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五月七日)

    欢迎朋友们。我们是朋友，我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大多数不承认我国。它们实际上统治了中国一百多年，使中国变得很贫穷，变成一穷二白。穷就是贫困，白就是文盲多。我们这种状况现在开始有了改变。中国过去名义上是独立国，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我们经过几十年的斗争才得到解放，光武装斗争就进行了二十二年。整个中国大陆在一九四九年基本上解放了，只剩下台湾还被帝国主义霸占着。现在，美帝国主义在东方，比如在日本、台湾、南朝鲜、菲律宾、南越、泰国、巴基斯坦，建立了很多军事基地，对我们的威胁很大。

    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不行，是有色人种。他们说有色人种就是不行的，是成不了事的，是不讲卫生和不高尚的。我们这个人种似乎和你们非洲人也差不多。西方人也说你们不行，但又不帮助你们发展工业，你们就是发展一点工业，也是属于帝国主义所有的。所以我们和你们的地位相同。

    你们现在很好，团结起来了。整个非洲团结起来、觉悟起来了，或者正在一步步地觉悟中间。你们非洲有两亿多人口，你们团结起来、觉悟起来、组织起来，帝国主义是怕你们的。帝国主义散布恐怖情绪，它们杀人，或者经过它们的走狗杀人。在中国是经过蒋介石杀我们。你们国家也可能有这样的人，秉承帝国主义的意旨办事。这样的人很少，顶多十个人中有一个，或者不到一个。所以，你们可能团结的人，十个人中有九个，或者更多。实际上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帝国主义每天都宣传它们的力量大，来恐吓我们。

    从前我们中国人也曾有一个时期怕美帝国主义，怕它的走狗蒋介石。因为他们杀人，或者用各种别的方法，比如把人抓起来，关在班房里头。总而言之，要使我们怕他们，消灭我们的斗志。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步一步地觉悟起来的，后来就慢慢地不怕了，跟帝国主义的走狗对打了。我们开始是手无寸铁的，又不会打仗，我们从他们那里学会了这个办法。你可以压迫我们，我们可不可以压迫你呢?十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压迫我们九个人，我们九个人可不可以团结起来把那一个人赶走呢?我们得出结论说，可以。一个人压迫我们九个人，我们九个人不团结起来把他赶走，这是没有道理的。结果我们闹了几十年革命，还不是得胜了?

    我们的敌人蒋介石有巨大的外国援助，是美帝国主义援助的。他的武装很强大，有兵工厂，有外国人送的武器，如有军舰，有重炮，有坦克，有飞机。这些我们都没有，也没有重炮，也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我们只有步枪和轻炮。我们那些东西是哪里来的?不是兵工厂造的，而是抢来的，是战争中得来的。美帝国主义经过蒋介石把枪炮送给我们，于是我们就有了枪炮。后来我们又有了坦克、重炮，我们就可以打大仗了。一九四九年，我们就基本上解放了大陆。那时他们的空军在我们头上轰炸，也没有把我们吓倒。后来变成他们怕我们，不是我们怕他们，不仅蒋介石怕我们，而且美国人也有点怕我们，因为我们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团结起来了。还是人要紧，是第一位的，武器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只要把人团结起来，手里掌握着武器，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就怕我们。当然不是只有打仗这一种方法，还有别的方法。

    你们在座朋友的国家有些不是用打仗夺取政权的，像几内亚。阿尔及利亚现在还在打仗，这个战争帮助了几内亚，几内亚的朋友们也是这样看的，因为法国有五十万军队被阿尔及利亚人吸引在他们的国家中，法国就没有好多兵了。帝国主义占的地方太多，管得太宽了。中国俗话说，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一个跳蚤都捉不到。因为帝国主义管得太宽，它们也就控制不住。美国现在在世界上占的地方也太多了。你看，在亚洲，还有拉丁美洲、非洲，有好多国家都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它还要控制欧洲。这几天国际形势有一些变化。南朝鲜人民没有出路了，起来反对美国的走狗李承晚[2]。南朝鲜人民一起来，一骂一轰，几十万人一示威，李承晚就垮台了。李承晚有七十五个师，而南朝鲜人民群众一枝枪也没有，可是他们一起来，李承晚就倒了。当然，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美国人还在南朝鲜，又选择了新的走狗，南朝鲜人民的斗争还会发展下去。还有土耳其，人民群众也起来反对美国的走狗。所以我们这几天接连举行群众大会，支援南朝鲜人民，支援土耳其人民。还有日本人民也正在起来。再过两天，日本将有广大的群众运动，听说有几十万或几百万人起来反对岸信介[3]政府同美国订立的军事同盟条约[4]。我们也要举行群众大会支持日本人民群众。

    你们可能有人会说，南朝鲜、日本、土耳其离美国很远，因此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怕美国，敢于起来反对它的走狗。但是，请你们看一看古巴。古巴在什么地方?离美国很近，飞机航行距离只要半小时。古巴人民原来是手无寸铁的，古巴的统治者巴蒂斯塔[5]在几年中杀死古巴人两万之多。你们也可能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多。古巴可不是大国，只有六百多万人口，离美国那么近，巴蒂斯塔又杀死过两万人。但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古巴的民族英雄菲德尔·卡斯特罗[6]率领八十二人，从墨西哥坐了一只船，到古巴登陆。同政府军作战打了败仗，八十二人只剩下十二个人，其中有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他们只好转入山区，开始游击战争，打了两年多，抢了许多枪炮，还抢了坦克，巴蒂斯塔只好跑了。你们看，古巴人民原来是手无寸铁，而巴蒂斯塔政权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国那么大的国家支持它，又离得那么近，但是人民团结起来就把巴蒂斯塔赶跑了。你们有没有人到古巴去过?如果没有人去过，我建议你们到古巴走一趟。这么个小国敢于在美国身旁搞革命，所以研究古巴的经验很有必要，古巴的革命有世界意义。拉丁美洲的人民都欢迎古巴的人民政权。

    非洲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更有世界意义。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很多国家都有革命；不只是在几百万人中间，而是在几千万或者更多的人口中进行了革命的民族解放斗争。我们完全同情你们，完全支持你们。同时我们认为，你们的斗争支持了我们，帮助了我们。我们还认为，古巴的斗争帮助了我们，整个拉丁美洲的斗争帮助了我们，南朝鲜、土耳其、南越、日本这些国家的斗争也帮助了我们，整个亚洲人民都帮助了我们。当然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帮助我们的，苏联是帮助我们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广大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帮助了我们。这就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因为你们帮助了我们，所以我们有义务支持你们。我们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同时，我们也支持大国会议[7]。四国首脑会议将在法国召开，这也是一种办法。按照我们中国的说法，这就叫两条腿走路。大国会议是跟它们在桌子上谈，这是一条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这又是一条腿。两条腿可以站起来，走路就好走。少了一条腿就不好，就不能走路了。我们相信你们也赞成不要打世界大战，世界大战我们是反对的。但是我们同时赞成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有权利起来反对压迫者。要不打世界大战，就要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我可以举一些具体例子:阿尔及利亚牵制了法国五十万军队，假如打世界大战，法国参加的力量就很少了，因为它只有这么多军队。南朝鲜人民起来，就牵制着美国驻南朝鲜的军队。土耳其人民起来，将牵制着美国驻土耳其的军队。日本人民如果也起来，又可以牵制美国一部分军队。有些人说，要世界和平，就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免得帝国主义不高兴，因此各国都不要搞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看还是两条腿走路。各国人民起来对压迫者进行反抗，这是一条腿，而且是一条重要的腿，也许是第一条腿；跟它们一起在桌面上开大国会议，讲什么裁军，解决德国问题等，这也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世界大战就难于打了。如果只有一条腿，要帝国主义不打世界大战，就没有保证。帝国主义是会搞欺骗的。帝国主义也有两条腿，有欺骗的一条腿，又有压迫的一条腿。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我们和你们一样是有怀疑的。但为什么我们又要支持大国会议呢?是借此看一看，就可以暴露它们那一条腿有病。

    我赞成阿尔及利亚这位朋友刚才所讲的这种思想，像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国家以及大体上和它相同的国家，要准备进行长期的斗争。有这样的精神准备比较有利。困难是有的，有时是很大的。我说过，中国的斗争光是武装斗争就有二十二年，你们的斗争才进行了六年。我们在革命斗争中，还犯过几次错误，比如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两次[8]，犯过“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三次[9]，使我们的力量遭到很大损失。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三十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三万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后来我们的军队得到机会，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时候，已发展到一百万人。一九四六年，美国和蒋介石向我们进攻，美国不是亲自出马，而是用帮助蒋介石的办法，支援蒋介石打我们，曾经使我们丧失很多地方，丧失许多城市。蒋介石全面向我们进攻，我们采取后退的策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一年打十个战役，虽然我们的地方丧失很多，但是敌人的军力被我们消灭了一百多个师，这时我们开始反攻。到一九四九年，我们的军队变为优势，蒋介石的军队变成劣势，其中大部分被我们消灭，我们解放了沈阳、北平、天津、济南、郑州等许多大城市。他们的地方被我们控制，军队主力被我们消灭。这时他们要求讲和，派代表到北平。我们就用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我们知道他们讲和是骗人的，但是我们如果不讲和，老百姓不相信，似乎是蒋介石爱好和平，而我们爱好战争了。好吧，就讲和吧，派代表来吧!这时他们派来了一个代表团，同我们谈了三个星期，我们说，你们要缴枪，把政权交给我们。他们的代表签了字，派人回到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去，请求批准。他们说不行，不能缴枪，不能移交政权，这就撕破了他们的“和平”面目。他们今天拒绝签字，明天我们就渡过了长江，这一条腿就伸出去了。敌人经常欺骗我们，我们要看得清楚。有时需要接受谈判，在谈判中揭露他们。两条腿就是这么走的。不是投降敌人，而是要敌人投降。比如现在世界人民要裁军，我们赞成，看你美国裁不裁，你裁，那很好，不裁就证明你是欺骗。要揭露敌人，用各种方法揭露敌人。和平谈判实际上也是一种揭露敌人的方法，我们是这样看的。我们不相信艾森豪威尔[10]很爱和平，帝国主义者哪里会爱和平?他们爱的是殖民主义。

    我们高兴地看到非洲朋友有这么多人破除了迷信。迷信的第一条就是怕帝国主义，你们破除了这一条，不怕帝国主义了。但是我相信，你们非洲两亿人口中还有一些人怕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还是有迷信的，或者说是有幻想的。因此你们还要向他们做工作，经过十年八年，慢慢地人就多了，两亿人口中可以有一亿人或者一亿多的人站起来，完全破除迷信，不怕帝国主义，胜利就有把握了。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国主义是其中的一种；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认为西方世界很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我们怎么不行呢?我相信，白种人可以干的事，我们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他们干得好些。因为他们人数很少，只有几亿。并且对白种人要加以区分，他们并不都是坏人，只有十分之一的坏人，十分之九是好人，或者他们暂时受人欺骗，不觉悟，总有一天会觉悟起来的。这主要是指无产阶级，还有其他同情无产阶级的人，比如劳动者包括农民。真正怕核战争的，白种人也有，有些资本家就怕。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闹矛盾，所以我们有机可乘。它们并不那么团结，美国人和英国人并不那么团结，美国人和西德人也不是那么团结的，阿登纳[11]同英国人也不对头。所以全世界劳动者，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爱国人民，同盟军是很多的。

    我们得出一条经验，在战略上不怕敌人。帝国主义已经削弱了，十个指头已经砍掉一个、两个、三个了。在苏联，沙皇没有了，变成列宁主义的苏联了。中国也脱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除了这两国以外，还有十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原来的帝国主义的指头，也都砍掉了。剩下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有些国家已经独立，有些国家正在争取独立。可以说帝国主义剩下的这几个指头也受了伤了。比如，古巴就在美国旁边，把美国的走狗打跑了；阿尔及利亚有很大一块解放区；几内亚也独立了；非洲还有其他几个独立的国家。看来，很大的风暴正在非洲掀起来，同样的风暴也正在拉丁美洲酝酿。有人说，亚洲最近几年民族独立运动比较低落，可是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伊拉克发生了革命[12]；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战争[13]，帝国主义没有胜利，埃及得到了胜利；最近几个星期又有南朝鲜、土耳其人民起来，看来日本人民也很有希望。所以现在帝国主义睡不着觉。朋友们讲到我们有些国家有困难，有忧愁。我认为我们有高兴的一面，又有忧愁的一面。我看帝国主义只有忧愁的一面，看不见高兴的一面。你说美国能睡得着觉?我不相信。帝国主义正像中国一句俗话所说的: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所以我们在战略上完全有理由轻视它们，坚信帝国主义制度是要灭亡的，全世界人民是要站起来的。我们在战术上要谨慎，每一个步骤都要好好地研究，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办事。合起来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样才能敢想敢说敢做。

    大家要看一看中国的经验，我们很欢迎。有些经验也许可以作你们的参考，包括革命的经验和建设的经验。可是我要提醒朋友们，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条件，你们有你们的历史条件，中国的经验只能作你们的参考。

    祝贺我们的团结，由于团结我们一定会胜利。祝贺我们的胜利，让我们团结起来取得胜利。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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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和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的谈话。

    [2]李承晚（一八七五——一九六五），一九四八年八月至一九六0年四月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

    [3]岸信介，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4]指《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见本卷第93页注[3]。

    [5]巴蒂斯塔（一九○一——一九七三），古巴前总统。执政期间实行独裁统治，使古巴完全从属于美国。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其政权被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推翻。

    [6]菲德尔·卡斯特罗，一九二六年生，一九五九年起任古巴总理。

    [7]大国会议，指稍后于一九六○年五月十六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会议讨论苏美在欧洲进一步缓和关系和寻求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途径。会议期间，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对一九六○年五月一日美国U－2型高空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退出会议，会议宣告流产。

    [8]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9]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0]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11]阿登纳（一八七六——一九六七），当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

    [12]见本卷第24页注[7]。

    [13]指苏伊士运河事件。见本卷第25页注[12]。