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源头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龙镇 本章:儒家思想的源头

    曾经有一次,颜回问孔丘:“什么是仁?”孔丘回答:“克己复礼。”意思是克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礼的规范,这就是仁。

    礼和仁,是孔丘学术思想中最重要的两个范畴。礼是外在的秩序,仁则是内心的修为,可以说仁和礼是一体两面,互相依存。仁是在生活和实践中不断提炼而得到的,孔丘本人也是到了七十岁才敢说自己“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思想和行为都已经达到了仁的最高境界,随心所欲也不会违反礼的原则。但是,随着儒家思想的影响不断扩大,后人对仁的阐释也越来越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仁是一种本能,有的认为仁是一种天理,还有人看到刚出壳的小鸡那副毛茸茸的样子,自称领悟到了什么是仁。再到后来,仁逐渐和慈挂上了钩,变成了仁慈,被赋予了同情和慈悲的含义。事实上,在孔丘这里,仁更是一种坚忍,一种智慧。

    公元前500年春天,齐鲁两国达成和平意愿。同年夏天,鲁定公来到齐国的夹谷(今山东省莱芜境内),与齐景公举行了会晤。

    按照周礼,诸侯相见,均有相礼大臣陪同,负责安排会务工作。相礼大臣的地位极其重要,非卿不能担任。鲁国自鲁僖公以来,担任相礼大臣的都是出自三桓。但这一次,鲁定公带来的是齐景公的老熟人——孔丘。

    《史记》记载,鲁定公出发之前,孔丘对他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建议他做好两手准备,带上足够的卫兵。鲁定公同意了。

    盟誓那天,齐景公和鲁定公相携登台,互相敬过了酒,齐国的官员过来请示说:“请欣赏四方的乐舞。”齐景公说:“好。”于是一群东夷地方的武士,光着膀子,披着头发,拿着弓矛剑戟等十八般武器,怪叫着拥到了台前,还想上台来表演。孔丘马上拔剑在手,大声呼道:“鲁国的卫士们,拿起武器,准备战斗,绝不要手软!两国君主为了友好而会面,远方的东夷俘虏却用武力来捣乱,这难道就是齐侯的待客之道?自古以来,蛮夷之人不能扰乱我华夏子孙,武力不能强迫友好——这是欺骗神灵,丧失道义,丢弃礼法,我相信齐侯不是这样的人。”齐景公听了,脸色很难看,连忙挥挥手,让那些人退下。

    将要盟誓的时候,齐国官员将早就拟好的盟书交给孔丘过目。孔丘一看,所有条款都是原来双方商定好的,只不过齐国人单方面又加上了一条:“如果齐军出境,鲁国不以甲车三百乘相从,必遭天谴!”孔丘不觉微微一笑,对齐国人说:“那我们也加上一句:如果齐国不交还汶阳的土地,让我们用来满足齐国的需求,也当如此!”

    夹谷之会,因为孔丘应对得体,齐国没有占到任何便宜。齐景公回去之后便责备大臣们:“孔丘用君子之道辅佐鲁侯,你们却尽给寡人出些馊主意,用小人之道来对付他们,这下丢脸丢大了吧!”那时候,晏婴已经去世了,群臣们战战兢兢,不敢回应。最后终于有人出来说:“小人做错了事情,说几句好话赔罪;君子做错了事情,那得拿出点实际的东西来弥补。您若真想向鲁侯道歉,就把汶阳的土地还给他们吧。”

    所谓汶阳的土地,是当年阳虎叛逃时献给齐国的领地。齐景公想,只要能够分化晋国的同盟,将鲁国拉到自己这边来,区区几座城池不是问题,于是同意了这一建议。会后,齐国人果然向鲁国归还了郓、讙(huān)和龟阴三城。

    夹谷之会使得孔丘的个人威信急剧提升,他在鲁国政坛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到了公元前498年,他已经强大到可以实想自己的夙愿,向深恶痛绝的三桓开刀,通过鲁定公颁布了“堕三都”的命令。

    三都,即三桓最大的采邑,分别是季氏的费邑、叔孙氏的郈邑和孟氏的成邑。堕三都,即摧毁三都的城墙,使三桓失去与公室相抗衡的根据地。

    问题是,三桓会轻易就范吗?

    孔丘找到了一个极好的突破口。

    据《左传》记载,叔孙不敢在世的时候,想立儿子州仇为继承人,一度遭到郈宰(郈邑长官)公若藐的反对。因为这件事,州仇对公若藐很有意见,等到他继承了家业,便命令郈邑的马正(主管军事的官员)侯犯杀掉公若藐。侯犯不愿意,但又不想得罪大老板,总是推说找不到机会。

    侯犯不想杀自己的直接领导,他手下的圉人(马夫头子)却认为这是个上位的好机会,主动找到叔孙州仇说:“我拿着剑经过公若藐的衙门,他必定会问这是谁的剑,我就说是您的。他必定感到惊奇,要求拿给他看看。我就装作不懂规矩,将剑尖对着他递过去,趁机刺杀他。”州仇说:“好啊!你如果做到了,我必重赏。”

    圉人依计而行,拿着一把剑有意经过公若藐的衙门。公若藐是识货的人,看到马夫头子竟然拿着一把精光四溢的宝剑,果然问道:“这是谁的剑?”

    圉人说:“叔孙老爷的。”

    公若藐更加疑惑:“他老人家的剑,怎么会在你手里?快拿过来给我看看。”

    圉人走上堂,顺持宝剑递过去。公若藐勃然变色,说:“你把我当成了吴王吗?”

    吴王僚被专诸以鱼肠剑刺杀,举世皆知。公若藐此言,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圉人这是意图行刺自己。但是已经晚了,圉人闻言,急忙将剑送出,将公若藐刺了个透心凉。

    侯犯听说公若藐被刺,知是叔孙州仇指使,一怒之下,在郈城扯起了反旗。叔孙州仇和仲孙何忌联合出兵围郈,攻而不克。后来又请齐国出兵相助,仍然拿不下,由此亦可见郈邑建得何等坚固。

    在军事进攻不力的情况下,叔孙州仇将郈邑的工师(掌管工匠之官)驷赤找来说:“郈邑叛乱,不仅仅是我叔孙氏之忧,也是鲁国之患,你何去何从,看着办吧!”

    驷赤回答:“下臣何去何从,就在《扬之水》最后一章了。”

    《扬之水》见于《诗经·唐风》,最后一章是:“扬之水,白石粼粼。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意思很明白,您的命令我听到了,不敢告诉别人。

    叔孙州仇听了,稽首相谢。

    驷赤回到郈邑,对侯犯说:“郈城居于齐、鲁之间,您现在背叛了鲁国,又不投靠齐国,这样是很危险的。长此以往,百姓担惊受怕,迟早会造反。俗话说得好,背靠大树好纳凉,您何不请求归顺齐国?”

    侯犯觉得有道理,于是派使者跟齐国联系。齐国使者来了之后,驷赤就在城中散布谣言:“侯犯将拿郈邑和齐侯交换土地,你们都将被迁到齐国去居住。”郈邑人一听,要咱们背井离乡,那不可能!于是吵吵嚷嚷,要去找侯犯说理。驷赤又对侯犯说:“乡亲们听说您要投靠齐国,群情激愤,都不答应啊!”侯犯说:“那我该怎么办?”驷赤说:“您不如和齐侯交换土地吧!齐侯一直想得到这片土地,好威胁鲁国。您如果愿意交换,他一定会给你一片更大的土地。另外,请您多备盔甲,置于门内,以备万一。”侯犯又答应了。

    几天之后,齐国派了一队人来查看郈邑的土地。驷赤在城楼上看见了,派人到各条街道大喊:“齐军来动迁啦!”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比“动迁”两个字更为可怕的了。郈邑的居民惊惶失措,纷纷拥到侯犯府上讨说法,正好看见门内的盔甲,于是抢过来穿上,将侯犯围在了门楼上。

    驷赤站在侯犯旁边,拉开弓,装作要向下射箭。侯犯将他拦住,说:“不要对自己人动武。你下去跟他们谈判,让他们放我一条生路。”

    驷赤下去跟居民谈判,大伙都同意让侯犯离开。于是驷赤先行出城,侯犯跟随其后。侯犯每出一门,人们就将它关上。到了外城的最后一道城门,侯犯突然叫住驷赤说:“你穿着叔孙氏的盔甲出去,日后叔孙氏若是追究起责任来,郈邑人担当不起。”驷赤说:“您放心,叔孙家被盗的盔甲都有标志,我不敢穿出来。您看,这是我自己的。”侯犯说:“你还是回去将那些盔甲点清楚再走,主人家的东西,不要搞错了数。”

    驷赤看着侯犯,只见他一脸平静,不觉倍感惭愧。他突然明白了,侯犯已经看穿了自己的计谋,但又不忍心当面戳穿,于是用这种委婉的方式劝自己留下。他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只能朝着侯犯一揖到地,然后目送其离开。

    通过这样的手段,叔孙州仇才将郈邑收回来。孔丘敏锐地抓住这件事做文章,在朝会上说:“祖宗明确规定,卿大夫的城池,周长不能超过百雉。现在三都全部超标,建得又大又坚固,不但成为国家的忧患,也成为众卿(指三桓)的忧患。如若再不拆除,叛乱的事情随时可能再度发生,国家的利益受损,家族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请问,你们谁愿意这样吗?”

    孔丘的话像重锤击在季孙斯和叔孙州仇的心上。叔孙州仇刚刚遭受叛乱之苦,季孙斯同样心有戚戚焉——当年南蒯之乱,起自费邑;阳虎之乱,费邑的公山不狃出力甚多,而且负隅顽抗最久,直到前年才被攻克。费邑带给季氏家族的麻烦委实不少!

    会议讨论的结果,是由孔丘的得意门生、季氏的家宰仲由负责监督实施“堕三都”。

    叔孙州仇主动拆毁了郈邑的城墙。季孙斯将要拆除费邑城墙的时候,遭到费邑人的反对。阳虎的余党公山不狃、叔孙辄带一部分费邑人潜入曲阜,企图发动政变。孔丘早有准备,安排三桓和鲁定公进入季氏的祖庙躲避,命令大夫申句须和乐颀带兵讨伐叛军,曲阜的居民也拿起武器帮助孔丘,将叛军赶出了曲阜。

    经过这件事后,费邑的城墙也被顺利拆除。

    轮到成邑的时候,遇到了真正的问题。成邑的长官公敛处父对仲孙何忌说:“成邑是鲁国的北大门,如果拆毁成邑的城墙,齐国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入侵鲁国,对国家不利。而且成邑是孟氏家族的保障,没有成邑就没有孟氏。您可以装作不知道,反正我是不同意这件事。”仲孙何忌本来就不愿意,听到公敛处父这么说,果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皮球踢回给了孔丘。

    这个时候,只能采取武力来解决了。同年十二月,鲁定公亲率大军讨伐成邑,结果是“弗克”。成邑太坚固了,如果不是自愿拆除,外人很难攻得进来。

    孔丘最终也没能拆除成邑。“堕三都”变成了“堕两都”,显然有些差强人意。但是如果考虑到他是百余年来向三桓开刀的第一人,而且成功地削弱了其中两家,这样的成绩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堕三都”的第二年,孔丘五十六岁,走到了仕途的最顶点。这一年春天,鲁定公命他以大司寇的身份代理宰相。

    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互不统一,而且变动很大。鲁国在“三桓专鲁”之前,曾设有大宰,相当于宰相。三桓兴起之后,权力由公家转向卿家,大宰这个岗位逐渐荒废。孔丘“行摄相事”,见于《史记》的记载,估计也是鲁定公不敢太刺激三桓,临时想出的一个职务。不管怎么样,孔丘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向全国发号施令,实现自己的抱负了。

    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孔丘执政后,那张素来严肃的脸上,竟然时常出现了笑容。学生们见了,表示不理解:“您不是经常教育我们说‘君子大祸临头而面无惧色,升官发财而面无喜色’吗?”孔丘的反应很快:“是这么说的。但我不是还说过‘君子高兴是因为可以礼贤下士’吗?我现在代理宰相了,可以提拔很多人才,当然高兴!”

    话虽如此,他执政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不是招贤纳士,而是诛杀大夫少正卯。

    少正,是周朝设立的官职。少正卯,有可能是以少正为氏的卯,也有可能是担任少正的卯。据记载,少正卯在鲁国是个颇有影响力的人物,经常在朝中和街头巷尾议论孔丘的新政,对其提出尖锐的批评。孔丘还在当大司寇的时候,就已经看他不顺眼。等到孔丘大权在握,少正卯仍然不知道收敛,结果惹来杀身之祸,而且被曝尸三日,以儆效尤。

    孔丘诛杀少正卯,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公案,最早见于《荀子》的记载: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

    这段古文不难看懂。孔丘杀少正卯的理由,一言概之,“妖言惑众”。《史记》估计也是以《荀子》为蓝本,说孔丘“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

    但是宋代大儒朱熹认为此事不可信,理由是:《荀子》成书在孔丘死后百年,其间《国语》《左传》等著作均未提到此事,也没有任何记载。试想,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连《左传》都不记载呢?

    孔丘究竟有没有杀少正卯?

    在的记载中,孔丘曾经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过:“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都是君子顾全大局,能够容纳不同意见;小人务求意见一致,但是各怀鬼胎,难以团结。以此看来,孔丘很宽容,不太可能因为少正卯说了不利于他的话,就动了杀心。孔丘还说过:“攻乎异端,斯害也已。”钱穆先生翻译为:“专向反对的一端用力,那就有害了。”说明孔丘在学术上也应当是一个主张宽容的人。

    这样一位宽容的孔丘,怎么可能一旦做了大官,就采取非常残暴的手段,将少正卯给杀了呢?如前所述,公开的理由是少正卯过多批评现政权,具有煽动性和颠覆性,很有可能动摇了统治基础。但问题是,少正卯的学问与官方的理论不一致,孔丘的学问也不过是秉承着几百上千年前的周礼,根本没有与时俱进,与当时官方的理论也不一致啊。要说批评现政权,孔丘更是批得头头是道,什么“八侑舞于庭”,什么“三家者《雍》彻”,什么“季氏旅于泰山”,全部被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口诛笔伐,他在台下的时候,对现政权的批判绝不可能亚于少正卯。因此,孔丘杀少正卯的公开理由,完全可以用在孔丘自己身上,让人难以接受。这样一来,关于这一段历史公案的真相,《荀子》中提到的原因就令人生疑了。在本书作者看来,关于少正卯被杀的真正原因,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其中内情恐怕只能有待于先秦史料的进一步发现和解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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