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皇帝和宦官激烈过招的同时，牛党和李党也从未停止过交锋。

    李党的领袖人物李德裕被贬出朝廷后，先是出任义成节度使，旋即又调任西川。西川是大唐帝国防御吐蕃和南诏的军事重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这个位子上，最容易判断一个官员的政治和军事才能。

    而李德裕正是在这个西川节度使任上，充分展现出了他的过人才干。他的前任郭钊由于年老多病，给他留下的是一个边备废弛、军粮短缺、士卒懈怠的烂摊子。李德裕一到任，马上修建了一座“筹边楼”，作为整顿边防的军事指挥中心。随后又命人详细画出了一张南至南诏、西至吐蕃的西川战区地图。此后，李德裕每天都召见那些长期戍边、熟悉边防的老兵，向他们仔细询问西川的山川形势、城镇位置以及每条道路的远近宽狭等交通情形。不出一个月，李德裕已经对整个西川的战略形势了如指掌。

    与此同时，李德裕还积极整修边塞，储存粮食，训练士卒，调整军队部署，迅速扭转了边备废弛的局面，使整个西川战区的边防形势焕然一新。

    所有这一切，都被远在朝廷的牛党看在了眼里。

    原以为，把李德裕逐出长安就等于终结了他的政治前途，没想到他在广阔天地里反而大有作为。

    牛僧孺和李宗闵冷冷注视着西川，一直想找个机会挫挫李德裕的风头和锐气。

    太和五年（公元831年）九月，机会终于出现了。

    起因是吐蕃的维州（今四川理县）副使悉怛谋率部向李德裕投降，李德裕认为这是削弱吐蕃的良机，立刻派部将虞藏俭率军进入维州接防，同时飞书朝廷，奏称：“臣准备派遣三千羌军进攻吐蕃，烧毁十三桥（唐与吐蕃的边界桥），直捣吐蕃腹地，一洗我大唐长久以来蒙受的耻辱！”

    奏疏交到尚书省，文宗召集百官商议。多数朝臣一致认为，应该批准李德裕的作战计划。

    关键时刻，牛僧孺发言了。

    他说：“吐蕃的土地，四面各有万里，失去一个维州，并不能削弱他们的势力。况且近来我大唐与吐蕃两国修好，相约撤除边防警戒。大唐与西戎交往，信守盟约最为重要。如果他们以我国失信为由出兵，用不了三天，前锋骑兵就会直抵咸阳桥。到那个时候，西南数千里外就算得到一百个维州，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无端抛弃诚信，对国家只有害处，没有裨益。这种事情是连一个匹夫都不愿干的，更何况一个帝王！”

    这番话说得高瞻远瞩、大义凛然，把文宗说得惭愧不已，觉得煌煌大唐实在不应该见小利而忘大义，遂下令李德裕逮捕悉怛谋及其部众，把人和城池全部归还吐蕃。

    李德裕无奈，只好从命。

    交接的当天，吐蕃人就在边境线上把悉怛谋等人全部砍杀，场面极其残忍。

    目睹那一道道飞溅的鲜血和一颗颗滚动的人头，李德裕满腔愤怒，对牛僧孺的怨恨越发深入骨髓。

    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十一月，在悉怛谋事件过去了一年多之后，由于原西川监军宦官王践言回朝就任枢密使，文宗才听到了来自牛党之外的有关这个事件的不同声音。

    王践言不止一次对文宗说：“当初把悉怛谋逮捕送还吐蕃，不仅让吐蕃称心快意，还彻底杜绝了吐蕃人日后归降大唐的可能性，实在是下下之策。”

    直到此刻，文宗才意识到，牛僧孺当时那个冠冕堂皇的建议背后，仍然是党派斗争和个人恩怨的动机在作祟。

    眼见皇帝由此对牛僧孺产生了不满，李党成员纷纷发起反击，称牛僧孺当初纯粹是假公济私，目的是妨碍李德裕为国立功。

    从此，文宗开始疏远牛僧孺。

    有一天，李昂在延英殿上召集宰相廷议，忽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下何时能够太平？诸卿又是否着意于此呢？”

    天子这句话，与其说是对宰相们的一种勉励和期许，还不如说是一种责备和诘问。尤其在牛僧孺听来，更觉得天子是在暗示他，希望他引咎辞职。

    意识到自己的相位已经不保，牛僧孺反而坦然了。他随即答道：“天下太平并没有迹象。不过，如今四方夷狄没有侵扰，百姓没有离散，虽然不是太平盛世，也可以称为‘小康’，陛下如果更要追求天下太平，恐怕不是臣等的能力所能办到的。”

    牛僧孺之所以敢斗胆说这番话，前提当然是他不想当这个宰相了。退朝后，牛僧孺既无奈又伤感地对同僚说：“皇上对我们的期望越高，失望就会越深，我们怎能久居此位呢？”

    随后，牛僧孺不断上表请辞。

    十二月初七，文宗下诏，将牛僧孺外放为淮南节度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显得顺理成章了。短短几天后，李德裕就被征召回朝，出任兵部尚书。数年前与他失之交臂的宰相之位，如今终于再度向他发出了召唤。

    同盟者黯然离去，老对手卷土重来，李宗闵不禁忧心忡忡。

    接下来的日子，李宗闵开始千方百计地阻挠李德裕入相。然而，李德裕这几年在西川取得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文宗对他的好感也是与日俱增，所以，尽管李宗闵挖空心思地在背后搞了一系列小动作，结果还是没能得逞。

    太和七年（公元833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仕途上浮沉多年的李德裕终于登上了宰相之位。文宗李昂接见他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谈起了令人头疼的党争问题。李德裕毫不讳言地说：“当今朝廷的士大夫，起码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朋党！”

    当然，李德裕自认为他和他的同志们绝对是在这些人之外的。

    所以，李德裕拜相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当然就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了。随后，李德裕便率领他那些“非朋党”的同志们，对那“三分之一”的朋党展开了新一轮的政治清洗。与此同时，一些早先被排挤出朝的“非朋党”的同志们，又在李德裕的援引下纷纷回朝。

    而这些事情最后朝向的那个逻辑终点，无疑便是李宗闵的罢相了。

    这一年六月十三日，李宗闵被外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与牛僧孺罢相时隔不过半年。

    李德裕这么干算不算是党争？

    这似乎不是一个很难判断的问题。

    我们相信，已经当了八年天子的文宗李昂，断不至于看不懂这些事情的真相。

    然而，看得懂又怎么样呢？

    当一个国家的大部分高层官员都已深陷党争的泥潭而无力自拔的时候，当国家利益和百姓利益都已经习惯成自然地在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面前让路的时候，这个孤掌难鸣的年轻天子，又如何能够力挽狂澜呢？除非他不分牛党李党，一夜之间把帝国的高层官员清理一空，否则的话，他就只能在两党恶斗的夹缝中尽力寻求一种无奈的平衡而已。

    除此之外，李昂又能做什么呢？

    太和七年岁末的一天，就在牛李党争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李唐皇族的遗传病又在文宗李昂的身上爆发了——他忽然中风，一下子丧失了语言功能。

    王守澄随即推荐郑注为天子治疗。

    事实证明，郑注的医术确实不是吹的。他一出手，文宗的病情便大有好转，从此开始宠信郑注。于是，李昂的这场病就成了郑注实现第三次人生跨越的重要契机。野心勃勃的郑注紧紧抓住这个天赐良机，从而一跃成为天子跟前的大红人。

    没有人会料到，在即将来临的新年里，这个政坛新贵就将与另一个野心家联手，在帝国朝堂上掀起一场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并对所有既得利益集团进行了沉重的打击……

    即将和郑注联手的这个野心家，也是我们的老熟人。

    他就是李逢吉的侄子、当初的“八关十六子”之首——李仲言。

    宝历元年，李仲言因武昭一案被逐出朝廷，流放边地。几年后，在一次大赦中回到了东都洛阳闲居。当时，李逢吉已被罢相，正以东都留守之职在洛阳坐冷板凳。叔侄二人劫后重逢，自然免不了互倒苦水，对当年的失败耿耿于怀。

    这些年，李逢吉天天巴望着回朝复相，李仲言更是急切渴望摆脱目前的窘境，于是叔侄二人一拍即合，当即决定由李逢吉拿出一笔重金，再由李仲言出面，回长安找人打点，谋求东山再起。

    而他们决定打点的这个人，就是郑注。

    郑注早年流落江湖时，跟李仲言有过一些交情。如今，老友找上门来，郑注自然要给点面子。更何况，李仲言带来的那笔重金也着实让郑注心动。收下贿赂后，郑注就把李仲言引荐给了王守澄，王守澄继而又把他引荐给了天子李昂。

    此刻，在洛阳望眼欲穿的李逢吉绝对想不到，他拿出的那笔钱并没有打通他朝思暮想的复相之路，而是替李仲言铺就了一条攫取相位的金光大道。

    由于李仲言深研，工于术数，而且能言善辩，富有文采，所以文宗一见倾心，将其引为奇士，宠幸日隆。

    太和八年（公元834年）八月，文宗准备让李仲言进入翰林院，作为近臣随侍左右。李德裕断然反对，说：“李仲言过去的所作所为，想必皇上也都清楚，这种人岂能用为近侍？”

    文宗不以为然：“难道不能允许他改过吗？”

    李德裕毫不退让：“臣听说，只有颜回这样的圣贤才能不二过，至于李仲言这种人，恶念早已在内心扎根，如何改过？”

    文宗说：“他是李逢吉推荐的，朕已经答应了，不想食言。”

    文宗不提李逢吉还好，一提李逢吉，一下就勾起了李德裕的伤心往事。就是因为李逢吉的排挤，他才在浙西浪费了七八年的大好光阴。李德裕随即斩钉截铁地说：“李逢吉身为前任宰相，竟然推荐这种小人来误国，他也有罪！”

    见李德裕如此坚决，文宗也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僵，只好退了一步：“如果当侍讲学士不合适，那么，另外给他一个官总可以吧？”

    没想到李德裕一点面子都不给，居然硬邦邦地顶了一句：“不可以！”

    文宗狠狠地瞪了李德裕一眼，把脸转向了另一个宰相王涯。

    李德裕刚刚举手要暗示王涯别松口，王涯却已经脱口而出：“可以。”

    文宗不无得意地回过头来，恰好看见李德裕制止王涯的那个小动作，顿时大为不悦。

    不过，有了宰相王涯的支持，文宗就有底气了。几天后，他便不顾李德裕的反对，让李仲言当上了太学的四门助教。

    当然，这个职位只是一个跳板，迟早，文宗是要重用李仲言的。

    李德裕此次面折廷争，把自己推入了相当被动和不利的境地。一方面，这种做法令文宗对他的好印象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又把权宦王守澄彻底得罪了。

    俗话说：打狗也要看主人，李仲言毕竟是王守澄引荐的，你李德裕如此不给面子，不就是跟王守澄过不去吗？

    随后，王守澄、李仲言和郑注一合计，觉得这个李德裕实在太碍事，不赶紧把他弄走，谁也别想活得自在。

    尽管李德裕贵为宰相，可在王守澄等人看来，要把这家伙弄走太简单了，甚至不需要他们自己动手，只要把某个人召回朝中，拱上相位，就能迫使李德裕滚蛋。

    太和八年十月十三日，在王守澄等人的干预下，李宗闵翩然回朝，复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短短四天之后，李德裕就被罢去相职，外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同日，李仲言被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

    至此，李德裕才意识到自己铸下了大错，连忙入宫向天子“陈情”，请求留在朝中任职。文宗考虑了一下，答应了，同意让他担任兵部尚书。

    然而，天子虽然收回了成命，刚刚复相的李宗闵却绝不答应。他的理由是，朝廷政令非同儿戏，岂能轻易更改、出尔反尔？

    文宗哑口无言，只好把李德裕外放为镇海节度使。

    牛党党魁卷土重来，李党党魁再度失势，紧随而来的，自然又是新一轮轰轰烈烈的权力倾轧和政治洗牌。

    面对如此阴魂不散的朋党之争，文宗李昂束手无策，只能仰天长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卷二四五）

    太和八年岁末的那些日子，看着郁郁寡欢、愁肠百结的天子，李仲言和郑注不断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目光。

    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此时的天子亟须信得过的人帮他排忧解难。如今，谁是天子最信得过的人？

    当然是李某人和郑某人了。

    李仲言和郑注认为自己责无旁贷，而且他们相信，只要能帮领导排忧解难，他们的前程必定不可限量。

    这年十一月的一天，李仲言忽然上奏天子，请求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训。

    一个人改名本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已经活了半辈子才突然改名，肯定不会是毫无意义的举动。

    那么，李仲言为何改名呢？

    也许，他是想用一个新的名字，告别不堪回首的过去，拥抱即将到来的辉煌仕途，同时拥抱一个风生水起的崭新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