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入长安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王觉仁 本章:吐蕃入长安

    大唐自立国以来,不断开疆拓土,扩张势力范围,在帝国的西北边境和整个广袤的西域设置了数个都督府和都护府,下辖众多州县。至开元中期,唐帝国在西北和西域分别设置了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等节度使,而且每年都从关东地区征调精壮士卒戍边,一方面开展大规模屯田,以供军需;一方面开辟了大量牧场,畜养战马和牛羊;在所有重要的城堡和要塞之间,日夜都有巡逻骑兵来往游弋。

    大唐帝国就这样在长达万里的边境线上,构筑了一个庞大、坚实、严密的边防体系。多年来,虽然吐蕃从未停止过对唐朝西北边境的侵扰,但始终未能有效突破唐朝的边防,更没有机会长驱直入。

    然而,自从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的边防体系就名存实亡了。

    李唐朝廷为了平定这场前所未有的叛乱,把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等边防重镇的精锐部队全部调回国内,只留下一些老弱残兵驻守。吐蕃军队乘虚而入,自大震关(今甘肃张家川县东南)东进,先后攻陷兰州(今甘肃兰州市)、廓州(今青海化隆县)、河州(今甘肃临夏市)、鄯州(今青海乐都县)、洮州(今甘肃临潭县)、岷州(今甘肃岷县)、秦州(今甘肃天水市)、成州(今甘肃礼南县)、渭州(今甘肃陇西县)等地,尽取河西、陇右之地。

    在吐蕃军队的不断蚕食下,短短数年间,帝国西北部的数十个州相继沦陷。到代宗登基时,凤翔(今陕西凤翔县)以西、邠州(今陕西彬县)以北的唐朝国土,已全部落入吐蕃人的手中。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七月,吐蕃再次向唐朝发起大规模进攻,边境守将频频告急,可当时正恃宠擅权的宦官程元振却置若罔闻,只将其视为一般性袭扰,既不上奏代宗,也不发兵御敌。吐蕃军队遂长驱直入,很快就打到了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唐泾州刺史高晖不仅放弃抵抗,举城而降,而且替吐蕃人充当向导,领着敌军深入关中。直到吐蕃大军越过邠州(今陕西彬县),代宗李豫才惊闻吐蕃入寇的消息。

    十月二日,吐蕃大军已迅速进抵奉天(今陕西乾县)和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一时京师震恐,代宗急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同时起用郭子仪为副元帅,命他火速进驻咸阳组织防御。

    社稷有难了,已经被晾了不少日子的郭子仪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然而,此时的郭子仪却是一个光杆司令。

    因“闲废日久,部曲离散”(卷二二三),此时郭子仪可以直接调动的兵马只有麾下的二十名亲兵。

    由于军情紧急,而前线又没有送来任何准确的情报,郭子仪急于了解敌情,所以来不及等朝廷募兵,就即刻带着他的“二十人兵团”开赴前线。

    抵达咸阳后,郭子仪立刻派斥候前去打探。很快,斥候就带回了准确的情报。郭子仪一听,顿时大为震惊——此次的来犯之敌不仅有吐蕃人,还有吐谷浑人、党项人、氐人、羌人,兵力足足有二十多万!

    此刻,吐蕃大军已经渡过渭水,正迅速向东挺进,兵锋直指长安。

    郭子仪急命部将王延昌火速回朝,请朝廷立刻发兵。然而,让郭子仪万万没想到的是,值此大敌当前、京师危急之际,一手遮天的程元振居然置社稷安危于不顾,拒不接见王延昌,更不用说派发一兵一卒了。

    郭子仪彻底绝望。

    他知道,程元振向来嫉妒他的功勋和威望,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排挤他,可郭子仪怎么也想不到,都到这个时候了,程元振竟然还在一心弄权、排斥异己!

    看着二十几万敌军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浩浩荡荡地开向长安,郭子仪只能在心里发出一声悲凉的长叹——长安完了。

    十月四日,吐蕃的先头部队进抵周至(今陕西周至县)西面,在这里遭遇了此次入侵的唯一一次抵抗,被唐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击退。

    然而,这注定只能是一次微弱的抵抗。因为吕月将的兵力只有区区两千人,无论如何也挡不住吐蕃的二十万大军!

    十月六日,吐蕃主力进抵周至。吕月将竭力死战,最后全军覆没,兵败被俘。

    十月七日,吐蕃大军渡过西渭桥。至此,大唐帝京长安已经完全暴露在他们面前。

    得知吐蕃人兵临城下的消息,代宗李豫如遭雷击。他仓皇无措,最后只好在少数禁军和宦官的簇拥下逃出长安,亡奔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

    天子一跑,京师顿时大乱,满朝文武各自逃命,禁卫六军也顷刻溃散。等到郭子仪赶回长安时,天子和百官已经踪影全无,长安也已变成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代宗逃出长安不久,随驾的禁军将领王献忠就带着四百余骑叛逃,并裹挟着丰王李珙(玄宗之子,代宗叔父)和其他十来个亲王奔回长安,准备投降吐蕃人。

    王献忠一行刚刚进入开远门(长安西北门),恰好和郭子仪迎面相遇。郭子仪大声呵斥,王献忠连忙下马拜见,说:“如今皇上东迁,社稷无主,令公身为元帅,废立天子就是您一句话的事,令公何不顺势而为?”

    郭子仪怒视王献忠,一言不发。

    王献忠讪笑着说:“令公为何不说话?”

    他话音未落,郭子仪就已命左右冲上前去,把他一下子按倒在地。王献忠手下面面相觑,可慑于郭子仪的威望,没人敢反抗,只好乖乖地跟随郭子仪掉头西行,去追天子车驾。

    十月八日,代宗一行逃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当地官员都跑光了,无人供应膳食,代宗和护驾禁军又冷又饿,处境极为狼狈。就在这个时候,驻守陕州的观军容使鱼朝恩马不停蹄地赶来救驾了。

    饥寒交迫的代宗李豫顿时百感交集。

    危难时刻,文臣靠不住,武将也靠不住,还是宦官最贴心啊!

    十月九日,吐蕃军队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长安。

    同日,吐蕃大将马重英与唐朝降将高晖一起导演了一幕闹剧:拥立广武王李承宏(玄宗堂兄邠王李守礼之孙)为帝,翰林学士于可封为宰相,同时又改年号,设百官,忙了个不亦乐乎。

    随后,吐蕃人开始烧杀抢掠,“剽掠府库市里,焚闾舍,长安中萧然一空”。(卷二二三)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些早早就卸掉武装、躲藏在民间的禁军官兵,此刻非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抗吐蕃人的暴行,反而趁乱加入了抢劫的行列。长安士民不堪其扰,纷纷逃出长安,躲进了终南山。

    十月十二日,代宗在鱼朝恩的护卫下逃到陕州,四散逃命的文武百官才陆陆续续前来见驾。郭子仪行至御宿川(今陕西长安县西南),得知天子已经脱离危险,便决定不去陕州,而是沿秦岭山麓东行,前往商州、武关等地集结部众。他对王延昌说:“溃散的禁军将士大部分都在商州,我们现在赶过去,把散兵游勇召集起来,同时征调武关(今陕西商县西北)的卫戍部队,不出数日,便可北上蓝田,反攻长安。”

    此时此刻,郭子仪麾下仅有三十名骑兵。

    吐蕃入寇长安的这一年,郭子仪已经六十七岁了,岁月的风霜早已染白了他的双鬓,仕途的坎坷也屡屡对他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然而这一切却不曾磨灭他匡扶社稷、保家卫国的勇气和信念。

    如果没有郭子仪,长安的收复很可能会遥遥无期,而代宗李豫的逃亡生涯无疑也将被大大延长。因为,当代宗逃到陕州并向四方发出勤王诏书后,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各道节度使居然因痛恨宦官专权而对朝廷心生不满,因而按兵不动,没有人向关中派出一兵一卒!

    这其中,就包括当时驻守在徐州的平叛功臣李光弼。

    换句话说,宦官程元振的擅权乱政早已寒了天下人的心,就连对朝廷一向忠心耿耿的李光弼也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信念,对天子和朝廷彻底寒了心。

    然而,郭子仪的心没寒。

    即便吐蕃大兵压境的这一刻,权宦程元振还在不择手段地算计他,可他的心还是没寒。

    一个人要成为名将不难,要成为功臣也不难,难的是当普天之下人人放弃信念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选择坚持。所以,郭子仪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声望之所以远远高于李光弼,并不是因为他比李光弼更会打仗,也不是因为他比李光弼更懂得官场哲学,而是因为他比李光弼更忠实于内心的信念,更善于在人生的重大时刻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在这个世界上,足以让人心寒血冷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是最终,你的心寒不寒,你的血冷不冷,并不取决于别人,而是取决于你自己。

    郭子仪也许就是凭着身上那一腔永不冷却的热血,才能置个人的得失荣辱于度外,并且屡仆屡起,愈挫愈奋,从而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最终成为大唐由盛转衰的乱世之中始终屹立不倒的中流砥柱,并成为这段动荡不安的历史中唯一一个善始善终(既保全了禄位又保全了名节)的功臣元勋!

    十月中旬,郭子仪沿蓝田、商州、武关一路南下,先后集结了四千余名溃散的将士,随即掉头北上,在商州泣血誓师,告谕将士“共雪国耻”、克复长安。稍后,代宗李豫担心吐蕃人会进军潼关,便下诏命郭子仪率军前往陕州护驾,但郭子仪却上表说:“臣不收京城,无以见陛下,若出兵蓝田,虏必不敢东向。”(卷二二三)

    代宗想想也有道理,便同意了他反攻长安的计划。

    可是,郭子仪只有区区四千人,怎么可能打得过吐蕃的二十余万大军呢?

    强攻当然是不行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智取。

    郭子仪决定采用疑兵之计,迷惑吐蕃人,迫使其主动撤离长安。

    随后,郭子仪派遣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等人率部进驻蓝田。长孙全绪按照郭子仪的计策,白天大张旗鼓,晚上燃起无数篝火,让吐蕃人以为唐朝大军已至。此外,长孙全绪又派人潜入长安,暗中联络了一批江湖豪杰,天天在朱雀大街上击鼓大呼,制造混乱,同时又在百姓中散布消息,说郭子仪已经集结了数十万大军,不日便要攻打长安。

    吐蕃人被郭子仪的疑兵之计搞得人心惶惶,遂萌生退意,加之长安的美女财帛也已被他们劫掠一空,所以在他们看来,此刻实在不值得为了这座空城付出血的代价。十月二十一日,吐蕃军队匆匆带上他们的战利品,当天就全部撤出了长安。

    降将高晖一见吐蕃人扔下他跑了,无奈之下,只好带着麾下的三百余骑东走,走到潼关时,被守将李日越抓获,当场就被砍了脑袋。

    十月二十三日,得知长安光复的消息,代宗李豫感到了莫大的欣慰。他即日下诏,任命郭子仪为西京留守,第五琦为京兆尹,同时让宰相元载取代程元振,担任元帅行军司马。

    长安虽然又回到了唐朝的手中,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场令人难以容忍的奇耻大辱。用郭子仪的话说,这是“国耻”。

    帝国为什么会遭受这场国耻?

    这笔账不能不算。

    事实上,早在代宗避居陕州之时,太常博士柳伉就已经帮他把这笔账算了个一清二楚。柳伉说:“吐蕃人长驱直入,兵不血刃而入京师,洗劫宫闱,焚烧陵寝,士卒却无一人力战,此将帅叛陛下也;陛下长期疏远功臣,宠幸宦官,终究酿成大祸,群臣竟无人敢犯颜直谏,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刚刚离开京师,坊间便发生骚乱,暴民公然抢夺府库,自相残杀,此京畿民众叛陛下也;陛下自十月初一下诏各道兵马勤王,尽四十日,无一辆战车入关,此四方叛陛下也。既然内外皆叛,那么请问陛下,今日之势,是安是危?若以为危,岂能高枕无忧,不为天下讨伐罪人?”

    柳伉得出的结论是:要想铲除祸乱之源,保全宗庙社稷,就必须砍掉一个人的脑袋。

    这个人就是宦官程元振。

    柳伉还说,除了诛杀程元振外,还必须把各级宦官的职权收回,交还各有关部门;并收回神策军的兵权,交给朝中的大臣;同时,皇帝还要削除尊号,下诏罪己,宣布从此改过自新,否则甘愿逊位让贤。

    最后,柳伉跟皇帝打赌:“倘若如此,而兵仍不至,人仍不感,天下仍不服,请将臣全家老小碎尸万段,以谢陛下!”

    柳伉这笔账一算下来,把代宗李豫的脸皮撕得可谓一干二净。

    李豫为此郁闷了好多天。

    可他最后还是不得不承认,柳伉说的都是事实,而且句句都是发自肺腑的忠言。

    不过,事实归事实,忠言归忠言,让代宗把宦官们都给废了那是不可能的,让他下诏罪己、改过自新那更是不可能的,至于诛杀程元振嘛……似乎也是没有必要的。

    十一月初二,代宗下诏削除了程元振的所有官爵,将他遣回原籍。

    代宗之所以不杀程元振,表面原因固然是程元振有翦除李辅国之功,代宗不忍诛杀,可事实上,此次吐蕃入寇也让代宗李豫发现了很多问题。就像柳伉所说的那样,这次长安沦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程元振专权乱政之外,无论是士卒将帅、公卿百官,还是四方藩镇,其实人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要追究罪责,此次应该问罪的绝不止程元振一个!

    既然如此,杀了他又有什么用呢?杀了他就能让所有人从今往后对天子和朝廷忠心耿耿了吗?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代宗不杀程元振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对宦官这个群体仍然抱有极大的信任,因而不想把事情做绝,以免伤了其他宦官的心。

    在代宗看来,自己在很多时候仍然是要依赖宦官的。比方说,万一哪天敌寇又来了,士卒将帅、公卿百官又各自逃命了,四方藩镇又按兵不动作壁上观了,他身边至少还有像鱼朝恩这样的宦官保驾。

    这次吐蕃入寇让代宗看清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没有谁是真正靠得住的!

    百官要是靠得住,母猪恐怕都会上树;藩镇要是靠得住,大象恐怕也会跳舞……至于说宦官,当然也不见得始终靠得住。但最起码,宦官总是一支制衡百官、制约藩镇的力量;最起码,在天子孤立无援的时候,宦官总是一副可以暂时依靠的肩膀。

    说白了,自从安史之乱爆发以来,李唐朝廷就已日渐陷入内忧外患、人心离散的境地了。此次吐蕃入寇,就是李唐王朝所有老问题和新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在如此严峻的局面下,任用宦官“或许”会有危险,但不用宦官则“必然”会有危险!

    正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李唐天子并不是不知道任用宦官的危害,而是明知有害也得用。这是他们的无奈。

    这一年十二月,代宗从陕州返回长安,郭子仪率城中百官及唐军各部到浐水(灞水支流)东岸迎接,并伏地待罪,主动表示要承担长安失陷之责。代宗亲手把他扶起,激动地说:“都怪朕没有早一天起用爱卿,才会落到这个地步啊!”

    十二月末,代宗下诏,任命此次护驾有功的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统领各部禁军。

    从此,鱼朝恩彻底取代程元振,成为“权宠无比”的新一代权宦。

    一切终将过去,一切终将再来。

    这是历史的魔咒,将永远徘徊在唐代宗李豫的头顶上,并将永远缠绕在此后的十二任大唐天子的头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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