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朝义名义上当了燕朝皇帝，可日子并不好过。登基一年多来，他与各方唐军数度交手，可基本上没打过一场胜仗，不但没把局面玩大，反倒把地盘越打越小。

    史朝义感到了强烈的沮丧。

    不过，到了唐宝应元年夏天，史朝义的心情却忽然好了许多。

    因为唐玄宗和唐肃宗在短短十几天里相继翘了辫子，李唐朝廷忙于内部的权力博弈和利益重组，自顾尚且不暇，短时间内肯定是腾不出手来对付史朝义了。

    史朝义决定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直入关中，袭取长安。

    当然，光凭史朝义本身的力量是肯定不够的，他必须寻找一个强有力的同盟。

    放眼天下，谁可以做他的同盟呢？

    史朝义的答案是：回纥人。

    是的，回纥人。虽然这几年来回纥一直是李唐的盟友，并且多次在战场上对燕军造成重创，但是史朝义坚信——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回纥人当初之所以跟唐朝结盟，唯一的原因就是贪图唐朝的金帛子女。既然如此，史朝义为什么不能同样以此相诱，让他们跟自己结为盟友呢？

    思虑及此，史朝义随即修书一封，派人送给了回纥的登里可汗，说：“唐室相继出现大丧，如今中原无主，可汗最好火速发兵，与我一同攻取长安，收其府库。”不出史朝义所料，一见到“府库”二字，登里可汗的眼睛立马就亮了。

    其实，早在史朝义发信之前，登里可汗就已知道玄、肃二宗病殁的消息了。他的反应和史朝义一样，也是心痒难耐，蠢蠢欲动。如今史朝义既然主动提出跟他联手，登里可汗当然不会错过这个趁火打劫的大好机会。

    宝应元年夏天，登里可汗亲率大军南下，兵锋直指关中。

    此时的唐帝国由于连年战乱，致使州县残破，满目疮痍。回纥军队一路南下，沿途所见几乎都是一片废墟，由此更生“轻唐之志”。

    然而，当登里可汗率部进至三受降城时（三城分别位于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北、包头市、托克托县南），令他尴尬的一幕发生了。

    就在他大举南下的同时，唐代宗李豫也已派遣使者刘清潭北上，准备与回纥重修旧好，请求发兵一同征讨史朝义。可当刘清潭千里迢迢赶到回纥王庭（今蒙古哈尔和林市）时，登里可汗早已起兵南下。刘清潭慌忙又掉头往回赶，终于在三受降城一带追上了回纥军队。他立刻向登里可汗呈上国书，称：“先帝虽弃天下，今上继统，乃昔日广平王，与叶护共收两京者也。”（卷二二二）

    登里可汗就是当年的叶护王子，与当时的广平王李俶曾结为兄弟。虽说出于政治目的而结拜的所谓兄弟一文不值，但此时的登里可汗也不免有几分尴尬——毕竟人家刚刚登基，自己就悍然入寇，不仅有违道义，而且是师出无名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恰恰是李豫刚刚登基，权力未稳，才是趁火打劫的好机会！一想起长安的“府库”，登里可汗的眼前总是金光闪闪。要是不趁此机会狠狠干他一票，登里可汗实在是心有不甘。更何况，他这次几乎把回纥的精锐全都拉出来了，这些兄弟可都是眼巴巴地等着分战利品呢，总不能让他们两手空空地回去吧？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管他出师有名还是无名！

    主意已决，登里可汗即刻命大军继续前进，同时把唐朝使者刘清潭软禁了起来。刘清潭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最后好不容易才避开了回纥人的监视，派快马赶回长安报信，称：“回纥举国十万众至矣！”

    接到这则十万火急的战报，李唐朝廷大为震骇。代宗慌忙派遣殿中监药子昂，携带数量可观的金帛，急急忙忙北上“劳军”，同时又命驻扎在汾州（今山西汾阳市）的仆固怀恩赶紧去和回纥人谈判。

    仆固怀恩不仅一直是李唐与回纥之间牵线搭桥的人物，而且现在还拥有一个非同寻常的身份。

    他是登里可汗的岳父。

    当初的回纥可汗帮肃宗收复两京后，就为儿子叶护求婚，肃宗便做主把仆固怀恩的女儿嫁了过去。叶护即位后，仆固怀恩之女就成了回纥人的王后——登里可敦。

    所以，如今除了仆固怀恩，恐怕是没人能挡住回纥人的兵锋了。

    仆固怀恩奉命北上时，回纥大军已进抵忻州（今山西忻州市）以南，距离重镇太原已经近在咫尺了。见到女婿后，仆固怀恩详细为他分析了眼下的形势，告诉他唐朝虽然屡遭变故，但是根基仍然强大，天下人心也仍在李唐；反观史朝义，只不过是个弑父篡位的跳梁小丑，转眼就会败亡。简言之，跟这种人结盟而与唐朝为敌，显然是不明智的。

    既然老丈人都出面了，而且分析得头头是道，登里可汗也只好放弃劫掠长安的打算。他随即遣使上表，表示愿意帮唐朝征讨史朝义。

    当然，登里可汗之所以作出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绝不仅仅是看在老丈人的面子上。如果仆固怀恩和代宗朝廷不是给他许诺了什么好处，他肯定谁的面子也不会给。换句话说，不抢长安可以，但你总要给他一个地方去抢。

    什么地方？

    东京洛阳。

    为了保住长安，代宗朝廷将再次把洛阳卖给回纥人。反正几年前李豫已经卖过一次了，现在又再卖一次何妨？

    经过仆固怀恩的努力，李唐朝廷总算跟回纥达成了协议。但是回纥大军要沿什么路线进攻洛阳，却成了双方争议的焦点。登里可汗是打算从蒲关（今陕西大荔县东）渡过黄河，进入关中，经由沙苑（今大荔县南），再出潼关东进。

    朝廷特使药子昂一听就觉得不妥，赶紧建议说：“关中屡遭战乱，州县萧条，无以供养大军，恐怕会令可汗您失望；如今叛军尽在洛阳，请大军东出太行山，自土门（今河北鹿泉市西）南下，攻略邢州（今河北邢台市）、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卫州（今河北卫辉市）、怀州（今河南沁阳市），最后再挺进洛阳，如此便可取叛军资财以供大军所需。”

    乍一看，回纥人要走哪条路线似乎无关大局，可事实上这里头大有文章。回纥人之所以想走关中，目的当然是想以筹备“军需”为名，趁机劫掠关中财富；而药子昂之所以建议回纥人从河北南下，是因为邢、洺等州都是燕军的地盘，如果走这条线，既可保护唐朝辖境不被回纥骚扰，又能让回纥人去扫除燕军巢穴，收复唐朝失地，真可谓一举两得。

    然而，登里可汗不是傻瓜。他千里迢迢从大漠跑到中原，可不是来替唐朝卖命的，而是来发财的。所以，走哪条路是给唐朝当炮灰，走哪条路才能轻轻松松发大财，他心里跟明镜似的。

    因此，对于药子昂的建议，他只回答了一个字：不。

    药子昂无奈，只好让步，提出了另一个建议：让回纥军队出太行陉（太行八陉之二，今河南博爱县北），南下夺取河阴（今河南郑州市西北），扼住燕军的咽喉。

    很显然，这个建议还是想支使回纥人去打硬仗。因为扼守河阴，就等于挡住了可能来援的河北燕军，又截断了史朝义的退路。史朝义要是被逼急了，那还不得跟回纥人拼老命？登里可汗才不想去当这个冤大头。所以，他的回答仍旧是一个字：不。

    药子昂没辙了。

    看来，回纥人不是他想象中那么好忽悠的。这帮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家伙，在得到明显的好处之前，是绝不可能替唐朝出半点力气的；而且就算出力，他们也绝不会替唐朝独当一面，顶多就是帮唐军充充门面、敲敲边鼓而已。

    最后，药子昂只好再退一步，拿出了第三个方案：请回纥军队自陕州大阳津（今三门峡市北黄河渡口）渡过黄河，由太原仓（三门峡市西）负责供应粮草及所有军需，然后与唐朝诸道军队一起东进。

    看在“太原仓”的份上，登里可汗才勉强接受了这个方案。

    宝应元年十月，代宗任命长子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以药子昂、魏琚为左右厢兵马使，中书舍人韦少华为判官（执行官），给事中李进为行军司马，命其即日开赴陕州，与诸道节度使及回纥军队会合，克期进攻洛阳。

    本来，代宗想起用郭子仪为副元帅，却遭到程元振、鱼朝恩的强烈反对，只好加授时任朔方节度使的仆固怀恩同平章事、领诸军节度行营（相当于各道特遣兵团总司令官），作为雍王李适的副手。

    十月下旬，雍王李适率部进抵陕州。当时回纥军队已进驻河北县（今山西平陆县），雍王出于礼节，便率左右属官及数十骑渡过黄河，主动前去拜会登里可汗。

    此时的李适当然不会想到，就是这次旨在增进感情的拜会，却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礼仪风波”。

    双方见面时，雍王李适以平等之礼晋见登里可汗，不料对方大怒，当场指责他为何不以拜舞之礼觐见。所谓拜舞之礼，是指正式场合下，臣子对君王应行的一种隆重礼节。雍王身为唐朝皇帝的长子，隐然有储君之尊，当然不可能向回纥可汗拜舞。

    宾主双方刚一见面，还没来得及说些客套话，登里可汗就给了年轻的雍王一个下马威，现场气氛顿时极为尴尬。

    药子昂马上站出来替雍王挡驾，声称雍王的身份不适合行拜舞之礼。登里可汗满面怒容，一言不发。其帐下将军车鼻知道可汗是想借题发挥，便径直走到药子昂面前，声色俱厉地说：“唐朝天子既与可汗相约为兄弟，可汗就相当于是雍王的叔父，他岂能不拜舞？”

    药子昂寸步不让：“雍王，天子长子，今为元帅。安有中国储君向外国可汗拜舞乎！且两宫（玄宗、肃宗）在殡，不应舞蹈。”（二二二）

    双方就这样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却始终僵持不下。最后车鼻恼羞成怒，下令将雍王带来的属官药子昂、魏琚、韦少华、李进四人全部拉出帐外，每人鞭打一百下；同时以雍王李适年轻不懂事为由，把他逐出大营，遣回了陕州。

    药子昂等四人全都被打得皮开肉绽、奄奄一息。只过了一夜，魏琚和韦少华就因伤重不治，双双毙命。

    毫无疑问，这样的结果无论对于雍王李适来讲，还是对于整个李唐王朝而言，都是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奇耻大辱。

    然而，雍王只能忍了，李唐朝廷也只能忍了。

    因为他们有求于人。

    因为唐朝现在根本惹不起回纥。

    这件事表面上看是一个简单的礼仪问题，事实上涉及到了一个朝廷、一个国家的尊严。因为雍王李适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亲王，而是潜在的帝国储君，是未来的大唐天子。这样的身份，又岂能向一个区区的回纥可汗卑躬屈膝，行拜舞之礼？

    其实，如果此次来的人不是雍王，而是另一个普通的李唐亲王，登里可汗说不定就没兴趣强调什么礼仪了，反正拜不拜都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恰恰是因为来的人是代宗的长子雍王，登里可汗才故意小题大做、借题发挥，其目的就是想借此证明回纥对唐朝所拥有的强势地位，让李唐王朝在回纥面前永远抬不起头来，永远屈居弱者之位。

    虽然在此次风波中，李唐的好几个朝廷官员被无端鞭笞并屈辱而死，但无论如何，雍王李适和李唐朝廷至少保住了自己的底线——事关朝廷尊严和国家尊严的底线。尽管自安史之乱爆发以来，这样的底线屡屡遭到内忧外患的挑战，甚至可以说不止一次被突破了。可是，绝不能因为它曾经被突破、或者还将被突破，就从此破罐子破摔，放弃了精神上的坚守！

    这道理就跟一个人即使被敌人杀死、也绝不向敌人下跪是一样的。孔子的学生子路曾经用他的行动给后世留下了一句名言：君子死而冠不免。意思是君子就算死，也不能丢掉冠帽、丧失尊严。

    雍王李适在礼仪问题上的坚持，实际上与此同理。

    也就是说，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可以因实力不及而输给对手，但并不等于他（它）就应该在精神上向对手屈服。这两件事绝不能划上等号，更不能混为一谈。

    难道在实力上“完全屈居劣势”的雍王，就不应该在事关个人尊严、国家尊严的事情上“仍摆出架势”吗？难道优势占尽的回纥人应该向处处忍让的唐朝“争取尊严”，而“完全屈居劣势”的唐朝反而不该向咄咄逼人的回纥人争取尊严吗？

    好像药子昂等四人的鞭子是应该挨的，好像魏琚和韦少华也是应该死的——谁叫你惹怒了代表正义的登里可汗呢？

    事实上，登里可汗是什么货色？

    他是一个以援助为名，行劫掠之实的强盗！这个强盗不仅要在物质上占尽便宜，还企图在精神上占尽优势！如果说这个强盗对李唐王朝肆意凌辱、百般勒索的做法也可以称为正义的话，那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是非正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