有什么意见没有？我笑着对他说：“新来的领导我都见过了，真是好得没说的！”他也满意地笑了。那时在他的病床边，还有一位大夫正在为他按摩他那已经失去知觉的双腿。他似乎是特意和我说起，将来他好了出院之后要如何如何，他也许在安慰我，也许在安慰自己！我听着他那气力不足的谈话，我就已经想到不知道我还能看望他几次！

    伯昕同志再也不能同我们谈工作了。我们悼念他，要永远学习他的高尚品德，和工作上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三十年来在他的领导培养之下，民进有了一班像他那样勤谨、认真、苦干的中青年干部，这是民进的骨干力量！我是做不了多大工作了，但我仍愿同民进的老、中、青的同志们在一起，和我们亲爱的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永远做党的好助手。一九八四年四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