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巨变前后的明帝国，几乎各个方面的表现都让人失望甚至绝望。

    毫无监督的专制制度是一副腐蚀性极强的毒药。可以说，在大明天下，凡是和专制权力沾边的事物，无不立刻变得丑陋怪诞起来。它腐蚀着中国人的民族性，腐蚀着文官的效率，腐蚀着军队的战斗力。

    经过二百多年以消灭人民的自主性为目标的专制统治，大明王朝子民们的气质变得孱弱、圆滑而又冷漠。他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口腹之欲”，习惯于向暴力、不义和权威屈服，因为他们的信条有二，一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二是“谁当皇帝都一样”。因此，当满洲人突然闯到他们的城区时，没有多少人感觉惊讶，他们习惯性地口称“顺民”，跪在道路两旁欢迎。

    我们不应该责备民众。明朝帝王不遗余力地取消民众任何自我组织的可能，民众在有组织的暴力面前没有起码的抵抗力。而那些负责组织百姓的官员，在满洲人到来时，他们的表现远远比民众更让人失望。

    明朝官僚在办理政务、服务民生方面，能力不强，效率低下。在贪污腐败方面，却花样百出，机关算尽。明末的腐败创了中国历史之最，几乎所有官员都被廉耻丧尽、不择手段的贪腐之风所淹没，当满洲人模样怪异的骑兵出现在北京城外时，绝大部分文官都选择了望风而降。

    军队的状况甚至更让人吃惊。明末陆军总数达三百万，是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然而战斗力却十分低下。在明末朝廷上，流传着“饷不出京”的俗语。各地军队到京领取军费，照例要交纳20%～30%的回扣。仅此一端，明军的腐败可想而知。在清军的南下过程中，南明的军队基本上没有给他们构成有效的障碍。

    在专制制度的笼罩下，大明王朝看来已经丧失了最后一点希望。这个帝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且民众的智力和能力相当出色。然而，所有的资源，从物力到人力，只要一被政府权力控制，立刻就丧失了价值，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丧失了自制力的专制制度，就是有这样点金成石的神奇能力。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数不到百万的满洲人，可以如此顺利地征服近亿人口的帝国，为什么精神萎靡的汉人军队，一旦投降了满洲人，成了他们的鹰犬，就立刻精神百倍，战无不胜。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荷兰人认为中国人是“个性绵软，不堪一击”的物种。

    幸运的是，朱明王朝的专制权力没有扩展到海上。在这个帝国内，离开了海岸线就等于逃离了那个腐蚀性的体制。郑成功的阳刚、忠义、武勇，主要是基于他血液中的“海盗基因”。

    换句话说，郑成功代表的是民间的、与政府对立的力量。正是因为逃脱了政府的控制，他和他的武装才避免了被专制政权阉割，侥幸保留了男人的质朴、健康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