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穆宗李恒绝非英明之主，这并不是在冤枉他。因为他上台后的种种表现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也让一度看好他的臣民们大跌眼镜。

    元和十五年二月初，李恒刚刚脱掉为宪宗服丧的孝服，就急不可耐地投入到了倡优、杂戏、宴游、打猎等一系列娱乐活动当中。谏官们屡屡上疏劝他节制，可新天子却充耳不闻。

    纵情于声色犬马的同时，李恒更是花钱如流水。只要他乐意，随时随地都会赏赐给那些倡优戏子一大堆金帛。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人实在看不下去，就一起入阁劝谏，说：“金银绸缎都是百姓的血汗，除非为国家立功，否则不应滥赏。宫库目前虽有存余，但请陛下爱惜，万一将来战事又起，方能不再向百姓征收重税。”

    李恒盯着他们看了好一会儿，忽然吃惊地问宰相：“这几个人是谁啊？”

    宰相连忙回答：“是谏官。”

    这“君不识臣”的一幕，发生在李恒即位已经九个多月的时候。可由于天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关注娱乐事业，所以来不及认识自己的臣子。

    为了表示对谏官们直言进谏的感谢，李恒随后便派人去慰问他们，说：“朕会照你们的话去做。”宰相们听到都很高兴，觉得当今天子在这一点上和宪宗早年还是很相似的，那就是虚心纳谏，从善如流。

    这是社稷之福、人臣之幸啊！所以他们纷纷向皇帝道贺。

    可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

    因为天子李恒对待谏言的态度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从李恒即位一直到他驾崩，从未停止过娱乐活动，而滥赏的毛病也一点没改。

    元和十五年十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病卒，诸将秘不发丧，拥立其弟王承元为留后，接管军政大权。

    在宪宗手里老实了一阵子的河北诸藩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可年轻的穆宗皇帝既没有宪宗当年的雄心壮志，也没有半点忧患意识，更不具备宪宗的强硬手段，所以，此时的穆宗朝廷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对潜在的危险进行防范。

    十月十六日，穆宗李恒在宰相们的策划下同时颁布了多道任命状，对各大藩镇实施了大面积的人事调动。调魏博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任成德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调义成刘悟为昭义节度使；调武宁李愬为魏博节度使；任左金吾将军田布（田弘正之子）为河阳节度使。

    穆宗朝廷之所以做出这项决策，其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斩断镇将与镇兵之间的利益联结和感情纽带，从而削弱各节度使对原辖区的绝对控制权，消除拥兵自重、违抗朝命、一切自专等各种隐患。

    这一举措属于常规的政治手段。应该说，穆宗朝廷制订这个应对的策略是动过脑筋，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手段的确是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坐大的有效方法。

    可问题在于，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帝国的藩镇事务就早已不是一般性的问题了，否则当年的代宗和德宗也不至于被这个问题搞得心力交瘁。所以，试图通过常规的政治手段解决非常规的政治问题，其结果很可能是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矛盾又被激发，其代价很可能比保持现状、无所作为更加惨重。

    然而，热衷于娱乐事业的穆宗李恒根本看不到这一点。

    转眼又是一个新年。正月初四，穆宗宣布大赦天下，改元长庆。

    从这个年号中，不难看出穆宗朝廷的乐观情绪。李恒和他的大臣们自认为元和时代足以为帝国打下一个长治久安的基础，可他们没有料到，那个桀骜不驯的河北是不可能轻易就范的——只要有一丝火星，燕赵大地就将会再度燃起熊熊战火。

    事实上，从宪宗末年开始，“元和中兴”的阳光就已经逐渐消隐了。此刻，帝国的上空已然乌云四合。

    事后来看，河北诸藩再度反叛的浪潮是由一个偶然事件促发的。

    这一年春天，从幽州忽然传来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卢龙节度使刘总要出家当和尚了。

    事情来得太过突然，朝野上下都感到有些匪夷所思。

    就那个弑父杀兄、篡位夺权的魔头，居然也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可能吗？

    可此事千真万确，因为是刘总本人亲自上表的。

    据说，刘总弑父杀兄之后，心中老是疑神疑鬼，不止一次出现可怕的幻觉，看见父兄血肉模糊的鬼魂找他索命。刘总寝食难安，就在府中供养了几百个和尚，日夜不停地做法事。而且每天从军府回来，刘总就挤在和尚堆里跟他们一块诵经念佛，这样才觉得安心。可一旦晚上一个人独处，他还是会心惊肉跳，不敢睡觉。久而久之，刘总就患上了严重的恐惧症和神经衰弱。最后刘总不得不横下一条心——要想保命，就得出家。

    对这件事，穆宗朝廷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

    穆宗君臣倒不是不想趁此机会把卢龙彻底收归中央，而是因为此事太过出人意料，不知道刘总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所以，穆宗不敢马上同意刘总的请求，而是小心翼翼地下了一道诏书，任命刘总为天平（治所郓州，今山东东平县）节度使，以此试探刘总的反应。

    不过，穆宗多虑了。因为刘总这回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

    他一再向穆宗上表，言辞真诚，态度恳切，表示非当和尚不可，而且自愿舍宅为寺。穆宗这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下诏赐刘总法名大觉，赐寺名报恩，并赐紫色僧衣一套。不过与此同时，穆宗还是命人把天平镇的旌节斧钺跟僧衣一块送了过去，意思是任他选择，假如反悔的话随时可以去天平镇走马上任。

    朝廷的使者和诏书还没到，去意甚坚的刘总就已经把自己剃了光头。幽州的将士们强行挽留，不让他走。刘总一怒之下又杀了十几个人，随后把节度使的印信符节留给了新任的留后，连夜逃出幽州。直到次日天明，将士们才发现刘总已不知去向。

    几天后，有人奏报在定州境内发现了一具和尚的尸体。

    经确认，那就是刘总。

    没人知道刘总是怎么死的，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刘总已将卢龙的后事悉数安排妥当，并没有把一个烂摊子扔给朝廷。

    临死前，刘总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疏，提出了将卢龙一劈为三的方案，并推荐了三个出镇的人选。张弘靖，时任宣武节度使，曾任宪宗朝宰相，出镇河东时政风宽和，颇得民心；薛平，时任平卢节度使，对朝廷忠心耿耿，且熟悉河朔民情；卢士玫，时任代理京兆尹，此人虽是刘总妻子的族戚，但一直在朝中任职，也算是朝廷信得过的人。

    除此之外，刘总还把麾下那些立有战功、骁勇难制的部将全都送到了长安，表面上向他们承诺，说朝廷会赐给他们禄位，事实上是把他们置于朝廷的掌控之中。

    刘总临死前所做的这些安排，完全符合李唐中央的利益，应该说是给朝廷提供了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只要穆宗和他的谋臣们把握这个机会，那么李唐中央对河北藩镇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必将大大增强，甚至完全有可能在“元和中兴”的基础上扩大战果，为彻底根除藩镇之乱铺平道路。

    然而，对于以穆宗李恒为首的这一届李唐朝廷来说，这一切注定只能是空想。

    因为，李恒对帝国的政治事务一点兴趣都没有，更别提什么远大的抱负和志向。

    他更关心的是女人、倡优和美酒。

    而时任宰相的崔植和杜元颖也好不到哪去。身为宰辅，他们既缺乏深谋远虑的韬略，也没有居安思危的见识，跟当年的裴度、武元衡等人相去不啻霄壤。

    在对待卢龙的事情上，他们一连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

    首先，他们并没有完整实施刘总提出的那个苦心孤诣的计划，而只是把卢龙划成两道，其中两个州交给卢士玫，然后把剩下的卢龙大部全都交给了张弘靖，原因据说是出于对前朝宰相的尊重。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张弘靖当年出镇河东时，虽然颇有政绩，但河东是李唐的龙兴之地，军民历来拥护朝廷，与动不动就拥兵割据的河北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张弘靖对卢龙各方面的情况都缺乏了解，如果没有薛平这种熟悉河朔士风民情的人去协同治理，光靠他一个人，绝对镇不住幽州的那些骄兵悍将。

    其次，崔植和杜元颖完全不把幽州来的那批将士放在眼里，压根就没有兑现当初刘总向这些人作出的承诺。这些远道而来的将士不但没得到任何赏赐和任命，而且每次到中书省去求官，都会遭到宰相们的拒绝和冷落。更有甚者，当张弘靖到卢龙就任之后，朝廷以为形势稳定了，居然对他们下了逐客令，命他们各回本军，听候差遣。

    于是，这帮被朝廷视为弃儿的将士只好带着满腔愤怒回到了幽州。

    穆宗和他的宰相们没有料到，他们这么做无异于放虎归山。

    很快，他们就将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