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宪宗朝廷讨伐王承宗的这场战争中，最吃力不讨好的人，当属卢龙节度使刘济。他不惜撕破脸面跟成德大动干戈，而且辛辛苦苦帮朝廷打下了好几座城池，结果人家王承宗一转身就跟朝廷握手言和了，朝廷也欣然“昭雪”了王承宗，无疑把刘济置于无比尴尬的境地。

    老子拼死拼活，到头来居然两面不是人，这叫什么事儿？

    刘济的愤怒无从发泄，只能憋在心里，于是憋着憋着就憋坏了。就在朝廷罢兵当月，怒火攻心的刘济就病倒了。

    刘济一倒，卢龙的内乱就爆发了。

    刘济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绲，次子刘总。刘济率军讨伐王承宗的时候，以长子刘绲为节度副使，留守幽州；以次子刘总为行营都知兵马使，驻守饶阳（今河北饶阳县）；刘济自己则率部驻扎瀛洲（今河北河间市）。

    战争刚一结束，刘济就突患重病，只好暂时留在瀛洲。有一天，突然有人自称是从长安来的，向刘济透露了一个消息：“朝廷认为大帅逗留不进，未建尺寸之功，已经擢升副使刘绲为节度使，任命状和旌节马上就到了。”

    刘济一听，气更是不打一处来。

    还没等他把气喘匀了，第二天又有人来报，说颁授旌节的朝廷特使已经过了太原。

    几天后，又有人飞奔来报，说特使已过代州（今山西代县）。

    节度使人还没死，朝廷就搞这么多小动作，军营中顿时人心惶惶。

    刘济在病榻上翻来覆去，思来想去，最后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问题——这件事不可能是朝廷干的。

    道理很简单，讨伐成德时，他刘济是所有藩镇中最卖力的，就算最后朝廷打了败仗，可他刘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断然不至于被朝廷罢黜。所以，这件事的幕后主使不可能是别人，百分百就是留守幽州的长子、时任节度副使的刘绲。

    刘济怒不可遏。

    老子人还没死，你小子就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了？

    因为认定是刘绲搞的鬼，所以刘济愤而砍杀了帐下数十个平时与刘绲交好的大将，随后命人去幽州把刘绲带来见他。

    得知父亲病重，次子刘总赶紧从饶阳赶来伺候。七月十七日，由于悲愤交加，急怒攻心，刘济病势转剧，整个上午水米未进。到了中午，刘济顿觉饥渴难当。此时，次子刘总亲手为父亲端上了一碗水。

    喝下这碗水后，刘济突然七窍流血，当场暴毙。

    同日，心急如焚的刘绲刚刚赶到涿州，就被一帮人拦住了去路。他们以刘济的名义宣布了刘绲的罪状，旋即把他乱棍打死。

    刘济和刘绲死后，有个人无声地笑了。

    这个人就是刘总。

    没错，所有事情都是他一手策划的。从散布副使继任的谣言，到亲自在水中下毒，再到假传命令打死兄长，都在他的计划之内。

    做完这一切，刘总顺理成章地接管了卢龙的军政大权。

    可怜的是刘济，直到死前还在恨自己的长子刘绲。

    更可怜的是刘绲，直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死的。

    对于卢龙的这场内乱，朝廷的态度是装聋作哑。刘总是否造他老爹的反，朝廷并不关心。只要刘总不造朝廷的反，此时的宪宗朝廷就可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讨伐王承宗之战无果而终，不仅让李唐朝廷丢尽了脸面，也让朝中那些本来就反对开战的大臣们感到痛心疾首。更让朝臣们义愤填膺的是，九月初二，吃了败仗的吐突承璀返回京师后，却仍被宪宗任命为左卫上将军、代理左军中尉。

    宰相裴垍当即进谏：“承璀第一个倡议朝廷用兵，结果疲弊天下，却没取得半点功劳，陛下纵然念在旧情不加杀戮，岂能不将其贬黜以谢天下呢？”

    言官们也纷纷提议，应该将吐突承璀斩首。

    李绛亦奏：“陛下今日不责罚吐突承璀，他日复有败军之将，陛下将如何处置？如果诛杀，则是同罪而异罚，被杀之人绝对不服；如果赦免，那么人人只顾保命，谁还愿意在战场上奋死拼杀？愿陛下舍不忍加罪之心，行不可改易之典，使天下将帅有所惩劝！”

    宪宗无奈，只好在两天后把吐突承璀贬为军器使（兵器总监）。朝野上下人心大快。

    然而，吐突承璀表面上的职务虽然降了，可宪宗对他的宠幸依旧，他在朝中的实际影响力也丝毫未减。自德宗以来，当权宦官往往能暗中左右藩镇节度使的人选，所以凡是军队将领企图当上封疆大吏的，通常都会向权宦行贿，最后也总能达到目的。

    作为宪宗最为宠幸的宦官，吐突承璀自然也不例外。

    李绛对这种宦官弄权的现象极为不满，所以经常在宪宗面前揭露吐突承璀的种种专横不法之举。宪宗有一次听烦了，忽然变色：“你说得太过分了！”

    李绛当即泣下，至为恳切地说：“陛下视臣为心腹股肱，如果臣畏惧权贵，明哲保身，知而不言，是臣辜负陛下；但若是臣据实而言，陛下却不愿意听，那就是陛下辜负了臣！”

    在宪宗不算太长的一生中，最大的缺点之一就是重用宦官，在这一点上他比德宗好不了多少；但是，宪宗和德宗最大的区别，也是他身上最难能可贵的优点之一，就是听得进逆耳忠言。

    此刻，当宪宗意识到李绛的良苦用心后，马上压下了心头的怒火，也用一种诚恳的态度说：“贤卿所言，都是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所以，朕才能听见原本听不到的。贤卿不愧为忠臣，以后有什么话尽管说，就像今天一样。”

    李绛看吐突承璀不顺眼，吐突承璀当然也不会让李绛的日子好过。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正月，李绛忽然接到了一纸调令。准确地说，这是一纸升迁令——把他调离了翰林院，擢升为户部侍郎。

    李绛苦笑。

    他知道，这肯定是吐突承璀在背后对宪宗施加了影响。之所以把他调离翰林院，就是不让他整天跟皇帝待在一起；而之所以把他升为户部侍郎，则是有意把他放在火炉子上烤。

    为什么说户部侍郎是火炉？

    因为户部主管财政，而宪宗朝廷经过去年的战事之后元气大伤，亟须大量输血；尤其是宪宗本人，更是视财政增收为第一要务。所以，这个户部侍郎就必须生财有道，更要有替朝廷和宪宗大肆聚敛的本领。

    李绛有这种本领吗？

    没有。所以他惨了。

    果然，李绛刚上任没多久，宪宗就找他谈话了，说：“按照惯例，户部侍郎除了打理国库，更要想办法向宫中的内库进奉‘羡余’（财政收入的盈余部分），可你上任以来从不进奉，这是为何？”

    李绛回答得很坦率：“陛下身为天子，不应该以聚敛钱财为务。”

    宪宗大感冤枉：“如今河南河北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地区（今甘肃及青海东部）数千里，长期沦陷于吐蕃之手。朕日夜都想洗雪祖宗的耻辱，可财力不足，不得不尽力储蓄。倘若不是为了这个，朕宫中的用度极为节俭，存那么多钱干什么？”

    宪宗说得没错，他确实不是一个铺张浪费的皇帝，他存钱的目的也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个人享受。李绛想了想，觉得自己有点错怪天子了，连忙正色道：“一般的地方官员，向百姓横征暴敛，以此换取朝廷的恩宠，尚且为天下人所不齿，何况臣掌管户部，更应该以身作则。户部所管理的，都是陛下的财物，无论收入还是支出，一律登记在册，怎么可能有盈余？如果只是把国库里的东西移到内库就算是盈余，那这跟挖东墙补西墙有什么差别？这种欺君之事，臣不敢做。”

    宪宗闻言，对李绛的正直很是欣赏，从此对他更加器重。

    吐突承璀处心积虑要李绛的好看，结果却弄巧成拙，反而给李绛提供了更多的表现机会，这实在是让吐突承璀懊恼不已。

    当然，他不会就此罢休的。

    随后的日子，吐突承璀一直在耐心地寻找机会，无论如何都要整垮李绛。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元和六年十一月，吐突承璀还没来得及整垮李绛，自己就东窗事发了。

    吐突承璀有一个手下叫刘希光，时任弓箭库使。此人暗中收受一个羽林大将军的贿款二万缗，企图为其谋求藩镇节度使的职位，不料被人告发，经有关部门查实后，宪宗立刻将刘希光赐死。

    刘希光虽然死了，但这个案子没完，因为还有很大的疑点——一个小小的弓箭库使，有什么能耐替人谋求节度使的职位？

    案情明摆着——刘希光背后肯定有人。

    谁？

    傻瓜也知道，躲在幕后大搞腐败的那只黑手就是吐突承璀。

    有关部门经过调查，很快就挖出主犯吐突承璀，然后就把这起案件的完整卷宗送到了宪宗手上。

    看着这份证据确凿的结案报告，宪宗无语了。几天后，宪宗断然下诏，把他最宠幸的宦官吐突承璀逐出了朝廷，贬为淮南监军。

    宪宗为自己的“大义灭亲”很是自豪了一把，随即对李绛说：“朕把吐突承璀赶走了，这件事办得怎么样？”

    还用问吗？这事办得太漂亮了！李绛大有神清气爽之感，赶紧说：“朝臣们都没想到陛下会如此果断！”

    宪宗毫不掩饰他的自得之色，说：“这小子不过是个家奴罢了，以前因为他当差的时间久，所以对他特别包容；但是一旦犯法，朕拿掉他，就跟拿掉一根羽毛一样！”

    宦官吐突承璀与文臣李绛的这场博弈，最终以吐突承璀的出局而告一段落。

    尽管这个吐突承璀并未就此落败，短短三年后就将重返帝国的政治舞台，但此刻的李绛毕竟少了一个实力强劲的对手。换句话说，没有了吐突承璀的掣肘和排挤，李绛的生存空间就显得敞亮多了，其仕途发展自然也要比过去顺畅。

    元和六年十二月末，吐突承璀被贬一个月后，长期参与决策却无宰相之名的李绛终于被宪宗擢升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成了实至名归的帝国宰相。

    在此之前，裴垍已因中风离开相位，目前与李绛同朝为相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原太常卿权德舆，去年九月以礼部尚书衔入相；另一个是原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今年年初以中书侍郎衔入相。

    权德舆是个老好人，凡事模棱两可，没什么鲜明的政治立场，更谈不上什么政治能量。相形之下，李吉甫就要比他强势得多。所以李绛拜相之前，朝堂政务基本上是李吉甫一个人说了算。但是，随着李绛的入相，李吉甫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因为李绛不是权德舆。说白了，李绛本来就不是那种随时俯仰的人，他连皇帝都敢顶撞，又怎么可能去迎合李吉甫呢？

    自从李绛拜相后，他和李吉甫就经常当着宪宗的面死磕。

    每当二人同时上殿奏事，精明的李吉甫总是“逢迎上意”，顺着宪宗的口气说话，而耿直的李绛则是该反对的反对，该驳斥的驳斥，不止一次把李吉甫搞得面红耳赤、下不来台，“由是二人有隙”。（卷二三八）

    元和六年的这个冬天，宦官与文臣的博弈刚刚落下帷幕，宰相之间的激烈比拼就开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