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之变:喋血大明宫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王觉仁 本章:甘露之变:喋血大明宫

    一手遮天的大宦官王守澄死了,朝野上下的正直之士无不额手相庆。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对帝国的未来也生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通过王守澄这件事,以及一年来朝堂上发生的一切,李训和郑注所表现出的阴险、狡谲和毒辣,足以令所有人不寒而栗。天子李昂让这样的人来把持朝政,除了制造更多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倾轧外,还能为帝国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

    其实,人们不难理解文宗李昂急于澄清天下的迫切心情,全力打击擅权乱政的朋党、阉党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起用李训和郑注这样的野心家来做这些事情,无异于“前门驱虎,后门迎狼”,只能为帝国朝政埋下更为深重的隐患。

    换言之,文宗这么做,只能叫病急乱投医。

    而病急乱投医的结果,往往是旧疾未愈、新病又发,最终只能把原本忧患频仍的帝国,进一步推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

    可是,文宗李昂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对于李训和郑注,他的宠幸是前所未有的。尤其对李训,李昂更是给予了毫无保留的信任。“训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倾意任之。训或在中书,或在翰林,天下事皆决于训。而涯辈(宰相王涯等人)承顺其风旨,唯恐不逮。自中尉、枢密、禁卫诸将,见训皆震慑,迎拜叩首。”(卷二四五)

    自从当上宰相之后,李训快意恩仇,指点江山,深深品尝了权力的美味。

    在人间绝顶俯视芸芸众生,真是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

    然而,与这种感觉相伴而来的,却是一丝挥之不去的隐忧。

    如今的李训已然位极人臣,还会有什么隐忧呢?

    有。

    李训的隐忧就是郑注。

    古人常说“一栖不两雄”,意思是,一个鸡窝里容不下两只同样好斗的公鸡。同理,权力的塔尖自然也容不下两个同样野心勃勃的人。

    所以,李训不得不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按理说,郑注应该算是李训的恩人。因为李训当初回长安时,只是个没人搭理的无业游民,要是没有郑注的积极引荐和鼎力相助,李训绝对不可能得到文宗的宠幸,更不可能爬上宰相之位。

    但是,就像郑注发迹之后,为了铲除通往权力之路的障碍,可以把枪口对准早年的恩人王守澄一样,李训得志之后,为了长保富贵,自然也可以回过头来对付郑注。我们说过,对李训和郑注这种人来讲,世界上除了利益是永恒的,什么都是浮云;世界上除了他们自己,任何人都是工具。

    事实上,早在拜相之前,李训就已经开始排挤郑注了。

    因为,当时的情况是两个人都有入相的可能,但是文宗碍于舆论,不可能同时让他们当宰相,所以,李训为了夺取相位,就必须把郑注挤出长安。

    那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当时王守澄虽已被解除兵权,但是还没死,于是李训便以防止王守澄反扑为由,建议郑注谋求凤翔节度使之职。因为凤翔离长安近,万一王守澄垂死挣扎,郑注可以随时调动凤翔军进入长安,与李训里应外合,共同应对,这显然比两个人都窝在长安要安全得多。

    当时,李训是这么对郑注说的:“中外协势,以诛宦官。”(卷二四五)

    郑注觉得很有道理,所以丝毫没有怀疑李训的用心,立刻向文宗提了出来,随即出镇凤翔。

    结果,郑注才走了几天,李训就顺利拜相了。

    如今,李训虽然已经捷足先登攫取相权,但他对郑注的防范却是有增无减。原因很简单,此次诛灭宦官集团的计划,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郑注要亲率数百名凤翔的精锐士兵,以护送王守澄的棺椁为名,在葬礼上出其不意地诛杀宦官。

    可想而知,一旦此计成功,郑注就成了铲除宦官的首功之臣,到时候,文宗对他的宠幸和奖赏一定会超过李训,这对李训无疑是极大的威胁。退一步讲,就算郑注得到的荣宠没有超过李训,他也必定会心存不甘。届时,朋党和阉党既已全部清除,外部的敌人消失了,他们两人必然会拔刀相向,围绕宰相之位展开一场巅峰对决。

    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李训都必须先下手为强——在铲除宦官的同时,把郑注一块做掉。

    换言之,李训必须另行制订一个计划,赶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王守澄葬礼之前行动。

    心意已决,李训立刻召集自己的一帮心腹,商讨具体的行动细节。他的心腹包括宰相兼刑部侍郎舒元舆、左金吾大将军韩约、河东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京兆少尹罗立言、御史中丞李孝本。

    经过几天的密谋,一个看上去相当完美的计划就出笼了。

    行动时间,就定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早朝,比郑注的原计划整整提前了六天。

    对此,文宗和郑注当然是一无所知。

    而李训和他的心腹们当然也不会料到,这个看上去相当完美的计划,非但没有铲除宦官集团,反而把他们所有人,全都推进了身死族灭的万丈深渊……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一切都与往常并无不同。天刚蒙蒙亮,文宗就已经来到了大明宫的紫宸殿,准备举行朝会。

    片刻后,文武百官鱼贯进入大殿,按官阶高低站定班次,只等着金吾将军一如平日那样高声奏报,“左右厢房内外平安”,然后百官就可以奏事了。

    可是,这天早朝,左金吾大将军韩约进入大殿的时候,报的却不是平安,而是祥瑞。

    满朝文武清晰地听见,韩约用一种异常激动的声音向天子奏报:“左金吾听事(办公厅)后院的石榴树上,昨夜天降甘露,臣已递上‘门奏’(夜间宫门紧闭,凡有紧急奏章皆从门缝投入,称为门奏),请陛下移驾往观!”

    韩约说完,三拜九叩向天子道贺。李训和舒元舆当即出列,率领百官一起向文宗祝贺。

    天降甘露,象征着天下太平,无疑是一件普天同庆的大喜事。李训和舒元舆随即邀请文宗前往观赏,以领受天赐的吉祥。

    文宗李昂也感到异常惊喜。连老天爷都忍不住降下了祥瑞,这足以证明太平盛世已经指日可待了。

    文宗当即宣布——暂停朝会,百官随驾前往含元殿。

    于是,百官依次退下,来到含元殿内重新站定。一个时辰后,天子李昂乘坐銮轿出了紫宸门,登上含元殿,命宰相和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先去“左仗”(位于含元殿左侧的左金吾办公厅)查看。过了一会儿,李训和舒元舆等人回来向天子奏报:“臣等已经查验过了,恐怕不是真的甘露,应暂缓对外宣布,以免天下百姓争相道贺。”

    “怎么会这样?”李昂大为失望,回头命左右神策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去重新查看。

    仇士良等人随即走出了含元殿。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李训和舒元舆对视一眼,立刻传召河东节度使王璠和邠宁节度使郭行余上殿听旨。

    按原定计划,王璠和郭行余各带着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等候在丹凤门(大明宫正门)外,一等李训宣旨,他们就要即刻带兵进入大明宫,与金吾卫里应外合诛杀宦官。可不知道为什么,只有王璠带着他的河东兵进来了,郭行余却是单枪匹马,邠宁兵一个也没有随他入宫。

    计划开始走样了。

    李训感到了一丝不安。

    更让李训不安的是,没带兵的郭行余前来殿下听宣了,而带着兵的王璠却脸色苍白、双脚打颤地远远站着,一步也不敢靠近含元殿。

    看来,王璠和郭行余是靠不住了。李训忧心忡忡地想。

    一切只能看韩约的了。

    此刻,含元殿左侧的金吾卫衙门内,宦官仇士良没有看见传说中那晶莹剔透的甘露,只看见了韩约那苍白如纸的脸上一颗颗滚圆的汗珠。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大冬天的早晨,这个左金吾大将军竟然会大汗淋漓呢?

    仇士良满腹狐疑地盯着韩约,问:“将军这是怎么了?”

    话音刚落,一阵穿堂风吹过,吹起了厅堂后侧的帐幕。仇士良无意中瞥见了一些闪闪发光的东西。

    那是兵器。

    随着帐幕的晃动,仇士良还听见了一些声音。

    那是兵器相互撞击发出的铿锵之声。

    什么也不用再问了,所谓的天降甘露纯粹就是一个陷阱。仇士良和宦官们猛然掉头就往外跑。跑到门口时,守卫正准备关闭大门,仇士良高声怒斥,守卫一紧张,门栓怎么也插不上。仇士良等人冲出金吾卫,第一时间跑回皇帝身边,奏称宫中已发生事变。

    全乱了,计划全乱套了。

    李训知道,此时此刻,谁把天子攥在手里,谁就能掌控整个大明宫的局势。他立刻呼叫殿外的金吾卫士兵:“快上殿保卫皇上,每人赏钱百缗!”

    仇士良当然不会让天子落入李训之手,马上对文宗说:“情况紧急,请皇上立刻回宫!”旋即把文宗扶上銮轿,和手下宦官拥着皇帝冲出含元殿,向北飞奔。李训抓住轿杆,情急大喊:“臣还有大事要奏,陛下不可回宫!”

    此时,京兆少尹罗立言带着三百多名京畿卫戍部队从东面杀了进来,御史中丞李孝本也带着两百多名手下从西边冲过来,都是来增援李训的。他们冲进含元殿,对着那些未及逃离的宦官挥刀便砍,顷刻间便有十余人倒在血泊中,哀叫声此起彼伏。

    天子的銮轿在宦官们的簇拥下摇摇晃晃地跑到了宣政门。李训仍旧一路死死抓着轿杆,不停地叫天子落轿。早已吓得失魂落魄的文宗又惊又怒地喝令他住口。仇士良的手下宦官郗志荣一见皇帝发话,冲上去对着李训当胸一拳,将他打倒在地。还没等李训爬起来,銮轿已经进了宣政门,宫门立刻紧闭。宦官们知道自己安全了,齐声高呼万岁。

    此刻,宫中的文武百官早已各自逃命,作鸟兽散。李训意识到行动彻底失败了,急忙换上随从人员所穿的绿色低品秩官服,骑马奔驰出宫,一路大声抱怨:“我犯了什么罪,要被贬谪出京!”借此掩人耳目。果然,各宫门守卫一路放行,没人怀疑他。

    经此变故,仇士良已经意识到李训等人要对付的就是他们宦官,而幕后主使很可能就是天子本人。仇士良死死地盯着文宗李昂,忍不住破口大骂。

    文宗浑身战栗,无言以对。

    这一刻,堂堂大唐天子在宦官面前几乎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一样,把头深深地耷拉了下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而此刻的宦官仇士良,却有一种在光天化日之下抓获小偷的快感。

    天子惭悚不已,愧悔难当。

    而宦官则正义凛然,理直气壮。

    我们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倒错。反正从这一刻起,直到生命终结,唐文宗李昂再也没有在宦官面前抬起过头来。

    仇士良开始反击了。

    他即刻下令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和魏仲卿分别率领五百名禁军大举搜捕“叛党”。此时,宰相舒元舆、王涯等人仍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正在政事堂用午膳。一名小官惊恐万状地跑进来喊:“不好啦,军队从内廷出来了,逢人便杀!”

    几位宰相这才清醒过来,赶紧狼狈出逃。政事堂瞬间炸开了锅,门下、中书两省官员,以及金吾卫吏卒共计一千多人,争先恐后地往外跑,把大门口挤得水泄不通。片刻后,宦官带着禁军杀到,立刻关闭大门。转眼间,政事堂内未及逃离的六百多人全部被杀。

    杀人是很容易获得快感的,尤其是杀那些手无寸铁、毫无反抗意志的人。

    此刻的仇士良就充分体验了这种快感。

    于是,反击行动迅速升级,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大屠杀。仇士良一声令下,各道宫门相继关闭,驻扎在玄武门的所有禁军士兵全部出动,在大明宫展开了地毯式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叛党”。只要不是宦官和禁军,一律在他们的屠杀之列。

    这一天,大明宫变成了一座血肉横飞的屠宰场。

    正在朝廷各衙门办公的大小官员,以及刚好入宫办事的各色人等,全都不明不白地成为宦官的刀下之鬼。这一天,先后有一千多人被杀,尸体纵横交错,鲜血四处流淌。各个衙门的印信、档案、图籍、帐幕、器具尽皆被毁,到处是一片惨不忍睹的凄凉景象。大明宫的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恐怖与血腥的气息。

    大屠杀之后,仇士良又派遣千余名禁军骑兵,在城中大肆捕杀漏网之鱼,同时出城追捕逃亡者。宰相舒元舆独自骑马逃到安化门,被禁军抓获。宰相王涯徒步逃出宫外,躲藏在永昌里的茶肆,也被禁军搜出,旋即被戴上枷锁,押入左军军营严刑拷打。年已七十多岁的王涯禁不起酷刑,最后屈打成招,胡乱承认自己与李训合谋篡逆,企图拥立郑注当皇帝。

    这份供词虽然荒谬可笑,可对仇士良来说,有它就足够了。

    只要宰相承认谋反,他今天的屠杀行动就能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

    事变一起,惯于见风使舵的河东节度使王璠第一时间逃回了长兴里的私宅,并即刻部署河东兵进行防守。宦官鱼弘志命禁军向他传话,声称宰相王涯等人已供认谋反,所以天子起用他为宰相,请他出来主持大局。王璠信以为真,赶紧开门出来,旋即被捕,也押进左军。

    王璠一见王涯,一开口就埋怨:“你自己谋反,干吗把我也牵扯进来?”

    满腹冤屈的王涯万万没想到,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到了这种地步还不忘倒打一耙。他气急败坏地说:“还记得宋申锡的案子吗?当初是谁把机密泄露给王守澄的?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

    王璠满脸通红,无言以对。

    看着这帮狗咬狗、一嘴毛的文臣,宦官们在一旁不住冷笑。

    凡事明哲保身,临事苟且畏难,任事首鼠两端,见危险就躲,见利益就上。

    这就是大唐文臣们的处世哲学。

    难怪你们输得这么惨。

    紧随王涯和王璠被捕的还有躲藏在太平里家中的京兆少尹罗立言,王涯的家人、眷属和奴婢,李训的族弟、户部员外郎李元皋。

    紧接着,禁军士兵开始以执行公务为名抢劫私人财产。前岭南节度使胡证、左常侍罗让、翰林学士黎埴等大臣的府邸全部被洗劫一空。长安坊间的一些流氓地痞也开始趁乱烧杀抢劫,并且互相攻击。一时间鸡飞狗跳,尘埃蔽日,整座长安城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这一天的流血政变,历史上称为“甘露之变”。

    翌日清晨,劫后余生的文武百官陆陆续续前来上朝,都等在宫门外。一直到太阳爬得老高,建福门才徐徐打开。只见伫立在两侧的禁军士兵全部刀剑出鞘,脸上依旧杀气腾腾。百官战战兢兢地走到宣政门,大门却尚未开启。许久,宫门打开,宦官传令:所有朝臣,一律只能带一名随从进入内廷。

    紫宸殿上已经没有了宰相和御史,百官随意站立,班位全乱套了。

    脸色苍白的文宗皇帝升殿之后,看着表情各异、班位混乱的文武百官,有气无力地问了一句:“宰相怎么没来?”

    仇士良一声冷笑,说:“王涯等人谋反,已被关进监狱。”随后,召左仆射令狐楚和右仆射郑覃把王涯的亲笔供词呈给皇帝看。

    文宗一下子全明白了。

    他接过那纸供状,忽然作出一副愤怒而惊愕的表情,问令狐楚等人:“这是王涯的亲笔吗?”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天子越发表现得怒不可遏,狠狠地说,“果真如此,死有余辜!”

    李昂知道,他现在必须表现得越惊愕越好。因为惊愕就表明他无辜,表明他没有参与宰相们诛杀阉党的计划。这样他才能摆脱干系,以免仇士良等人一怒之下,把他这个天子废掉,甚至杀死。

    李昂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保住自己的皇帝位子。其他的一切,他都无暇顾及,也无力顾及了。

    事变第三天,御史中丞李孝本在咸阳西面被抓获;同日,李训也在逃亡凤翔的中途周至镇(今陕西周至县)被当地官员逮捕,旋即押赴京师。走到昆明池时,李训知道自己反正是一死,倘若被送进禁军军营,还要徒然遭受凌辱,于是便对押送官说:“得到我,就等于得到富贵。听说禁军现在正到处搜捕我,待会儿进了城,他们一定会把我抢走,到时候你们就什么都得不到了,不如现在砍下我的首级,秘密送进宫去。”押送官觉得言之有理,随即一刀砍下了李训的脑袋。

    事变第四天,满朝文武都被勒令去旁观“叛党”的游街示众和行刑过程。

    神策军将李训的首级高挂在“叛党”队列的前方,后面的囚车分别押着王涯、王璠、舒元舆、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等人,在长安的东、西两市游街示众,然后将他们推到闹市的一株独柳下,一一腰斩,最后把首级悬挂在兴安门外示众。

    当天,所有“叛党”的宗亲族裔,不论远近亲疏一律处死,连襁褓中的婴儿也没有放过。其中,有妻女侥幸未死的,全都充为官妓。

    事变第五天,仇士良下了一道密敕,命凤翔监军张仲清将郑注诱杀,随后全家诛灭。

    第七天,右神策军在崇义坊逮捕韩约,次日将其斩杀。

    尘埃落定之后,文宗李昂被迫下诏,大举封赏此次镇压“叛乱”的功臣。仇士良和手下的大小宦官,包括禁军官兵,全部获得不同程度的升迁和赏赐。

    一场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就这样以一场政治灾难宣告终结。

    李训和郑注这两匹政坛黑马,就像两颗光芒万丈却乍现即逝的流星,在沉沉的帝国夜空中一掠而过。

    在他们身后,黑暗比此前的任何时候都更为浓重。

    关于“甘露之变”导致的政治后果,史书作了这样的记载:“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内侍省),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卷二四五)

    太和九年深冬的那些日子,唐文宗李昂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分被噩梦惊醒。

    醒来后的李昂总是怔怔凝望着床前那一地惨白的月光,恍惚不知自己身处何方。直到看清这熟悉的寝殿和龙床,李昂急促的呼吸声才会慢慢地平息下去。

    夜未央,可李昂睡意全无。

    他只能圆睁双眼,在无涯的黑暗中焦灼地等待——

    等待那仿佛永远不会到来的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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